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生活过的地方：分钟寺

前情回顾：

2019年4月，我写下了《我在北京生活过的地方：老君堂》，当时收到了很多朋友和陌生读者的留言，深受鼓舞。有人关切地留言问：后来那两个朋友J和Z都找到工作了吗？在我找到工作后不久，他们也幸运地找到了。而在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之后，我从在那个狭小的房间搬了出来，在老君堂村里租了另一个地方。但很快，我就离开了老君堂，我在北京生活的第一个地方。

时隔一年，我终于以蚂蚁般的速度完成了第二篇。不过我在分钟寺住过的这个公寓，以及我写到的周围的建筑，如今其实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为了更准确地回忆细节，我还专门回去过，站在废墟边上，让我有一种魔幻的感觉，陷入怀疑：我曾经在这里的那段生活是否真实地存在过......

2015年十月底的时候，我决定换工作。我希望能做一些跟自己的爱好真正相关、能沉淀下来的东西。虽然只有四个月的编辑经验，但比起刚到北京投简历时有如石沉大海要好很多。仅仅面试了四五家，我就出乎意料地被一家小型出版社录用了。

在出版社，试用期的工资和我原来转正后的工资相当，所以生活上没有明显的改善。真正带来影响的是上下班的距离，从原来的永安里，到了西边的万寿路，需要在原来的一个小时之外，再增加四十分钟。遇到下雨天或者堵车，路上的时间将变得更加漫长。

继续住在老君堂的好处，一方面是便宜，生活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是有J和Z两个朋友，平时可以互相照应。但不好在于，每天通勤的时间加起来，要接近四个小时，上了一天班回来，吃饭、洗澡后所剩的时间不多，为了第二天能早起，很快又要睡觉。因为除了工作，我还想继续再考博，希望在下班之后能争取到一些时间来阅读；毕业以后，我也一直保持阅读和写作的习惯，不希望整个的身心被工作全部占据掉，也不希望把业余的时间都花在上下班的路上。

再三衡量之下，我决定搬家，搬到某个离地铁更近的地方。但是茫茫北京，对我而言依然还是人生地不熟的。离开老君堂这一片，我甚至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房子，只好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过几年的J打听，他曾经哪些区域住过哪些地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找到房。

有一天偶然看地图的时候，我注意到十号线东南角这个角落。这里比较偏僻，租房应该也便宜。而且距离老君堂也不算远，搬过去也方便。

从成寿寺地铁站下了车，沿着成寿寺路走了很远，发现路边基本都是各种店铺。偶尔看到有一两家出租的，但却是宾馆。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出租的院子，走进去询问那位一看就知道是房东的阿姨，她似乎看得出我租不起，冷冷地回答：“要先交半年的押金。”当我悻悻地离开时，我听到她非常粗暴地在院子里嚷嚷，催促房客们尽快办理暂住证，否则要搬离这个地方。在不远的另一处，循着一块招租小广告，从一个垃圾堆旁边的巷口走进去，里面有几幢破旧的房子。进了其中一家，房东是一对夫妻，我问“有没有八百到一千左右的房子”，“有！”他们客气地带我上楼。这是一个价格六百的房间，墙壁很黑，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设备简陋，桌子上布满了灰尘。我礼貌地说：“我再看看！”在楼下，我看到斜对面的几个楼房正在拆迁，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巷子里发黑的积水闪着光，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很旧、很脏。

到中间的分钟寺站时，我基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然而，当我一出地铁站的时候，却喜出望外地看到了对面有一个公寓。从一个简陋的铁门进去，左右两排都是二层公寓，中间是一个狭长的“院子”，一个高大、黝黑的锅炉耸立在尽头。左侧第一间是公寓的办公室，我敲门问：“请问还有房吗？”一个嘴里叼着一根烟、身上带着点痞子气的年轻小哥在办公桌里侧往外探身说：“有！”他深吸了一下、吐出一口烟，随手抓起一个大钥匙串，大步流星地带着我往里走。

从楼梯上到右侧公寓的二层，狭窄、昏暗的走廊两侧一个房间紧挨着另一个。我有一种回到大学宿舍的错觉。年轻小哥打开走廊尽头倒数第二间的门，门牌上写着“247”。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陈设简单，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写字桌，床头顶着一个卫生间，卫生间外是洗漱池和一个放置东西的小桌。我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房间”，他答道：“就剩这一间了。”我在心里琢磨，这个房间为什么之前没人租？也许因为247数字不是很吉祥，但我还没有妻子，所以不怕犯这个忌讳。“那房租要多少钱？要不要押金？”他说：“每个月1300，加上网费80和20左右的水电费，大概1400。押一付一。”我说我考虑一下，他也沉默不语地吸着烟。

