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

1

前两年价格合适，把县城二十多年的老房子卖了。

房子不大，套内89.75平米，以客厅为中心左右对称，左边两间差不多大的朝南，下面一间属于我，一道门通往阳台，另一道门朝向客厅。客厅右边大半是厨房，拐角隔出一个洗手间，余下一个逼仄的小房间，只够放下一张单人床，勉强凑成当时推崇的“三室两厅”。

除去我们一家，这里住过不少人。开始是表哥，初中毕业来县城当学徒，每天早出晚归，好几次澡没洗就瘫倒床上。然后是读中专的堂妹，不久和温州一个家境良好的少年网恋、结婚，第二年带着刚生下不久的儿子跑回老家，逼着追过来的丈夫和公婆签字离婚，之后消失几年成为厦门一个50岁男人的情妇。离家上大学后，我的房间成为落脚点，继续招待过几位入读附近重点高中的亲友，最后整栋房子也租给一位熟人。

新主是本地人，在上海经商，因为犹豫和资金周转错过几次买房良机。他家有个小男孩马上就要上小学，不得不考虑返乡购置一套学区房——我家边上还有所重点小学。从看房到过户不到一周。那天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与尚在襁褓的女儿过来，和我一起站在空旷杂乱的客厅，我看了会，转身走进自己房间。

搬到这里时我小学六年级，旧书桌和旧衣柜重新刷上蓝色油漆，看上去像蒙了层蓝色玻璃，经过岁月侵蚀再次黯淡，污渍和污渍交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新谁旧。四面墙上，中学时代的球星海报，巴乔、坎通纳、马尔蒂尼早被换成不认识的俊美明星，墙上水绿色花纹是我当年选定的，父亲给我看一本画册：“你觉得哪种好看？”我随手点了一样，看着父亲与工人在空荡荡的房间商议。

那时我多大，十二岁？十三岁？不过六年多，倒似乎住了整个前半生。房间里的气味躁动不安，从遥远地方传来，混合着各个年代的记忆，昏黄灯光下的书籍，踢球后的汗水，信件上的淡淡香气，这些已经沉在心底，不会消失，但他们曾经藉以存在的将成为另一个人的所有物，发生在我身上的，也将发生在客厅那个尚且懵懂的男孩身上，而他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势必产生不同印记，让他有朝一日不知所措。

我没想到窗台挂着的风铃还在，那是18岁生日时青鸟寄给我的，风一吹叮叮当当地响。

2

叫青鸟的人那么多，我偏偏点中她申请好友。

初三毕业的一个夏日午后，我在一位师姐家有了第一个QQ号码。刚开始那会，我就像台复读机，问那个不停发出滴滴声的头像，你是谁啊？能听到我说话吗？网络那头就是青鸟，那也是她第一个ID。后来具体说了什么，已不大记得，只记得我们都将进入寄宿高中，没多少时间上网，就在告别时互相留了通信地址。

她是杭州人，总是问些山区风貌与日常生活图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却在飞往杭州的信件里变得多姿多彩。我们经常讨论未来，在信里毫无掩饰说着对大学的想象与期许。几个月后，她第一次寄相片来，头发剪得很短，眼睛大而有神，很像突厥与汉人混血，与她的姓名一样有着十足异域风情，多年后我在史料上见到这个古老姓氏，还会想起她活力四溢的笑。她生日是11月27日，有着身为射手座的强烈自觉，认为自己应当走遍天下，自由自在，因此想读考古，好去埃及、希腊、土耳其挖坟掘墓。

高三前的暑假，距离我们成为笔友已有两年多，父母向儿子承诺，只要期末考进全班前五，就允许他去杭州看看浙江大学。知道成绩时我马上想到，应该带上睡袋到西湖边睡一觉，像她建议的那样。但那个傍晚，如同所有通情达理的父母，丝毫不记得对儿子有过承诺，认为他们的理智不可能允许一个从未远行过的高中生独自出门，更不必说那些往来信件早已在未曾上锁的抽屉被不小心翻看过了。

