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20年度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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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开始,每年我都会认真整理自己一年的阅读成果并推荐一批好书,今年是第三年,按理说应该是丰收之年,但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里,因为种种个人原因,2020年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心思去静下心来读书,因此去年的阅读量和往年相比呈断崖式下跌,读书报告也拖拖拉拉到1月底才完成,实在有些惭愧。
2020年的阅读量一共也只有23本,因为基数太少,连凑个Top10都挺困难,所以还是挑几本我认为的好书简单地点评和安利一番。
《变革中国》
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而言,了解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探究“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的一堂必修课。作为新晋“四史”之一,国内论述改革开放史的书籍汗牛充栋,而《变革中国》则是由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所著,从国外学者的的视角系统回顾了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的的变革历程,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则是聚焦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得以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偶然性”所在。
作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之路事实上存在着两条平行的道路,即以中央政府引导、国家力量推动的宏观改革,以及由民间草根和地方力量驱动的“边缘革命”,这种改革中的二元结构是理解“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故事”的关键所在。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先天弊病,由国家强势主推的如“洋跃进”、国企改革、“物价闯关”等改革措施普遍遭到碰壁搁浅,当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有经济原地踏步、陷入停滞的时候,那些处在高层视野之外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经济力量却在风起云涌中扮演起了改革先锋的角色,并书写了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春天的故事”——以安徽小岗村的改革为代表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掀起的农村工业化革命、庞大“待业青年”群体催生的个体经济、以及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开辟与发展——作者强调,这些自下而上带有鲜明草根特性的“体制外的改革”并不是政府精心计划的产物,它们与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体制内的改革”拥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因此被吴敬琏称为“增量改革”的民间改革首先在定位上就应当与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区分开来。而就结果而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80年代市场化转型的主导力量并非是“看得见的手”,爆发于政府掌控范围之外的四大“边缘革命”,或者说是广大基层人民群众的的智慧与汗水,才是推动中国的改革冲破政治禁区和思想桎梏、并得以转向市场经济的最大功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颇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戏剧性。
除了厘清国家改革与民间改革的“楚河汉界”之外,本书还对不少推动市场经济变革的要素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如在市场提供的集体学习机制下,80年代以兴办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区域竞争和“诸城经验”等地方政府的改革试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换时间”的独特优势;如80年代学者对政治的参与和法律体系的重建使政治氛围趋于理性化,为摆脱“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牢笼提供了思想基础等等。不过,作者在最后也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缺陷与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缺乏一个“独立于政治力量的活跃的思想市场”,这在知识和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硬通货”的现在,尤为值得深思。
总而言之,本书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从“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这个角度追述了中国的经济转型之路,在对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梳理上显得中肯而有深度,加之是中外作者合著,在史料和叙事的“本土化”上显得非常自然,就算没有经济学知识阅读起来也毫无障碍,是一本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国特色”所在的好书。
《激荡三十年》
