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忠夫《时事只天知——颜真卿传》 前五章试译

顔真卿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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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忠夫 / 2019 / 法藏館

目录

• 前言
• 第一章 辉煌的家世与长大成人
• 第二章 初入仕途
• 第三章 安史之乱
• 第四章 唐王朝的复苏
• 第五章 抚州刺史时代

前言

在中国书法史上，唐代的颜真卿可与东晋的王羲之并驾齐驱。因为在唐代获封鲁郡公的爵位，他常常被称作“颜鲁公”。

颜真卿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而被尊称为“诗圣”的杜甫则于三年后的先天元年（712）——玄宗即位之初年降临人世。“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东坡题跋·记潘延之评予书》），北宋的苏轼如此评价颜真卿与杜甫。虽然他们在一生中只有一次交际，但颜真卿与杜甫确实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先天二年（713）十二月，唐朝改元为开元，此后以开元、天宝为年号的玄宗治世持续长达四十余年。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叛乱和继承其势力的史思明叛乱——即所谓的安史之乱如晴天霹雳般突然爆发，瞬间使得往日的荣光黯淡下来，唐王朝仿佛从陡坡跌下一般走向衰落。本来安禄山只是以范阳（今北京）为根据地的军阀，但以安禄山叛乱为分界线，不服从王朝的节度使指挥下的藩镇成为了割据之所，这一情况在华北一带尤为明显。《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叛乱爆发前的天宝十三载（754），天下户数为9060154，口数为52880488，对此胡三省注云：“有唐户口之盛，极于此。”对于代宗广德二年（764）天下户数为290余万、口数为1690余万的记载，胡三省又评论道：“史言丧乱之后，户口减于承平什七八。”与和平的往日相比，此时已经减少了七、八成。无论是否怀疑这里户口之数的真实性，将其看作王朝的支配能力在安史之乱后显著降低的一个指标，应该是可行的。

在人生的中途置身于这样疾风怒涛般的时代，颜真卿和杜甫各自在风雨中飘摇。杜甫被迫带上家人四处流浪，而与他相比，在王朝中地位更为显赫的颜真卿，不得不过上了更具戏剧性的生活。安禄山叛乱之际，果敢进行抵抗的平原太守颜真卿的名字传到了玄宗耳中。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颜真卿被王朝派遣为招抚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使者，最终壮烈地死去。

颜真卿生活在险象环生的时代。他在《旧唐书》卷一二八、《新唐书》卷一五三中有传，此外颜真卿自己留下的大量书法作品和不少诗文亦流传至今。以此为基础，本书大致以传记体探索颜真卿的人生，同时尽力描绘出与他相称的人物像。

第一章 辉煌的家世与长大成人

书生门户

颜真卿所在的颜氏，本就是与王羲之同贯的琅琊郡临沂县（山东省临沂）的名家，在六朝以来的历史上名人辈出。其中，生于梁朝，在六朝末年的风浪中浮沉，宛若浮萍一般转仕于西魏、北齐、北周，最终殁于隋代的颜之推（颜真卿五世祖），作为中国家训的鼻祖——《颜氏家训》的作者而知名。此外，生于唐初的颜之推之孙颜师古所著的《汉书注》，直至今日都是《汉书》最可靠的注释。当唐代的第二位皇帝太宗下令著成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五经”的注释——《五经正义》时，颜师古亦负责制定五经的定本。

这一支颜氏的始祖是立传于《晋书·孝友传》的颜含。四世纪初，当司马睿从胡族肆虐的华北逃出，成为定都建康（江苏省南京）的东晋王朝的初代皇帝——元帝，并实现意图偏安于江南的晋朝的中兴时，颜含与之偕行，移居江南。《颜氏家训·止足篇》中，有颜之推对其九世祖颜含的记载：

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

二千石的官处在郡的长官——太守这一等级。而“书生门户”是指以学问为家业的家族，即时人所称的“学门”。不止颜之推，颜氏族人都将颜含的话视作家训，代代相传，谨守不移。在唐代，颜氏亦被称作“学家”，其与“学门”意涵相同。颜真卿在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所撰神道碑的末尾列举了颜氏的众多人物，又记叙道：“多以名德、著述、学业、文翰交映儒林，故当代谓之学家。”

颜氏虽是名家，却并不一定在政坛上大放异彩。关于这个始终以学问为家业的家族，颜真卿撰文并书丹的《颜氏家庙碑》从《国史》中引用的如下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李阳冰篆额，并用颜真卿的雄浑字体刻出的《颜氏家庙碑》，现今仍在铁架的加固下矗立在西安碑林）：

《国史》称温大雅在隋，与思鲁同事东宫，彦博与愍楚同直内史省，彦将时与游秦同典校秘阁。二家兄弟，各为一时人物之选。少时学业，颜氏为优，其后职位，温氏为盛。

颜思鲁、颜愍楚和颜游秦都是颜之推之子。此处将颜氏三兄弟与温氏三兄弟温大雅、温彦博、温彦将相比，认为在年少时颜氏三兄弟的学业更为优秀，但温氏三兄弟此后的官职更占上风。颜真卿特意引据这样一段《国史》中的记载，毋宁说是将其视作颜氏一族的骄傲。

那么，“学家”颜氏的学问有何特色？据《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传》记载，颜氏世传儒家经典《周礼》《左传》，以为家学。又如颜师古《汉书注》所示，《汉书》亦是颜氏家学之一种。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勉学篇》《书证篇》有一些言及《汉书》的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被颜师古《汉书注》采用。此外，颜之推第三子，即颜师古之叔父颜游秦，早在颜师古之前便著有《汉书》之专注《汉书决疑》，其观点也多为颜师古《汉书注》所承袭。此乃颜游秦被称作“大颜”、颜师古被称作“小颜”之渊源所自。不仅如此，颜真卿《颜氏家庙碑》（亦作《颜少保碑》）本是为其死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的父亲颜惟贞所撰，碑文详细记载了从颜真卿时代远溯至颜含时代的颜氏人物姓名和简历，其中记载颜师古之侄、颜真卿之祖父颜昭甫“特为伯父师古所赏重，每有著述，必令参定”，可知颜昭甫也曾在颜师古撰写《汉书注》时担任助手。《颜氏家庙碑》中又记颜真卿最小的兄长颜幼舆“通班汉”，“班汉”即指东汉班固所撰《汉书》。颜氏以《汉书》为家学的传统大概是一脉相传的吧。

以经书《周礼》《左传》和史书经典《汉书》为家学的颜氏之学中，共通的特色是被称作“训诂”的方法。“训诂”或“诂训”是一种穷究文字和语言之含义的学问，视其为正统派的话的确正统，若说此方法保守的话可能也很保守。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便集中展示了这种方法的研究成果，颜师古在《汉书注》之外亦著有这一方面的著作《匡谬正俗》。时代稍晚，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著有《干禄字书》。此外，颜真卿也著有字书《韵海镜源》，后文将会详述。这里我们先来看《颜氏家庙碑》中随处可见的如下记载：颜师古的弟弟、颜真卿的曾祖父颜勤礼“尤精诂训”；颜真卿祖父颜昭甫“尤明诂训”；颜真卿的从兄颜茂曾“好属文诂训”。

节义的传统

因“学家”与“书生门户”的传统而绽放光彩的颜氏一族，过去又有很多因节义而知名的人物。虽然距离颜真卿已经非常遥远，《颜氏家庙碑》中还是留下了有关颜之推祖父颜见远的记载：“和帝被弑，一恸而绝，梁武深恨之。事见《梁》《周》《北齐书》。”更详细的记录可见于《梁书·文学传·颜协传》。颜协即颜见远之子、颜之推之父。

南齐永元三年（501），颜见远作为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的录事参军赴任江陵（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区）之时，雍州刺史萧衍为推翻萧宝融之兄、作为“恶童天子”闻名的南齐第六代皇帝、因残暴无道在死后被追封为东昏侯的萧宝卷而举兵，并顺汉水而下，向长江下游的都城建康（江苏省南京）进攻。途中，萧衍宣布废除东昏侯皇位，并扶立南齐和帝、傀儡萧宝融继位。颜见远在此政权中任治书侍御史，又兼御史中丞。不久，萧衍平定了建康，和帝也顺长江而下，却立即被幽禁于姑孰（安徽省当涂）的离宫。萧衍按计划夺取了南齐王朝的皇位，创立了新的梁王朝。他即位于南齐中兴二年（502，梁改元天监）的四月丙寅（八日），在仅仅两天后的四月戊辰（十日），十五岁的萧宝融便被杀害。而颜见远为殉主而绝食，数日后便去世了。听说这件事后，梁武帝萧衍抱怨道：“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他说自己推翻南齐王朝是应天命、从民心，这与天下的士大夫们无关，尽管如此，颜见远还是这样死去了。然而，颜见远之子颜协却感“家门事义”，并未在官场中追求显达。“家门事义”便是指其父为南齐王朝而死的节义行为。

虽说颜见远的这种节义行为“见《梁》《周》《北齐书》”，但《北齐书》中却没有相关记录。不过，《周书》卷四〇《颜之仪传》（颜之仪为颜之推的兄长）中确有与《梁书·颜协传》相差无几的如下记载：“祖见远，齐御史治书。正色立朝，有当官之称。及梁武帝执政，遂以疾辞。寻而齐和帝暴崩，见远恸哭而绝。梁武帝深恨之，谓朝臣曰：‘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人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当时嘉其忠烈，咸称叹之。父协，以见远蹈义忤时，遂不仕进。”此外，《颜氏家庙碑》中又记载了仕于北周王朝的颜之仪的如下事迹：“隋文辅政，不署矫诏，索玺又拒之，出为集州刺史新野公。后朝朔望，引之御榻曰：‘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书》。”“隋文”即隋文帝杨坚，承继北周的隋王朝初代皇帝。北周宣帝驾崩后，任宣帝皇后之父杨坚为丞相、命其辅佐幼帝的遗诏被发布。然而，识破其为伪诏的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拒绝连署。御正中大夫乃掌诏书之职。当他又被要求交出皇帝印玺时，颜之仪说：“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依旧选择了拒绝。于是，颜之仪左迁地处今日甘肃省的西疆郡太守，隋开皇五年（585）迁任地处今日四川省的集州刺史。开皇十年（590）正月，已经入朝的颜之仪赴朔望朝参——每月一日和十五日的朝见，文帝召其上前，说：“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言罢，赐十万钱、米百石。“见危授命”和“临大节而不可夺”分别与《论语》中《宪问篇》和《泰伯篇》的文字相同。总之，隋文帝也对颜之仪的节义行为佩服不已。

下文亦会详叙的是，当安禄山突然向唐王朝举起反旗时，处在安禄山军队以洛阳为目标的进攻路线上的常山郡（河北省正定）太守正是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当时，他虽然坚决抵抗了安禄山一方软硬兼施的计谋，最终还是被捕获并死于切割身体的残忍手段。两年后的肃宗乾元元年（758），王朝追赠颜杲卿太子太保之官衔和“忠节”的谥号。而安禄山叛乱之际，在位于常山郡东南方向的平原郡担任太守，并与颜杲卿协作、拼死作战的颜真卿，后来在为颜杲卿撰写的神道碑中百感交集地写道：“昔七代祖中丞府君恸绝于梁武，五代伯祖御正府君抗玺于隋文，而公精贯白日，义形宗社，今又继之，为不陨矣。”“七代祖中丞府君”指的是南齐和帝的御史中丞颜见远，“五代伯祖御正府君”指的是北周的御正中大夫颜之仪。“精贯白日”形容一心一意的忠诚之心甚至能够贯穿太阳。颜氏一族的节义传统不坠于地，在颜杲卿的身上再度实现。于是碑铭曰：“太保烈烈。抗兹忠节。殉国义形。见危身杀。”

这便是节义之人辈出的颜氏。南宋的王应麟对此有恰当的评价：“顔见远死节于萧齐，其孙之仪尽忠于宇文周，常山（颜杲卿）、平原（颜真卿）之节义，有自来矣。”（《困学纪闻》卷一三《考史》）

书法艺术的传统

讨论颜氏一族时，当然不能忽略其世代传承书法艺术的传统。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能记住颜真卿的大名，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书法艺术。

《颜氏家庙碑》中，早于颜真卿的善书之人比比皆是。颜见远的祖父颜腾之“善草隶书，有风格，梁武帝《草书评》云：‘颜腾之、贺道力并便尺牍。’少行于代”；其子颜炳之“以能书称”；颜真卿曾祖父颜勤礼“工于篆籀”；祖父颜昭甫“工篆籀草隶书”；父亲颜惟贞“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笔法。家贫无纸笔，与兄以黄土扫壁本石画而习之，故特以草隶擅名”；从兄颜曜卿“工草隶”；另一从兄颜旭卿“善草书”；其兄颜允南“善草隶”。

此外，虽然不见于《颜氏家庙碑》，但颜真卿之伯父颜元孙尤其以能书和鉴书闻名于世。颜真卿为其撰写的神道碑称他“尤善草隶”，又记载了如下几则轶事：颜元孙的舅父殷仲容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求取其书迹的书状在几案上堆积如山。于是，殷仲容命颜元孙代作，得书之人都十分欣喜，不能辨出其与殷仲容真迹的分别。后来，当尚为太子的玄宗代其父睿宗监国秉政时，命太子舍人颜元孙鉴定御府所藏的诸家书迹数十卷，颜元孙一一具陈意见，心满意足的玄宗赐颜元孙藤笺、笔墨、衣服等物。

毋庸置疑，这样的颜氏一族有世代相传书法艺术的传统。然而，《颜氏家训·杂艺篇》中的这一段话却是不能忽视的：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翫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

颜之推这样说姑且是出于客气，而接下来的话则引人注目：

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典出《庄子·列御寇篇》：“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

韦仲将指的是三国魏时的韦诞。魏明帝为了给新建造的宫殿安匾额，命令擅长书法的韦诞登梯题字。下到地面之后，韦诞的头发都变白了，他告诫子孙，“勿复学书”。这则故事记录在《世说新语·巧艺篇》当中。

颜之推接着写道：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

王逸少即王羲之，逸少是他的字。萧子云则是梁人，《梁书》卷三五本传称他“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三国魏之钟繇）、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其书迹甚为梁武帝所重，武帝盛赞他“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踰杜度（东汉时人），美过崔寔（东汉时人），当与元常并驱争先”。不过萧子云所著之书为《晋史》，《齐书》的作者是其兄萧子显，此处大概有误。王褒生于江南的梁朝，后来徙至关中的北周都城长安，他在《周书》中有传。作为特善草隶的萧子云的内侄，王褒常出入其家，以萧子云的书法为范本。

虽然颜之推强调“慎勿以书自命”，反复告诫不要将书法当作招牌，但是他从小就接受书法的训练，且称之为“幼承门业”，则颜之推已经明言书法亦是“门业”——颜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家业之一了。而且根据《杂艺篇》的记载，颜家亦藏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迹十卷。也就是说，颜之推极力告诫的乃是不要成为仅仅擅长书法的偏颇之人，根本没有否定书法艺术的意思。颜真卿毫无疑问地领悟了伟大先祖颜之推的教训。他的理想与颜之推所想的一样，是成为学艺与德义兼备的均衡之士。但是书法归根到底是塑造颜真卿人格的要素之一，他应该不会对只作为书法家而出名这件事耿耿于怀。

对前文所述的学问无比珍视的“学家”或者“书生门户”意识、对节义行为的一腔热诚、由书法艺术培育起来的高尚情操……将这些视作传统的颜氏一族的血脉在颜真卿的身上流淌。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确实遗传了这样的DNA。

父亲颜惟贞

颜真卿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作为颜惟贞的第六子降生世间，他的母亲出身于陈郡殷氏。颜真卿的乳名是与古代仙人有关的“羡门子”，而他成人后的字则是“清臣”。他出生时，已经有颜阙疑、颜允南、颜乔卿、颜真长、颜幼舆五个兄长以及几个姐姐。

父亲颜惟贞的事迹全靠颜真卿撰于建中元年（780）的《颜氏家庙碑》而为人所知晓。幼年时父亲颜昭甫便亡故的颜惟贞，与其兄颜元孙一起被舅父殷仲容收养。此事亦见于颜真卿为感谢祖父颜昭甫得到赠官荣誉而作的《谢赠官表》中。颜昭甫的两个儿子颜元孙和颜惟贞“并襁褓苴麻，孩提未识，养于舅氏殷仲容，以至成立”，他们尚在襁褓之中便失去了父亲，作为婴儿尚未懂事时就被舅父殷仲容收养，幸而长大成人。颜元孙和颜惟贞虽然从舅父那里学得了笔法，但由于家贫无纸笔，他们在墙壁、树木、石头上刷上黄土来练习，从而精熟草隶（草书和楷书）。这则轶事前文已经叙及。

