我的农民父亲

1

几年前，我跟我爸说，我想学着写几篇文章，我爸嘲笑我：“你写文章？我还不知道你，初中都没毕业，连一封信都写不好，还想写文章！”

他说这话的梗在1999年。那时我在新疆当“包身工”，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写得歪歪扭扭，满篇错别字。信是寄到村里小学的，我表哥是小学的老师，见是我寄回来的信，就在学校办公室拆开当众读了起来，让我成了一个笑柄。

后来，我还真写了几篇，并发表出来了。我告诉了我爸，我爸不相信，很惊讶，说：“连你这样的文盲都能发表文章啦！？那真是中国文坛无人！等有时间了我也写几篇，我随便写写就比你强！”

我妈嘲笑他：“你是啥样的货色我还不知道，连句话都说不顺溜，颠三倒四的货，还想写文章？”

我爸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小量我，我好歹也是高中毕业呀。”

听我爸这样说，我就笑着鼓励他写，还给他拿了两册信笺和两支圆珠笔。从这以后，每次回老家，我都问我爸，你的文章写了没有？他每次都说，“太忙了，没顾上写”。一晃到了2020年秋天，我大姐请我爸去市里帮忙看孩子，我就打电话给他，让他趁这一段时间有空，写几篇文章，他答应了。

2020年冬天的一天上午，我听到楼下有人按电动车喇叭，听着像我爸的电动车，忙跑到阳台上一看，果然是他。我问他来有啥事儿，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从口袋里掏出我给他的信笺，说文章已经写好了。

我和我爸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聊天，吃小蜜桔。我爸先跟我数落我妈的不是，说我妈跟他不是一条心，爱藏私房钱——我妈说家里没钱了，而我爸去挪动大缸的时候，突然发现缸底下压着1万零900块钱；又跟我数落我二姐的不是，说二姐都40岁了，啥都不干，一分钱不挣，还要靠他养活，他忙了一天回到家，二姐连饭都不给他做。

我劝慰他几句，他又高兴起来，说：“小安，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真让我哭笑不得。”

我爸说，前几天，他骑电动车去街上赶集，刚走几里路，看见路边上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伸手拦住他，说：“叔，你能带我去街上吗？我不白坐你的车，我给你钱。”我爸说：“顺路的事，要啥钱呐。”就停住让她上车了。

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天，我爸问她：“听口音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呀？”女人说她是广西人，是被我们这里的一个男人骗来的，她和那个男人一起在广州打工，谈起了恋爱。那个男人说他家里条件不错，住的是楼房，结果来了一看，住的是破瓦房，她就想走，那男人不让她走，她这是偷着跑出来的，准备去街上坐车。

一路上，女人把那个男人说得一无是处，狗屁不如。我爸就说：“听你说，这个男人住得离我不远，他叫啥名字呀？你说出来，让我看看谁恁不是东西！”

女人说：“他叫张XX（跟我爷爷同名）。”

我爸惊得两手一抖，差点没把电动车骑到路边的沟里。

女人惊讶地问：“叔，你怎么啦？”

我爸又尴尬又好笑，也不吭声了。到了街上，女人拿10块钱给我爸，我爸摆摆手，没要，让她快走。

讲完了，我和我爸都嘿嘿笑起来。我拿出我爸带给我的信笺，笑着说，我看看你写的咋样。我爸立刻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我先走，我先走”。说完，逃也似地溜走了。

我爸一共写了两篇，每篇千字左右。其中的一篇短文抄录如下：

童年

1955年11月10日，我出生在淮河岸边一个小山村，记事时已是1959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里。记得家里喂了一头牛，牛栏边栽着一个桐树杆子，里面铺些稻草和一床被子，这就是大人的床了。三间破草房，二间小偏房，一盘石磨，用来吃面用。一头驴一次只能磨20斤麦子的面。这一年也不是不产粮食，只是粮上交了，公粮每人（大人）一天只能吃7大两，生产队里支了一口大铁锅，集体做饭来吃。

