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绍明先生(2023)
回憶周紹明先生 2011年4月,獲得一年學術假期的永富青地先生來到劍橋大學,在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部(FAMES,以下簡稱亞洲中東系)訪學,並參與該系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先生開設的課程。劍橋的學術活動精彩豐富,然而一年之後的訪學成果尚無規劃,永富先生不免有些憂慮。此時周紹明先生出示《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未刊稿,正合永富先生胃口。既獲慨允,遂鼓勇譯出;同時心生一念——何不向日本讀者系統介紹歐美的中國書籍研究史研究進展。
永富先生最終的訪學成果,便是2015年6月出版的譯文集《中國書籍史展望——出版、流通研究新論》[1]。該書分三個主題:漢籍史與印刷技術、商業出版與讀者層的擴張、漢籍收集與藏書形成。選譯論文九篇,作者都是本領域的中堅力量:包筠雅(Cynthia Brokaw)、巴瑞特(T. H. Barrett)、賈晋珠(Lucille Chia)、魏希德(Hilde De Weerdt)、馬蘭安(Anne E. McLaren)、周紹明、吴芳思(Frances Wood)。文集後記中,永富先生首先感謝了周紹明先生與Hiroko女士伉儷。
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筆者獲得“發現中國——古代軍事工程科技獎學金”資助,至劍橋李約瑟研究所(NRI,以下簡稱李所)訪學[2]。從事研究課題(西方技術對中國火器發展的影響)之外,瀏覽大學圖書館的無盡收藏,巡閲城中的大小舊書店,著實愉快。11月20日,李所例行舉辦周五討論會(text-reading seminar),周紹明先生亦來旁聽,乃有幸結識。周先生稱已自亞洲中東系退休,目前仍在指導本科生。我們自然聊到了他的名作《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3],從此不時電郵往還。
大約同時,偶然讀到榮新江先生一篇回憶,追述1980年代在歐洲游學四處尋訪敦煌文獻的經歷,不由心生向往。此時此地,何事可爲?翻檢英藏漢籍諸家目録,本地一二學院見存零星漢籍。其他學院會有什麽呢?遂起興調查。11月至次年3月間,先後走訪十家學院圖書館,經眼舊籍約四十部。2016年1月上旬,兩赴聖約翰學院圖書館善本閲覽室觀書,館員相托作一英文清單,簡介本館中文古籍。惟恐詞不達意,描述欠妥,稿成乃先寄周紹明先生(聖約翰學院成員)審閲。周先生慨允代爲修訂,又邀1月21日午後至其家茶叙,同時見見他指導的瑞典本科生,後者正在準備一篇有關日本火藥的論文。周宅距離李約瑟研究所步行約一刻鐘,周先生電郵詳述路綫,提示地標,仿佛迷宫指南,最後——“看到門口的竹子,你就找對地方啦”("When you will see bamboo at the doorway, then you will know you ha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 ")。在谷歌地圖一鍵即得的時代,這樣的信件親切而有趣味。
2016年2月5日,周五討論會輪至本人報告,遂介紹《中國最早的西法砲學著作:從劍橋的西班牙文抄本到北京的鑄鐵大砲》[4],周紹明先生亦在座參會。3月10日,周先生電郵告知,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内電梯間旁的小桌上放着一本灰色封皮的厚書,他在第552頁夾有紙條;本頁提及康熙皇帝與耶穌會士討論銅砲事宜,引文出自耶穌會内部文獻,恐余尚未注意;本周五將再來李所,若未找到該書,可指示所在。讀罷郵件,步出一層辦公室,登至二層圖書館,小桌上的灰皮書乃是高華士(Noël Golvers)三卷本巨著《中國的西學圖書館:耶穌會傳教與西文圖書從歐洲向中國的流佈(約1650—約1750)》的收官之作,2015年最新出版的第三卷《書籍與讀者》[5]。李約瑟研究所係獨立機構,并不隸屬劍橋大學;同時李所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與劍橋大學圖書館系統資源共享,特别是與大學圖書館中文部密切合作,分工采購中國關係資料,避免重複,節約互惠。故而周先生也會來李所瀏覽新書。幾個月前,他剛剛爲高華士三卷本的前兩卷(2012,2013)撰寫長篇書評,後亦寄示賜讀。
3月24日,周先生邀請我和吴蕙儀至聖約翰學院午餐,並贈與《ケンブリッジの漢籍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一文的複印件。啓程回國前兩天,4月8日,應邀再訪周宅,又見車道兩側的矮竹叢。時周先生重感冒初愈,談興頗高,並簽贈自編會議論文集一部——2015年出版的《東亞與歐洲的圖書世界,1450—1850:聯結與比較》[6],作爲“a small 送别 gift”。