被殷仲容养大成人的颜惟贞，正好在则天武后改唐王朝为周王朝的第一年——天授元年（690）参加吏部选官的糊名考试，并因判入高等得授衢州刺史（州治信安，浙江省衢州）的属僚参军之职，从此步入宦途。为防止考官和考生串通而将考生姓名糊起来后再进行的糊名考，据说基于则天武后的想法而施行（《隋唐嘉话》）。“判”考察的是对司法、行政等各种各样问题的判断，而吏部的任官考试中有“身、言、书、判”四个审查标准。“身”要求“体貌丰伟”，即体格容貌威严庄重；“言”要求“词论辩正”，即措辞明晰有理；“书”要求“楷法遒美”，即所写楷书刚劲美观；“判”要求“文理优长”，即文章条理清晰流畅。

在衢州参军任上的颜惟贞与衢州管下的盈川县县令杨炯、信安县县尉（县令手下负责各种事务的职位）桓彦范交好。杨炯是初唐文学的代表，所谓“初唐四杰”之一；桓彦范则是促成被则天武后篡夺的唐王朝实现中兴的刚毅之人。在这之后，颜惟贞转任洛阳近郊的温县、永昌县县尉，又代替兄长颜元孙担任都城长安西半边的长安县的县尉，再迁太子文学。随后，“五邸初开，盛选僚属”，颜惟贞拜薛王友一职。“五邸”又称“五王宅”，是后来成为玄宗的临淄王李隆基等睿宗五子的宅邸，则天武后圣历元年（690）分别建于东都洛阳的积善坊，大足元年（701）又移至长安的兴庆坊。薛王则是睿宗第五子李隆业。亲王府的属僚有傅一人、谘议参军一人、友一人、文学二人、东阁祭酒与西阁祭酒各一人，为王建言献策是友的职责。在上述记载之后，碑文又记录了如下一则轶事：

当嫁给御史大夫张知泰的长姐去世，颜惟贞将要出席葬礼时，数家占曰“不利临圹”。数家即数术家，占断吉凶的占卜师，而“圹”指的是墓穴。他的意思是，颜惟贞不宜出现在葬礼现场。正如《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中为数术家所重的《葬书》所云：“同属忌于临圹，乃吉服不送其亲。”同一家族的人视亲临墓地为禁忌，便穿着吉服，不给亲人送葬。颜惟贞笑着不肯听卜者的话[1]，说：“岂有亡手足之痛，牵拘忌而忍自绝乎！”[2]莫非真是此事作祟，颜惟贞在这一年的秋七月一日病故。然而，其卒于何年尚不清楚。

《颜氏家庙碑》又提到，陆据撰文的神道碑记载，颜惟贞生前与贺知章、殷践猷、陆象先、寇泚、源光裕、崔璩等人友善。这些人中，贺知章虽是位终秘书监的大官，但在人尽皆知的调侃八位酒仙神情的杜甫七言歌行《饮中八仙歌》中，首先提到了他：“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贺知章骑马就像乘船一样摇摇晃晃，醉眼朦胧，落到井里便在水中安眠。陆象先是贺知章母家的亲戚[3]，官任可视作国土交通大臣的工部尚书[4]，他如此评价贺知章的人品：“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殷践猷不是别人，正是颜真卿母亲的兄长。记载了颜惟贞和这些人的交往的陆据所撰神道碑在北宋赵明诚《金石录》的目录里有所著录：“《唐颜惟贞碑》。陆据撰，蔡有邻八分书。天宝六载（747）十月。”惜乎文章之不传。陆据在《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苑传》中有传，作为颜真卿的亲友，大概是应邀撰述了颜惟贞的神道碑吧。

总之，或许是过早离世的缘故，颜惟贞的履历并不出彩。即使作为儿子的颜真卿想有所增饰，大概也找不到足够的事迹，只能尽可能地记一些与仕途无关的轶事。然而在肃宗之世，颜惟贞获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这样的显赫官职，大概是颜真卿的功业惠及了父亲吧。《颜氏家庙碑》中记载了肃宗对颜真卿为感谢赠官所上表文的批答：

卿之先人，德行优著，学精百氏，艺绝六书。频擢甲科，屡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邹枚，载笔春宫，道高徐阮。既而寿乖华发，器纡青云，业载史臣，庆传令子。追存盛美，褒赠崇班，且旌善于义方，俾扬名于有后。

德行格外出色、精通百家书籍、书法卓越秀美的颜惟贞，在吏部的考试中多次成绩优秀，担任地方官县尉时布善政，仕于薛王府时不亚于被汉代梁孝王宠遇的文人邹阳与枚乘，任太子文学时胜过曹操的太子曹丕麾下、作为所谓建安文坛之巨匠而声名远播的徐干和阮瑀。虽然没有享受到白发苍苍的年寿，亦没有升到高位、做得高官，但他的功业见诸史官之笔端，余庆流泽贤德之子嗣。现在怜惜这种盛大的美德，追赠显赫的官位，姑且彰显家教的成功，之后亦让他在子孙后代中扬名。这段话大致是这个意思。

[1] 《颜氏家庙碑》原文为“君哭而拒之”，作者恐有笔误。——译者注。

[2] 据作者原文，应直译为“手足并不疼痛，却因为拘泥于禁忌而不做最后的告别，真的是可以的吗？”恐与《颜氏家庙碑》原意相左。——译者注。

[3] 据《旧唐书·文苑传·贺知章传》，陆象先为贺知章之族姑子，作者恐有笔误。——译者注。

[4] 国土交通大臣是日本国土交通省的首长。——译者注。

幼少时期

虽然父亲颜惟贞的卒年不明，但颜真卿当时正处幼年却是毋庸置疑的。《新唐书·颜真卿传》说他“少孤，母殷躬加训导”，令狐垣所撰《颜鲁公神道碑》亦云其“早孤，太夫人殷氏躬自训育”，又记载了颜真卿幼少时期的如下经历：“公承奉慈颜，幼有老成之量。家贫屡空，布衣粝食，不改其乐。余力务学，甘味道艺，五经微言及百氏精理，无所不究，既闻之，必行之。尤工文词，善隶书，书格劲逸，抗行钟张。”享受着母亲慈爱的颜真卿，从小便老成早熟。虽然家境贫寒，只有粗衣粝食，但他却不改其乐。稍有闲暇便勤于学业、品味学问，五经的微言大义和诸子百家的精致理论无不穷原竟委，只要听闻就一定身体力行。尤其精研文章的作法，楷书遒美，书风刚劲警拔，可与钟繇、张芝匹敌。上文大意如此，但其中源出《论语》的词句随处可见，有必要将其视作碑文的套语来保守考虑。其中，他的书法不可能从小便能获得如此评价，这一定是后来的追述。

颜真卿本人在《颜氏家庙碑》中说道：“真卿早孤，蒙伯父暨允南亲自教诲。”伯父指的是颜元孙，颜真卿在为颜元孙所撰的神道碑中说，他从“婴孩”即幼儿时期起便接受伯父的教育。颜允南是颜惟贞的第二子，也就是颜真卿的兄长，据颜真卿为他撰写的神道碑，他比颜真卿年长十五岁。颜允南的神道碑中，记载了一些少年时代的回忆。颜家养有胫骨被折断的可怜的鹤，颜真卿曾淘气地在鹤背的翅膀上写字，于是兄长严厉地斥责了他：“此虽不能奋飞，竟不惜其毛羽，奚不仁之甚欤！”

关于东晋的高僧支遁有这样一则故事：他人赠与支遁的鹤雏，不久翅膀渐长、意欲高飞，舍不得它飞走的支遁将其翅膀剪断。鹤回头看向翅膀，垂下头，神情十分懊恼。支遁说：“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好翅膀后将其放回了天空。姑且不论这则偶然联想到的《世说新语·言语篇》中的故事，在颜真卿的讲述中，兄长的恻隐之心，已成为他永世不忘的深刻回忆。

此外，颜真卿又受到了母亲的兄长殷践猷的影响。如前文所见，殷践猷是父亲颜惟贞的知心伙伴，颜真卿在为他撰写的《殷君墓碣铭》中又记其“长妹兰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母亲中年守寡后，殷践猷对包括颜真卿在内、尚未自立的十个遗孤“悉心训奖”，颜真卿颇为感铭。

又有姑母颜真定，即祖父颜昭甫的季女、颜元孙与颜惟贞的姐姐，亦对颜真卿影响极大。这位卒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的姑母是殷履直的夫人，其神道碑（《殷府君夫人颜君神道碑》）为颜真卿所撰，碑文记载颜真卿年少时曾蒙姑母教授“延寿《王孙赋》、崔氏《飞龙篇》、江淹《造化篇》、《五都赋》”，铭文中又有“教我音辞，《王孙》《五都》”之语。“王孙”是一只猿猴，延寿《王孙赋》指的是东汉的王延寿以猿猴为主题的长篇韵文作品。崔氏《飞龙篇》乃是东汉崔瑗所作字书。江淹是南朝梁的文人，其《造化篇》虽不传，但另一作品《遂古篇》的序文中有“仆尝为《造化篇》，以学古制，今触类而广之，复有此文”之语。《五都赋》则是东汉张衡歌咏西汉都城长安之《西京赋》、歌咏东汉都城洛阳之《东京赋》，以及西晋左思分别以三国都城为题材而作的《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共五篇作品之合称。

在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家庭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女性并不少见，但这位姑母一定是特别显著的案例。“精究国史，博通礼经”的她是一位教养良好、颇为刚毅的女性，出嫁殷氏之前代母亲承担了对颜元孙、颜惟贞两个弟弟的教育。如碑文所云，“天后当宁，旁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选，召置左右，不遑顾复”。其母殷氏也就是颜真卿的祖母在则天武后的宫廷中担任女官，因而没有余暇教育自己的子嗣。“彤管”是指女史所用杆身赤色的笔，“大家”是对女性的尊称，用的是仕于东汉和帝宫中的女性文学家班昭的典故，她便被如此称呼。“顾复”则出自《诗经》，意指母亲对子女的慈育。这位姑母又在其叔父颜敬仲被酷吏谗言所诬之时，携两个大概是颜敬仲之女的从妹割耳以示抗议，用这种刚烈的行为来控诉冤情。幸而叔父死罪得免，但是不久后这位姑母嫁给殷履直而生下的男孩，不知为何左耳缺失。这些亦出自颜真卿的记录。

颜氏与殷氏紧密的婚姻关系早已引人注目。颜真卿的母亲乃殷践猷之妹，姑母颜真定则嫁于殷履直。不仅如此，颜真卿高祖父颜思鲁的妻子是殷英童之女，祖父颜昭甫的妻子为殷仲容之姊，殷践猷之妹亦即颜真卿之母乃殷英童之玄孙，而殷履直与颜真定所生六女之一又成为颜真卿长兄颜阙疑的妻子，颜真卿最小的兄长颜幼舆的妻子亦是出自殷氏。这些都是通过《颜氏家庙碑》和颜真卿为他人所撰的各种神道碑而得知，而颜氏和殷氏的婚姻关系经过几代人的重复日益交织和复杂。殷氏本贯为陈郡，祖先是立传于《隋书·孝行传》的殷不害。前文已见的养育颜真卿之父颜惟贞的殷仲容富于风雅，与颜氏一族无异，颜真卿母亲的兄长殷践猷亦“年十三，日诵《左传》二十五纸，读《稽圣传》一遍，亦诵之，博览群言，尤精《史记》《汉书》、百家氏族之说”，又精通属于占术的阴阳术数和医方、刑法之类（《殷君墓碣铭》）。虽然不知《稽圣传》是何书，但他显然是一个博通百家学问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颜真卿的《颜鲁公行状》是由殷践猷之孙殷亮执笔。

虽然颜氏和殷氏有这样的多重婚姻关系，但是颜真卿不久后迎娶的夫人却并不出自殷氏，而是出自韦氏。记载这一信息的乃是颜真卿为亡于大历十二年（777）的杜济撰写的《墓志铭》，他在记“夫人京兆韦氏，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之后，提及“真卿忝居友壻”，“友壻”同于“相壻”[1]。撰写《墓志铭》的同时，颜真卿亦为杜济撰写了《神道碑》，其中有“真卿何幸，得忝维私”之语。“维私”训作“此私”，出自《诗经·硕人》，注释为“姊妹之夫曰私”，亦是“相壻”之意。也就是说，杜济和颜真卿的夫人都是韦迪的女儿，而杜济《神道碑》比《墓志铭》更为详细地记叙了其夫人为“房州刺史景骏之孙，礼部尚书琅琊王丘之外孙，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韦景骏和王丘都在两《唐书》中有传，韦氏尤其是与颜氏相埒的书香门第。留下《唐职仪》《高宗实录》《御史台记》《两京新记》等诸多著作的韦述是韦景骏之子，亦即颜真卿岳丈的兄弟。据韦述在两《唐书》（《旧唐书》卷一〇二、《新唐书》卷一三二）中的传记，他在韦氏两千卷藏书的基础上勤于聚书，最终达到两万卷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得获颜真卿为其撰写《墓志铭》和《神道碑》的相壻杜济，实际上是杜甫的远房孙辈，这一事实令人颇感兴趣。安禄山之乱爆发以前，在长安生活的杜甫曾拜访杜济，并作题为《示从孙济》的五言古诗，其中有“诸孙贫无事，宅舍如荒村”一句。虽说是从孙，却比杜甫小不过八岁的“贫无事”的青年杜济，不久后出人头地，正巧在蜀地的成都（四川省成都）和绵州（四川省绵阳）担任长官时与滞留成都的杜甫再度相逢，杜甫的几首作品对此事有所歌咏。然而，颜真卿撰文的杜济《墓志铭》与《神道碑》中，并无一言半句提及杜济与杜甫的这层关系。

[1] 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连襟”。——译者注。

第二章 初入仕途

青云之志

因幼年丧父而在伯父颜元孙、兄长颜允南、姑母颜真定、舅父殷践猷的训导下长大成人的颜真卿，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参加了高等文官资格考试——科举，二十六岁的他顺利地进士及第。这一年的进士科共有二十七人及第，代宗时代成为宰相的杜鸿渐亦在其中。

考察韵文诗赋写作的进士科在科举考试中尤其艰难，与专考儒家经书知识的明经科相比，“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选举典三》）。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千人之中，及第者只有百之一二；与此相对，参加明经科考试的两千人之中，及第者有十之一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则是说明经科及第者三十岁便属老年，进士及第者五十岁尚为年轻人。正因如此，进士及第是很高的荣誉，等于给将来的仕途打了包票。对于颜氏一族来说，这是自垂拱元年（685）颜元孙进士及第以来久违的喜事，想必十分令人高兴。

颜真卿进士及第那年的主考官是考功员外郎孙逖。见于《旧唐书·文苑传》的《孙逖传》以“逖选贡士二年”之语记述了他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开元二十三年（735）两度担任主考官之事后，着重强调了“初年则杜鸿渐至宰辅，颜真卿为尚书”，这是颜真卿后来官至刑部尚书和吏部尚书之故。当时的主考官与进士及第者有着互称“座主”与“门生”的关系，颜真卿在进士及第约三十年后的永泰元年（765）在为已经故去的孙逖的文集所作的序中写道：“公又雅有清鉴，典考功时，精核进士，虽权要不能逼，所奖擢者二十七人。”又写道：“真卿昔观光乎天府，实荷公之奖擢，见命为序，岂究端倪。”（《孙逖文公集序》）

进士及第的颜真卿又在两年后的开元二十四年（736）挑战了以科举及第者为考察对象的吏部试，并且“平判入等”。进士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资格，想要获得官职必须通过吏部的选官考试。吏部的选官考试有试诗赋三篇的博学宏词科和试判三条的书判拔萃科，“平判入等”大概是指在书判拔萃科中因“判”的成绩优秀而合格。顺便说一下，那一年书判拔萃科的课题是这样一道与礼制相关的题目：“乙仕登三命，举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吿其僭加于举礼也。”（《文苑英华》卷一五八）“三命”是指周朝以来获封公、侯、伯爵位的国家大臣；“特牲”指牛，“少牢”指羊和猪，都是祭祀中的牺牲品。

虽然颜真卿之父颜惟贞不曾科举及第，但是他参加了吏部的选官考试，并因“判”的成绩优秀而得到了衢州参军的职位，现在颜真卿亦凭借“平判入等”而步入仕途，就任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定员为八名，官阶为正九品上。虽说其职务是与实务较为疏远的典籍校订，但在文雅无比受人尊崇的当时反而成为了最引人艳羡的初任官。尽管好几个官署都设有校书郎，但是据说秘书省的校书郎在其中尤为美职。

