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室遗族争夺、军阀染指，故宫建院初期的秘事听后让人震惊！

100年前，在故宫博物院的挣扎萌芽期，有一批忠诚的守护者……即使在千军万马之前、生命危急之时，他们仍旧大义凛然从容抗拒恶势力，为的就是把故宫完完整整地呈现给世人，传承给下一代。

1925年10月10日，就在这一天，紫禁城乾清门广场前聚集了3000多位重要人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了一个新匾额，是李石曾写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大家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开幕典礼前来。皇室宫殿，这数百年来的禁地，从这一天起，将对外正式开放。

李石曾题写“故宫博物院” （图源：互联网）

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以后，这里不再是皇宫，而成了一座博物院。

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这浓缩中国建筑艺术精华的宫殿群，这庋（guǐ）藏深宫里的大量历代珍贵书画瑰宝，原属于过去明清皇室的专享，从这一天开始，一一展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之前。

从景山看故宫（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图源：故宫博物院）

为了这一天的早日来到，一批幕后工作人员，其中大多是北大师生，完全不计较工资微薄，尤其像李石曾、易培基、庄蕴宽、陈垣等特聘无酬领导们，无不积极参与工作，每次点查必到，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成立博物院。因为他们知道，溥仪为能回归紫禁城，处心积虑，博物院一天不开，他们就无法不担心，而且后来点查中的发现，证实他们的担心是对的。

1925年的7月31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溥仪养心殿卧室时，发现清宫遗老梁金、康有为和溥仪串通密谋复辟的文件，文件中有要清室“速自设博物馆，连合中西，共同筹办”。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清室遗族打算极力先争取故宫的主控权，以待配合复辟的最佳良机。鉴于当时北方时局动荡不安，应尽早开放宫禁，杜绝觊觎者之心，成立博物院迫在眉睫。清室善后委员会遂决定不等点查全部完毕，立即成立故宫博物院。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李石曾担任理事长，暂不设院长，由理事长主持院务。

就这样，故宫才开放两天就涌进了50000多名参观者。其实，这时的故宫博物院只开放了故宫的后半部，除了展现旧礼制维持原状的重要宫殿，其他配殿及原来空闲的宫殿则特设古物、图书、文献等多处专门陈列室。这让民众有机会透过实物接近皇家文化及经典艺术精髓，同时此举实际上阻断了清室遗族重返故宫的计划，故宫博物院主事者也成了他们的心头大恨。

五个月后，“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多名示威爱国志士。示威原本是抗议八国不合理撤防要求的爱国行动，被转嫁为李石曾、易培基等鼓吹共产主义引起的暴动，导致惨案的发生，而他们被嫁祸通缉的真正原因，就是在故宫问题上长期跟段祺瑞执政府对立。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图为瑜、瑨两位二太妃的箱笼运出神武门。（图源：北京日报）

李石曾、易培基走避通缉，故宫博物院顿时群龙无首，只得推举德高望重的庄蕴宽实际负责院务。由于当时故宫无人负责，鹿钟麟派驻故宫的部队也因奉军战场失利必须撤退，故宫将陷于无部队保卫的困境，庄蕴宽才毅然接下“维持员”这个苦差事，结果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难题不断，而且一个比一个难对付。

他先借调内务部的警察队承担故宫保卫的任务，又以私人名义向银行贷款以维持院里开销。直鲁联军进京后，提出故宫腾出房子供军用的要求，他又周旋京畿警备总司令部出面制止。当大军开到神武门前准备进入，冲突即起之际，幸亏总司令部参谋及时赶到，化解危机。

代理总理杜锡珪走马上任后，因为他既是吴佩孚系人物，又是原清朝海军宿将，逊清遗老认为有机可乘，一方面以清室内务府名义上书国务院，一方面由康有为致函吴佩孚，公然提出“恢复优待条件，并迎逊帝回宫”的要求，希望借吴佩孚之力，推翻冯玉祥先前不利于清室的种种安排。当时报纸揭露了清室遗老的这些活动，也发表了大量各界谴责清室意图的消息。直到吴佩孚迫于形势，撇清自己帮助“复辟”的嫌疑，不再插手，杜锡珪内阁最终否决了清内务府的上书，这次策动溥仪返宫的活动才有所收敛。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大会在神武门前举行。故宫门前悬挂着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五色旗。（图源：北京日报）

但是，另一批清室遗老又开始蠢蠢欲动。杜锡珪内阁经过秘密磋商，决定结束清室善后委员会作为故宫博物院维持员的工作，另外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来接管故宫，前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分别被推举为正、副委员长。在赵尔巽、孙宝琦的鼓动下，迎接溥仪回宫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代表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陈垣、庄蕴宽坚持不退缩，强烈要求仔细点交清楚才能交接，而赵尔巽、孙宝琦只希望一切从简办理，好立刻交接。