今年一口气读完了吴晓波的《浩荡两千年》《跌宕一百年》《激荡三十年》《激荡十年》和《大败局》,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激荡三十年》。与《变革中国》相比,《激荡三十年》的主要视角从宏观的经济体制层面聚焦到了微观的企业与个体层面,在这三十年里,无数草莽英雄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潮起潮落、聚散离合,人们对于财富的强烈追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共同交织激荡出了一副充满汗水与泪水、新生与毁灭、理想与贪婪、伟岸与丑陋的时代图景。沿着编年史的脉络读完这三十年里的人与事,让我深深感到对于这段依旧在发生的历史,自己还是太过陌生。
对于大部分80、90后来说,“生在改革开放后”是我们在成长中经常会被用以描述群体特征的标签,这既是老一辈对现在丰裕的物质生活的感慨,也包含着世事变迁恍如隔世般的记忆。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中国经济依然戴着“姓资姓社”争论的镣铐蹒跚前行,第二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释放出了无数蠢蠢欲动的“笼中鸟”,在这个我所知晓的第一个“春天”里,包括华西村的吴仁宝在内的无数草根力量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潮,下海经商的“92派”官员们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先驱者,“破三铁”的国企改革让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流落街头,深圳股市的抢购和舞弊事件促成了证监会的成立,万维网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诞生……自我有记忆以来,粮票、包分配、《毛主席语录》等计划经济与意识形态的烙印已经成为历史,成长在仓廪实、衣食足的静好岁月中,对于民营经济、经济特区、证券市场、互联网经济这些现在看来寻常、但在市场经济混沌初开的年代却是冒险者为之付出代价甚至失去生命的“禁区”,我们这一代人往往觉得习以为常甚至理所当然,读一读这段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对于父辈的记忆和现在的生活,会有一份别样的感慨。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部在不断的学习与试错中去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追寻中国道路的历史,40多年的伟大成就并非是一个英明领袖和全能政府带领国民沿着高瞻远瞩、精心设计的发展蓝图走向康庄大道的故事,相反,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变革。在被定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除了提出将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总目标之外,并没有在“怎么改”的问题上给出宏观战略或者明确思路,整个80年代的探索与突破几乎都是发生在“体制外”,直到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被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民营资本一直是“中国奇迹”最重要也是最坚决的推动力量,在垄断盛行、法治缺失、产权不清、制度滞后的荒原中,这些来自草根的力量长期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在改革这座巨大的试验场中一次次地被限制、整顿、打击、摧毁,又在一次次的裂变和重生变得坚韧而强大,自下而上一点一点不断倒逼推动着改革开放的整体步伐。在我的家乡浙江,这样充满可能性的故事在过去三四十年中不停地上演,其中离我最近的是1982年我的衢州老乡、时任义乌市委书记的谢高华顶着巨大压力拍板开放小商品市场的故事,这片“政策凹地”诞生浓缩了所有改革蕴含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领导者在风云际会的历史节点上扮演着一语定乾坤的“关键先生”角色,而真正用实践推动政策向前迈进的则是成千上万筚路蓝缕的普通民众——没有什么比“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更能概括这场伟大变革的实质所在了。
2018年12月18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到,“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从1978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文明秩序,这股洪荒伟力来自于年广久、步鑫生、牟其中、李经纬们的上下求索,来自于包产到户、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蛇口经验背后的星星之火——与其说是这场会议开启了富国强民的伟大征程,不如说是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成就了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这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更是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故事。无数勤劳、勇敢而充满乐观、活力的普通人,才是这个“春天的故事”的书写者。
《显微镜下的大明》
前年《长安十二时辰》热播,让很多人知道了马伯庸的名字。虽然我对马亲王之名早就如雷贯耳,但这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其作品,今年还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两京十五日》,这位网络文学界的鬼才扎实的文史功底和出众的讲故事能力确实让人不得不佩服。
