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者中的梦游者
哥白尼 ：
哥白尼教士在学者中享有美名或恶名长达约30年，却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教过书或是招收过弟子。这是科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例子。哥白尼系统可以说是通过蒸发或渗透作用才得以传播。
哥白尼系统不是一个真正的日心说系统；可以说它是一个以虚空为中心的系统。
哥白尼比达·芬奇年轻20岁。在意大利的10年间，他就生活在这群新人类中间，但他并没有成为其中一员。他回到了他的中世纪塔楼，回到了他的中世纪人生观之中。他带回来的只有毕达哥拉斯的复兴所带来的一个流行观点——地球的运动。他用他的余生去试着把这个观点融入基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托勒密轮圈系统的中世纪框架中。这就像试图把一个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装配在一架摇摇欲坠的旧马车上。
开普勒：
人类思想史充满了歪打正着和灵光一闪的发现；但对这种与成功失之交臂的记录极为罕见，错过的机会通常都不留痕迹。
三大定律是现代宇宙学大厦的支柱；但是对于开普勒来说，它们不过是用来建造他那座由一位神经错乱的建筑师设计的巴洛克神庙的其中几块砖而已。他从未意识到它们真正的意义。在他最早的书中，他曾说过，“哥白尼都不知道他有多富有”；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开普勒他自己。
约翰内斯·开普勒启程去寻找印度，却发现了美洲。这是一个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的现象。探索的结果并不为动机所动。一个事实一旦被发现，就会自行其是，并与其发现者从未想过的其他事实建立联系。
谈判拖了好几年。容克尔这人既眼高手低又好面子，他提出了一桩肮脏的交易：如果开普勒未来所有的作品都以他们的名字联名发表的话，他就不再闹事了。令人惊讶的是，开普勒居然同意了——他对他出版的作品的命运总是淡然得不可思议。但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容克尔把每年从国库中支取的那1000塔勒的1/4给他。这位滕纳格尔觉得拿每年250塔勒的钱来换不朽名声的代价太高，就拒绝了。后世的学者们本有可能对滕纳格尔—开普勒定律的发现究竟是归两位合作者中的哪一位展开讨论，而他就这样让我们丢掉了这个令人愉快的话题。
这是我们在他所有的活动和态度中看到的同样的两面性。在他与第谷的争吵以及不断的抱怨中，他显示出了令人难堪的小家子气。然而，他却出奇地全无嫉妒心，也不会长久地记恨别人。他对自己的发现感到自豪，经常吹牛（尤其是那些后来被证明没有价值的发现），但他却没有想要独占它们的想法。他很乐意与容克尔·滕纳格尔分享三大定律的版权，而且一反当时的惯例，在他所有的书中他都向他人慷慨地致谢（向梅斯特林、布拉赫、吉尔伯特和伽利略）。他甚至还感谢并未做出过成果的人，例如法布里修斯，他几乎要将发现椭圆形轨道的荣誉拱手相让。他坦诚地向他的通信者通报他最新的研究，并天真地以为别的天文学家会分享他们尽心守护的观测数据；而当他们像第谷及其继承人当年那样拒绝时，他就一把夺走了数据，没有一丝良心上的不安。事实上，在科学研究方面，他没有丝毫个人产权的意识。这种态度在我们时代的学者中是极为罕见的；就算在开普勒的年代，这看起来也是相当荒唐的。这正是这个自相冲突、不可思议的人身上最可爱的疯狂。
所有这些困扰他一生的恶龙——从女巫费奥克斯希尔达和她失踪的丈夫，到那些永远在逃命的可怜的爬行动物（皮肤患病脱落，却又如此地渴望烈日骄阳下的徜徉）——所有这一切，展现出了一幅科学上的精确和罕见的原始之美兼具的宇宙图景。开普勒全部的工作，他所有的发现，都是精神宣泄的演出；最后这部收官之作竟以令人惊叹的一挥而终止，真是最恰当不过了。
伽利略 ：
他完全没有任何神秘主义的、沉思冥想的爱好，在这种冥想中，仇恨的情绪可以不时地得到解决；他无法超越自己，无法像开普勒在最低落的时期那样，在宇宙的奥秘中找到避难之所。他没有跨越在分水岭之上，伽利略完全是个现代得可怕的人。
哥白尼教士一生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任何人与毫无戒备的开普勒交往，无论是面对面交流还是通信来往，都不可能非常不喜欢他。但伽利略在激起别人的敌意上有一种罕见的天赋。不是第谷那种交替地引起喜爱和愤怒，而是用天才加上傲慢再减去谦逊，在平庸之人中造成的冷酷无情的敌意。
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他在光学方面的发现以及开普勒望远镜，都被伽利略忽视，他坚定地捍卫着圆形和本轮是唯一可以想象的天体运动形式的观念，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科学的发展是缺乏连续性的，在古代的高峰和分水岭之间绵延着广袤的黑暗低地。这样我们才能以正确的视角看待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成就。
在他一生中将近50年的时间里，他对哥白尼系统都保持缄默，不是出于对上火刑柱的恐惧，而是为了避免自己在学术界遭受冷遇。后来，在他因一夜成名而冲昏了头脑，终于亲自承认了之后，它立即成了关乎个人威信的东西。他曾经撂下话说，哥白尼是对的，任何否定他的人都是在贬损他作为他那个时代的第一学者的权威地位。这就是伽利略的争论的主要动机，这一点将越来越明确。这并不是为他的对手们脱罪。它与这场冲突在历史上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有关。
焦尔达诺·布鲁诺和米夏埃尔·塞尔维特（于1553年在日内瓦被加尔文主义者烧死）似乎是16、17世纪仅有的两位由于宗教上的排挤而受害的著名学者——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科学观点，而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导致的。柯勒律治曾说：“如果说有哪个可怜的狂热分子以身扑火，那就是米夏埃尔·塞尔维特了。”这句话也适用于急躁狂暴的布鲁诺。他关于宇宙的无限性、有生命的多元宇宙的学说，他的泛神论和普世伦理观，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哥白尼学说就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天文学系统。
潮汐理论是他没能发现的恒星视差的一个间接的替代品——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意义上的替代品，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数学上的联系，这种联系迄今为止似乎都没有引起注意。
我想要说明的是，罗马学院和耶稣会士的普遍态度从友好向有敌意的转变，不是因为伽利略所持有的哥白尼学说的观点，而是由于他对耶稣会权威人士的人身攻击。
尾声：
生物学的进化中存在危机时期和过渡期，这时候会在各个方向上迅速地，几乎是爆发性地生长出新的分支，往往会导致主要发展趋势的根本变化。同样的事似乎也发生在如公元前6世纪或公元17世纪等思想演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些“适应性辐射”的阶段中，物种具有了可塑性，在这些阶段之后，通常会沿着新的路线出现稳定期和特化的时期—这些路线往往会通向极端的过度特化的死胡同。当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奇怪的衰落或狭隘单一的托勒密天文学进行回顾时，我们会想起那些“正统的”有袋目哺乳动物的命运——比如从攀爬树木变成了离不开树木的考拉。它们的手脚变成了钩子，它们的手指不再用来采摘水果和摸索物体，而是退化为弯曲的爪子，其唯一的用途是将考拉固定在树皮上，它们就这样挂在上面——辈子都不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