企图依附赵、孙回宫的投机分子自然对陈垣怀恨在心，竟然暗地里勾结军阀宪兵逮捕陈垣，借机报仇，同时施加压力，迫使庄蕴宽尽快办理交接。庄蕴宽四处奔走营救陈垣，国务院仍持续施压催促交接，终因陈、庄的坚持，赵尔巽、孙宝琦没能顺利接管故宫，愤而辞职，杜锡珪这时也辞了代理总理之职。好不容易，故宫又一次脱离了险境。

1925年筹建故宫博物院时，工作人员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情形。（图源：北京日报）

杜锡珪内阁解体后，故宫终于摆脱保管委员会的纠缠，但又再次进入无人负责的状态。为了保卫新生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李石曾发起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并致函国务院，未料等待回函期间，赵尔巽因交接不成，对庄蕴宽的不配合耿耿于怀，怂恿军阀张宗昌下令逮捕庄蕴宽，围困庄宅直到深夜一点，幸亏张作霖部属解围。惮于时事多变，李石曾不再徒劳等待国务院回复，遂于1926年12月9日成立“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吸纳学者、官吏等各方人士共同参与，集合群力，暂时继续主持故宫博物院院务，但是维持会所遇难题和维持员时期相比，也不遑多让。

张作霖就曾三次染指故宫，插手故宫事务。首先是清室要求发还寿皇殿清帝后像风波。寿皇殿在景山之北，是供奉清帝后像所在，因年久失修，有漏雨毁损帝后像之虞，所以移放至宫内，后此事虽以帝后像放回寿皇殿告终，清室也视之为胜利。其实，寿皇殿也是归故宫博物院管理的宫殿，自无所谓交还。但此风波全因清室载涛恳请张作霖施压而起，借张之手伸进故宫之序幕。

几个月后，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严重短缺，职工薪津无法按时发放，工作无法展开，所以决定出售永寿宫的银锭、金砂、茶叶，以解燃眉之急，却因张作霖一纸命令暂缓执行，就一直被耽搁无法执行下去。事隔许久之后，才由原清宫内务部人士透露：有人密告这是为南京政府北伐筹措军费之举，所以向故宫展开侦查工作，终因诬告内容并非事实，毫无所获才结束侦查。而安国军政府对故宫的猜疑，导致势必接管故宫的决心从此更加重了几分。

1929年故宫博物院接受英国大维德爵士捐款，修缮景阳宫瓷器陈列室。（图源：北京日报）

一直到了1927年的8月，张作霖又促使国务院决议清太庙、堂子改归内务部管理，存于大高玄殿的军机处档案则归国务院保管。维持会决定放弃清太庙、堂子，而力争有史料价值的档案。

在维持会正设法保留档案之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务院又下令彻查故宫历年清查及保管文物的情况。他们表面上从“彻查”入手，实际是寻找借口推翻维持会，好把管辖故宫的大权抓到手中，而“彻查”源于张作霖的翊卫长载涛声称故宫藏有金锭三百万。他们打算查个究竟是否真有藏金，但彻查结果证明此举纯属捏造事实，彻查过程中也没有发现管理上有任何弊端或缺失，连带军机处档案之事也不了了之。但是安国军政府早已下定决心准备改组故宫人事。

1927年9月20日国务院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取代各界人士以私人资格组成的“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王士珍为委员长，王式通、袁金凯为副委员长。不过，院内负责事务人员无多大改动，规章、制度、工作仍照旧，因为得到了安国军政府的支持，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一切都比较安定，虽无多大建树，也没有发生大事故，寿命也不长，成立八个月后，到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就告终结。

故宫博物院从1925年建院到此时，虽只有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却已经经历临时理事会、受“三·一八”惨案通缉牵连无人负责、维持员、保管委员会、维持会、管理委员会等多次人事改组和无人负责的空窗期，物换星移，时光流转，牵动着这一切变动的主旋律终究是政局的不稳定。在力保小朝廷的袁世凯死后的12年间，故宫见证了五位总统、一个执政、一个大元帅，他们轮番粉墨登场，但不管是谁在台上，都把目光对准了故宫。

故宫博物院门前游人熙熙攘攘，车来车往。神武门门洞上“故宫博物院”五字为李石曾于1925年手书，原为木匾，后改为石匾。门前交叉的“青天白日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明该片拍摄于1928年北伐成功至1937年北平沦陷之间。（图源：北京日报）

在故宫博物院的挣扎萌芽期，有一批忠诚的守护者，他们是高素质、爱文化的知识分子，怀抱着严谨而又极富人文色彩的建院理念，能吃苦又不怕苦，更不畏惧军阀的张牙舞爪，即使在千军万马之前、生命危急之时，他们仍旧大义凛然，从容抗拒恶势力，为的就是把故宫完完整整地呈现给大家，传承给下一代。故宫博物院因为有他们和他们的初创精神，一开始便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几经风雨摧袭，依然生生不息，并且在几番波折后，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注：本文节选自《故宫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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