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摘要和笔记（20221219）

在世俗环境中出现了放纵的经历和狂热的情感爆发，平常超越日常生活的各种紧张关系成了这个背景下具有爆炸性的因素。不可能中产生出可能，绝对在干预世界，在决定实际事件。现代乌托邦这个根本的、最激进的形式是由特殊材料造就的。它符合农民、符合与大地最接近的那个阶层的精神骚动和身体亢奋。同时，从物质方面来看它是强劲的，而从精神方面来看它是高级的。

驱使人们采取革命行动的并不是“思想”。革命行动实际上是在狂热放纵的精力支配下爆发的。意识中超越现实的元素受到激励，产生了积极的乌托邦功能，但这些元素并不是“思想”。在乌托邦思想的自由-人道主义阶段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歪曲，那就是认为这一阶段发生的事件都是由“思想”引发的。思想的历史是由“受思想影响的”时代创造的，而这个时代则是根据其自身的主要经验不自觉的对过去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农民战争期间，驱使人们采取革命行动的也不是“思想”。革命行动爆发的根源在更深层的、重要的、基本的精神层面。【能不能这样去理解，实际上真正促成行动的都是深层的精神层面的因素，比如激情、无条件的信仰等，而那些思想是用来证明这些精神因素的材料和工具，它们本身并没有促成行动的驱动力，只有与精神层面结合起来才能引发行动。这样说来，在政治和社会行动领域，实际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正好是那些我们所难以解释的非理性的因素。】

自由选择的领域变得更有局限：更多的决定因素被发现，因为不仅过去是一个决定因素，而且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也在是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决定因素。在根据当前任意选择的、随机冲动基础上的活动已不再具有这样的驱动目的，它只存在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生存的这个结构整体中的有利攻击点上。它变成了政治领导人的任务，他们有意识的增强这些力量，因为它们的动力似乎都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转入他们的方向运动，或者至少会削弱那些似乎不利于他的力量。

即使在历史进程中，事情和事件实际上从来没有失去过它们的多样性，但是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在不同程度上的支配和结盟情况，仍然有可能得到越来越清楚的展示。思想、各种形式的思想，以及精神力量继续存在，并且在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密切结合中被改变。它们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时期出现，这并非偶然。

由于受社会进程的制约，在许多点上都产生了相对背离乌托邦的各种形式。这个进程早就具备了自己充满活力的品质，它的节奏进一步加快、强度进一步增加，原因是乌托邦思想的不同共存形式在相互冲突中不断摧毁对方。各种形式的乌托邦的相互冲突未必会导致乌托邦主义本身的消灭，因为其内部斗争只是增加了乌托邦的强度。

从任何观点出发都可以进行有成效的思维，当然可达到的成效的程度会因观点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观点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中的内在关系，于是人们不相信历史进程会比当前所有的个人立场更有包容性，也不相信在目前四分五裂的状态下，我们的思维基础还能造就一个全面看待各种事件的观点。我们的理论工具和系统化能力要处理如此大量的事实和观点已经捉襟见肘。

一个处于社会历史发展成熟阶段的民族，不是由于软弱才容忍观察世界的各种不同可能性的存在，并试图为它们找到一个能包容这些可能性的理论框架。这种容忍是由于它认识到，以前的各种思想的确定性都是由于把一些片面观点绝对化的结果。这些片面观点的局限性本来应当是一目了然的，这才是目前这个时代的特点。

“现实主义”意味着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事情。在欧洲它曾意味着社会学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阶级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上；而在美国，在经济领域有较多的自由展示，虽然阶级问题被认为是“真实的”，但主要社会问题却不是阶级问题，而是社会技术和社会组织问题。对于那些发现自己与现状对立的欧洲思想形式而言，社会学就意味着要解决阶级关系问题，表明解决阶级关系问题——说得更普通一点，就是对目前时代的科学诊断；相反，美国人认为，这意味着要解决直接与社会生活有关的技术问题。

除了那些实际代表自己直接利益的阶层，所有其他阶级中都包括一个更注重所谓精神领域取向的阶层。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可以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但是考虑到我们目前的目的，我们必须更加精确。……只要他们在思想与精神方面的兴趣与正在力争社会优势的阶级一致，他们的立场就不会带来什么问题。

当他们所认同的这个群体达到了权力地位的时候，在他们获得权力后，乌托邦思想从政治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在这种乌托邦思想基础上，与这个群体认同的社会阶层也获得自由的时候，他们的情况总是有不少问题。——“第四章 乌托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