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初的陳垣
北平圍城期間,陳垣拒絕登上國民政府派來的飛機,其1949年1月10日寫給第三子陳約之的書說:“昨日此間各報紙載我南飛消息,不確。恐傳至粵,以為我真已南飛也。自前月十七八,政府來電並派飛機來接,都未成行,後又敦促數次,均婉謝,因無走之必要也。” (本文所引陳垣書信悉引自《陳垣來往書信集》)信中雖然明言沒有必要離開,但也沒有任何擁護中共的話。事實上,其思想開始轉變,乃在北平解放之後。在上一封信稍後的3月14日,陳垣致陳約之的信已透露出思想轉變的消息:“余近日思想劇變,頗覺從前枉用心力。從前宥於環境,所有環境以外之書不觀,所得消息,都是耳食,而非目擊。直至新局面來臨,得閱各種書報,始恍然覺悟前者之被蒙蔽。” 陳垣同一天還寫了一封給香港友人的信,信中說:“世界大勢所趨,必然做到,早晚而已。已頹敗之勢,無可挽回。學術思想,應從新生的路上走,余甚悔往日之懵然妄覺也。” 綜合這兩封信,陳垣當時政治立場之轉變也明矣。
稍後,陳垣發表《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這封信1949年5月11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信中反駁胡適“共產黨來了,決無自由”的說法,指出自己領悟到在解放區裡才有真正的自由,並進一步申論說自己接觸到介紹共產主義的書籍,從中確定了新的治學方法。信末,陳垣更定性胡適為“服務於反動統政治權”。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陳垣與胡適劃清界線,不僅反映出他思想、立場上的轉變,同時也是投向新政權的表現。
此後,陳垣在學術和政治立場上均投向新政權。陳垣以考據史學名家,純用傳統方法治學,但他在1950年致席啟駉的信中卻如此描述他治學旨趣的轉變:“九一八以前,為同學講嘉定錢氏之學;九一八以後,世變日亟,乃改顧氏《日知錄》,注意事功,以為經世之學在是矣。北京淪陷後,北方士氣萎靡,乃講全謝山之學以振之……解放以後,得學毛澤東思想,始幡然誤前者之非,一切須從頭學起。年力就衰,時感不及,為可恨耳。” 在那時的陳垣看來,毛澤東竟取代了錢大昕、顧炎武、全祖望,成為其治學上最新的取法對象。政治上,陳垣也積極參與政治運動。1951年5月18日,陳垣以71歲高齡前往重慶參加土地改革運動(見《陳垣年譜配圖長篇》下冊,第589頁)。1951年9月下旬,北京、天津的二十所高等學校開展了“以改造教師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為目的的學習運動”,涉及的高校教師多達三千餘人。當時成立了“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主任委員為北大校長馬寅初,陳垣則是二十一名委員之一(見《北京天津兩市高等學校教師 開展學習運動改造思想 周總理向教師報告知識份子改造問題 號召努力學習做文化戰線的革命戰士》,《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3日)。 京津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開展的同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也召開了。陳垣以“社會人士”的身份出席會議,並以《教師們要努力實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為題發言。是次發言中,陳垣批評知識分子有“看不起勞動人民,看不起工農階級”、“對社會的階級鬥爭,對勞動人民的生產知識,創造智慧,一點也不懂”、“認為讀書人高尚,不應與政治發生關係”、“總覺得中國事事不如人”等“毛病”,並將這些“毛病”總結為封建思想和歐美資產階級的遺留,強調高校教師要向毛澤東思想學習,並把自己改造成“革命戰士”(見 《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十月三十一日會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51年11月2日 )。
嚴耕望在《治史三書》中如此感歎:“援庵先生則為另一類型,自青年時代即熱心世務,其後疊任文化教育機關首長,老年乃以‘以毛為師’,並且常說自己‘聞道太晚’。亦惟有其與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為政治洪流所覆沒,在學術上不能再有所作為!”嚴耕望的這番話實在是不無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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