你想想人饿急了，有头有脸的人夜里偷着做点吃，这7大两粮食就名存实亡了，剩不了多少。每次生产队做饭，一家去一人打饭。只见那大铁锅里的稀饭翻着大水花，水花带着熟米粒翻动着，打饭人拿着大木把木瓢，就是一瓢。在锅里看着有些米粒，装到饭桶后，米粒沉底了，显出半桶水了。

每次打饭都是大姐提着木桶去打饭，母亲煮着一锅菜，孩子们面黄肌瘦，双手托着小脸眼巴巴地等着，大姐有次打饭回来了，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打饭的人给队里干部打饭时，那木瓢对着水花舀一瓢，把比较多米粒给舀走了，社员们的饭米粒就更少了。

饭打回后，谁也不准吃，母亲把稀饭和煮的野菜倒在一块拌匀了，才可吃饭。有时只能一天吃两顿饭。可是中午没吃，晚上又特别的饿，还是把中午省下的饭给吃了。所以大人说：一顿不烧锅，两顿一般多。

那一年，门前一口塘，有半塘水，四边长着很多灰灰菜，我提着母亲用高梁秆编的小四方筐掐着灰灰菜，挖木箕棵。灰灰菜好吃，木箕棵四圈儿嫩叶嚼得动，中间不能吃，吃不动。那一年，有个顺口溜：路宪文管的宽，管得家家不冒烟。社员饿死一大片，他说社员吃干饭。榆树皮、榆树叶子、草根、米糠、麦麸、槐花吃尽吃光。人吃糠大便不下，用树钎子弄。槐花吃得人眼皮肿。有人偷吃牛肉被撑死，有的人饿得提不起裤子。

这一年祸不单行，父亲病逝了。父亲的模样记不起来了。父亲得了牙痈，没吃没穿，没钱医治，没有力气，请不起人帮忙。父亲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家里一个小脚母亲，一走三摆。二个女儿，一个儿子。没吃没穿，破衣烂裤子。无法把尸体运回家。可怜的父亲临死时没有看亲人一眼，去不了。父亲临走时没有一件新衣穿，没有一座土坟在。父亲死不闭目，心想着儿子、女儿、老婆。母亲泪如雨下，放声大哭：老天爷你怎么不睁眼看看我这一家人以后可怎么活呀！

母亲中年时才有了我，起名“冬成”，希望我能长大成人。头上的头发留了一个圈，叫铁圈，圈着我，怕我长不成人，只能等到12岁时才能除去。袄是大襟的，就是当时女式的，为是保暖，一个儿心疼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小时候没有玩具，我就自己做了一个铁环推着玩，玩着玩着，玩走了我的童年。

2

读完了我爸的文章，我忽然想写写我爸这个人。

在写我爸之前，我在网上搜了几十篇写父亲的文章，通读了一遍。我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写父亲的正面——父亲是高大的、伟岸的，和蔼的、可亲的、正直的、善良的……等等，在这些作者的眼中，他们的父亲就没有任何缺点。

我希望我能写出一个真实而又立体的父亲——要说他是一个极好的父亲，一想起来就感动得痛哭流涕，那倒不至于；要说他是一个很坏的父亲，吃喝嫖赌，弃养子女，那也没有，他就是农村一个平平常常的父亲，这样的父亲构成了农村父亲的绝大多数。

首先，我要说，我爸是一个既聪明又愚蠢的人。

先说说我爸聪明的一面吧。

我爸高中毕业，当时在我们这个生产队是学历最高的人。刚分田到户时，别人家只会老老实实种水稻、小麦，赚不到什么钱，也就混个温饱。而我爸则尝试着种经济作物——西瓜。那年代会种西瓜的人极少，西瓜的价格还可以，农民没钱买西瓜，家里只有粮食，我爸就采用更灵活的销售方式——让他们拿粮食来换西瓜，一斤麦子换三斤西瓜。