三十四岁的颜真卿在开元改元天宝的初年——天宝元年（742）又参加了文词秀逸科的考试。文词秀逸科是为求得人才而在各种名目之下随时举行的被称为制举或制科的考试的一种。正好在这一年，宣告天下改元天宝的诏敕中有如下一段文字：“有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或有军谋越众，或武艺绝伦者，委所在长官具以名荐。”（《唐大诏令集》卷四）于是，颜真卿得到了扶风太守崔琇的推荐。这场考试是在豪华的兴庆宫内的勤政楼中、在驾临此处的玄宗的御前举行的。顺利及第的颜真卿迁为京兆府醴泉县（陕西省礼泉）县尉。醴泉县位于都城长安西北约七十公里处，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太宗的昭陵所在地。唐代的县根据重要程度和大小被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而在《新唐书·地理志》中，醴泉县为次赤。次赤是次于赤县的意思，大概处于赤县和畿县之间。县尉则是在县令手下负责财务、司法等县政的职务，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制科”条指出，进士及第后首先就任校书郎，不久后晋升为畿县（近畿之县）的县尉，这是能够预订将来宰相之位的仕途。依照这样的阶梯顺风顺水地升迁、作为官僚拥有华丽开场的颜真卿，没过多久又和其父颜惟贞一样升迁为长安县县尉。都城长安被分为东边的万年县和西边的长安县，长安县自然是赤县，管辖长安城的西半边以及西和西南方向的郊外，县衙设在长安城内的长寿坊。颜真卿从醴泉县尉转为长安县尉，靠的是黜陟使王珙的“清白”之评价。黜陟使是制度外的官职——即所谓使职之一种，参与地方官的升降工作。

张旭

这一时期，颜真卿拜访了被称为“草圣”的草书名家张旭，并受其教导。张旭是一位大酒豪，因在酒后的兴奋状态中挥毫创作而被称为“张颠”，颇为豪放磊落。“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唐国史补》卷上如此记载张旭。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以张旭为第七位酒仙，歌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说张旭喝了三杯之后，便能传授草书的奥妙，在贵人面前满不在乎地脱下帽子露出秃顶，在纸上挥毫的话连云霞都会涌现。

与张旭的交往令颜真卿终身难忘。他在将怀素誉为张旭书法第一继承者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中如此论及张旭：

夫草藁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乎伯英（张芝），尤擅其美。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楷法精详，特为真正。某早岁尝接游居，屡蒙激劝，教以笔法，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用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

而下面一则大概含有谦辞的文牍亦有相关表述：“真卿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及至小子，斯道大丧。但曾见张旭长史颇示少糟粕，自恨无分，遂不能佳耳。”（南宋巩嵘《忠义堂续帖》）

颜真卿在《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张旭对其笔法的传授。此文收入《颜鲁公文集》，但文意难以把握之处仍需适当参照唐代韦续的《墨薮》：

予罢秩醴泉，特诣东洛，访金吾长史张公，请师笔法。长史于时在裴儆宅憩止。众师张公求笔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

仆顷在长安二年，师事张公，竟不蒙传授。人或问笔法者，张公皆大笑而已，即对草书，或三纸五纸，皆乘兴而散，不复有得其言者。

仆自再于洛下相见，眷然不替。仆因问裴儆：“足下师张长史，有何所得？”曰：“但得绢屏素本数十轴。亦尝请论笔法，唯言倍加功学临写，书法当自悟矣。”

仆自停裴家月余日，因与裴儆从长史言话，却回京师，前请曰：“既承兄丈奖谕，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于翰墨。傥得闻笔法要诀，则终为师学，以冀至于能妙。岂任感戴之诚也！”长史久不言，乃左右眄视，拂然而起。仆乃从行，归东竹林院小堂。张公乃当堂踞床而坐，命仆居于小榻，而曰：“笔法玄微，难妄传授，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要妙也。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须思妙。”

说完这些之后，张旭又逐一让颜真卿回答“平”“直”“均”“密”“锋”“力”“转”“决”“补”“损”“巧”“称”共十二种笔法的诀窍为何，之后说道：

子言颇皆近之矣。夫书道之妙，焕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尽。世之书者宗二王、元常（钟繇）逸迹，曾不睥睨笔法之妙，遂尔雷同。献之谓之古肥，旭谓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芝、钟巧趣，精细殆同，始自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王羲之）至于学钟，势巧形容，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绝，未为笃论。又子敬（王献之）之不逮逸少，犹逸少之不逮元常。学子敬者画虎也，学元常者画龙也。余虽不习，久得其道。不习而言，必慕之欤？傥有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当妙矣。

顺便说一下，这段文字酷似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所收的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或许正如北宋朱长文在《墨池编》卷一中指出的那样，“盖张、颜祖述之尔”。

然后，颜真卿又上前询问道：“幸蒙长史传授笔法。敢问工书之妙，如何得齐于古人？”张旭回答道：

妙在执笔令其圆转，勿使拘挛。其次诸法，须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纸笔精佳。其次诸变适怀，纵舍规矩。五者备矣，然后齐于古人矣。

颜真卿又问执笔之理，张旭则如此回答：

予传授笔法之老舅（陆）彦远曰：“吾闻昔日说书若学，有工而迹不至。”后闻于褚河南（褚遂良）曰：“用笔当须如印泥画沙。”思所以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地平净，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沈着。当其用锋，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成功之极矣。真草用笔，悉如画沙，则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齐古人矣。但思此理，以专想工用，故其点画不得妄动。子其书绅。

最后，《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以这样一段文字作为全篇的结尾：

予遂铭谢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书之术，于兹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骨鲠之臣

颜真卿很快从长安县尉迁为负责监督官员的监察御史。据前引《封氏闻见记》，能够预订将来宰相之位的杰出官僚，典型的升迁路线为进士及第后历任校书郎、畿县尉和监察御史，而颜真卿到目前为止的宦途正与这一康庄大道相符合。迁为监察御史的颜真卿同时又带上了覆屯交兵使这一使职，多次受命巡查地方。尽管覆屯交兵和覆屯交兵使的意义尚不明确，但颜真卿在天宝六载（747）充河东朔方军试覆屯交兵使，奔赴现在的山西省和鄂尔多斯一带，又在第二年的天宝七载（748）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奔赴今陕西省北部到甘肃省一带。颜真卿出发之际，因吟咏边境风物而美名远扬的边塞诗人岑参用《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这首七言古诗来饯别。胡笳是一种胡人吹奏的苇笛。被《唐诗选》收录的这首诗以“君不闻胡笳声最悲”为开头，以“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收尾。用带着哀调的胡笳曲为君送行，从环绕长安的群山遥望陇山的云，边城的夜晚满是悲伤的梦，月下的胡笳之声无人能够愉悦地聆听。

当时，五原郡（郡治五原，陕西省定边）的地界旱灾肆虐，同时又有多年没有决议、不知是否为冤案的案件堆积，颜真卿则高效地作出了无罪判决。正当这时，天降甘霖，人们欢喜地称之为“御史雨”。

天宝八载（749），颜真卿再度充任河东朔方军试覆屯交兵使，这一次他弹劾了朔方县（陕西省靖边）的县令郑延祚。尽管母亲已经亡故了二十九年，郑延祚却仅仅将其临时埋葬于太原（山西省太原）的佛教寺院中，没有进行正式殡葬。由于这一罪状，郑氏兄弟三人从此为世人所厌恶。

回到都城后，颜真卿亦不留遗憾地展现其耿直的特性。担任天子警备工作的左金吾将军李延业仗着天子的恩宠，在宫廷中招宴外国商旅，同时厚颜无耻地使用了天子的仪仗。当颜真卿为此而责备他时，李延业在朝堂上无所顾忌、大声叫嚷。于是，颜真卿毫不畏惧，将他的不法行为上奏，使其转任为地方太守。

当颜真卿自监察御史晋升为殿中侍御史后，其长官御史中丞宋浑因为与吉温、崔珪一党的私怨而被诬告，长流岭南的僻地贺州（州治临贺，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当时，颜真卿逼问吉温等人：“奈何以一时之忿，而欲危宋璟裔乎？”宋浑之父乃是被誉为开元时期名相的宋璟，宋浑是其八个儿子中的第四子。

从那时起，大概二十年后的大历五年（770），颜真卿应宋璟孙宋俨之请，为宋璟的神道碑（《金石萃编》卷九七）撰文并书丹。这块立于邢州南和（河北省南和）的碑石之中，刻有极力称赞宋璟子嗣的话语：“或肃或乂，或哲或谋，克笃前烈，以修令闻。”说他们有的庄重，有的文雅，有的明智，有的俊秀，出色地恪守了父祖的功业，声名更加显赫。然而，与这些赞扬之声完全相反，《新唐书》批评宋璟的儿子们全都不成大器，“昆弟皆荒饮俳嬉”，是耽于饮酒的浮薄之人。为此，有“谀墓之词，虽鲁公亦不免若是欤？”（清代武亿《授堂金石跋》）这样的惋惜之声，认为连颜真卿都不能免俗于撰写带有谀词的碑文。虽然遗憾，但事实也许正是如此。

这些将来的事姑且不论。尽管颜真卿提出了异议，但宋浑之罪却没有得到赦免。不仅如此，颜真卿也开始不安其位。吉温是个善于巴结当权者的反复无常之人，当时正向杨国忠献媚，很是受其青睐，所以和吉温不谐便会进一步招致杨国忠的不快。杨国忠乃是作为白居易《长恨歌》女主角而人尽皆知的、集玄宗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的从兄。虽然杨国忠已经位至宰相，恐怕在他眼中的颜真卿仍是个小小的麻烦。在吉温的帮助下，杨国忠谋划将颜真卿从御史的位置上赶走，他让吉温唆使代替宋浑担任御史中丞的蒋冽，转任颜真卿为东都畿采访判官，即负责监察东都洛阳周边不法行径的采访使的副官。本来关于采访使一职有“为使则重，为官则轻”（《唐国史补》卷下）的说法，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光荣的差使，更不用说作为副官的判官了[1]。如此一来，颜真卿未来可期的显赫仕途受到了伤害，其作为挫折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在进士及第后，他已经担任过校书郎、畿县尉和监察御史，一帆风顺地沿着精英之路前进，但是根据《封氏闻见记》，作为能够在将来升至宰相的人才，他接下来本该担任给天子提供谏言的拾遗之官。

或许是这一处罚暂缓的缘故，颜真卿再度回到了殿中侍御史的职位上。他在为兄长颜允南所撰的神道碑中以下面一段文字表达了当时兴奋的心情。

玄宗尝撰《华岳碑》并书，天宝九载（750），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本以赐朝臣。家获二本者四族，而君以两省（中书省、门下省）官、弟真卿以殿中侍御史居其一焉。每正、至朝贺，宰相以下登殿者不过三十人，而君与真卿、王鉷法服于含元殿（位于大明宫）蹈舞，而衣接焉。朝觐宴集，必同行列。故君赋诗云：“谁言百人会，兄弟皆霑陪。”

玄宗《华岳碑》是指收于《唐文粹》卷五〇的玄宗御制《西岳太华山碑铭并序》。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玄宗在行幸东都洛阳的途中，于华山山麓的华阴县（陕西省华阴）华岳祠立下此碑。虽然玄宗在碑文中自称生于景（丙）戌岁仲秋月，“膺少昊之盛德，协太华之本命”，但是“景（丙）戌”大概为“乙酉”之误。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玄宗生于垂拱元年（685）的秋八月，因而“仲秋”并无问题，但是垂拱元年是乙酉岁而不是丙戌岁，丙戌岁乃是翌年的垂拱二年。《旧唐书·礼仪志三》中明确记载，“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713）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这一条姑且不论，碑文在上引文字之前又提到了“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华山是代表中国的五名山——东岳、南岳、中岳、西岳、北岳这“五岳”中的西岳，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西方与金相配，而十二地支中的酉亦与金相配。因此，生于乙酉岁的玄宗以西岳华山为本命，也就是说他自己是西岳华山之子。玄宗又为传说中以金德王天下的黄帝之子少昊氏献上了金天王的尊号，将其作为华岳神而顶礼膜拜。

沐浴在获赐玄宗御制《华岳碑》拓本的荣誉之下，颜真卿的书法创作欲也渐渐旺盛。传世的颜真卿书法之中，创作时间最早的乃是天宝十一载（752）四月立于长安千福寺的《多宝塔感应碑》，碑文的作者是岑勋，其大意如下：佛僧楚金禅师在一个寂静的夜晚诵读《法华经》，读到《见宝塔品》时，宝塔仿佛出现在了眼前，楚金禅师便下决心要建立此塔，不久后他便得到了许王瓘等人的喜舍，而在天宝元年（742）建设工程终于开始之时，感通玄宗梦境这样不可思议之事也出现了，禅师因此又获赐了《多宝塔》的匾额。六年之后，宝塔便完美地竣工了。以此为内容的文章由颜真卿书丹并被刻于石上，继首行“南阳岑勋撰”之后，便是“朝议郎判尚书武部员外郎琅邪颜真卿书”的署名。据殷亮《颜鲁公行状》，颜真卿此时已经由侍御史转任武部员外郎判南曹。朝议郎并非实职，只是标志位阶为正六品下的所谓文散官。武部便是兵部，正赶上在这一时间段，兵部改称为武部，而颜真卿便在这一以武部尚书为长官的尚书省武部中担当与人事考选相关的判南曹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杨国忠与颜真卿的不和依然没有消解，他又一次谋划将颜真卿逐出中央，以“精择”即精心选官的名义，委婉地将颜真卿转任为平原太守。当时，岑参作一长诗《送颜平原》为颜真卿践行，其序曰：“（天宝）十二年（753）春，有诏补尚书十数公为郡守,上亲赋诗觞群公,宴于蓬莱前殿,仍赠以缯帛,宠饯加等。参美颜公是行,为宠别章句。”岑参虽然“美颜公是行”，说是为颜真卿此行感到高兴，但这是否是真心话却难以确知。此诗以“天子念黎庶，诏书换诸侯”为开头，并在中段以“郊原北连燕，剽劫风未休”一句叙述了颜真卿即将赴任之处的情景，仿佛暗示了笼罩着颜真卿未来的阴云。因为燕地正是下一章将要讲到的安禄山的根据地，而“剽劫”乃是强盗、劫掠之意。

[1] 学界一般将“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理解为使职比职事官更受重视、更有职权，作者的理解或有偏差。——译者注。

第三章 安史之乱

羯胡安禄山

天宝十二载（753），颜真卿受命转任平原太守，此时他四十五岁。平原郡治所在安德，即现在的山东省陵县。这一时期正值安禄山的野心逐渐膨胀，反叛的决心也日益坚固。

安禄山是出身于东北边境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的“杂种胡人”，《旧唐书》记载其本无姓氏，但是《新唐书》却记其“本姓康”。其母是突厥的巫女，因向战斗之神轧荦山祈祷而得子。唐代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记载其诞生之夜有很多的灵异现象，“赤光傍照，群兽四鸣”，通过观察云气来占断吉凶的望气者也发现“妖星芒炽”落于其穹庐之上。由于这个孩子是向轧荦山祈祷而降生的，于是便用轧荦山为其命名，但是不久后其父去世，母亲再嫁安延偃，这个孩子便又得名安禄山。值得一提的是，安禄山生父的姓氏“康”出自康国，即撒马尔罕；其继父的姓氏“安”出自安国，即布哈拉，他们分别以出身之地为姓氏。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都是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都市，其居民为中亚伊朗系民族的粟特人。

不过，当时的唐人常常称安禄山为羯胡。《资治通鉴》“贞元十年”有“及羯胡乱华”一句，胡三省注云：“谓安禄山、史思明。”；颜真卿亦多次以“羯胡首乱”“羯胡作乱”表示安禄山的反叛；在颜真卿为从兄颜杲卿撰写的《神道碑》中，颜杲卿于被安禄山杀害之际用“骚羯胡狗”来辱骂安禄山。羯胡大概便是对“杂种胡人”的蔑称吧。

长大成人的安禄山从事了互市牙郎的工作，即在国际交易场所中为来自各个地区的商人做中间人。如《旧唐书·良吏传·宋庆礼传》所记，宋庆礼曾“招辑商胡，为立店肆”，使得柳城之中商胡猬集，店铺鳞次栉比。粟特人擅长经商，有不少人从事中亚与中国的国际贸易，据《唐会要》卷九九“康国”条记载，其人“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安禄山的体内大概也流淌着他们的血液吧。而且，对于能说六国外语的安禄山来说，互市牙郎无疑是个很适合其发挥才能的职业。