《显微镜下的大明》不同于马伯庸其他几部网红的虚构小说,是一部还原真实历史事件的乡土版《明朝那些事儿》。在这本明代的《基层工作手册》里,马伯庸发挥了近乎变态的文献考据能力,从卷帙浩繁的明代史料中搜罗整理出了六个发生在民间的旧闻故事,这几则尘封在档案中的轶事大多发生在行政体制的最边缘、最基层,接近主流视角的盲区,因此在官方史料中最多只有寥寥数语,但有赖于丰富的民间记载,加上马伯庸绘声绘色的演绎,一下子让历史的细枝末节活了起来,一口气读下来有种现实比小说更精彩的快感。而在将视角从核心权力圈层移向秋毫之末的县官胥吏、升斗小民身上,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下的老百姓的视角来观察政治运作时,其中涉及利益集团的博弈、权力设租寻租、不作为乱作为引发的中梗阻、司法体系运作等问题,又能引起人的共鸣与深思,非常适合在基层工作的公职人员一读。
这六个故事里,有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引发的徽州丝绢案,有一条龙脉与百姓生计之间的利益平衡,有争夺民间财产掀起的“律政风云”,还有明代“人口普查”政策的兴衰等等,件件翔实生动而耐人寻味,描述的都是基层的政治生态,其中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们精心设计的制度是如何在层层落实的过程中效益递减、特别是在基层这个“最后一公里”的环节上变形走样的。
对于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来说,如何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一直是永恒的话题,古代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由于通讯和交通等因素导致的管理成本问题,自秦朝以来地方行政单位就设到县一级,再往下到基层的农村,中央政府只能控制财税、军政等大事,其他日常事务主要是仰仗有威望的富户乡绅组织群众进行自治自决。虽然包括明朝在内的历代王朝都在变着法子加强对基层的控制、避免出现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土皇帝”,但无论是地方官吏还是士族乡绅,对政策变着花样打折扣、搞变通、踢皮球都是常态。这在《天下透明》里地方豪强相互勾结篡改黄册、舞弊谋私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朱元璋煞费苦心设计出来的一套看似完美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却不断地变形走样,政策的利益都被盘踞在基层的“蝇贪”和地头蛇们榨取地一干二净,平头老百姓苦不堪言,最终导致了底层社会生态链的彻底崩溃。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看上去总是天子威加海内、皇权无远弗届,但地方的向心力才是维系中央政权的根基,当基层的政治力量离心离德、各行其是而不受掌控的时候,王朝的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窥见明朝统治瓦解的先兆不是从上往下的垮塌,而是自下而上的失控,从中也可见基层在中国社会对于政权运行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基层治理这一攸关国家治乱兴衰的命题的难度之大。现在中央不断在整治基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其实古往今来这些顽疾痼瘴滋生的原理都大同小异,比如一味强调“上级要求”,存在设租寻租空间,责权利不相称,不搞调研拍脑袋决策等等,几百年前的这些故事,对于现在也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如果不是马伯庸严谨的考据和通俗的叙述,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可能会永远沉寂在档案文献、学术论文里而无法走进大众视野,我们的历史研究需要更多这样沾着泥土的“显微镜”,去照出那些江湖之远的世间百态。
《史记的读法》
在我的少年时期,有几本我反复重读过N次的启蒙书籍,其中就有一本64开本的《史记故事》,类似于现在面向中小学生的精编翻译版,里面不亚于小说般精彩的历史故事让我百看不厌。上大学之后买了一整套中华书局的《史记》点校本,可惜在草草翻完几篇后就没有坚持读下去,但里面不少典故与成语至今依然烂熟于心,可以说,《史记》里的那些人与事,从小就对我的三观塑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少时读《史记》有两个缺点,一是故事化,把胯下之辱、破釜沉舟、金屋藏娇这些戏剧性、画面性很强的“段子”当做纯粹的故事来读,在小孩子眼里,这些帝王将相、贩夫走卒的奇闻轶事与《故事会》相比最多只是虚构和史实的区别,好听有趣是第一位的,并不会去“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二是碎片化,《史记》煌煌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篇幅,绝大多数的选编本、包括高中课本只能挑这本书、甚至一个人最“好看”的那部分呈现给读者,而《平准书》《吴太伯世家》《日者列传》之类的“边角料”则是冷板凳坐穿也没有露脸的机会。这样不求甚解地去看好看的故事而不去了解司马迁其人,不去深究太史公的曲折生平与治史态度,《史记》的价值无疑是大打折扣的。
兼具极高文学与史学价值的《史记》无疑是一本光耀千秋的伟大作品,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看待历史的方式,那些穿越时空仍历久弥新的动人故事和司马迁深邃身影相辅相成,使它成为了一本既“好看”又极其难读的书。因此杨照先生在这本《史记的读法》的序言中就写道: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抛弃这位伟大作者的主观动机及目的来读《史记》。只将此当做一本好看的书,只选择好看的部分看,这样的阅读态度和方法,一方面对不起付出了生命和自尊的代价来写作的司马迁,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我们能够从《史记》中得到的领悟与启发。”
那么怎么读《史记》才能避免读成《故事会》或者《读者》呢?本书以夹叙夹议的形式译写了《史记》中的一些重要章节,虽然并没有脱离“史记故事”的模式,但把解读重点放在了司马迁记录历史时所秉承的视角、态度与理念上,特别是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史家精神的内核精髓阐释的很到位,是一本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史记》导读与入门书。
杨照认为,我们读《史记》首先要了解司马迁的“史识”,即司马迁在处理三千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时,在用一种怎样强烈的意识、清晰的标准衡量历史的轻重厚薄,去判断哪些是值得记录的人和事、用什么原理来统纳这些人的行为、用什么原则来判断这些行为的善恶是非,即:
