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绍明先生（2023）
回憶周紹明先生 2011年4月，獲得一年學術假期的永富青地先生來到劍橋大學，在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部（FAMES，以下簡稱亞洲中東系）訪學，並參與該系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先生開設的課程。劍橋的學術活動精彩豐富，然而一年之後的訪學成果尚無規劃，永富先生不免有些憂慮。此時周紹明先生出示《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未刊稿，正合永富先生胃口。既獲慨允，遂鼓勇譯出；同時心生一念——何不向日本讀者系統介紹歐美的中國書籍研究史研究進展。
永富先生最終的訪學成果，便是2015年6月出版的譯文集《中國書籍史展望——出版、流通研究新論》[1]。該書分三個主題：漢籍史與印刷技術、商業出版與讀者層的擴張、漢籍收集與藏書形成。選譯論文九篇，作者都是本領域的中堅力量：包筠雅（Cynthia Brokaw）、巴瑞特（T. H. Barrett）、賈晋珠（Lucille Chia）、魏希德（Hilde De Weerdt）、馬蘭安（Anne E. McLaren）、周紹明、吴芳思（Frances Wood）。文集後記中，永富先生首先感謝了周紹明先生與Hiroko女士伉儷。
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筆者獲得“發現中國——古代軍事工程科技獎學金”資助，至劍橋李約瑟研究所（NRI，以下簡稱李所）訪學[2]。從事研究課題（西方技術對中國火器發展的影響）之外，瀏覽大學圖書館的無盡收藏，巡閲城中的大小舊書店，著實愉快。11月20日，李所例行舉辦周五討論會（text-reading seminar），周紹明先生亦來旁聽，乃有幸結識。周先生稱已自亞洲中東系退休，目前仍在指導本科生。我們自然聊到了他的名作《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3]，從此不時電郵往還。
大約同時，偶然讀到榮新江先生一篇回憶，追述1980年代在歐洲游學四處尋訪敦煌文獻的經歷，不由心生向往。此時此地，何事可爲？翻檢英藏漢籍諸家目録，本地一二學院見存零星漢籍。其他學院會有什麽呢？遂起興調查。11月至次年3月間，先後走訪十家學院圖書館，經眼舊籍約四十部。2016年1月上旬，兩赴聖約翰學院圖書館善本閲覽室觀書，館員相托作一英文清單，簡介本館中文古籍。惟恐詞不達意，描述欠妥，稿成乃先寄周紹明先生（聖約翰學院成員）審閲。周先生慨允代爲修訂，又邀1月21日午後至其家茶叙，同時見見他指導的瑞典本科生，後者正在準備一篇有關日本火藥的論文。周宅距離李約瑟研究所步行約一刻鐘，周先生電郵詳述路綫，提示地標，仿佛迷宫指南，最後——“看到門口的竹子，你就找對地方啦”（"When you will see bamboo at the doorway, then you will know you ha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 "）。在谷歌地圖一鍵即得的時代，這樣的信件親切而有趣味。
2016年2月5日，周五討論會輪至本人報告，遂介紹《中國最早的西法砲學著作：從劍橋的西班牙文抄本到北京的鑄鐵大砲》[4]，周紹明先生亦在座參會。3月10日，周先生電郵告知，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内電梯間旁的小桌上放着一本灰色封皮的厚書，他在第552頁夾有紙條；本頁提及康熙皇帝與耶穌會士討論銅砲事宜，引文出自耶穌會内部文獻，恐余尚未注意；本周五將再來李所，若未找到該書，可指示所在。讀罷郵件，步出一層辦公室，登至二層圖書館，小桌上的灰皮書乃是高華士（Noël Golvers）三卷本巨著《中國的西學圖書館：耶穌會傳教與西文圖書從歐洲向中國的流佈（約1650—約1750）》的收官之作，2015年最新出版的第三卷《書籍與讀者》[5]。李約瑟研究所係獨立機構，并不隸屬劍橋大學；同時李所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與劍橋大學圖書館系統資源共享，特别是與大學圖書館中文部密切合作，分工采購中國關係資料，避免重複，節約互惠。故而周先生也會來李所瀏覽新書。幾個月前，他剛剛爲高華士三卷本的前兩卷（2012，2013）撰寫長篇書評，後亦寄示賜讀。
3月24日，周先生邀請我和吴蕙儀至聖約翰學院午餐，並贈與《ケンブリッジの漢籍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一文的複印件。啓程回國前兩天，4月8日，應邀再訪周宅，又見車道兩側的矮竹叢。時周先生重感冒初愈，談興頗高，並簽贈自編會議論文集一部——2015年出版的《東亞與歐洲的圖書世界，1450—1850：聯結與比較》[6]，作爲“a small 送别 gift”。