然而在那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成为了他出人头地的契机。开元二十年（732），因有偷羊的嫌疑而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抓捕、并被押上刑场的安禄山豪言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奚和契丹是在中国的北境扩张势力的异族。张守珪壮其所言，赦免了他的罪过，并将其收为养子。对于当时的军阀来说，通过收养义子的方式拥有很多养子并不稀奇。尽管有这样一番豪言壮语，但是第二年安禄山便因为与奚、契丹作战失败而被问责，并被押送长安。宰相张九龄因他有谋反之相而判处斩罪，但是玄宗却责备张九龄不应该随意夸大先见之明，赦免了安禄山，并让他回到张守珪的麾下。无论如何，这件事应该使得安禄山这个名字在玄宗的心中留下了印象。

从此以后，安禄山的飞黄腾达令人瞠目结舌。天宝元年（742），他被拔擢为其出身地营州的军政长官——平卢节度使。平卢节度使统领营州的平卢军和平州（河北省卢龙）的卢龙军，管内兵士有37500人。第二年（天宝二年，743）正月，作为平卢节度使入朝参拜的安禄山上了一番令人作呕的奏言：“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由于给玄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安禄山便被准许随时谒见。

天宝三载（744），安禄山又在担任平卢节度使的同时兼任范阳节度使（又名幽州节度使），从营州搬迁到以现在的北京为根据地的范阳节度使镇所。范阳节度使统辖的兵士有91400人。在杜甫以《后出塞》为题的五首五言诗中，第四首用渔阳这一古称称呼范阳，描述了这个安禄山根据地的豪野风气与丰富物产：“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其大意是，战胜异族的捷报日日不断地报送中央政府，奚和契丹都安静无虞。渔阳乃是豪侠横行之地，笛鼓之声响彻四方。如云的帆船驶至渤海湾，米袋也从江南之地运来。越楚之地的绫罗绸缎使得仆从都光彩照人。主帅安禄山地位崇高，连京城都只能仰其鼻息。边地之人谁都不敢说三道四，稍有不慎就会被公开处刑。鉴于杜诗有“诗史”之评，此诗虽说是虚构的，亦大概反映了真实的面貌。

气骄凌上都

以范阳为根据地的安禄山让手下的军将常驻长安，事无巨细地汇报来自都城的情报，并将讨伐奚和契丹后获得的俘囚、家畜、珍奇的鸟兽等非比寻常的物品源源不断地献给朝廷，以及朝中的关键人物。他尤其取得了代替张九龄成为首相的李林甫的欢心。李林甫是唐代皇室中的一员。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玄宗时期的山水画名家、被称作大李将军和小李将军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正是李林甫的伯父和从弟，不仅如此，李林甫自己亦颇嗜绘画。然而，此人的品性却极为低劣，是人称“口蜜腹剑”的阴险人物。玄宗重用安禄山，原本就是由于李林甫的进言。《资治通鉴》在“天宝六载”（747）中有如下记载：“自唐兴以来，边帅（边境地带的将军）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长期任职），不遥领（只带头衔但不去赴任），不兼统（统领多个地区），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然而到了开元年间，因为玄宗抱有吞并四夷的志向，原来的方针崩溃了，边将的久任、遥领、兼统反而成了常态。不仅如此，害怕自己地位受到威胁的李林甫，想要断绝边将回到中央、成为宰相的道路，于是这样进言道：“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胡人，胡人则勇敢习战，必能为朝廷尽死。”玄宗采纳这一进言，开始任用安禄山。《资治通鉴》接下来写道：“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在“诸道节度（使）”下，胡三省注曰：“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皆胡人也。”

安禄山亲自上京的次数不止一两次。体重达330斤（约等于现在的200公斤）的安禄山是个肚子上的皮肉垂到膝盖以下的难看的胖子，因此在他上京途中要特意选择强壮的马，尽管如此，驿站和驿站之间的马还是筋疲力尽，不得不加以更换。换马之处被称为“大夫换马台”，是因为安禄山在朝廷取得了御史大夫的位阶。尽管如此，安禄山却极为擅长一种胡人舞动时如疾风般的舞蹈——“胡旋舞”。白居易以政治批判和世相讽刺为目的的《新乐府》五十首中，第八首正以《胡旋女》为题，歌曰：“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大意是说，心应弦之声，手应鼓之声，琴鼓声一开始，舞女便举起双袖开始舞蹈，其身姿仿佛风中飘摇的雪花，又好似原野上的飞蓬。左旋右转不知疲倦，舞了千回万回也不停歇。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比拟，连飞车和旋风都慢吞吞的、令人着急。曲终再拜，向天子行礼，天子也微微一笑。此诗第一节的内容如上，接下来的第二节以“胡旋女，出康居”作为开头，其中包含“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等句。

入朝的安禄山在应对玄宗的过程中，巧妙地逢迎了对方的心理。“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玄宗如此戏言，而安禄山答曰：“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当被引荐给太子、并被催促行拜礼时，他依旧站着不动，问道：“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之后，安禄山才装作不得已的样子参拜了太子。玄宗觉得他是一个虽然粗犷却毫不做作的可爱家伙。当兴庆宫的勤政楼举行宴会之时，百官都列坐于一处，玄宗却特地在御座之东安放了画着金鸡的屏风，让安禄山坐在前面的榻上，又下令卷起帘子，以示对他的荣宠。

不仅如此，玄宗又让安禄山与杨贵妃的从兄杨铦、杨锜，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结拜，因而得以自由出入禁中的安禄山便请求成为杨贵妃的养子。当玄宗和杨贵妃并排坐下时，来请安的安禄山先向杨贵妃行拜礼。玄宗感到奇怪并询问缘由，安禄山回答道：“胡人先母后父。”玄宗只能一笑。安禄山的理由是，胡人的习惯是比起父亲更加重视母亲。“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是古老的《仪礼》中的话，所以这是开玩笑地将胡人贬低得如同禽兽一般。有时，甚至会发生这样的事：由于从后宫传来欢笑声，玄宗不知是何故，前去确认，发现是在安禄山生日这一天，杨贵妃在给成为自己养子的安禄山安排新生儿的第一次洗澡，用锦做的巨大襁褓将他裹起来。这样的狂态一定也为外界所知，也有传言说杨贵妃和安禄山有复杂的关系。然而，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和对安禄山的宠遇依然没有改变。《资治通鉴》如此记载：“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玄宗）亦不疑也。”

天宝十载（751），安禄山继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后又兼领了河东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的镇所在太原（山西省太原），兵士有55000人。平卢节度使管辖的37500人、范阳节度使管辖的91400人、再加上河东节度使管辖的55000人，总数为183900人。天下镇兵总数为49万人，所以实际上这三镇占到了37%以上。不过就河东节度使来说，因为安禄山奏请任命吉温为节度副使，所以实际的事务是委任于他的。吉温正是此前与颜真卿有过冲突之人，此时正与安禄山眉来眼去，与他结为义兄弟。不管怎么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越发骄慢得让人看不下去了。尽管如此，他也有对将来的担忧。玄宗虽然宠爱自己，但已经日渐老去了，如果玄宗驾崩，皇位会如何交替呢？过去没有向皇太子行拜礼的记忆时常会在安禄山的心中浮现，每当想起这件事，他的不安就会增加。而且，玄宗身边有一个讨厌安禄山的强力对手——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天宝十一载（752）的十一月，秉笔长达十九年的宰相李林甫亡故，杨国忠便取而代之。

安禄山在李林甫面前向来抬不起头。当他与李林甫交谈时，想说的话题一定会被抢先道出，仿佛被看穿内心的安禄山哪怕在隆冬也会汗流浃背。负责范阳和京城间情报传递工作的刘骆谷每将京城的消息带回来，安禄山首先便会询问“十郎心情如何”，如果回答是“请多关照”，安禄山便会高兴得跳起来。反过来，如果回答是“请你注意自己的行为”，安禄山便会一屁股坐在床上说：“啊！我完蛋了！”并像个“大”字一样倒下。“十郎”中的“郎”原是仆人称呼主人的语言，接近“老爷”的语气，而李林甫则在家族同世代人中排行第十，所以在“郎”之前加上“十”字，被称为“十郎”。

但是，安禄山和代替李林甫成为第一宰相的杨国忠的关系却不和睦，他们都视对方为暴发户。天宝十三载（754）正月，杨国忠于安禄山入朝之际向玄宗进言道：“安禄山必然会谋反，陛下试着召见他，他一定不会来的。”当时，玄宗与杨贵妃身处京城东郊华清池温泉的离宫。与杨国忠的说法相反，安禄山真的前往华清宫哭诉：“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玄宗哀怜他，不再听杨国忠的话。皇太子也有与杨国忠相同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不仅如此，玄宗还想给安禄山加同平章事，连制书草案都准备好了。同平章事即是宰相。于是杨国忠进谏道：“禄山诚立军功，然眼不识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轻国。”玄宗也只好作罢。这一年的三月，安禄山怀着未获宰相头衔的不满，从长安返回范阳。

渔阳鼙鼓动地来

第二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奏请将手下的三十二名汉人将军替换为藩族出身者，开始暗中行动。即使朝廷派遣的使者前来，他也称疾不迎接，在军人环卫下才进行会见，不以人臣之礼相待。

四月，为了寻找安禄山计划叛乱的证据，杨国忠对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进行了搜查。那里原本是玄宗在亲仁坊建造的壮丽宅邸。

六月，由于宗室女下嫁他留在京城的儿子安庆宗，安禄山收到了命他入朝的手诏，即皇帝亲笔之诏令，但他还是称疾不至。

七月，安禄山上表，表达了献马七千、每匹马配两个马夫、并让蕃将二十二人护送的意愿，企图袭击都城。河南尹（管理与西京长安相对应的东都洛阳）达奚珣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奏请如此回复安禄山：献马要等到冬天，马夫由官府配给，不必麻烦你们的人。至此，玄宗心中也终于对安禄山有所怀疑，他基于达奚珣的奏请发布了手诏，并这样写道：“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十月，玄宗到了华清宫，但安禄山却没有来。

十一月甲子（九日），当玄宗尚处于华清宫之时，安禄山在范阳掀起了叛乱。从举兵的大义名分来说，他是要清除君侧的奸贼杨国忠。

大致进行了如上叙述后，《资治通鉴》又有这样的概括：

安禄山专制三道（平卢、范阳、河东），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侧近数人密谋，自余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渔阳鼙鼓动地来”，说的是从渔阳（即范阳）出发的安禄山军队，鼓声震天动地地袭来，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如此咏叹安禄山之乱的爆发。

平原太守

颜真卿赴任平原郡太守，是在安禄山反叛的两年前。平原郡原名为德州，天宝元年（742）改成了现在的名字，而德州正是在安禄山兼领三节度中范阳节度使的军政辖区十六州之内。

对于那些毫不了解纷乱的政局，一心讴歌玄宗、做着太平美梦的人来说，安禄山的反叛是一件出乎意料、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对于任官经验丰富的颜真卿来说却并不是这样，他早在上任时就怀着对安禄山迟早会反叛的疑惧。因此，他以阴雨连绵为借口，修筑城墙，疏浚护城河，清点壮丁，在仓库贮存粮食，一方面暗中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又泛舟与文人们举行饮酒赋诗的文雅活动，装作没事的样子。颜真卿出任平原太守本是因为杨国忠的嫌恶，但他在赴任前得到了杨国忠的某些指示，也未尝不可能。有人从平原郡的情况中敏感地察觉到了抵抗的预兆，并及时提醒了安禄山。尽管进行了秘密侦查，安禄山却觉得颜真卿是难成大器的一介书生，并未加以认真对待。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甲子（九日），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兵锋直指东都洛阳，举兵十天后的甲戌日（十九日）到达博陵郡（郡治博陵，河北省蠡县），接下来抵达常山郡（郡治真定，河北省正定）的藁城。当时担任常山郡太守的不是别人，正是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他是颜真卿伯父颜元孙的第二个儿子。一开始，颜杲卿带着属官袁履谦迎接安禄山，但是在返回途中，他却指着安禄山赐予的紫袍说：“与公何为着此？”表明了他不愿屈服于安禄山的意志。于是，在河北诸郡相继陷落之际，颜真卿派遣部下李平抄近路赶往长安，和颜杲卿一样表达了抵抗安禄山的决心。此刻正慨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玄宗，听闻李平赶来，惊喜地说道：“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十日之内，颜真卿便招募到了一万余名勇士。平原郡附近的饶阳郡（郡治饶阳，河北省饶阳）、河间郡（郡治河间，河北省河间）、博平郡（郡治聊城，山东省聊城）等也相继共同行动，颜真卿被推选为盟主。

十二月丁酉（十二日），洛阳终于为安禄山所占据，被献祭的尚书李憕、御史中丞卢奕、判官蒋清三人的首级被送往平原郡，安禄山的使者段子光冲着颜真卿大喊：“仆射十二日入东京，远近尽降，闻河北诸郡不从，故令我告之。公若损我，悔有日在！”仆射指的是安禄山，他曾在唐王朝领受了尚书右仆射的头衔。颜真卿虽然对三人的首级毫无疑问，但害怕人心动摇的他说道：“我识此三人，首皆非也。”并斩杀了段子光，将三人的首级暗藏于土中。数日后，他将首级取出洗净，用蒲草扎成四肢，收敛入棺椁后隆重举行了葬礼。如此，则更加得到了人心。

那么，唐王朝是如何应对叛乱的呢？接到安禄山在范阳举兵的消息后，朝廷最初将追讨的任务托付给了封常清。封常清是镇所在西部边境龟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的安西节度使，正好在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举兵这一年的十一月入朝。于华清宫谒见玄宗时，封常清被问及征讨安禄山的方略，他豪言道：“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于是取得了原属于安禄山的范阳节度使之衔，向东进发。紧接着在十二月，封常清年轻时曾服事过的上官、出身高丽的将军高仙芝被任命为招讨军的总司令。说点题外话，天宝十载（751）担任安西四镇节度使的高仙芝，曾在中亚的塔拉斯河畔与阿拔斯王朝的伊斯兰军队交战并大败，当时成为俘虏的造纸工人将纸的制法传到了伊斯兰世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封常清一到洛阳就开始招募兵士，首先凑够了六万人，无奈这些人是完全无法参战的乌合之众，在安禄山的军队面前一触即溃。战败后豪言壮语被戳破的封常清只好夹着尾巴逃了回来。随后，他和高仙芝一起暂据位于长安和洛阳中间的潼关，以防安禄山的军队进入关中，但是，被派来监视高仙芝军队的宦官边令诚却对他们二人提出了指控。封常清被追究的是战败之责，高仙芝则被指控克扣兵粮、将玄宗赐给将士的恩赏中饱私囊。弃大局于不顾，二人在十二月癸卯（十八日）被斩杀，这距离此前安禄山占据洛阳仅有六天的时间。

在迎来新年的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元日，安禄山于洛阳即皇帝位，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正月元日正好是对安禄山来说最为可喜可贺的生日。

顺便说一下，安禄山举兵的消息很快流传到了日本[1]，《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758）十二月”条中，有归国的遣渤海使小野田守所传的长篇记载，虽然包含一些误闻，却大体属实，如“天宝十四载，岁次乙未十一月九日，御史大夫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举兵作乱，自称大燕圣武皇帝。改范阳作灵武郡，其宅为潜龙宫，年号圣武。留其子安卿（庆）绪知范阳郡事，自将精兵二十余万骑，启行南往。十二月，直入洛阳，署置百官”云云。

在这样的局势中，平原太守颜真卿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呢？他向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派遣使者，相约起义，扰乱贼军腹地。充任使者的卢逖是颜杲卿妹妹的儿子，此时他正在颜真卿身边。颜杲卿的决定更不待言，和颜真卿没有什么不同，他同前文提到的属官袁履谦一起开始了果敢的行动。然而无奈的是，安禄山注意到了河北各地的不稳定动向，命令史思明展开总攻，他在天宝十五载（756）的正月八日攻陷了常山郡，颜杲卿的末子颜季明和卢逖被杀害，颜杲卿本人则被逮捕送往洛阳。

安禄山诘问道：“汝自范阳户曹，我奏为营田判官，便用汝摄常山太守，负汝何事而背我耶？”实际上，颜杲卿很早便是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幕府的臣僚，常山郡也和平原郡一样属于范阳节度使的军政管辖之下。颜杲卿也不甘示弱地还击：“汝本营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恩幸无比，何负于汝而反？我世为唐臣，禄位皆唐有，虽为汝所奏，岂从汝反邪！我为国讨贼，恨不斩汝，何谓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杀我！”震怒的安禄山将颜杲卿绑在洛水天津桥的柱子上，命他自食其肉，又斩断了骂不绝口的颜杲卿的舌头。安禄山问：“复能骂否？”颜杲卿还在振作精神拼命应答，最终还是惨遭肢解。据说当时颜氏一族有三十多人被夺走了性命。