因为我爸的脑子活络，日子也就比别人家过得红火些，这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眼红。生产队的吴队长一手拿着账本，一手拿着镰刀，来到我们家的西瓜地边，说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爸很生气，一把把他推到了田沟里，说：“你给我讲讲啥叫资本主义，你要能讲得清，我的西瓜让你随便砍。”

别的村民听见吵嚷声，也围过来观看。于是，我爸和吴队长就“什么是资本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吴队长是个小学都没毕业的文盲，自然辩不过我爸，最后只能红着脸悻悻而去。

当年我们村有一片飞地，飞地上长着587棵针叶松，吴队长想把这些松树卖掉，5毛钱一棵，293.5元起拍。大家都觉得不算贵，但没一个人敢要。其实大家的顾虑是非常现实的，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是集体的，集体可以随意地无条件地剥夺个人的任何财产，花钱买这一片树林，万一过两年再被集体无偿收走了怎么办？个人的财产权能有保障吗？

我三爹觉得很便宜，说：“就是一个树头（树冠，那年头没柴烧，而松树的枝杈是非常好的燃料）也值5毛钱。”

大家就说：“那你赶紧买呀！”

他却又推说自己没钱，买不起。没办法，吴队长又降了几块钱，285块钱。

我爸要了。就这285块钱，还要分3年还清。买下松树林，我爸就置办了一套木工用的工具，自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木匠。农闲的时候，他就在家做椅子，做好了，刷上漆，我妈再用毛笔在椅面上涂两朵小花，再上一层清漆就完工了。逢集的时候，我爸就挑着6把椅子去街上卖。我爸有眼光，买下这片松林，不但能通过卖椅子挣钱，还让我们家不缺柴烧。

我爸还会织网、会捕鱼、会针灸、会挖草药、会种烟叶、会烤烟叶、会写毛笔字、会写状子、会杀猪、会接生孩子，我们姐弟四个有三个都是他接生的。我可以说，在方圆百里之内，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同时会这么多东西的农民，这样的人，你能说他不聪明吗？

但同时，我爸也有很愚蠢的一面。能说明我爸愚蠢的事太多了，我就随便举两个吧。

1996年，我爸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一口井。他自己用铁锹挖的，挖到2米多深，泥巴无法甩上来的时候，我就用井绳拴着小桶缒到井底，帮他把泥巴拉上来。我们父子合力，挖了10多天，总共挖了约有10多米深，然后把砖头缒下去，圈好井壁。可费了很大的力气打好的井，水却不旺，每天只能拔上来两担水。

第二年夏天，我爸说他想到一个好主意，他让我去公共水井里挑水回来，倒在自家井里，这样井里的水位就高了。看他的意思，如果一个月不在井里打水，那井里的水就会越积越多，最终能变成自流井——你们有见过如此的蠢人吗？真是将军无用，累死小兵。如果按他的要求做，我就是累死，也是在做无用功，可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做，又怕他晚上回来责怪，说我懒惰。

怎么办呢？

天又开始下雨了，越下越大，平房的排水口开始哗哗地往下流水。我灵机一动，找来十几米废水管，一头接在排水口，一头插在井口，几个小时之后，井里的水就漫了出来。我把废水管收起来，把井口的石板重新盖好。

到了晚上我爸回来的时候，雨也停了。我爸问：“我早上走的时候让你去挑水倒在咱家井里，你挑了多少担水呀？”

我说：“不少挑，少说有几十担吧。”

我爸有些不相信，掀开石板一看，好家伙，水井居然满了。他惊讶地说：“你咋挑恁多水呀？”