2016年8月24日，聖彼得堡舉辦的第21届歐洲漢學學會雙年會開場，得與周紹明先生、Hiroko夫人重逢。吴蕙儀、李仁淵、陳妍蓉和我共組一場書籍史主題的分會，周先生欣然擔任本組評議人，逐一點評并作總結。8月26日下午，我們的分組會議在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學系舉行，四個報告充實有趣，效果頗佳；周先生妙語加持，大增光彩。此前周先生細緻地修訂了我的英文講稿，特别在末尾添加數語，既與開首呼應，又可博聽衆一樂（"I hope, a laugh from the audience"）。報告現場，我對結尾略作發揮，隨即明言噱語爲周先生指授。“Oh, it's your joke.”周先生説道。大家捧場再笑一次。晚間本組同仁齊聚周先生推薦的精緻小餐廳，觥籌交錯，大快朵頤，猶記兔肉風味殊佳。深夜衆人步行歸寓，委巷空寂，街燈明黄，一路得聞周先生回憶早年旅居日本故事。
2016年初商議組團參會之際，周先生便提議諸位撰寫論文，以專題形式，尋一雜志合刊，我也聲言贊成。聖彼得堡會後我轉赴莫斯科，觀賞俄羅斯國立圖書館藏宋元珍本，意外開啓此後數年的俄藏漢籍調查。回國後與周先生通信，分享各自訪俄見聞——他也覺得俄羅斯博物館（主要收藏俄國繪畫）的觀展體驗遠勝冬宫。周先生再次鼓勵完成文稿，設法刊佈。最終，出於懶惰、興趣轉移、拖延症，我放棄了投稿，寫信致歉，也將《劍橋訪書記——學院圖書館藏漢籍經眼録》初稿一并附呈。2016年11月18日的這封電郵未見回音——我讓周先生失望了吧。
2019年9月至12月，周紹明先生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擔任訪問教授。初聞消息，即思趨謁，然終未成行。疫情三載，恍惚而逝。2022年11月2日，晨間忽見周先生訃聞，云10月30日因病辭世。深夜重讀2015—2016年間往復電郵三十餘通，感念存殁，不能釋懷。先是，原想等《劍橋訪書記》正式發表，紙本寄奉劍橋周寓，以爲謝禮，以博一笑。不意出版延宕多年，彼時紙本尚未入手，終成遺憾[7]。先生長者，余有愧焉。
早在2016年3月底，初讀《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日文版，即請周先生賜示原稿，自任譯爲華言，以廣其傳。該文介紹劍橋藏品歷史沿革，正是當時興趣所在。周先生告知該文原爲在日本的演講而作，待尋獲英文原稿（"original English draft"），即行寄示。後無下文，不了了之。2022年11月，投書請教永富先生，尋求英文原稿；承告當時事了即還，未存副本。
《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言及時在李約瑟逝世之後十五年，可知作於2010年。演講稿多處聯係日本事宜，與現場聽衆呼應。稿内引文大都未注出處，偶見點到爲止、誤會失記之處，均不足爲病。感謝董岑仕老師自日文本轉譯全文，筆者略作補注，了却一樁心願。譯事既竟，略述緣起，以爲紀念，以申永懷。
鄭誠 謹識 2023年2月12日初稿 2023年3月8日修訂 附記：本文原爲《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漢譯本附錄，刊于《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26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2月），第274—278頁。《劍橋的中國文獻收藏》，周紹明著，永富青地日譯，董岑仕中譯，鄭誠補注，參見《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26期，2022年12月，第257—278頁。 [1] 永富青地編譯，《中国書籍史のパースペクティブ——出版·流通への新しいアプローチ》，東京：勉誠出版，2015。
[2] 該學術資助項目自2017年第三届起改名爲“發現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科技與文化交流專項獎學金”，每年一届，延續至今。
[3] 周紹明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 Zheng Cheng, "The First Chinese Treatise on European Artillery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From a Spanish Manuscript in Cambridge to a Cast-Iron Cannon in Beijing"，Cambridg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5 Feb 2016.
[5] 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 - ca. 1750). 3. Of Books and Reader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 Leuven, 2015.
[6] Joseph P. McDermott, Peter Burke eds., 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 1450–1850: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鄭誠，《劍橋訪書記——學院圖書館藏漢籍經眼録》，《書志》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22，247—28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