出门就是地铁，房间简陋但还算干净，价格勉强可以承受，而且不需要押一付三，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选择了。但即使这样，我一时还是拿不出两个月的房租。我问“明天来签约可以吗？”他说：“得先交两百块的押金。周末看房的人很多，明天上午再来肯定就租出去了。”此时已经是薄暮时分，我也没有再到周围转，就决定租下来。至于房租，等晚上回去再想办法凑齐。

回到老君堂，我盘算了一下，感到捉襟见肘。即使把现在的租房退了，拿到了押金和提前交的八百块暖气费，也只能凑够一半，而且暖气费能退还的可能性很小。从平时训孩子的情形就知道，房东老太太脾气这么火爆，要想从她手里拿回来这笔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的确是有言在先，暖气费交了就不能退，她在这种事情上是不可能让步的。而J和Z肯定也帮不上忙。情急之下，我想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在文学上志趣相投、关系一直不错的朋友C借一些。拨通他的电话，我有些难为情地开了口，但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而且挂完电话没一会就转了过来。燃眉之急一下子解决了。

当我提出要搬走，房东老太太有些许的惊讶，问为什么不继续在这租下去，我说换了一份工作，和这里距离有点远，她大概早已见惯了租客的来来往往，因此没有再多问，只说了句“恭喜啊”。当我提了一句：“那之前的暖气费还能退吗，现在冬天还没到。”她的脸色马上拉下来，非常干脆利落地回答：“这可是先前说好的，交了不能退的。”在收入这么有限、又这么需要钱的时候，八百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感到如鲠在喉，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离开老君堂前，跟J和Z一起吃了顿“散伙饭”。他们后来因为互相受不了各自的呼噜而出现了嫌隙， Z也有点受不了J的脏习惯，于是后来工作稳定了之后，也在老君堂也找到自己的住处，但是彼此的情谊一直都在。我举杯说：“要是没有J，我们在北京也没法立足。苟富贵，勿相忘啊。”老君堂是我在北京住过的第一个地方，也是我北漂生活的起点，尽管这里很简陋、很不起眼，但它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收容了我，让我得以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虽然除了两个朋友，这里其实没有更多值得眷恋的东西，但在离开之际，还有那么一点点难以言说的不舍。可是为了通勤的方便，我终究还是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两位难兄难弟，独自一人到新的地方去生活。

房间的门外是一条狭窄的、只容得下两人通过的长走廊。走廊的两端是尘土厚积的窗户，但阳光无法照彻整条走廊，如果不开灯，即使是白天，中间的部分也有些昏暗。

走廊的两边全是十平米大小、类似学生宿舍一样的房间。我没有细数过一共有多少个房间，估摸起来至少有四十个。每天早晨上班出去的时候，走廊里很安静，因为租客们要么已经出去，要么还在酣睡之中；晚上回来也很安静，因为很多人还未归家。只有到了周末的时候，走廊里才会变得热闹一些，回荡着谈笑声、争吵声、水壶的沸腾声和炒菜做饭的声响，充满生活的气息。

虽然有这么多人共同在这同一座公寓里，每天都可能会擦肩而过，但彼此之间却始终是陌生人，甚至不会记着对方的面孔是什么模样。基于有意或无意的关注，我只对周围几个房间里的租客有一些有限的了解。

住在正对门的，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年轻夫妇。他们很和气，从没吵过架。每隔几个晚上，他们都要跟家里的两个女儿打电话。他们重复得最多的，都是这几个问题：“在家听不听爷爷奶奶的话？”“想不想爸爸妈妈？”“今天的作业做完了吗？”而孩子有些矜持，很多时候，都是爷爷或者奶奶在一旁教着回答。年轻的妈妈偶尔还会哽咽，有一次他们终于在周末把孩子接来，但很快又得把她们送回老家，继续两地分居。此情此景，也会让我不禁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留守经历。即使这样，她们也比我小时候幸福，那时，我们没有电话，一两年才能见一次我的父母。