我没接他的腔。第二天早上掀开井口的石板再看，井里的水位又恢复了老样子，绝大部分的雨水都被井壁给吸收了，我爸此后没再说过往井里存水这样的傻话。

也是在1996年，我们家承包了一片荒地，有10多亩。我爸和我妈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在这片荒地上种柿子树。他们从一家远房亲戚处买了400棵大拇指粗的树苗，每棵2块钱。他们畅想未来：“等收获了柿子，就做柿饼子卖。每棵树的柿饼子卖10块钱，每年也能卖几千块呢。”

我们全家一起出动，去山上栽柿子树。刚栽的小树苗，一个孩子都能拔出来，这片荒地离我们家约有1公里，如何防止树苗被周围的村民偷走，成了一个难题。我妈想了一个办法：在树苗的腰部刷一圈红漆，这样，看见谁家门口栽着刷红漆的柿子树苗，就可以认定是偷了我们家的。

红油漆买回来，也刷过了。这时路过一个村民，说：“你们在这荒地里栽柿子树，还不被人家偷完了？”

我爸说：“不怕，我的柿子树刷红漆了。”

这个村民说：“遇到讲理的好说，遇到不讲理的，人家说他的柿子树也刷红漆了，这咋说得清呢？”

对呀，这样看来，刷红漆也不管用。

后来，我也忘了是谁想出来一个简单又好用的绝招：把一枚图钉摁在柿子树苗根部的隐蔽处。如果我们和村民因为一棵树苗发生了争执，那我们就问对方的树苗可做了记号，对方肯定说不出，这时我们就拔起树苗，找到图钉，就可以让偷树苗的人无法再抵赖。几年之后，等图钉锈烂了，柿子树也长大了，根深蒂固，不容易被偷了。

我妈就去街上买来几盒图钉，我们全家一齐动手，在400棵柿子树苗的根部都摁上了一枚图钉。

第二天，附近有一小群村民过来散步，其中一个村民说：“你们在这荒地上栽柿子树，不怕被人家偷走了？”

我爸笑着说：“不怕，我有绝招。”

这个村民问：“啥绝招？”

我爸拿起一棵柿子树，我妈想阻止他，可为时已晚——他指着柿子树的根部对那群人说：“你们看看，我在每棵树苗的根上都摁了个图钉，谁敢偷我的树苗，我拔起来一看，有图钉的就是我的。”

我们所有的努力就因为父亲这句话而功亏一篑。等那群人走了，我妈气愤地骂我爸：“你妈吔，我恨不能一棍子打死你这个蠢货！”

我爸这个人是没有心眼儿的，单纯到近乎傻。我妈说：有你爸在，咱们这个家就没有隐私。你们要是有啥事儿，可千万别跟你爸说，你爸知道了，也就等于咱们全村人都知道了。

3

我爸是一个既勤劳又懒惰的人。

不得不说，我爸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劳。他小时候因为挨饿，导致他对粮食有一种执念，不管有没有钱，家里必须得有粮食。所以，我爸总喜欢承包土地，村里谁外出打工了，就把他们家的田地包给我爸耕种。

那时候没有机器，插秧、收割、捆扎、挑担、打场……全是人工。最重的活儿就是挑担。我妈领着我们姐弟三人捆扎稻子，我爸一个人往打谷场挑。

那是怎样沉重的活计呀——用粗笨的钎担扎进稻捆，用两手提着，再扎进另一个稻捆，两捆稻子差不多有150斤，用两手托着钎担，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往上提，曲腿弯腰，用右肩接住钎担，再直起身，这样一担水稻就到了肩膀上。空手走在稻田里没事，一担水稻上了肩，双脚立刻陷进了齐腕深的湿泥里，每拔一次脚都很吃力，更何况肩上还压着150斤的担子。好不容易挨到田埂上，沾了湿泥的脚，又一步一滑。

刚挑第一天的时候，肩膀会很疼，会红肿；等到第二天再挑，肩膀就会又疼又木；第三天再挑，肩膀就只剩下木了。一个星期之后，肩膀不疼也不木了，上面会长出一块又厚又硬的肉垫子。水牛的脖子上面架牛轭的地方，也有一块又厚又硬的肉垫子，那是经常拉犁耕田磨出来的。在农村，经常劳作的男人的肩膀跟水牛的脖子一样，粗糙厚实。