[1] “日本”，原文为“我国”。——译者注。

青年李㟧的献策

那时，一个名叫李㟧的年轻人从清河郡（郡治清河，河北省清河）来到了平原，向颜真卿请求援兵。对此事记载最为详细的是殷亮的《颜鲁公行状》，但他却说“时清河郡寄客（寄身于清河郡之人）李华，为郡人来乞师于公曰”云云，将其姓名写作李华而不是李㟧，又加进了“后因献封事（密封上奏），肃宗有敕改名”一行小字注解[1]。大概李华是后来才改名为李㟧的，所以令狐垣《颜鲁公神道碑》和《新唐书·颜真卿传》都记为李㟧。《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至德元载”条则记为李萼，或为李㟧的误写。下文用李㟧这一写法继续叙述。

李㟧开门见山地对颜真卿说：“公首唱大义，河北诸郡恃公以为长城。今清河，公之西邻，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今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昔武后时讨默啜（突厥可汗），甲兵皆贮清河库，今有五十余万事。户七万，口十余万。窃计财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强。公诚资以士卒，抚而有之，以平原、清河二郡为腹心，则余郡如四支，无不随所使矣。”

颜真卿回答道：“平原兵新集，尚未训练，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邻！虽然，借若诺子之请，则将何为乎？”

李㟧说：“清河遣仆衔命于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师以尝寇也。今仰瞻高意，未有决辞定色，仆何敢遽言所为哉！”

颜真卿被打动了，想要借兵给他，但众人却认为李㟧只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且徒然分散兵力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颜真卿不得不拒绝了他的请求。

回到寝所后，李㟧再次致书颜真卿：“清河去逆效顺，奉粟、帛、器械以资军，公乃不纳而疑之。仆回辕之后，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系托，将为公西面之强敌，公能无悔乎？”

颜真卿大惊，赶紧赶到李㟧的寝所，借给他大约六千兵。于郡境送别之际，被问及所筹划的战略究竟如何的李㟧这样回答道：“闻朝廷遣程千里将精兵十万出崞口（河北省邯郸附近的关口，即壶关）讨贼，贼据险拒之，不得前。今当引兵先击魏郡（位于东南，郡治贵乡，河北省大名），分兵开崞口，出千里之师，因讨汲、邺（河北南部）以北至于幽陵（范阳）郡县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帅诸同盟，合兵十万，南临孟津（洛阳东面黄河的要冲），分兵循河，据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计官军东讨者不下二十万，河南义兵西向者亦不减十万。公但当表朝廷坚壁勿战，不过月余，贼必有内溃相图之变矣。”

颜真卿认同了李㟧所陈述的战略，令大将李择交、平原县令范东馥率领平原兵，与清河的四千兵、博平的一千兵会合，在堂邑（山东省聊城东北）的西南布阵。虽然敌方有魏郡的两万兵前来应战，但三郡联军拼死战斗，取得了斩首一万余级、俘虏千余人等丰硕战果。于是，占据魏郡的安禄山军向汲郡（郡治汲县，河南省卫辉）退去。

[1] 《颜鲁公行状》中原文为“睿宗有敕改名”，但当时已至玄宗晚年，睿宗早已亡故，作者改其为“肃宗”当有理据。——译者注。

危机来临

虽然安禄山已经占据了洛阳，但却不能对以颜真卿为盟主的河北地区抵抗运动坐视不管，如果洛阳和原本的根据地范阳分离，他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安禄山将扫荡、镇压河北的任务托付给了史思明。突厥族的史思明因不可思议的缘分而与安禄山结合，两人向来是盟友。他与安禄山是同乡，只比安禄山早出生一天，年轻时与安禄山一道以互市牙郎为业。

攻下颜杲卿的常山郡后，史思明继续包围了饶阳（郡治饶阳，河北省饶阳），不久平原也面临了危机。颜真卿向表明要抵抗安禄山的北海郡（郡治益都，山东省青州）太守贺兰进明请求救援，贺兰进明来到平原，两人就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沟通。颜真卿于是将唐王朝授予的河北招讨使头衔让出，军权也逐渐转移到了贺兰进明手中。与此相关，后世便有“让，美德也，然当审其是非。……颜真卿归功于贺兰进明，君子以为非”（《困学纪闻》卷一二《考史》）的批评意见，但颜真卿本人恐怕并不会介意。此外，安禄山根据地范阳的将军刘正臣也表达了支持颜真卿的意向，颜真卿便派部下贾载等人为使，从海路向刘正臣运送粮食和其他物资。当时，他不顾周围人的强烈反对，让仅有十余岁的儿子颜颇作为人质同行，以表信义。

这一阶段河北的大局又如何呢？继被杀的封常清和高仙芝之后，受命担任官军总指挥的是哥舒翰。他原本是宰相杨国忠为了与安禄山对抗而交结的将军，时任镇所在鄯州（州治湟水，青海省乐都）、以防御藏族吐蕃政权为任务的陇右节度使，又兼任镇所在凉州（州治姑臧，甘肃省武威）的河西节度使。与父亲是胡族、母亲是突厥族的安禄山正相反，哥舒翰的父亲是突厥族、母亲是胡族，从这一点来看，两人倒是很适合成为对手。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入朝途中的哥舒翰中风发作，因此留在了长安，固辞官军总指挥的任命而不得的他，带领二十万的军队前往潼关部署防御，但因病情毫无好转而士气全无。不仅如此，他身边还有如此教唆的人：“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公以为何如？”哥舒翰也心动了，但很快便有人通报了杨国忠，杨国忠十分恐惧，催促潼关立刻进军。哥舒翰在灵宝（河南省灵宝）西部的原野与安禄山军对峙，数日后战败，被抓到了洛阳，这是在天宝十五载（756）的六月庚寅（八日）。

危机向都城长安袭来。哥舒翰战败仅五日后的六月乙未（十三日）拂晓，玄宗带着杨贵妃及其姊妹、皇太子与几个皇子皇孙，还有杨国忠等亲信离开了长安，向蜀地的成都（四川省成都）进发。途中，当一行人抵达马嵬驿（陕西省兴平）时，扈从的士兵掀起反抗，杀死了杨国忠。杨贵妃也被缢杀，这是历史上人所共知的著名悲剧。

之后，玄宗成功逃到西南方的成都，与玄宗分开、前往西北方的灵武（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的皇太子李亨，于七月甲子（十二日）在当地取代玄宗即位为帝，并改天宝十五载为至德元载，史称肃宗，玄宗则退位为上皇。

离开平原

继续在河北抵抗的颜真卿，想方设法地向中央政府报告情况。他们的通讯手段需要使用蜡丸——将蜡团成球，再把文书暗藏其中。蜡丸从平原出发，到达极其遥远的灵武，灵武的蜡丸也如此抵达平原。从平原到长安的距离是1982里[1]，约1110公里，从长安到灵武的距离是1250里，约700公里。虽然不知道他们选择了怎样的路线，但这样的距离给人的感觉是十分遥远的。总之，通过蜡丸的通信，颜真卿得知了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他以《皇帝即位贺上皇表》为题的表文流传至今：

臣某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贼陷潼关，驾（天子玄宗）幸蜀郡，李光弼、郭子仪等正围博陵郡，收兵入土门，王师既还，百姓震恐，忧惶危惧，若无所归。

李光弼是河东节度使，郭子仪是朔方节度使，两人共同在河北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包围逃往博陵（郡治卢奴，河北省定州）的史思明，一路势如破竹。然而，由于潼关失守，关中危急，他们不得不撤回军队，从土门也就是太行山脉的井陉关返回。

臣不胜悲愤之深，遂遣脚力人张云子间道上表，犹恐不达，又差招讨判官、信都郡武邑县（河北省武邑）主簿李铣相继行，铣及云子前后并到灵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敕。伏承陛下命皇太子践祚（即位）改元，皇帝上陛下尊号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僧侣和道士）、耆寿（老人）、百姓等蹈舞抃跃。

这里的“皇帝”指的是肃宗，“陛下”指的是玄宗。

其张云子回，皇帝授臣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其李铣回，又授臣银青光禄大夫。顾以庸微，频叨宠命，道路隔绝，辞让无由，进退失图，伏增惶惧。

朝廷授予的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的官职，以及银青光禄大夫的位阶，都是空头支票，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不过是名义上的恩赐而已。河北战局逐渐走向失利，在史思明的攻击下，饶阳（郡治饶阳，河北省饶阳）、河间（郡治河间，河北省河间）、景城（郡治清池，河北省沧州）、乐安（郡治厌次，河北省惠民）相继陷落，只有平原与博平（郡治聊城，山东省聊城）、清河（郡治清阳，河北省清河）三郡在勉强坚持，然而它们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食尽援绝”——也就是说颜真卿的军粮已经见底，援军的希望也破灭了。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平原，对部下说：“贼锐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国，非计也。不如径赴行在，朝廷若诛败军罪，吾死不恨。”行在是天子行幸之所，这里指的是肃宗的流亡临时政府所在的灵武。部下也都赞同这个意见，于是，颜真卿在至德元载（756）十月离开了平原。

顺便一提，《资治通鉴》在上述内容后紧接着如下记载。在颜真卿离开平原前后，饶阳陷落，张兴与史思明军拼死战斗，终于被俘。史思明劝诱道：“将军真壮士，能与我共富贵乎？”张兴说：“兴，唐之忠臣，固无降理。今数刻之人耳，愿一言而死。”“试言之。”“主上待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报德，乃兴兵指阙，涂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为之臣乎！仆有短策，足下能听之乎？足下所以从贼，求富贵耳，譬如燕巢于幕，岂能久安！何如乘间取贼，转祸为福，长享富贵，不亦美乎！”史思明怒不可遏，将张兴绑在木头上锯杀，而张兴死时仍然骂不绝口。

在《资治通鉴》的记载后，胡三省写下了这样的按语：“如史所云，则河北二十四郡，惟张兴可以言义士耳。”这句按语是否有胡三省的微意？安禄山反叛初期，曾经慨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玄宗，也因为平原太守颜真卿派遣的使者来到长安而感到十分惊喜，这一点前文已经述及。而颜真卿也终于放弃了平原。河北二十四郡真正值得称作义士的只有张兴，恐怕是认为颜真卿也不能说是义士吧。胡三省的按语，或许含有批判颜真卿的微意。不过，作为上世纪中国史学界代表学者之一的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解读了作为南宋遗民生活在元朝统治下的胡三省的郁闷心情，而在胡三省的心情之上，又重叠着在抗日战争时期继续生活在日占区北京的陈垣先生的心情，这部名著虽然在《臣节篇》中摘录了有关张兴事迹的这段记载，但却没有提到颜真卿。考虑胡三省的微意，或许有求之过深的嫌疑。

[1] 此处使用了唐代一里的长度。——译者注。

奔赴行在

颜真卿的《让宪部尚书表》，是在他得到朝廷授予的宪部尚书一职后，按惯例表达辞让之意的表文，但他详细叙述了不得不离开平原的情况和充满苦涩的心情，以及从平原到行在的行迹，是一篇非常珍贵且令人感兴趣的文章。其要点如下：

逆贼安禄山背叛圣恩，扰犯河洛（黄河和洛水流域），臣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开土门，臣与河北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又令李光弼、郭子仪、贺兰进明等与臣计会，同讨凶逆，三数月间，河北向定。属潼关失守，大驾（玄宗）西巡，光弼等却入土门，诸郡危逼。……

臣常使判官巨鹿郡南和县丞贾载、侄男永王府典军广成及行官邓昌珍、杨神功、裴法成等十余人，将彩物（财物）绢帛相继渡海，与刘正臣计会，共和三蕃。

如前所述，颜真卿派遣使者与范阳的将军刘正臣结盟，使者一行中不仅有颜真卿的独生子颜颇，也有外甥广成。奚族和契丹族这“两蕃”在《旧唐书·北狄传》中有记载，再加上一种就是“三蕃”，但是正如之前所看到的那样，奚和契丹都是安禄山不断讨伐的对象，所以与敌对安禄山的他们和睦相处也在计划之中。不过，无奈的是：

正臣等克期南来，行已有日，属逆贼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诸郡无援，相次陷没。

如此狼狈的颜真卿虽然应该“死守孤城”，但“归罪阙庭，愈于受擒贼手”，也就是说在朝廷接受审判比被贼军逮到要好，所以他“僶俛偷生过河”，鞭策自己苟且偷生，离开平原，南渡黄河。但是，还有一些剩下的工作需要处理：

缘刘正臣使杨神功将牒与臣，索兵马及盘瓶、锦帐，令应接奚、契丹等，不与其勾当，伏恐陛下贻忧。

派遣到刘正臣处的杨神功带回了文书，文书中刘正臣请求兵士和军马以支援奚和契丹，此外还有盘、瓶、锦缎做的帐幕等物。如果不处理好的话，恐怕会给陛下种下忧虑的种子。不仅如此：

又恩敕先超授吴郡司士郑毓乐安郡太守，令于江淮南两道度僧道，取钱与臣召募士马，令应接河北。臣由此未获即赴行在，遂至广陵、丹阳等郡，各与采访使计会，竟不得兵马。

作为特例，吴郡（郡治吴县，江苏省苏州）属官郑毓被敕命授予了位于河北的乐安郡太守的头衔，颜真卿奉命与郑毓一起，在长江以南的江南道和淮水以南的淮南道，向想成为僧侣和道士的人征收作为出家认定费的钱，并用这笔钱来招募士兵和战马，以支援河北。为弥补安禄山之乱造成的国库不足，向想成为僧侣、道士的人征收“香水钱”，这种做法据说是杨国忠在河东郡（郡治蒲坂，山西省永济）最早使用的，后来逐渐在各地施行了。因此，颜真卿无法立刻前往行在，而是为了完成任务，前往南方的广陵郡和丹阳郡，也就是今天江苏省的扬州和南京一带，但他没有取得可喜的成果。就这样，他终于以行在为目标奔赴西北，正是在到达武当郡（郡治武当，湖北省丹江口）时，他收到了宪部尚书的任命书。宪部尚书就是相当于法务大臣的刑部尚书[1]，天宝年间改变了官称。

《让宪部尚书表》的内容大致如上。虽然文中没有提及，但从《旧唐书》卷一一四、《新唐书》卷一四七所收的《鲁炅传》可知，从江南到武当郡的路途也并不安稳。颜真卿到达襄阳（湖北襄阳）时，守卫襄阳北部的南阳（河南省南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已经被贼军包围了一年，粮食见底，连一只老鼠都价值数百钱，不断有人饿死。南阳是要冲之地，贼军计划攻下此处，向南部的汉水、长江流域扩张势力。天宝七载（748），时任监察御史、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的颜真卿，在鄯州（州治湟水，青海省乐都）访察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当时鲁炅正在哥舒翰帐下。在宴席上，颜真卿问道：“后生可畏，得无人乎？”随后指着站在阶下的鲁炅说：“此人后当为节度使矣。”大约八年后，鲁炅果真成为了山南东道节度使，承担防御安禄山军队进攻的任务。此时，朝廷派遣的宦官将军曹日升为了救援鲁炅，意图单骑突破包围网，进入南阳城，襄阳太守魏仲犀却不允许他这么做。颜真卿对魏仲犀说：“曹将军不顾万死以致帝命，何为沮之！借使不达，不过亡一使者，达，则一城之心固矣。”就这样，仅仅带着十个骑兵的曹日升成功入城，鲁炅最终也顺利逃到了襄阳。

[1] 法务大臣是日本法务省的首长。——译者注。

第四章 唐王朝的复苏

返回长安

离开平原郡大约半年后的至德二载（757）四月，颜真卿终于抵达了凤翔（陕西省凤翔），谒见了肃宗。逃出长安、在灵武即位的肃宗，后来又以长安为目的地逐渐南下，先后移驾顺化（甘肃省庆阳）、彭原（甘肃省西峰）、保定（甘肃省泾川），又在二月戊子（十日）移动到了凤翔的行在。

陷入濒死状态的唐王朝逐渐复苏。肃宗政权所依赖的是从河北转战中回归的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的步兵骑兵，合计5万人。“及子仪、光弼全师赴行在，军声遂振，兴复之势，民有望焉。”《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如此记载。此外，肃宗政权也期待着回纥（即维吾尔族）及周边诸民族的援军。与此同时，在洛阳僭称大燕王朝的安禄山政权虽然控制了长安，其势力却南不出武关（陕西省丹凤）、北不过云阳（陕西省淳化）、西不过武功（陕西省武功）。