斜对面的最后一个房间住着一对年龄稍大的中年夫妇，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吵架，好像是每天必须发生的事情一样。女人经常歇斯底里咆哮着骂她的老公，说他没本事，看看别人有车有房，你呢，我跟了你，住在这么破的房子里，还是租来的！整个过程，男人却一声不吭，只有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会听到低声下气的一声“好啦”。有时候大晚上的，女的突然啊地尖叫一声，说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男的似乎在低声地安慰他、哀求她，但始终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孩子，因为从没见过、也从没听他们提起过自己的子女。除了骂老公，女人还经常朝电话里的人叫叫嚷嚷，同样是歇斯底里，从争吵内容可以听出，对方有时是婆婆，有时是某个亲戚，他们的关系似乎闹得很僵。周末的时候，她敞开门，头朝外墙躺在床上，在抱怨着什么，又快又高说话的声音回荡在整个走廊。这是一个内心充满了怨怒的女人，她总是那么不满，好像谁都亏欠于她。我惊讶的是，她的老公竟能以一种超乎常人的忍耐，包容着她，顺利地陪着她度过一个接一个、看来始终不会有尽头的情绪崩溃的危急时刻。

一对年轻的高个子情侣住在左侧的隔壁。整齐的着装表明，他们从事的多半是办公室里的文职。他们出奇地安静，从来都不会大声说话，似乎对面那个女人的咆哮声也从没有波及和打扰到他们。一墙之隔，也几乎从没听到过他们争吵的声音。唯独有一次，他们不知为什么吵起架来，男的把杯子摔碎在地上，女孩发出呜咽的声音。但并没有再发生什么。他们还招待过几个好朋友，男男女女欢乐地说笑，直到很晚才散去。

右侧挨着的房间，是一家四口人，一对夫妇和两个小姐弟。姐弟两个人经常在走廊里玩耍，好奇地打量附近几个房间里的人，他们对陌生人毫无防备心理，小女孩经常瞪着着我，纯净的目光中带着惊奇与羞郝。我对他们一家也不无好奇。这么小的房间，四个人，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挤得下来的！有时路过，从敞开的门可以看见，屋里被餐桌、凳子、立式风扇和桌子等家具挤得满满当当的，床上散放着衣服和玩具。总是有一股浓浓的酱油味，从房间里飘进了走廊。

在我的周围，每一扇门里，都是一种不同的景象。我只是一个无心的旁观者，看到和听到的，也只是一些很有限的侧面，并没有机会真正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这些景象，尽管是微渺的，不足道的，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实本身，也在悄无声息中触动着我。

看上分钟寺这个公寓，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挨着地铁，出门就能上车。因为全程是地铁，虽然费用贵了些，但比坐公车要准时，不再担心早高峰或下雨天会堵在半路，而且即使有时人多了也会拥挤，但再不会像在公车上那样闷热难耐、挤得满身大汗。

单位的打卡时间是八点半到九点，不过为了赶上在单位食堂吃早饭，还是需要和以前一样早起。十号线南边这一段早晨人相对较少，大都是一些出门买菜的大爷大妈，而且有时中途还有空座位。

一路上，我不愿意一直发呆或低着头刷手机。通常，我会在包里放一本比较薄的书，一上车，就选择靠在一个角落的位置，用这四十分多分钟的时间来读书。虽然地铁上一直会晃荡，声音也比较嘈杂，但不会受到打扰，很适合长时间地专注于阅读。为此，我还特地买了一本旧版的《追忆似水年华》，拆成一沓沓的，每次出门带上一小沓放在包里。这本让人望而生畏、我也始终没能持续啃完的书，拿到了地铁上却总能马上沉浸其中，以致忘记了车里喧嚣的声响和上上下下的人群。这样陆陆续续的，竟然读完了整整一卷。

公寓门口左侧有一家家常菜小饭店，还有一家山西刀削面，不过味道都不是很好。还有一个卖烤冷面的小摊，但仅吃一份烤冷面，或再加根肠也还是吃不饱。下班的时候，我更喜欢从地铁的A口出去，到另一边去买饭。分钟寺A口挨着一条马路，而且比B口多好几个公寓，人流量大，所以小摊贩也多。我经常光顾的是一对夫妻的小摊——准确地说他们拥有两个小摊，身体稍胖的阿姨轮流照看十几个小锅，一刻不停地点火、添水、放粉、放青菜、出锅，她做的土豆粉柔软又筋道，汤的味道很鲜美；她的丈夫负责炒凉皮，夏天的时候他直接卖凉皮，现在需要把它炒热了卖，而且炒了以后也变得更香，所以也有很多人喜欢吃。另一个我喜欢买的是烤肉饭，小摊属于一个三十五上下的东北青年，他用长刀从旋转着的柱子上把烤得出油的肉刮下来，再麻利地拌上香菜、洋葱等佐料，他不是每天都来，但因为味道很香，只要他出现，很多像我这样的回头客来买。这样一顿饭只需要花10-12块，比起做饭稍微贵了些，但价格也还算实惠，更重要的是，能省下来一个多小时的做饭时间。