我爸不但在我们村承包土地，还去外村承包。外村的田地离我们家的打谷场很远，接近2公里。我爸也是顺着田间小路，把稻捆一担一担挑回来。有时候天都黑透了还没挑完，放在田里又怕被别人偷走了，他就拖着疲惫至极的身体强撑着往回挑——不挑没办法呀，家里还有年幼的儿女都等着他养活呢，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每年都要挑几百担，我爸是怎样苦苦支撑下来的呀！每当回忆起他为了这个家辛勤劳作的场景，借用朱自清的话：我的眼泪又来了。

农闲的时候，我爸还会做椅子挑到街上去卖，或者给周围的村民杀猪挣些手工费；再或者扛着自己织的大网，去给附近的村民打鱼。我们周围的村民都说我爸勤劳能干，像老黄牛一样，似乎就没有闲的时候。凡是认识他的人，哪一个不说他勤劳呢？

但就是这么勤劳的父亲也有懒惰的一面。我爸知道我要写他，但他肯定不会想到我会写到他懒惰的一面，他也绝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懒惰的人。

小时候，我们村吃水都是去村里的公共水井挑水，每天早上和傍晚，井边都会有好几个人挑水，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口井离我们家100多米，井口离水面很深，有10多米的样子。打水的时候，要用井绳拴着水桶，放入井中，摆动井绳，让水桶扣在水面上，灌满水，再拔上来，然后用钩担挑着两桶水回家，倒入水缸。

我们家人多，用水也多，每天都要挑三四担水——洗菜洗衣都在门口的池塘里解决，否则用水还要多，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儿。我小时候，我们家吃的水从来都是我妈去挑的，农忙的时候就不说了，农闲的时候，父亲啥也不干的时候，他也不去挑水。

有一天，姥爷来了，我妈忍不住向他倾诉，说我爸不挑水。我姥爷就批评他，我爸无力地辩解：“井太深了，我懒得往上拔。”

多年后，我妈向我们讲起这事还愤愤不平地说：“你们看看，这是个男人说的话啵？井太深了，你一个男人都懒得往上拔，你让我一个女人去拔！”

能体现我爸懒惰的还有很多小事。比如，他高中毕业，又当过老师，但他从来没有辅导过孩子的学习，农闲时也不曾有过，我写作业的时候，他总是早早就上床睡了；我妈跟他分床睡之后，他几乎从不铺床，也不清洗被单，床上又脏又乱，用我妈那夸张的说法：掀起他的被单一抖，能抖下来一担土。

4

我爸是一个既善良又残忍的人。

我爸每天除了忙于生活，还给乡亲们帮了不少忙。在我们村，和我爸年龄相仿的人中，他是学历最高的，乡亲们谁打官司了，就会来找他帮忙写状子，他也从不拒绝。写状子没有任何报酬，他之所以愿意帮他们写状子，只是因为同情那些受到欺负的人。

我爸在农闲之余，又买了几本医书，自己在家钻研，居然学会了扎银针、挖草药。我所在的小村子叫张塆，在一百多年前，提起这地名没人知道，但是提起“药铺张塆”，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这家药铺就是我的祖上开的，如果祖上的药铺没倒，我爸倒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小时候，经常有一些中老年人找上门来让我爸给他们医治。我们家有一张很老的胡床，老人们裸着上身，趴在床上，我爸则在他们身上扎下很多银针，有时候还会挖些草药给他们吃。我亲眼看见我爸治好过很多人。他给乡亲们治病，不收一分钱，延长治疗时间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他都是尽心医治每一位患者。被治好了的人也会感谢我爸，有的买几包点心，有的提一小篮鸡蛋，有的买些水果之类的。还有的会买价值昂贵的烟酒，我爸居然还给人家送回去了。