不仅如此，至德二载正月，安禄山的死期也到了。那时，几乎失去视力、又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安禄山，粗暴的行径与日俱增，周围的人不堪忍受。一天晚上，其子安庆绪冲到了父亲的寝所，察觉到异变的安禄山想去抓平日放在床头的刀，但由于对方的刺击，他便便大腹中的肠子已经汩汩流出，终于气绝身亡，时年五十五岁。正如我们熟悉的《平家物语》卷首诗所云，开头是“祇园精舍的钟声，是诸行无常的回响，娑罗双树的花色，昭示盛者必衰的道理”，其后便是：“骄奢淫逸的人不会长久，好似春夜一梦。不可一世的人终会灭亡，如同风中尘埃。远察异国，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禄山，此等皆不从旧主先皇之政，穷奢极欲，罔顾谏言，不悟天下将乱，不知民间疾苦，其亡也忽焉！”这里将安禄山举为异国反逆者之例。虽然他“其亡也忽焉”，但却没有换来万事大吉的局面。安庆绪代替安禄山登上了大燕王朝的帝位，不过，他只是个沉湎酒色的无能之辈。

位于凤翔行在的肃宗政府，让颜真卿在宪部尚书之外兼任了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的职务，其主要任务是对官员进行检察、弹劾。他非常适合这个工作，毫无保留地发挥了从未改变的刚直秉性。例如，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着酒气上朝，谏议大夫何忌在皇帝身边侍立时仪容不整[1]，他们都遭到了颜真卿的弹劾，崔漪被降职，何忌也左迁地方官。顺带说一下，崔漪似乎非常喜欢喝酒，杜甫以《所思》为题的诗中有“苦忆荆州醉司马，谪官樽酒定常开”一句，“醉司马”处有“崔吏部漪”的自注。这首诗作成的时候，曾兼任吏部侍郎的崔️漪好像又左迁荆州司马之职，但身处贬所的他一定也是每天饮酒高会吧。

正是在凤翔，颜真卿和杜甫产生了人生中唯一一次交锋。杜甫之前被拘禁在安禄山军队占领下的长安，但根据他以《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为题的五言诗可知，杜甫在监视下偷偷逃走，恰好与颜真卿同在至德二载四月抵达凤翔。由此，杜甫得任作为门下省属僚的谏官——左拾遗，这个职名的由来就是给天子之政拾遗补缺。就任左拾遗后不久，杜甫就给被罢免的宰相房琯上表辩护。或许是因为二人自幼熟识，杜甫因“辞旨迂诞”——论点十分荒谬而被驳回。参加这场审理的人便有颜真卿（《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传》[2]），虽然杜甫并未被法办，但此事恐怕成为了他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难以消散。

至德二载（757）九月丁亥（十二日），肃宗长子广平王俶，也就是后来的代宗，作为天下兵马元帅从凤翔出发，向着夺回长安的目标前进。这支部队事实上的总指挥是副元帅郭子仪，包括朔方军、回纥军等，合计约15万，号称20万，朔方军正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手下的部队。在出征仪式上，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广平王为表对肃宗所在宫城的敬意，徒步走过梐枑后才上马[3]，但其部下的管崇嗣却在广平王乘马前先上马了。颜真卿上奏弹劾，肃宗回答道：“朕儿子每出，谆谆教诫之，故不敢失礼。崇嗣老将，有足疾，姑欲优容之。”作出了稳妥的裁决。

九月癸卯（二十八日），郭子仪军成功夺回了长安，第二天（甲辰，二十九日）捷报就送到了凤翔。接下来的十月壬戌（十八日），洛阳也被收复了。王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整旗鼓，借用颜真卿的话来说，靠的是回纥、奚、霫、契丹、大食、盾蛮（板楯蛮）等外族军队，以及朔方、河东、平卢、河西、陇右、安西、黔中、岭南、河南等节度使麾下之师的奋勇（《天下放生池碑》）。除此之外，贼军的内部也开始分裂——安庆绪新任命的范阳节度使史思明愈发骄慢，两人的矛盾逐渐加深。于是，十月癸亥（十九日）从凤翔出发的肃宗，终于在四日后（丁卯，二十三日）返回了长安。自去年的六月离开长安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六个月。到了十二月，上皇（即玄宗）也从蜀地回到长安。

[1] 据《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何忌”全名为“李何忌”。——译者注。

[2] 具体出处是《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传》所附《韦陟传》。——译者注。

[3] 梐枑又称行马，是用木条交叉制成的栅栏，置于官署前遮拦人马。——译者注。

《祭侄文稿》与《祭伯文稿》

在返回长安之前，肃宗决定派遣使者向宗庙报告此事，但在敬献宗庙的文章中却出现了“嗣皇帝”一词。颜真卿纠正礼仪使崔器道：“上皇在蜀，可乎？”崔器马上进行了更改。“嗣皇帝”是在父皇驾崩后才能使用的词汇。由于祭祀王朝祖先的太庙被贼军残忍破坏，颜真卿又上奏曰：“春秋时，新宫（先君宣公之庙）灾，鲁成公三日哭。今太庙既为盗毁，请筑坛于野，皇帝东向哭，然后遣使。”但其建议并未被采纳。

伴随着肃宗返回长安的脚步，颜真卿也从凤翔向着阔别四年半的长安出发。更令他感到高兴的是，终于可以和兄长允南、弟弟允臧重逢了。此前，颜允南扈从玄宗幸蜀，职任司封郎中（吏部尚书属官），而颜允臧在郭子仪麾下，担任颜真卿曾任的御史台属官——殿中侍御史。允南和允臧去世后，颜真卿为二人分别撰述了神道碑，并在颜允南的碑文中自豪地说：“（兄长允南）从肃宗入西京（长安），迁司封（郎中），真卿以（宪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弟允臧又为殿中（侍御史）。兄弟三人，同时台省（中央政府），当代无比，时人钦羡焉。”此外，颜允臧的神道碑中记载，允臧获任殿中侍御史时，颜真卿曾上表感谢，肃宗则回答道：“卿昆季连擢，才声并振……委以宪台之长，克申白简之威。厥弟之迁，亦为官择，宜相劝勉，各树能名。”“宪台之长”指的是颜真卿担任的御史大夫，“白简”指的是御史大夫弹劾官员的文章。

但是，颜真卿在长安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调任为地方长官。《旧唐书》记其缘由为“为宰相所忌”，《新唐书》则写作“宰相厌其言”，恐怕是因为总是直言不讳而遭到了嫌弃。至德二载十一月，颜真卿第一次转任冯翊（郡治冯翊，陕西省大荔）太守，同年十二月郡太守改称州刺史，而在至德改元为乾元后的元年（758）三月，颜真卿转任蒲州（州治河东，山西省永济）刺史，十月转任饶州（州治鄱阳，江西省波阳）刺史，第二年（乾元二年，759）六月转任升州（州治江宁，江苏省南京）刺史。在连续不断的调动中，颜真卿有几件重要的书法作品草稿流传后世。

其中一件是供奉给侄子季明（颜杲卿末子）之亡灵的祭文草稿——《祭侄文稿》。这是颜真卿担任蒲州刺史时的作品，其真迹现在还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祭侄文稿》的制作缘由是这样的：颜杲卿的长子泉明（亦是季明的兄长）曾与父亲同在河北，此后则成为了史思明的阶下囚，至德二载十二月，史思明归顺唐朝，颜泉明也被释放。颜真卿让颜泉明重返河北，寻访仍流落其地的亲族的消息，颜泉明拼命寻找，用钱财赎买身陷他人之手者。最终，除了亲族之外，颜泉明又将之前颜杲卿部下的妻子奴婢等约三百余人寻回。但是，这其中并没有颜季明的身影。颜杲卿死守常山、终于陷落之际，贼军在颜杲卿面前加白刃于颜季明之首，威胁道：“降我，当活而子。”颜杲卿却没有回应。颜季明是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青年，完成于乾元元年九月三日的《祭侄文稿》如此写道：

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

“尔”指的是“季明”，“仁兄”指的是颜杲卿。颜季明作为常山颜杲卿的传信使者被派遣到平原颜真卿处，返回时颜杲卿对防守土门——也就是井陉关的贼军发起进攻，使得贼军大受挫折。可是由于“贼臣”——约定与颜杲卿协力的太原尹、河东节度使王承业不顾颜杲卿的要求，没有派遣援军，常山悲惨地陷落了。

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

颜泉明这次带回来的是“首榇”——也就是装着颜季明头部的棺。颜真卿只能这样祭奠颜季明的亡灵。

颜泉明又在洛阳寻找父亲杲卿的尸体，并追查实际参与杀害父亲的人。那个人说，颜杲卿被杀时一只脚被砍断，并与同时被杀的袁履谦一起被埋入了土中。颜泉明将土掘开，果然发现了二人的尸身，其中一具的一只脚被砍断。颜泉明立即将二人的尸身分别收殓带回。当时，颜真卿也给颜杲卿撰写了祭文，但却没有流传下来。不过，他给颜杲卿撰写的神道碑中记载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颜杲卿被杀时，一个叫张凑的人秘密地将颜杲卿的毛发带到了玄宗那里。当天晚上，颜杲卿出现在了玄宗的梦中，说：“御捍处多，兵马少”——也就是说，需要防御的地方有很多，但无奈的是敌众我寡，兵马不足。玄宗为之恸哭，隆重地举行了祭典。张凑又将这毛发带给颜杲卿的夫人，夫人半信半疑地在灵床前痛哭时，突然听到有鞭打灵床的声音，放在箱子中的毛发也蹦了出来。碑文中便有如此不可思议的记载。

颜真卿的另一个书法草稿是《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简称《祭伯文稿》。这是乾元元年十月二十一日，颜真卿从蒲州刺史改任饶州刺史的路上，于洛阳的伯父颜元孙墓前供奉的祭文。这位伯父便是颜杲卿之父，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介绍过了，而这篇《祭伯文稿》首先叙述的仍是颜杲卿的义烈之举：

日者羯胡禄山，俶扰河洛，生灵涂炭，兵甲靡夷（民众困苦、军队士气消沉），二兄杲卿任常山郡太守，忠义奋发，首开土门，擒斩逆竖，挫其凶慝。

然而，“城孤援绝，身陷贼庭”，杲卿殒命。到了肃宗时期，颜杲卿被追赠了太子太保的官职，不仅如此，“甥侄季明、卢逖等被贼害者八人”都获赠五品京官，朝廷有计划地对命运悲惨的颜氏一族及其亲属追赠荣誉性的官职。此外，身陷囹圄的“嫂及儿女”也成功从沦陷区返回都城。而作为平原太守与颜杲卿“同心协德，亦着微诚”的颜真卿自己，也得到了玄宗和肃宗的怜悯，祖父颜昭甫获赠华州刺史，同时“兄弟儿侄尽蒙国恩”，一门的生者与死者共同分享着王朝的“哀荣”。在已经于开元二十年（732）去世的伯父元孙的灵前，颜真卿的《祭伯文稿》报告了这些内容。

《争座位帖》

在乾元二年（759）六月至三年（760）二月这半年中，颜真卿又从饶州刺史改任以今天的江苏省南京为治所的升州刺史。在民政长官升州刺史之外，颜真卿也带上了浙西节度使兼江宁军使这一军政长官的头衔，他察知了以睢阳（河南省商丘之南）为治所的宋州刺史刘展的不安动向，预先考虑强化防备：“即当缮修甲兵，抚循将士，观察要害，以备不虞。”（《谢浙西节度使表》）。这或许是基于他曾任平原太守的经验吧。然而，作为指挥系统的上官，都统李峘却认为颜真卿处事荒唐，将他召还都城，任刑部尚书[1]。之后，刘展果然举兵，扬州（江苏省扬州）、润州（江苏省镇江）、升州相继陷落，颜真卿一语成谶。

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上元，其年八月，执朝政之牛耳的宦官李辅国将上皇从南内（兴庆宫）迁移到西内（太极宫）甘露殿。李辅国是主导了肃宗灵武即位的宦官，原名静忠，因为忠勤护国而被赐予了“辅国”之名。“上皇”就是玄宗，他非常喜爱原为其皇子时期的宅邸、即位后扩建为执政之所的兴庆宫，从蜀地回来后仍选择兴庆宫为起居之所。有时上皇出现在南临大路的兴庆宫长庆楼上，路过的民众尤其是老人便会遥拜，高呼万岁。李辅国对肃宗说：“上皇日与外人交通，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虽然敬重上皇的肃宗对上皇并无疑虑，但李辅国趁着肃宗卧病之时，强行将上皇移至西内。刑部尚书颜真卿率领百官，向移至西内的上皇献上问候起居的表文，触怒了李辅国。此外，颜真卿又和《酷吏传》中阴险的御史中丞敬羽发生了冲突。因此，颜真卿被贬为蓬州（州治大寅，四川省仪陇）长史，长史是刺史的属官。

宝应元年（762）四月甲寅（五日），上皇崩。紧接着，丁卯（十八日），肃宗崩，代宗即位，颜真卿则迁为利州（州治绵谷，四川省广元）刺史。

顺便一提，“安史之乱”，也就是以玄宗天宝十五载（755）安禄山举兵为开端、并继以史思明叛乱的这场动乱终于行将结束。如前所述，代替安禄山占据范阳的史思明一度表现出对唐王朝恭顺的态度，因此，之前提到的颜泉明才能在河北地界寻回父亲杲卿的亲眷。其后，史思明再度自称大燕皇帝，不久又像安庆绪杀死安禄山那样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则在洛阳败给了有回纥援助的唐军，宝应二年（763）正月，他的首级被送到了长安。三卷本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以这句话作为结尾：“安、史二凶羯，相继乱于范阳，安禄山以天宝十四载乙未十一月犯顺，史思明男朝义至宝应元年壬寅十二月为李怀仙所杀，二胡共扰中原凡八年，幽、燕始平。”

宝应二年三月，颜真卿任吏部侍郎，同年七月改元广德，十月，颜真卿迁任尚书右丞。大约在这个月，吐蕃进犯京畿地区，代宗避难陕州（州治陕县，河南省陕县），幸好吐蕃很快被郭子仪驱逐，十二月大驾返回长安。当时，颜真卿奏请先拜谒先帝陵庙，然后再返回宫城，宰相元载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迂远之举，按捺不住怒火的颜真卿反驳道：“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岂堪公再破坏邪！”元载因此而怀恨在心。

与《祭侄文稿》《祭伯文稿》并称为真卿三稿的是《争座位帖》，而这也是他与元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原因之一。成于广德二年（764）十一月的《争座位帖》，是颜真卿致于尚书右仆射郭英乂的书状，其内容大致如下。之前，平康坊内的菩提寺举行了行香仪式，又有为驱逐吐蕃、凯旋长安的郭子仪举办的兴道之会，两场的百官行列都以郭英乂为总指挥。行香仪式是于天子和皇后的忌日在佛寺烧香的仪式，兴道之会则含义不详，但无论哪一种仪式，参列百官的座次都有难以让人信服之处。因为，宰相和中书省、门下省常参官——也就是有资格参加朝会的官员是可坐在一列的，但是鱼朝恩与郭英乂率领诸军将军坐成一列，则违反了“朝廷纪纲”。鱼朝恩的散阶是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但他实际的官职是相当于三品的监门将军，不可与尚书仆射同列——颜真卿如此主张。

鱼朝恩以监门将军之职，兼任了可视为军队“总目付”[2]的使职——观军容使，是个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郭英乂为了鱼朝恩，不惜违反“朝廷纪纲”，进行特殊的安排，或许是因为忌惮他的权势吧。而这个郭英乂也通过巴结元载来保全自己的地位。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卷九三所收录的《争座位帖》后有如下按语：“传（《新唐书》卷一三三）称郭英乂阴事宰相元载以久其权，而真卿又不为元载所容，论事坐以诽谤，不久即有硖州别驾之贬。然则英乂得此书，其以真卿之之言为是与否，史无明文，皆不可知，而既为阴事元载之人，则真卿之被贬，未始非英乂阴为之谮已。”

导致颜真卿与元载关系最终破裂、并使颜真卿如王昶所言左迁硖州别驾这一地方官的，是颜真卿的一次上疏。此事的前因如下所述。

与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结成死党以图自固的元载，对反对意见总是尽力封杀。因此他奏请，百官若有意见，必须首先向各自的长官报告，长官再报告给宰相，然后才能上闻，同时以“上旨”也就是天子之意的名义向百官通报：“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对于这样的提议，颜真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上疏表明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其大致内容如下：