2016年8月24日,聖彼得堡舉辦的第21届歐洲漢學學會雙年會開場,得與周紹明先生、Hiroko夫人重逢。吴蕙儀、李仁淵、陳妍蓉和我共組一場書籍史主題的分會,周先生欣然擔任本組評議人,逐一點評并作總結。8月26日下午,我們的分組會議在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學系舉行,四個報告充實有趣,效果頗佳;周先生妙語加持,大增光彩。此前周先生細緻地修訂了我的英文講稿,特别在末尾添加數語,既與開首呼應,又可博聽衆一樂("I hope, a laugh from the audience")。報告現場,我對結尾略作發揮,隨即明言噱語爲周先生指授。“Oh, it's your joke.”周先生説道。大家捧場再笑一次。晚間本組同仁齊聚周先生推薦的精緻小餐廳,觥籌交錯,大快朵頤,猶記兔肉風味殊佳。深夜衆人步行歸寓,委巷空寂,街燈明黄,一路得聞周先生回憶早年旅居日本故事。
2016年初商議組團參會之際,周先生便提議諸位撰寫論文,以專題形式,尋一雜志合刊,我也聲言贊成。聖彼得堡會後我轉赴莫斯科,觀賞俄羅斯國立圖書館藏宋元珍本,意外開啓此後數年的俄藏漢籍調查。回國後與周先生通信,分享各自訪俄見聞——他也覺得俄羅斯博物館(主要收藏俄國繪畫)的觀展體驗遠勝冬宫。周先生再次鼓勵完成文稿,設法刊佈。最終,出於懶惰、興趣轉移、拖延症,我放棄了投稿,寫信致歉,也將《劍橋訪書記——學院圖書館藏漢籍經眼録》初稿一并附呈。2016年11月18日的這封電郵未見回音——我讓周先生失望了吧。
2019年9月至12月,周紹明先生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擔任訪問教授。初聞消息,即思趨謁,然終未成行。疫情三載,恍惚而逝。2022年11月2日,晨間忽見周先生訃聞,云10月30日因病辭世。深夜重讀2015—2016年間往復電郵三十餘通,感念存殁,不能釋懷。先是,原想等《劍橋訪書記》正式發表,紙本寄奉劍橋周寓,以爲謝禮,以博一笑。不意出版延宕多年,彼時紙本尚未入手,終成遺憾[7]。先生長者,余有愧焉。
早在2016年3月底,初讀《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日文版,即請周先生賜示原稿,自任譯爲華言,以廣其傳。該文介紹劍橋藏品歷史沿革,正是當時興趣所在。周先生告知該文原爲在日本的演講而作,待尋獲英文原稿("original English draft"),即行寄示。後無下文,不了了之。2022年11月,投書請教永富先生,尋求英文原稿;承告當時事了即還,未存副本。
《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言及時在李約瑟逝世之後十五年,可知作於2010年。演講稿多處聯係日本事宜,與現場聽衆呼應。稿内引文大都未注出處,偶見點到爲止、誤會失記之處,均不足爲病。感謝董岑仕老師自日文本轉譯全文,筆者略作補注,了却一樁心願。譯事既竟,略述緣起,以爲紀念,以申永懷。
鄭誠 謹識 2023年2月12日初稿 2023年3月8日修訂 附記:本文原爲《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漢譯本附錄,刊于《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26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2月),第274—278頁。《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周紹明著,永富青地日譯,董岑仕中譯,鄭誠補注,參見《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26期,2022年12月,第257—278頁。 [1] 永富青地編譯,《中国書籍史のパースペクティブ——出版·流通への新しいアプローチ》,東京:勉誠出版,2015。
[2] 該學術資助項目自2017年第三届起改名爲“發現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科技與文化交流專項獎學金”,每年一届,延續至今。
[3] 周紹明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 Zheng Cheng, "The First Chinese Treatise on European Artillery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From a Spanish Manuscript in Cambridge to a Cast-Iron Cannon in Beijing",Cambridg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5 Feb 2016.
[5] 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 - ca. 1750). 3. Of Books and Reader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 Leuven, 2015.
[6] Joseph P. McDermott, Peter Burke eds., 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 1450–1850: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鄭誠,《劍橋訪書記——學院圖書館藏漢籍經眼録》,《書志》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22,247—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