我妈不想让我爸给别人看病，原因是家里孩子多，怕别人会带来什么传染病，也怕把别人治坏了。本来治病不收一分钱，再把别人治坏了还得赔钱，家里也就刚解决温饱，哪有钱赔给人家？我妈责怪我爸的时候，他也不吭声，等下次再有人上门，他还是照样给别人看病，病人走了我妈又责怪他，如此循环往复。

我爸也曾拒绝过别人，但那个老太太一下子跪在我爸的面前，说：“我求求你呀，你要是能治好我的病，我一辈子感谢你的恩德。”我爸没有办法，只能把她拉起来，接着治。

我爸虽然没挣到一分钱，倒收获了一个好名声，大家都说我爸是个好人。这几十年来，我爸免费医治的少说也有几百人，你们能说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吗？

但就是这么善良温和的人，也有残忍的一面。

有的人对待小动物很善良，他们能拿出口袋里仅有的几百块钱去救治受伤的小猫小狗，极尽怜爱与细心，但他们可能在对待自己的父母时则又是非常苛刻而残忍的——而我爸的残忍是对动物而不是对人。我看过很多作家写杀猪，但完全写对的几乎没有。要是有时间我也来写一篇杀猪，不过这一段就只写我爸是如何残忍的。

杀猪的老千刀有一尺多长，如果算上刀把，简直有二尺长。我爸杀猪的时候，左手拿着铁钩，右手提着老千刀，趁猪不注意，把铁钩塞到猪的嘴里，往上一翻，钩住猪的上腭，猪疼得发出惨叫，浑身的毛都奓起来了。我爸就这样拉着猪朝前走，走到案板边，别人帮忙把猪摁倒在案板上，我爸用左手扳着猪的下巴，右手握着老千刀，对着猪脖子捅了进去，斜着往里一直捅到心脏，直到感觉刀尖已经扎破心脏，才把刀抽出来。猪血带着沫子喷出老远，我爸手上也往下滴着猪血。说实话，那一刻，我觉得他是有些残忍的。

如果只是杀猪，或许也谈不上多残忍，因为我对猪毕竟没有多少情感，可我爸还杀过狗。我小时候很喜欢狗，狗也很亲近我，我是决不能接受我爸杀自家的狗的。我爸倒从没当着我的面杀过自家的狗，但他总是说：“狗长胖了，过年杀了自己吃——这个小狗娃别送人了，养大了自己杀来吃——我以前杀过一个狗，长得很瘦，那时候也没东西喂它，它就舔猪槽，剖开肚子，只有几片菜叶和一些糠渣子……”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吼他：别说了！可他的心粗得很，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明知道我不喜欢听这些，可他还是会再次说起。前些年，我家的黑狗咬电线被电死了，他居然把死狗装到编织袋里，让弟弟带给我，让我剥了吃——我怎么可能会吃自家养的狗呢？还是自己剥皮！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只能把狗带到郊外去埋了。

另外，我还想再说几句，无关残忍，事关尴尬。我觉得很多农村的父亲都是这样，他们经常会在子女面前说起牲畜配种的事。比如，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去看他，他就絮絮叨叨地说：“牛跑山了，那家的牛种好，长得大，以后降（出生）的牛娃子也大；母猪也要赶窝儿了，现在他们都是人工授精，也不知道中不中？……” （信阳人管牛配种叫“跑山”，管猪配种叫“赶窝儿”。）

每次听父亲说起这些，我都既烦躁又尴尬，我真想吼他一声：别说了！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就没别的话题可说了吗？谁关心你“牛跑山”“猪赶窝儿”这些破事儿！