因为工作了一整天，加上在地铁上站了一路，每天回到家也会感到些许的头昏脑胀，但身体疲惫的程度比之前轻了许多，而且等吃了饭、洗过澡之后，脑子就会清醒过来。然后我会坐在床上，靠着床头阅读一小时左右。如果还没到睡觉时间，就打开桌子上那台从大三开始、已经用了四五年的旧笔记本，在上面整理笔记、写东西。

这个房间的窗户紧挨着一个锅炉房，硕大的锅炉像一个巨人的身影，耸入高处。搬来了以后没多久，冬天就到了。每天傍晚的时候开始烧锅炉，闷响声便夺窗而入，一直持续到深夜，将暖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两栋公寓的每个房间。这种闷响声一开始让人有些不习惯，但耳朵要么有免疫功能，要么生了茧，我竟然能在它的颤动中沉沉地睡去。只有极少数的时候，当我从梦中幸来，不无担忧地想到，假如某一刻这个大锅炉突然爆炸，我会是第一个被炸成碎末的人，永远无法再醒过来。

锅炉终究没有爆炸，但它却以一种更悄无声息、难以觉察的方式危害着我。晚睡前，我习惯靠着床头板看一会书，一次在偶然间，我发现上面蒙着一层灰。我只当作是空气中落下的积尘，用纸巾轻轻擦去。但没过几天，又蒙上了一层，而且用手指抹了一下，竟然是黑色的。随后，我仔细检查了桌子的边缘、暖气片和窗台，发现到处都覆盖着同样的一层灰。因为从未拭擦，窗台上的灰更厚。在我抬头的瞬间，猛然意识到——这些正是从窗外的这个大锅炉飘下来的煤灰。

从开始烧锅炉到我发现的半个多月里，每当我晚上回到这个房间，每当我入睡的时候，这些细到肉眼看不见的煤灰，不知有多少通过呼吸进入我的身体，渗透到我的肺里？想到这点，让我脊背一阵发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随即把窗户紧紧地关严，再也没开过。此后，虽然每隔一段，桌子和床头依然还是会蒙灰，但比起之前明显少了很多。

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我慢慢发现，除了空气质量，这里的自来水水质也不算好。煮米饭的时候没有什么异常，但是煮粥的时候，煮出来的是黑稠的。米是正常的，问题就只能出在水上，我专门尝试了用桶装水，煮出来的米汤是白色的，而不是黑稠的。烧了一段时间的自来水，水壶里裹着一层厚厚的、坚硬的水垢。后来听说这里的水是地下水，虽然已经过过滤，但还是不干净、水质硬。出于健康的考虑，我只好买桶装水做饭、烧水。

住进这个房间之后，因为恰好是冬天，每天暖气充足，屋子里比较温暖、干燥，住起来还算舒适。但等到冬天过去，暖气停了，这个房间的环境就打了折扣。春天一到，空气返潮之后，这个屋子就会散发出一股老房子的潮湿的霉味。屋子虽然是阳面，但因为对面一排房子的阻挡，从早晨到傍晚，从没有阳光直射进来。晚上洗澡时的水汽扩散到房间里，会加重空气的潮湿。

由于洗碗的时候经常溅起水珠子，窗帘靠近水池的那一块长出了一片圆点状的黑色霉菌。我心想，住在这么旺盛的细菌环境，对我的身体肯定会有影响，不知道有多少细菌从杯子、碗筷和呼吸进入我的身体……

好在不再烧锅炉，可以把窗户打开通风，并尽量保持干燥；好在白天一整天需要出去上班，只是晚上待在这儿。因为后来我的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不适，我也就没有再多想，而继续在这里住下去。

平常的时候，朋友C也不定时地来这里借宿。他的工作很神秘，在密云一个郊外守着一台机器。他的职责是维护这台机器，使它能正常运转，哪个部件出了问题，他就得找人修理。周围荒无人烟，他常常好几天都不说一句话，所以每次到市里，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逮着个人跟对方说话。他这两年业余还爱搜集各种外国民间故事，因此总是带着一肚子的奇妙故事来，兴奋地跟我讲到深夜。他每次来还会背着一个很沉的工具，因此他身上的衣服经常带着油渍，虽然我心里不免对此有些嫌弃，但还是很欢迎他来借宿。因为多亏了他愿意借钱给我交了押金，我才租下来这个房间。我一直没有多余的钱能还他，他倒是不着急，从没催过我还钱。但我不属于那种欠别人钱自己还有理的人，为了缓解心里的歉疚，我只好每隔一段就一百两百地还他。