郎官（尚书省所属行政官）、御史（御史台所属检察官），陛下之耳目。今使论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为谗，何不察其言之虚实！若所言果虚宜诛之，果实宜赏之。不务为此，而使天下谓陛下厌听览之烦，托此为辞以塞谏争之路，臣窃为陛下惜之！

太宗著《门司式》云：“其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门司与仗家引奏，无得关碍（没有宫城城门通行证的人，如果要紧急上奏，则由负责城门警备的当番卫士引导上奏，不得妨碍）。”天宝以后，李林甫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达，蒙蔽喑呜，卒成（玄宗）幸蜀之祸。陵夷至于今日，其所从来者渐矣。

夫人主大开不讳之路，群臣犹莫敢尽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则陛下所闻见者不过三数人耳。天下之士从此钳口结舌，陛下见无复言者，以为天下无事可论，是（李）林甫复起于今日也！昔林甫虽擅权，群臣有不咨宰相辄奏事者，则托以他事阴中伤之，犹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傥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

这样的上疏会招致什么样的结果，一定早已在颜真卿的意料之中，等待他的，又是被逐出朝廷。永泰二年（766），颜真卿被贬为硖州（州治夷陵，湖北省宜昌）别驾，其后又转任吉州（州治庐陵，江西省吉安）司马、抚州（州治临川，江西省临川）刺史、湖州（州治乌程，浙江省湖州）刺史等地方官。

颜真卿的《守政帖》，记载了这样的内容：“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绪汝等当须会吾之志，不可不守也。”南宋洪迈《容斋四笔》举此《守政帖》为例，如此论道：“此是独赴谪地，而与其子孙者，无由考其岁月。千载之下，使人读之，尚可畏而仰也。”虽然洪迈说“无由考其岁月”，但与洪迈同处南宋的留元刚所著《颜鲁公年谱》却将此《守政帖》系于颜真卿被贬硖州别驾的第二年，也就是永泰二年之后的大历二年（767），或许洪迈对这一考证并不十分认同吧。

[1] 据《新唐书》卷一五三《颜真卿传》，“刑部尚书”当为“刑部侍郎”。——译者注。

[2] 日本武士的职务，总监督官之意。——译者注。

第五章 抚州刺史时代

《麻姑山仙坛记》

颜真卿担任抚州刺史，是在代宗大历三年（768）至六年（771）之间，担任湖州刺史则是在大历七年（772）至十二年（777）之间，大约跨过了他从六十岁到六十九岁的十年时间。无论抚州刺史还是湖州刺史，都不是他情愿得到的职务，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赴任的，但是这十年对他来说，或许意味着一段幸福时光。因为，颜真卿得以远离中央这个错综复杂的政争旋涡，并在温暖怡人、风光秀丽的江南之地尽情地像文人一样生活。《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抚州的户数是30605，人口为176394；湖州的户数是73306，人口为477698。唐代的州根据其重要程度和大小，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抚州是户数在二万五千以上的中州，湖州则是户数在四万以上的上州。

抚州以前叫临川郡，四世纪时东晋的王羲之便担任过临川太守。王羲之任临川太守时有怎样的书法创作，后世记载全无，但抚州刺史时代的颜真卿，却因为道教的缘故，留下了不少书法文章：《麻姑山仙坛记》《魏夫人仙坛碑》和《华姑仙坛碑》。仙坛是祭祀神仙的道教祭坛。

大历六年（771）夏四月完成的《麻姑山仙坛记》，记载了这样的内容：“自麻姑发迹于兹岭，南真（魏夫人）遗坛于龟源，花（化）姑表异于井山，今女道士黎琼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梦琼仙，而餐花绝粒。”这里列举都是女仙或者女道士的名字。为何女仙的传统能够在抚州地界一脉相承呢？“非夫地气殊异，江山炳灵，则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颜真卿如此说道。《华姑仙坛碑》中也有同样的表述：“麻姑得道于名山，南真升仙于龟原，华姑鹤翥于兹岭。琼仙妙行，接踵而去。非夫天地肸蠁，从古以然，则何以仙气氤氲，若斯盛者？”总之，抚州的天地充盈着“气”，能量格外珍奇，山川自然光彩夺目，由此“肸蠁”（感应）而来的“仙气”——神仙的能量，亦是相当旺盛的。

麻姑是东晋葛洪《神仙传》中有传的女仙，《麻姑山仙坛记》亦以《神仙传》引出麻姑的故事，其梗概大致如下：

神仙王方平来到弟子蔡经的家，即席召唤麻姑，蔡经及其家人都不知道麻姑到底是谁。不久现身的麻姑年方十八九，容貌美丽，她与王方平寒暄后说道：“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陆陵乎？”王方平笑着说：“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桑田即是桑畑[1]，蓬莱山则是浮于东海的三神山之一，为神仙的住处。目睹“东海三为桑田”的神仙，在极其漫长的时间中永生。颜真卿又从《神仙传》中引用了一些麻姑的言语，我们则就此打住，继续阅读《麻姑山仙坛记》。

大历三年就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尝试查阅“图经”——大概是包含地图的地方志，《抚州图经》或《临川图经》，并记录了这样的内容。抚州所属的南城县（江西省南城），有一座麻姑山，山顶有一个古坛，是麻姑“得道”即体悟仙道的场所。其后所述，是基于颜真卿的实地探索，还是单纯基于传闻，多少有些暧昧，总之近年来，坛东南之池的红莲突然变成了碧色，现在又变成了白色。坛旁的杉树和松树亭亭如盖，时不时能听见步虚钟磬之音。“步虚”是道教的宗教音乐，磬则是形如“へ”的一种石质乐器。演奏步虚之乐的钟、磬之音，不知从何处传来。坛的东南有一条从三百余尺的高处落下的瀑布，东北则有一个名叫石崇观的道观，那里的高山上还能见到螺、蚌的贝壳。这或许就是麻姑所说沧海变为桑田的证据。西北方向有一个叫做麻源的地方，谢灵运所作五言诗《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说的可能就是此处。谢灵运是五世纪刘宋时期的代表诗人，也曾担任过临川太守。这首五言诗被收入了《文选》，李善注唯独引用了谢灵运《山居图》中的一段话：“故老相传，华子期者，禄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顶，故华子为称也。”禄里是秦末汉初隐于商山的四位隐者——“商山四皓”之一的甪里先生，他的弟子华子期飞来此山，故此山名为华子岗。

接下来，《麻姑山仙坛记》又写到了与颜真卿愈加接近的时代。开元年间，在麻姑山修道的道士邓紫阳奉诏入都城，于大同殿为玄宗皇帝做道教法事。从初代皇帝高祖李渊开始，唐王朝就对处于道教诸神中心位置、被称为太上老君的老子十分尊崇。因为老子姓李，唐朝皇室也姓李，所以老子被尊奉为皇室始祖。在第三代皇帝高宗的乾封元年（666），老子得到了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玄宗也在即位不久后的开元三年（715）为老子献上名为《玄元皇帝赞》的祝寿文，文中写道：“爰有上德，生而长年。白发垂相，紫气浮天。含光默默，永劫绵绵。万教之祖，号曰玄元。东训尼父，西化金仙。……”

“尼父”指的是孔子，孔子接受老子教诲的“孔子问礼”故事见载于《史记·老子列传》。“金仙”指的是释迦牟尼，出关并渡过流沙、到达遥远西方的老子，为教化胡人而创立了佛教，这正是很早就在中国流行的“老子化胡说”。“东训尼父”“西化金仙”的老子，俨然“万教之祖”。玄宗尊崇老子的思想愈发深重，开元二十三年（735），司马迁置于《史记》首卷的《伯夷列传》被替换成了《老子列传》[2]；天宝元年（742），原本在《汉书·古今人表》（此表将历史人物分为上上之圣人、上中之仁人、上下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之愚人九等）中位列中上的老子因敕命而上升到“上圣”的位置，连正史的内容都被改变了（《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之《正义》；《旧唐书·礼仪志四》）。

与此同时，玄宗的道教信仰愈发狂热，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为道教破费的天子。邓紫阳做道教法事的大同殿是兴庆宫内的一座宫殿，那里原本就是玄宗举行各种各样道教活动的场所。在召见邓紫阳前后的开元十七年（729），蜀地新津县（四川省新津）兴尼寺佛殿的柱子上浮现出太上老君的尊像，并被郑重地迎入大同殿供养祭祀。

接下来，《麻姑山仙坛记》记载道，开元二十七年（739），邓紫阳看到了虎驾着的龙车，还有两个人拿着节杖站在庭院中。他对他的道士朋友竹务猷说：“此迎我也。愿欲归葬本山，仍请立庙于坛侧。”玄宗得知了这个愿望。于是，天宝五载（746），在麻姑山的瀑布举行了投龙仪式，水池中真的有黄龙现身的奇瑞出现。投龙是向居于水中的神灵投送龙形黄金这一信物的道教仪式。对这一祥瑞赞叹不已的玄宗命令增修“仙宇、真仪、侍从、云鹤”，也就是祀殿、神像、使者，以及使其庄严的云与鹤。

《麻姑山仙坛记》的结尾写道，“真卿幸承余烈”——今日有幸在仙气氤氲的抚州担任长官的我，“敢刻金石而志之”——为之刻石立碑。后来，于北宋隆兴元年（1163）五月游历麻姑山的周必大说，颜真卿的塑像仍被供奉在当地的祠堂中（《归庐陵日记》）。

[1] “桑畑”为“桑田”的日汉字写法。——译者注。

[2] 《伯夷列传》为《史记》列传之首，并非全书之首。——译者注。

《魏夫人仙坛碑》

《魏夫人仙坛碑》的主人公魏夫人是在《真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仙。南朝齐梁时期的陶弘景（456—536）是以位于今日南京东南部的茅山为根据地的上清派道教（俗称茅山派道教）的祖师，他将以东晋兴宁年间（363—365）为主要时期降临的真人诰授（即神仙的启示）编集成《真诰》，并如此叙述上清派道教所依据的上清经典的由来：“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364）……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瑘王（司马昱，后来成为东晋简文帝）司徒公府舍人杨某，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江苏省句容）许某，并第三息上计掾某某。”杨某指的是杨羲，许某指的是许穆，“某某”则是许穆之子许翙。降临到杨羲身上的神仙不仅魏夫人一人，但是简单来说的话，魏夫人以杨羲为灵媒教导许穆和许翙父子，指引仙界之路，这就是《真诰》的主题。

如同《麻姑山仙坛记》对《神仙传》的引用，《魏夫人仙坛碑》中也有《魏夫人传》的大段文字。相传《魏夫人传》为神仙范邈所撰，《隋书·经籍志》的“史部·杂传类”也著录了《南岳夫人内传》一卷，但是这个魏夫人却与麻姑不同——她是一位实存于世的女性，名曰华存，字曰贤安。作为正史《晋书》中有传的魏舒的女儿，魏华存生活在西晋时期，她少女时就对神仙梦寐以求，服用了各种仙药，亦修炼道术。“性乐神仙，味真慕道，少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她虽然想尽可能地过上终生独身的生活，但却没有得到父母的允许，二十四岁时还是与刘乂结婚，并育有两子。没过多久，她的丈夫成为修武（河南省修武）县令，两个孩子刘璞和刘遐也能自理，于是魏夫人便离开主屋，别寝而居，进行百日斋戒。这时，几位神仙降临，授予她各种各样的教戒，在此基础上继续修行的魏夫人那里，悄悄来访的神仙络绎不绝。不久，她的丈夫刘乂暴疾而亡，紧接着西晋末年华北地区陷入骚乱，魏夫人家族便移居江南。东晋咸和九年（334），八十三岁的魏夫人辞世升仙，在仙界继续修行，获得了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的名号。

《魏夫人传》的梗概如上所述，结束这段引用的颜真卿继续讲到，南岳魏夫人此后常常降临茅山，其子刘璞也成为使者，“传法于司徒琅琊王（司马昱）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穆子玉斧（许翙），并升仙，事具陶弘景《真诰》”。刘璞承担了怎样的工作，在《真诰》中有完整的记载，颜真卿姑且不做展开，继续说明制作《魏夫人仙坛碑》的缘由。

“初夫人既渡江，遍游名山，至临川郡，临汝水西立坛置精舍，院东百余步造冢圹，又于石井山建立坛场，往来游憩。”从华北来到江南的魏夫人遍游各地的名山，到达临川郡时，在流过东境的汝水之西建坛和精舍院（大概是道观），又在其东百余步的地方造冢圹（墓）。她又在因天然石井而得名的石井山建立了坛场，有机会便会前去，将其作为休憩的场所。虽说魏夫人升仙的地方正是在临川之地，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与她有关的遗迹也渐渐荒废、不知其所在：“岁月深久，榛芜沦翳，虽备载《图经》，而略无遗迹。”而发现这些遗迹的便是《华姑仙坛碑》的主人公——别号华姑的女道士黄令微。

在讲述这部分之前，作为题外话，我想先谈谈一个有关魏夫人的趣事。上文提到，魏夫人和丈夫刘乂育有刘璞和刘遐两个儿子，据魏晋时代名士的逸闻集《世说新语》，其中的《品藻篇》的刘孝标注引用了《刘瑾集叙》，此书记载道，刘遐的儿子刘畅，也就是魏夫人的孙子，娶了王羲之的女儿。王羲之共有包括王献之在内的七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同母所生）”，在王羲之给他人的书简中，也记载了这个独生女。

此外，1998年，南京市北郊象山发掘出了王氏家族墓，其中一方墓志写道：“晋振威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琅耶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王建之，字荣妣。故夫人南阳涅阳刘氏，字媚子，春秋五十三，泰和六年（371）六月戊戌朔十四日辛亥，薨于郡官舍。夫人修武令乂之孙，光禄勋、东昌男璞之长女，年廿来归，生三男三女……”“琅耶临沂县都乡南仁里”就是在当时有名门之称的琅琊王氏的本贯，现在的山东省临沂。王建之是王羲之从兄弟王彭之的嫡子，他的夫人正是刘乂的孙女、刘璞的长女。尽管王羲之是热情的道教信徒，但像这样——独生女嫁给魏夫人的孙女刘畅、从兄弟的儿子娶了魏夫人的孙女的情况，还是非常有趣的。而谢灵运的母亲刘氏又是魏夫人的孙子刘畅和王羲之长女的女儿，所以谢灵运不仅有王羲之这个曾外祖父，体内还流淌着魏夫人的血脉。这样看来，魏夫人虽说是女仙，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非常亲近的存在。

《华姑仙坛碑》

发现理应存在于临川的女仙魏夫人遗迹的人，是唐代的女道士黄令微。这件事在《魏夫人仙坛碑》的后半部分和《华姑仙坛碑》上都有所叙述，两碑的内容和措词也有不少重复，但《华姑仙坛碑》却是这样开头的：

华姑者，姓黄氏，讳令微，抚州临川人也。少乃好道（道术），丰神卓异，天然（天生）绝粒。年十二，度为天宝观女道士。年八十，发白面红，如处子状，时人谓之华姑。蹀履而行，奔马不及。

“绝粒”这种道术也叫“绝谷”或“辟谷”。吃谷物的话，不仅血液会浑浊，在体内盘踞的三尸恶鬼也会以谷物之精作为养分，所以要做到辟谷。这种方法的由来很古老。湖南省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因发现了两千多年前的贵妇木乃伊而震惊世界，同时在墓中发现的《却谷食气篇》就是有关辟谷的书籍。“谷”是“穀”的同音字，“却谷食气”意指“戒除谷物食用气体”。

接下来，以《魏夫人仙坛碑》和《华姑仙坛碑》的记载彼此参照：

听闻魏夫人的仙坛在临川南郊的华姑（黄令微），为了探究遗迹，在草木茂盛的地方搭建草庵，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则天武后长寿二年（693）十月，她拜访了洪州（江西省南昌）西山的道士胡天师。胡天师名超，但似乎以胡慧超之名为人所知。胡天师仿佛使用透视术一般，远远地指向临川城南六里，也就是华姑结庵之处往南二百步的地方，说道：“乌龟原中有石龟，每蹂践田苗，百姓患之，乃击断其首，即其处也。”第二天，两人登山眺望，果然看到西方的池水。胡天师问华姑：“池中有所见乎？”“无。”胡天师举起左手，让华姑从他的腋下看过去，便能看到有四位仙人在水中沐浴。胡天师鼓励道：“尔有道分，必当得之。”华姑和同伴一起探访乌龟原，果然在坛的中央找到了石龟，其下挖掘出了尊像、刀剑、油瓮、灯盏等物。则天武后听到了这个传言，将挖掘出的尊像等物收入了宫中。颜真卿在《麻姑山仙坛记》中写下的“南真（魏夫人）遗坛于龟源”正是指这件事。