5

我爸是一个既寡言又啰嗦的人。

我爸虽然是高中毕业，也当过几年的小学老师，但是在我和两个姐姐读书期间，居然从来没有教过我们一个字。我的学习成绩是好是坏，考了多少分，他从不过问。

有一天，我问他：“你也当过老师，你是咋忍住不教我们一个字的？你是怕我们把你的知识学走了？”

他没吭声，但有些惭愧的样子。我侄儿写作业时，我妈就让他去辅导，说：“小安就说你没教过他一个字，现在轮到孙子了，你还不去教教他？”

他赶紧去了。但几十年过去，他的那点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连小学的题都不会做了，对着孙子的作业本研究了半天，也只能讪讪地走开了。

小时候没有电，晚上都是用煤油灯照明。我爸在煤油灯前缝补他的破袜子，我拿着小学课本问他，爸，这个字念啥呀？他很粗暴地吼道：一边去，再挡了我的亮，我搂头给你一家什！有什么事惹他生气了，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搂头给你一家什！”成年后，回想起往事，心里对他还是有些不满。同时也觉得这句话粗暴而滑稽，我就经常模仿我爸，板着脸，呲着牙，尽量用难听到刺耳的声音吼道：我搂头给你一家什！每次说完，又绷不住，噗嗤笑了。

有一天，我居然又听到他对他孙子吼道：我搂头给你一家什！

我妈就责怪他：“还那样说，还那样说，因为这句话，小安燎刺你好几年，你还不知道拐！”（燎刺：信阳常用方言，意思是，揪住某人的小错误，不时用言语敲打，就像把人放在火边烤，用针刺，让犯错人难受，却又无可奈何。）

从这之后，我再也没有听我爸说这句令人厌恶的话。

在教育子女方面，父亲是沉默寡言的，别想从他这里听到任何有用的教导。但在说那些没用的闲话时，他却能滔滔不绝，拦都拦不住，用我妈的话说：说正经的没他，嚼无味的有他。

每当我爸啰嗦不休时，我就会笑着说他：“大爹，你别说了，我求求你让我说两句吧！”我妈和我弟也学会了，听他啰嗦不休时，偶尔也会拿这句话来燎刺他。我爸也并不生气，嘿嘿笑笑就不吭声了。

这个梗是在2000年的清明节——我太爷爷有两个儿子，在本村堂兄弟中排行老四和老五。老五是我爷爷，四爷爷死后，四奶奶把二儿送给了别人，自己带着大儿和三儿改嫁他乡。虽然都已经改了姓，但到清明节时他们还会回来祭拜太爷爷和四爷爷。老二的儿子，我管他叫堂哥，在武汉打工，他长得异常强壮，胳膊上纹着龙，像个黑社会。

祭拜完先祖，大家一起去我小叔家吃饭。饭桌上，大家就天南海北地喷开了（信阳人管大声地闲聊、吹牛皮叫“喷”）。堂哥在武汉混了十来年，经多见广，急着想喷喷，奈何长辈在喷，轮不到他喷。他刚张嘴开喷——我说……就被我爸高声打断了。他只好停下来，等我爸喷完了，他又插嘴道，这件事儿……我爸又高声喷了起来。如此几次，他憋得脖子脸通红。我在旁边看着，就偷偷地笑。

后来堂哥实在忍不住了，就笑着说：“大爹，你别说了，我求求你让我说两句吧！”

全桌人都笑了起来，我爸这才把发言权让给了他。我回家把这件事讲给我妈听了，我妈责怪我爸：“你看看丢人啵，少喷两句能憋死你！”

我想，在农村，有很多父亲都是像我爸这样吧——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他们连自己都没活明白，又拿什么来教育子女呢？我觉得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主要的差距还不是户口、房子这些外在的表面的东西，而是见识、学识这些内在的教养的缺失。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可大多数的农村父母根本教不了孩子任何有用的东西。