“究天人之际”:在解释历史上人的行为、判断是非善恶时,必须区分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
“通古今之变”:超越表面的变化,探究和归纳历史背后的通则;
“成一家之言”:不受别的人、群体或者权力的影响,对历史事件或者人物提出自己真正相信的判断。
司马迁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把历史当做一个整体时,所看到的历史、从里面学到的内容,以及因此认识到的世界与道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读《史记》,就是学习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在其中区分出命运与人的意志,在历史里看到更加庞大或长远的模式。
其实《史记》本身就像极了一本《百家讲坛》系列,司马迁在记述历史的同时就已经充当起了品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的“摆渡人”角色,虽然其中夹带了很多“私货”和“偏见”,但这种微言大义和春秋笔法反而成就了《史记》的地位和价值——无论是《酷吏列传》和《封禅书》中揭露权力的任性对政治生态带来的扭曲与灾难,在《项羽本纪》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亡我也”背后对自身责任的逃避,用《刺客列传》彰显“士为知己者死”的死士精神,还是将陈胜、孔子、张良、萧何等在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的人物破格塞进了《世家》之中,把伯夷、叔齐和吴太伯奉为人格的典范,用史家的巨笔让那些被天道埋没的君子重获精神的荣光,司马迁极其善于用细腻夸张的笔法把自己喜欢或讨厌的事实写的更“好看”——不给“标准答案”,而是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提醒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以一种主动的精神去思考,在官方主导了修史的话语权之后,这种珍贵的偏见反而逐渐埋没在了唯一的“正确答案”中,鲁迅所谓“史家之绝唱”,不仅是史学著作的绝唱,更是史家精神的绝唱。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2018年日本NHK拍摄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在网络上走红之后,三和人力市场这个中国城市化浪潮下“隐秘的角落”及三和青年这群兼有喜剧和悲剧色彩的群体开始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三和成为某种形式的网红,和它戳中了时下很多年轻人的痛点紧密相连。
在本书中,作者基于对三和人才市场长达半年的“潜伏”与“卧底”生活中的零距离观察和体验,对三和青年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十几元一小时的日结工作,到吃、穿、住、消费、娱乐等日常生活环境,再到“三和大神”们的心理状态与价值观念等进行了事无巨细的白描式记录。阅读本书颇像打开了一本《关于三和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说明书》,不带感情的冷静笔触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研究笔记式的原汁原味,结合NHK纪录片中的直观影像,非常真实地还原了这群生活在城市边缘城中村的年轻人“丧”到极致的真实样貌。
三和人才市场与三和青年为观察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后半篇”文章后的人口流动与城市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面对这群干着苦力活、晚上睡大街、吃着5块一碗的“挂逼面”、仅维持着最低限度生存条件却安于现状的年轻人,作者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
“为什么在老一代农民工的时代并没有产生大城市底层社会,而在‘90后’和‘00’后农民工的时代,却产生了三和这样的城市底层社会,并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
这固然与作为产业链底端中的“零部件”所遭遇的充满剥削、克扣、歧视的“非人化”待遇、以及融入城市的高成本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与他们的上一辈相比,年轻的务工者们有着相对宽松的物质条件、更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这让三和的年轻人们对工厂流水线充满抵触的同时,也逐渐被好逸恶劳、不思进取集体价值观消磨了斗志、泯灭了理想。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深圳那种充满活力、努力奋斗的社会氛围,完全丧失对未来期望的“三和大神”们宁愿以一种“混吃等死”的态度对社会进行消极抵抗,也不愿意脚踏实地努力劳动、改变命运,他们一方面不愿离开都市返回家乡,另一方面又无法被城市生活所接纳,只能在抱团取暖中沦为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行尸走肉,这种自我麻痹、自甘堕落的态度让人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青年在融入三和后,最大的变化是失去了挑战命运的勇气”——大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塑造能力,真真切切地写在了这群颓废而又“乐天”的年轻人脸上。
其实我们在同情和批判三和青年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步履蹒跚的身影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极端缩影,只不过大多数人特别是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90后、00后们有着相对宽裕的生活条件,还不至于陷入沦落街头的赤贫状态,但无论在写字楼还是贫民窟,在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弥漫在年轻人中间得过且过、无欲无求的“丧”和“佛系”心态背后的集体焦虑与迷茫都如出一辙,在眼前的苟且中,你我又何尝不是“三和大神”呢?