接下来，魏夫人又出现在华姑的梦中，她告诉华姑：“坛南有九曲池，汝可开之。” 华姑按照她的指点发现了遗迹，那里的砖石尚在原地。到了睿宗景云年间（710—711），宫中派来一个叫叶善信的道士，带着绣像和幡花来做法事，并在坛的西边建了一座洞灵观，度女道士七人。之后，玄宗也在此地举行过祭仪，各种灵异之事不断。

华姑继续沿着汝水发现与魏夫人有关的遗迹，魏夫人“于石井山建立坛场，往来游憩”的那个石井山（抑或井山）也被发现了，华姑便在那里建立了精舍。开元九年（721），华姑给弟子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后便升仙了：“不须钉吾棺，可以绛纱幕之。”不久后电闪雷鸣，绛纱上有大如鸡卵的孔洞，屋顶可以容人通过，棺材里只剩下纱罩和木简。这些奇闻异事，为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尚健在的女道士黎琼仙六、七岁时亲眼所见。黎琼仙是华姑同学的弟子。

华姑升仙后，每年忌日总是会有狂风骤雨吹入室内，往来村野的路人总能看见彩云和白鹤，这样的灵异之事不可胜数。玄宗为了慎重起见派人查明，确认无误后，命令道士蔡伟将其编入一部名叫《后仙传》的神仙传记。

开元十二年（741）春三月乙酉（四日），朝廷派遣道士带着龙璧来做醮祭，大概也是一种投龙的祭仪。“龙璧”的龙意味着金龙，壁则意味着刻有祭文的玉简。这时，忽然有白鹿自坛东出现，至冢而消失不见，非常不可思议。这里提到的便是魏夫人“临汝水西立坛……院东百余步造冢圹”的坛和冢。天宝八载（749），正式以魏夫人“得道升仙之所”的名义，在这里度女道士二人。

不过，光靠女道士守护此处似乎有些困难，因此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观的男道士们伸出了援手。《华姑仙坛碑》中记载，“谭仙岩、史玄同、左通元等，每至三元，恒修斋醮”，也就是说，他们每到正月、七月、十月各十五日的三元祭礼便从麻姑山过来。《魏夫人仙坛碑》所记的来自这些道士的帮助不止于此，甚至竖立此碑的初衷便是将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他们帮助修复荒废的洞灵观的功德流传后世。

根据碑文，仙坛观的道士谭仙岩“请以男官黄道士二七人抽隶洞灵，共申洒扫”，也就是说，希望仙坛观的十四个男道士能被分配到洞灵观中，承担院内的扫除工作。又有“高行女道士黎琼仙七人，萃居坛院，精力住持已久，率励往来，增修观宇”，也就是说，黎琼仙等七位女道士常年居住在洞灵观中，想要鼓励来访的信徒们进行洞灵观的增修工作，这些请求都是向抚州刺史颜真卿提出的。应允提议的颜真卿在《魏夫人仙坛碑》中总结道：“从之，不日，遹暨厥成。仙迹之载崇，师之力也。敢备其本末，而为颂云。”接下来便是四字一句的铭文，简洁地复述了以上内容：“于嗟女弱，香火堙沦。真卿刺州，谒拜斯频。乃命仙子，增修鼎新。华姑侍傍，异代同尘。曷表元德，铭功翠珉。垂诸来裔，坱圠无垠。”

话说回来，虽然《华姑仙坛碑》和《魏夫人仙坛碑》的后半部分重合之处不少，但是其立碑的目的却与《魏夫人仙坛碑》不同：它要把麻姑、魏夫人、华姑、黎琼仙在抚州地区代代相传的女仙传统记载下来。正因为如此，碑文对黎琼仙也着墨不少：“（华）姑同学弟子黎琼仙，恒服茯苓、胡麻，绝粒四十余秋，年八十，齿发不衰。”值得注意的是，黎琼仙和少女时期的华姑一样，都是服食茯苓和胡麻。而女仙的传统在那之后也被继承下来，颜真卿赴任抚州刺史的第二年——大历四年（769）春三月，住在井山山麓的女道士曾妙行梦到了一个女师，女师让她登上七层华树，一层一层地摘食花朵。即使从梦中醒来，曾妙行的肚子还是饱的，她便以此为契机断食了。有一次，曾妙行遇见了黎琼仙，情不自禁地跪下行礼，说：“梦中所见，乃尊师也。”就这样成为了她的弟子。于是，《华姑仙坛碑》就用前面引用过的一句话来结尾了，这里不妨再重复一遍：“麻姑得道于名山，南真（魏夫人）升仙于龟原，华姑鹤翥于兹岭，琼仙妙行，接踵而去。非夫天地肸蠁，从古以然，则何以仙气氤氲，若斯盛者？”

《李含光碑》

抚州刺史时代的颜真卿创作了不少关于道教的作品，如《麻姑山仙坛记》《魏夫人仙坛碑》《华姑仙坛碑》等。从抚州刺史转任湖州刺史后的大历十二年（777），他又为继承了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一系的茅山派道教教主李含光撰文并书写了《茅山玄静先生广陵李君碑》。

据碑文所云，李含光和颜真卿的关系，是从颜真卿任升州刺史时开始的。“真卿乾元二年（759）以升州刺史充浙江西节度，钦承至德，结慕玄微，遂专使致书于茅山，以抒诚恳。先生特令韦炼师景昭复书于真卿，恩眷绸缪，足励超然之至。然可师可仰，望紫府而非遥；王事不遑，寄白云而悠远。” 很早以前就听说过李含光之“至德”的颜真卿，对道教“玄微”之义很感兴趣，就派使者送信到茅山，而李含光也让弟子炼师韦景昭写了回信，因为这份亲切的恩惠，颜真卿的心情十分振奋。炼师是给与“德高思精”的道士的称号（《大唐六典》“祠部郎中”条）。被尊为宗师的李含光住在“紫府”，即近在咫尺的道教灵场，但颜真卿由于公务繁忙，只能将思念寄托于白云之上，遗憾的是没有见面的机会。紧接着，“暨大历六年，真卿罢刺临川，旋舟建邺，将宅心小岭，长庇高踪，而转刺吴，事乖夙愿”。乾元二年的十二年后，卸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驻足建邺（今南京），再次勾起了对茅山的思念，但不久他又接到了湖州刺史的任命，没能实现夙愿。

后世对颜真卿制作的大量道教作品进行批评的人不在少数。例如明代的王世贞便如此评论《李含光碑》，对颜真卿倾心道教表示遗憾：“鲁公好仙术，不特书《麻姑坛》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隐居裔，凡五世，其事绝无可纪。独人谓其隶法胜乃父，遂断不作隶，差近厚耳。”（《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五《茅山碑》）。其语正是基于颜真卿《李含光碑》中“初，先生幼年颇工篆籀，而隶书尤妙，或赏之云，贤于其父，因投笔不书”一句。更何况是包含了很多怪诞之语的《麻姑山仙坛记》，后世的评价就更不高了。例如，北宋的欧阳修就曾慨叹，颜真卿这样的人竟然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画，而不免惑于神仙之说。释老之为斯民患也深矣。”（《集古录跋尾》卷七《唐颜真卿麻姑坛记》）“释老”指的是佛教和道教。欧阳修是一位以反对释老而闻名的士大夫，其著名的批判佛教的文章《本论》中有“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之语；他因道教经典《黄庭经》而作的《删正黄庭经序》，假托“无仙子”之口，希望神仙道教的“讹缪之说”不再“惑世以害生”。

与佛教有关的记载

颜真卿的五世祖颜之推是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颜氏家训·归心篇》表达了颜之推对佛教的依恋，他在开头对族人说：“（佛教）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而在《养生篇》中，颜之推对比佛教，批评神仙之术：“考之内教（佛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不愿汝曹专精于此。”

与此相对，创作了《麻姑山仙坛记》等与神仙道教有关的作品，并倾倒于李含光的颜真卿，似乎违背了颜之推留下的家训。颜之推出生在梁王朝，这一王朝的开创者是统治了江南将近前半个六世纪的梁武帝萧衍，他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钟情于佛教的皇帝。而颜真卿生活的唐王朝却将道教的主要神灵老子奉为始祖，玄宗尤其崇信道教，与梁武帝正好相反。这样的时代环境差异，也反映在颜之推和颜真卿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上，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即便如此，颜真卿也不是完全倒向道教，他从年轻时起就开始了与佛教僧侣的交往和对佛教寺院的访问。

例如，颜真卿题为《使过瑶台寺有怀圆寂上人》的五言诗序曰：“真卿昔以天宝元年（742）尉醴泉（陕西省礼泉），亟过瑶台寺圆寂上人院。秩满，迁监察御史，巡覆诸陵，而上人已去此寺。大历十三年（778）春二月，以刑部尚书谒拜昭陵，慨然有怀。”大历十三年，七十岁的刑部尚书颜真卿以王朝使者的身份拜谒太宗的昭陵，同时拜访了瑶台寺，怀念起了三十五年前与圆寂上人的交游。瑶台寺正在醴泉县昭陵之西。

永泰二年（766），颜真卿于硖州别驾转任吉州司马的途中，在因东晋末高僧慧远而知名的东林寺与西林寺留下了《东林寺题名》和《西林寺题名》。《西林寺题名》记曰：“有法真律师，深究清净毗尼（戒律）之学，即律祖师志恩之上足（高足），余内弟正义之阿阇黎（师父）也。”颜真卿的内弟，即夫人韦氏之弟正义，作为法真律师的弟子居于此处。

任抚州刺史时，颜真卿于大历四年（769）四月写下了《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六年（771）三月写下了《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等等。《翻经台记》的开头说：“抚州城东南四里有翻经台，宋康乐侯谢公，元嘉（424—454）年初，于此翻译涅槃经，因以为号。” 康乐侯谢公指的是谢灵运。北凉昙无谶翻译的《涅槃经》传入江南后，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修正，前者被称为北本，后者被称为南本，据《高僧传·义解篇》的《慧严传》记载，于佛教造诣颇深的谢灵运也参与了南本的制作：“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慧）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泥洹经》是法显翻译的六卷本《涅槃经》，根据其篇名修改北本四十卷的篇名，再进行字句上的修正，便有了三十六卷的南本。例如，北本中的“手抱脚踏，则到彼岸”一句，被改为南本中的“运手动足，截流而去”。除了谢灵运之外，《涅槃经》的改译还与慧严和慧观有关，而《高僧传》中并没有记载谢灵运是在抚州（按当时的地名来说，就是他担任太守的临川）改译《涅槃经》的，所以《翻经台记》开头的记载可能是流传在抚州地界的一个传说吧。不仅如此，在《东林寺题名》中，颜真卿提到，他在庐山的东林寺看到过与谢灵运有关的“涅槃经贝多梵夹”。“贝多”是类似棕榈的贝多罗树的树叶，在印度被用作书写材料，谢灵运在翻译中使用的《涅槃经》，可能就是将梵文写在贝多上，再用板子夹起来的“贝多梵夹”。

顺便一提，《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是颜真卿赴任抚州刺史时，为纪念这座与谢灵运有关却早已荒废的翻经台被成功修复而刻在石头上的文章。此次修复的倡议者是宝应寺的僧人智清，值得注意的是，他得到了佛迹寺的僧人什喻和仙台观的道士谭仙岩的帮助。谭仙岩正是出现在《魏夫人仙坛碑》和《华姑仙坛碑》中、帮助女道士所住的洞灵观的那个仙坛观的谭仙岩，可以说是相当能干了。

在《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中也提到了智清对谢灵运翻经台的修复。紧接着，大历四年（769）七月，观察使、尚书、御史大夫赵国魏公，也就是“大历二年四月，出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四年六月，封赵国公”（《旧唐书》卷一一五）的魏少游，在代宗皇帝生日之际，为宝应寺奏请高行僧二十一名，并得到了敕许。由此，“鼎新轮奂”，即伽蓝之美焕然一新。又因为“学徒虽增，毗尼（戒律）未立”，魏少游请来慧钦建立了律藏院和戒坛，慧钦生于抚州之北的洪州建昌（江西省永修），继承了自北魏的法聪律师口授相传而来的《四分律》律学法系。

如此，则颜真卿也有记载他与佛教僧侣的交往和访问佛教寺院的作品。不仅如此，下一章还会讲到，湖州刺史时代的颜真卿与妙喜寺的皎然交情不浅，而皎然所撰《湖州佛川寺故大师塔铭》之序，也就是《宋高僧传·兴福篇·慧明传》所依据的塔铭序中，曾任湖州刺史的卢幼平、独孤问俗、杜位、裴清和颜真卿，都是慧明的菩萨戒弟子。

虽说如此，我还是难以否定，颜真卿比起佛教来说更喜欢道教。皎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颜真卿是“道家流”，又如下一章所述，颜真卿与僧侣的交往，与其说是求教，不如说是被其人品所吸引，而造访像庐山东林寺和西林寺这样的寺院，可能是因为对那里的历史名胜古迹感兴趣。又比如说，《宝应寺翻经台记》以“真卿业于斯文，见咨纪述”结尾，说明这一撰述只是他作为文人被委托的工作；与此不同的是，《麻姑山仙坛记》的末尾是之前引用过的“真卿幸承余烈，敢刻金石而志之”，《华姑仙坛碑》的末尾是“真卿幸因述职，亲睹厥猷（因担任抚州刺史之幸，我才得以亲眼目睹其功业），若默而不言，则来者奚述”，让人感到颜真卿对道教的一片赤诚。

《蔡明远帖》与《八关斋会报德记》

大历六年（771）闰三月，颜真卿卸任抚州刺史，大历八年（773）正月他又作为湖州刺史赴任乌程。在中间的一段时间，颜真卿曾前往洛阳，《蔡明远帖》便是他从抚州到洛阳的途中所作。

蔡明远，鄱阳（江西省波阳）人。真卿昔刺饶州，即尝趋事，及来江右，无改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缘受替归北，中止金陵（江苏省南京），阖门百口，几至糊口。明远与夏镇不远数千里，冒涉江湖，连舸而来，不愆晷刻，竟达命於秦淮之上。又随我於邗沟之东，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终之际，良有可称。今既已事方旋，指期斯复。江路悠缅，风涛浩然，行李之间，深宜尚慎。不宣。真卿报。

江右指的是长江以北的地域，秦淮河是流经金陵以西、并注入长江的河流，邗沟是长江与淮水之间的运河，邵伯南埭相传是与王羲之有交往的东晋谢安于扬州（江苏省扬州）所筑，在有高低差的运河蓄水以便船只通行的设施，称之为“埭”。由此可知，蔡明远千里迢迢地从鄱阳赶来，为解救从抚州到洛阳长途旅行的颜真卿一家而不遗余力。为表示感谢而作的《蔡明远帖》，是一封能让人看到颜真卿温润秉性的暖心尺牍。

由颜真卿撰文并书丹、立碑于宋州（州治宋城，河南省商丘）的《八关斋会报德记》，也是在这一阶段的作品，碑文记载了大历七年（772）四月，为患热病的河南节度使田神功祈求平安无事而举办的八关斋会。

八关斋会要求佛教的在家信徒过一天一夜和出家人一样的生活。对于佛教徒来说，五戒是最基本的戒律，即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不妄语戒、不饮酒戒。除此之外，还应遵守不打扮不享受歌舞、不坐高广大床、过午不食这三个戒律。虽说如此，斋会还是会按惯例招待大量僧侣、进行布施。据颜真卿的记载，首倡其议的使持节宋州诸军事、行宋州刺史徐向“以俸钱三十万设八关大会，饭千僧于开元伽蓝（开元寺）”。“饭”字面上指的是设斋供养，实际上布施了三十万钱的巨额资金。紧接着，州县官苗藏实等、武官孙琳等、庶民领袖张烈等分别举办了一千五百人、五百人、五千人规模的盛大斋会。

毋庸置疑，制作《八关斋会报德记》是一份委托给颜真卿的工作，但对于此作品，后世的评价褒贬不一。例如，明代赵崡的《石墨镌华》卷三中有这样的非议：“（田）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帅非佳事，而鲁公为撰为书何也？”与此相反，清代毕沅的《中州金石记》卷三引用《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中“忠朴干勇（诚实质朴，有才能勇气），当时所称”一句，反驳“故非良臣”的评价，认为这是“以小节掩大功”。有趣的是，明人孙桢的《金石评考》指出，《八关斋会报德记》中“收沧（州）德（州），攻相州，拒杏园，守陈留”等有关田神功的事迹，在《旧唐书·田神功传》中不见记载，却见于《新唐书·田神功传》，这一定是因为《新唐书》的撰者欧阳修“得此碑而更定之也”。也就是说，颜真卿的作品是《新唐书》的重要史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