6

我爸又是一个既粗心又细心的人。

小学五年，我一级没留，顺利考入初中。开学那天，别的父母都骑着自行车送孩子上学，而我却没人管。

别的孩子大多数都在小学留过一两级，都比我长得高大，我那时候长得又瘦又小，骑自行车屁股都够不到车座，只能骑在中间的杠上，伸着脚尖才能够到脚蹬子。我来回在家和学校之间骑了三趟，一趟带竹帘（竹帘是把手指粗的竹杆截成两米长，用绳子把几十根竹杆绑在一起，使用时把竹帘展开，架在条凳或桌子上，就成了床），一趟带被子，一趟带了五十斤大米。

最后一趟，走到半路，自行车倒了，我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把驮着大米的笨重的二八大杠扶起来——把米袋卸掉，先扶起自行车，米袋就无法抱上车座；把自行车放倒，把米袋掫上车座，我又扶不起自行车。我累得满头大汗却无可奈何，直到求助一位过路的大叔才搞定。

上述这些小事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却要拼尽全力。我爸完全可以一趟给我送过去，可是他没有。

1998年，我初中辍学之后无处可去，就在家放了半年水牛。到了腊月，我爸在家门口杀猪，谁家想杀猪了，就把猪赶过来。我也每天早早起床去100多米外的公共水井里挑水，回来倒在烫猪的大锅里。锅里倒满了，还要再挑两担水冲洗猪肉，每天都要挑十几担，非常辛苦。给他帮了那么多忙，他连几块钱的零花钱都没舍得给我，所有的钱都拿去给我二姐读书了，而二姐现在倒是经常骂他、追砍他。

有一天早上，我挑完了水，正吃早饭，突然在门缝里看见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赶着他家的猪来了。我读书期间，就数学成绩最好，数学老师很喜欢我，还鼓励我好好读书。现在辍学在家给我爸帮忙杀猪，眼看有成为杀猪匠的可能，我感觉没脸再见数学老师了。于是我就跟我爸讲了，请求他待会儿千万别叫我出去帮忙。要叫，也一定等数学老师走了再叫我。

可他完全没把我说的话当回事，不一会儿，就开始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我。我刚开始不答理他，盼望着他能想起我刚才嘱咐他的话，可他没有，反而更大声地嚷嚷：“你是聋了咋地？”我只好红着脸，硬着头皮走了出去，极其尴尬地跟数学老师打了声招呼。在那一刻，我真的很生我爸的气——你但凡能有一丁点儿顾及儿子的脸面，也不应该这样做。

我对我爸最温暖的记忆发生在我几岁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家门口有一口大池塘，每到冬天我和小伙伴都可以在池塘的冰面上滑冰。小时候的雪也下得大，哪一年不来一两场封门的大雪呢？早上起来，可以看见厚厚的雪从房檐上弯下来。

冬天的早上，都是我爸先起来煮稀饭。煮好稀饭，再喊我们姐弟三人起床。那时候我们村连电都没通，房间里冷得像冰窖，在桌子上放一碗水，不到一小时就结冰了。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内裤秋裤什么的，只能是光着屁股直接穿到棉裤里。棉裤很大，前面带着肚兜，一下子把这么大的棉裤裹在身上，冰得人很难受。

我爸心疼我们，就给我们烤棉裤。先烤大姐的，再烤二姐的，最后烤我的。我爸把棉裤翻过来，把棉裤的里面放在灶火上烤热，然后赶紧团在一起，抱在怀里，一边跑一边依次叫我们的名字。等我爸叫到我的名字，我就赶紧掀开被子站起来，把两条光腿依次伸进我爸烤热的棉裤里。本来冰凉刺骨的棉裤，烤过之后变得温暖而舒适。我爸的手也烤得滚烫——由于长年劳作，他的两手满是老茧，当他的手碰到我的屁股时，我能感到又烫又扎人。

整个冬天，只要我爸有空，他都会给我们烤棉裤。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在我记事之前一定也在烤），直到我开始读小学，烤了好几年。每想起这些温暖的小事儿，我的眼泪又来了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