最后要向开展这次田野调查的研究者表示敬意,正是作者在非一般人能忍受的恶劣环境中获取的一手资料,才为帮助那些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找到了可能的解决之道。最后在讨论三和青年出路时,作者认为“教育改变命运”是一劳永逸解决三和青年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在中国农村从脱贫走向振兴的大环境下,“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也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这方面,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我的二本学生》
大学毕业多年后,除了毕业论文的导师和一位选修课上离经叛道的怪才外,我对四年里接触的老师几乎没有任何记忆留存,更不要说建立密切联系甚至师生友谊了。当然这主要归咎于我不喜交流的性格,但多数大学教师给人留下的印象无外乎是照本宣科地完成教学任务,在回应学生在生活、心理、职业规划等方面的精神诉求,确实是很多大学教师所缺失的。
本书的作者作为广东一所二本院校的教师,以教育者的视角长期跟踪观察和记录了从2005年至2016年所教授的数十名学生从应试、入学到毕业、工作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阅读本书像是在收看一档人物访谈节目,一位位受访者镜头前倾吐着对学习生涯的回望、即将踏入社会时的迷茫与对前途的权衡及期许,反映了从70后、80后到90后这三代人在接受教育、融入社会时所遭遇的时代变迁与集体困惑。但有别于一般人物访谈的亮点在于,一是在以亦师亦友的身份与学生的促膝谈心中,作者对学生和教育事业倾注的热情与心血令人敬佩与感动,这种充满温情与关怀的情感交流在师生关系中是极为珍贵的,足以称得上是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老师”了;二是虽然二本院校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的数量远远大于一本院校,但相比聚光灯下、金字塔尖、双一流、985、211中的精英学生们,二本学生是容易被忽略的“沉默的大多数”,但正如作者所言,他们“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通过他们观察高校毕业生的路径分叉,在当代中国社会更具有普遍意义。
值得延伸观察的是,本书关聚焦的群体恰好与《岂不怀归》中的三和青年以及去年在豆瓣火热的“小镇做题家”共同形成参照。同为出身于非“高配”家庭的普通青年,相比因教育缺位而沉沦挣扎于社会底层的“三和大神”,“二本学生”恰好是那批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依靠个人奋斗和高考制度改变了既定人生轨迹的农村和小镇学子,作为“全村最后的希望”,他们无疑是幸运的;然而毕业后面对大城市极高的定居成本与狭窄的上升通道,他们与自嘲为“985废物”的“小镇做题家”面临着同样的现实压力与精神危机,“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进入体制、结婚生子、安稳度日成为了毕业季约定俗成的主旋律——这既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个人理想被市场经济的洪流裹挟冲刷后的黯然退场。
在精英化教育掌握着话语权的现在,模糊而平凡的“二本学生”们关于个人生存和个人发展的故事更值得令人关注,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一流的教育与人生。
《战国歧途》
虽然现在买书基本都是趁着打折在网上买,但是每次到另一个城市出差或者旅游时,我基本都会找一家本地书店,重新找一找与好书邂逅的惊喜。刘勃的这本《战国歧途》就是我在他乡的书店中偶然发现的书,说实话,我是第一眼就在万书丛中被它古朴极简的装帧迷惑了双眼,立马就买了下来。这一“青春中国三部曲”系列共有三本书,我选了《战国歧途》,它和《失败者的春秋》是同讲春秋战国的姊妹篇,另一本《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则上榜了豆瓣2020年年度图书历史文化榜单Top1,是今年的一本有缘书了。
在这本小书里,作者从三家分晋开始,以小切口分章节对战国七雄分别议论点评了一番,比如讲秦国时把商鞅变法形容为黑洞,讲魏国和楚国时回顾了魏惠王和楚怀王被秦国欺负的黑历史,讲燕国时梳理了燕王哙禅让给子之的闹剧,最后讲长平之战时分析了“秦赵必有一战”的理由。名为“歧途”,是为列国走着不同的定国安邦之道路,最终秦制在竞争中胜出。书中种种精辟的观点,对解读战国历史提供了另一种的视野和思路。
前段时间《大秦赋》热播,本来大秦帝国电视剧系列前三部口碑一直不错,结果因为编剧和演员的问题,不仅把秦王扫六合的高潮部分变成了狗尾续貂的烂摊子,也把原作“私货”太多的问题给放大了。我曾经也是不假思索地吹捧商鞅变法和秦国模式的脑残粉,后来其他观点读多了,对秦制的利弊得失也看的更客观了些,小说归小说,艺术加工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历史,但过分倚赖文学来认知历史,也未必是好事。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19年大热的一本畅销书,讲述了一个成长于社会底层的女孩逃离原生家庭和寻找全新自我的故事。作者作为一名17岁之前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的插班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路苦读出了剑桥硕士和哈佛博士,因此英文版书名为《Educated》,中文版拗口的书名来自于《圣经》,也把教育赋予的无限可能作为最大的卖点,但全书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着墨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在回忆从一个极其糟糕的原生家庭中决裂出来的痛苦历程,某些情节的扭曲程度甚至会让人对其可信度产生怀疑,在教育带来无限可能这一层面上真正给人的激励意义和参照价值反而有限。作者的文笔固然绝佳,不少经历也会引起情感共鸣,但如果要将其作为一本励志书籍来读,恐怕会令你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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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往年书单:
2018年个人书单与好书推荐
2019年个人书单与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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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j 赞赏了这篇日记 202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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