大学舍友Y哥和他的女友住在劲松，搬到分钟寺和他离得就很近了，只有三站地铁。他们在一个老小区，租的是两居室中的主卧，每个月三千多。因为嫂子经常加班到很晚，Y哥就喊我到他家做饭或在附近的餐馆请我吃饭。他说担心我平常太省吃俭用，要给我补补营养，他每个月请我吃一两回。过意不去的时候，我也会抢着结账。在这个举目无亲、各自为生计忙碌的大城市里，在最艰难的阶段，他的慷慨和照顾让我很感动。我们聊各自的工作，我学的是比较文学，干的是出版，他学的古典文献，做的却是餐饮，我说羡慕他的时候，他说想赚钱就可能干的不是自己爱好的。Y哥很支持我从老君堂搬到分钟寺，在他看来，在北京住得远近就是用钱换时间：多花点钱，就可以节省些时间；少花点钱，就得多浪费些时间。我常常感觉，他更像一个理科生，总能把生活过得这样明白。

我在分钟寺住了一段之后，Z也说要搬过来。他的公司虽然就在朝阳，但因为他经常要加班到很晚，第二天又得早起，这样来回奔波也挺辛苦的。利用周末的时间，带他到附近找房。大部分是格局相似的公寓，便宜些的空间小，设施简陋，贵一些的则相对敞亮干净；还有一个宾馆出租长租房，有一百多个空房间，里面是普通标准间的布局，每月竟然才1200，除了不能做饭，还有一个缺憾，是打开窗户，就只看到一大片拆迁后的废墟。看了这些地方，我突然明白，分钟寺附近这么便利，但公寓和宾馆却这么便宜，正是因为这里很快要面临被拆迁。

Z最后还是选择和我住在同一个公寓，在同一层仅隔十几个门。搬家的时候，我请Z和J在门口的餐馆吃了顿饭。J其实离公司更远，从老君堂到海淀，单程就需要两小时，但不管如何劝说，他还是不愿意从老君堂搬过来，他说在那儿已经住了好几年，很留恋那个公园，实际上也舍不得多花钱。Z搬来以后，晚上我偶尔会过去找他说几句话，他有时也会送点水果或零食过来。他痴迷于玩游戏，也经常念叨着太寂寞了，缺一个女朋友。但Z的确加班很频繁，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接连几个周末都在加班。白天各自上班，晚上回来就不想动弹，周末见不到人，虽然就住在同一层楼，但久而久之，我们一两个月才会见一次。

周末的时候，我偶尔会回老君堂看J和Z。更多的时候，我会打电话叫J一起到首都图书馆看书。除了到图书馆看书，我们也喜欢到附近的潘家园古玩市场去逛。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有零星的路边摊，卖核桃、玉器或古钱，手上挂着许多玉石串的新疆男子会迎面走过来，突然令人发瘆地低声问：“和田玉，要不要？”

潘家园不仅是北京，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名副其实。初次到潘家园的人，几乎都会被震到。

左边的广场上，大洋伞下的摊位一个挨着一个，练成一大片。摊位上摆放着千奇百怪、样式各异的文玩古董，让人目不暇接：青铜器、瓷瓶、瓷碗、佛像、鼻烟壶、紫砂壶、印章、砚台、珠串、核桃、旧首饰、古钱币、唐三彩、陶罐......一小撮人围在一起，指点和讨论一件“文物”，一副老学究样子的人拿着放大镜在反复观看一个器物，更多的人是走走看看，像逛路边摊一样随意，许多摊主们无聊得玩起了手机。这里有10元一件缅甸翡翠，也有上万元都买不下来的古董，有崭新的现代手工艺制品，也有古老的河姆渡时期的陶器。至于真假与否、价值高低，就全凭个人的眼光去辨别了。

更惊人的是，里面还有一个规模更大的菜市场般的大棚，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数百个摊位上，摆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珠串、翡翠、玛瑙、绿松石、水晶、琥珀、蜜蜡、印章石、核桃、葫芦、瓷器、紫砂壶和手工艺品，有些甚至堆成小山。对于有选择困难症的人，想要在这千篇一律的宝物中选择出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必会是一项比攀登珠峰更艰巨的挑战。