和父母大吵一番后，我脸颊发烫，站到阳台上，看着栏杆上的抹布在风中烈烈作响。当夜幕落下，远处游乐园开始和往常一样，大声播放无名乐手翻唱的流行歌曲，伴随劣质喇叭颤抖的电流声铺天盖地而来，躲藏在明亮暗影里的群山吹来一阵又一阵干燥的风，楼下小巷黑色瓦顶上的炊烟还未散尽，夹杂着米饭的清香，“当她大哭一场之后，她会记住吃饭。”对于饥饿的记忆就这样长久留在我的脑海里，连同她逐渐褪去永远残留的身影。

第二天我给她打电话，说有事不能去杭州了。后来很多年，每当想起这天的电话我都有些奇怪，那些对话真发生过吗？我们真有过约定吗？又或者她只是开玩笑罢了。如果没有发生，她又为什么给我打电话？那是寒假前几周，她在电话里打招呼，怯生生地，于是我静静等待，等她说出那句我意料不到的话：“我已经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了。”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参考往年分数，选了个看来稳健的北京高校作为第一志愿。北京申奥成功是2001年7月13日，那天我和所有国人一样高兴，却没料到接下来几年，北京高校的分数线变化。成绩刚好比厦大录取线高了两分，可惜没什么用，我最终没去厦门，没去北京，而来到广州。

3

大一时，她陆续寄来北京游玩的照片，主动打了许多次电话，我感受她的喜悦，变得越发沉默。想过复读，又清楚父母不可能允许。每当秋天来临，树叶落下，我走到楼下，坐在水泥桌椅上读书。有时想给她写点什么，笔尖落在纸上，沙沙作响，然后折好揣进兜里。

学校宿舍分布在各个角落，其中一栋旁边是网球场与排球场，再过去有个焚化炉，每次烧东西，味道都怪好闻的，就近一看大多是树叶、纸张与废弃衣物，没有卫生巾，我将口袋里的纸张拿出来，一一撕碎扔进去，后来我就不怎么写了，她的电话也越来越少。我们偶尔还用QQ聊天，但我们都很忙，我忙着看书、自习、打辩论赛，忙着上网、踢球、打游戏，她忙着学习，忙着二外三外，忙着四处旅游，但她去过那么多城市，走过那么多地方，就是没来广州，又或许她已经来过，我却一无所知。

后来我去过许多城市，也终于第一次去杭州，仔细看了这个她从小生活过二十年的地方，我在西湖边走了一圈又一圈，从傍晚一直走到凌晨三四点钟，过去三十年的记忆如同默片般倒影在黑漆漆的湖面。就在那个晚上，我站在人群中看着地上摆成心形的蜡烛，旁边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拿着一捧红玫瑰，单膝跪在地上献给用双手掩住笑靥的女孩，男孩的同伴们，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在一旁大声欢呼，当他们拥抱在一起，男孩们熄灭蜡烛，放进准备好的袋子，等待着一起到什么地方去，也许是酒吧，也许是某个人家里，也许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睡袋。

其实我们间的所有可能早在我站在阳台眺望远方的那个傍晚，在我坐在通往广州的绿皮火车时已经收束，世上到处都是这样还没来得及开始的故事，并不值得惋惜。几年前，她寄来的信件与照片被我放在一个红色月饼盒子藏在书柜最深处，而更早之前，当我在广州读书，辗转于厦门、深圳、福州时，这些信件与照片一直放在那个离开时仔细锁好，又早已打开的抽屉里，不知被多少人翻看过了，那些凌乱字迹和清秀脸庞，就像陌生房客不小心留下来的，错觉和记忆搅和在一起，惊讶曾经说过的话，有过的期许和承诺，谁能想到这样两个人，在接下来十多年，竟连一面也没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