潘家园古玩市场据说以前是一个“鬼市”，凌晨4点钟就开市，因为有不少东西是通过盗墓得来，只能在夜色中进行交易，很多人都是打着手电筒来摆摊或淘宝的。那种在漆黑掩盖之下偶然捡到漏的刺激和得意，只能在想象中存在了。

后来的潘家园古玩市场成了一个全民皆可参与的古玩王国。这里的东西足够一个人淘一辈子。但古玩的水很深，摸不清门道的人轻易不敢染指，玩物的结果不仅是丧失，也可能是毁灭。如果只是停留于纯粹的“玩”，只在意过程本身，也许能得到无穷的快乐；但如果希望搞投资以牟取暴利，或成为专职的收藏人，没有足够专业的眼光和资深的阅历，恐怕很容易弄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显然，我和J都不属于上述两类人。囊中羞涩的我们既玩不起这些东西，也没有成瘾的可能。来了两三次之后，我对那些眼花缭乱的玉石，也逐渐失去了新鲜感。真正持续吸引我们的，是这里的旧书。后来每次进门后，我们会穿过摊位和人群，直接走到旧书摊的地方。

这里的书大多是旧书，要么是图书馆的处理书，要么是出版社的库存书，要么是私人卖掉的藏书，也有的可能是从废品收购站运来的。在书堆里，经常能看到文革时期的语录、童年时期的连环画、八九十年代的网格本名著、年代更为久远的线装书，以及各种学科的杂书。书摊上的旧书除了旧，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出奇地便宜，十块、五块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低到两块一本。有的老人推着手推车来拉，而许多小书商甚至不加挑选，直接成批地塞进麻袋，按重量算价钱。这些书就这样以白菜价购入，又以白菜价售出，几乎接近于废纸。

作为从事出版职业的编辑，看到书这么廉价、被这么低贱对待，难免感到神伤；但对于收入有限的我，这却是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情。对于喜欢淘书的人，这些也并非全是廉价的旧书，而藏着他们心仪的好书。对我而言也一样，只要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挑选，我就能花很少的钱，买到一些可供阅读的好书。这也成为潘家园古玩市场对我充满吸引力的原因。

不过书摊的主人也不糊涂，他们会从书堆里专门挑选出那些年代较早、品相较好的版本，抬高价钱出售。有的罕见版本甚至被当成收藏品，卖到几百块到上千块。有一个阿姨的书摊，卖的都是少见的或品相完好的外国名著版本，还专门用塑料袋装起来，她待人的态度也很热情，每次都让我驻足很久，但她开的价钱也比一般的高，通常要五十到八十一本，因而总是让我爱不释手但又舍不得买。另有一个胖青年的书摊卖的则是品相很好的古代文论，他的摊位在最角落的地方，他本人也似乎习惯了淘书人的抠搜，回应的时候表情总是很淡漠，大多数的时候都在躺椅上睡觉。

在旧书摊的书堆里，我陆续淘到了一些还不错的旧书。河北教育社的一套很经典的“世界名画家全集”，我从同一个书摊分多次买到了波提切利、高更、鲁本斯、塞尚、提香等人的画册，价钱是三十五一本。像《神曲》《十日谈》《卡拉马佐夫兄弟》《大卫.科波菲尔》《呼啸山庄》《安娜.卡列尼娜》等，虽然有的我有新书，但遇到这些八九十年代的老版本，还是忍不住要买下来——我喜欢那种简朴的装帧，与经典本身的厚重气质相契合，不像新版的封面设计得花里胡哨，穷尽一切方式去吸引人眼球。此外，我还买到了之前没见到过的一些版本，例如用梵高的画《夜间咖啡馆》做封面的《尤利西斯》，大厚本的三卷《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等。

J买书的热情并没有我的高，所以并不是每次都会一起来。后来大多数时候是我一个人去淘书。只要有空，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专门去一趟，到了冬天，寒风凛冽、手脚冰冷，但依然抵挡不住我对淘书的痴迷。

因为收入有限，我能支配的闲钱不多，但只要每个月拿出一两百，我就能在潘家园买到二三十本书。我的书迅速地增多，我把衣柜的四分之三的空间用来装书，但很快就塞满了，于是只能放在地上，摞成长长的一堆。眼下，我只顾满足买书的一时之瘾，也全然顾及不到日后搬家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