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2019
老舍谈《茶馆》创作时曾写:我的较好的作品,也不过仅足起一时影响,事过境迁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1.
过去的这2019年,是老舍诞辰120周年。2019年2月20日下午,北京人艺联排《茶馆》,准备为老舍诞辰120周年献上十余场演出。
联排这天下午,后台涌进许多人,多是媒体,采访、拍摄乱乱哄哄,小小化妆间能挤进去五六个人,但演员们脸上相当镇定,拍摄聊天都不影响他们上妆。这一代演员的《茶馆》演了这20年三百多场,台词早就长在心里,化妆的动作也娴熟至极。濮存昕贴他那两撇胡子的时候,刻意未贴平整,胡须与皮肤之间突起一小块空隙,免得一说话牵动了它。
濮存昕扮演常四爷,与扮演秦二爷的杨立新共用一间化妆室,二人互相背对着各自坐在镜前,一抬头,就能从镜子里头看到对方。我问濮存昕一个跟时间有关的问题,他想不真切,放下手中的胶水瓶,转过身去跟杨立新商量,仿佛别人能帮他想起来似的——还真可以,俩人都是50年代生人,虽然杨立新进剧院更早,俩人在剧院里作为青年演员挑起重担则是前后脚。二人同时期开始在《茶馆》里跑龙套,演小角色,看于是之、郑榕和蓝天野这三位“初代仨老头儿”怎么处理台词和节奏,边亲近边学习。
“王利发”梁冠华在另外一间,凑近了才发现,他脸颊两侧按了些许腮红,红扑扑地,远看能显年轻。也是,“《茶馆》二代”早就不年轻了。算下来,“仨老头儿”中最小的梁冠华今年也有55岁,而杨立新和濮存昕两位演员都已前后退了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演戏。2019年,是他们这一代人出演《茶馆》的第20个年头。
2.
在1999年人艺下定决心重排《茶馆》之前,濮存昕等几位演员其实都在《茶馆》里跑过龙套,演过小角色。他还记得当时他刚到剧院没多久,当时扮演秦二爷的蓝天野身体不大好,有两次排练,濮存昕就替他走位置。“秦二爷管王掌柜叫‘小王’,我就回身喊于是之老师‘小王’,他就抿嘴跟那儿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现在管他叫‘小王’,他就笑”,濮存昕边上妆边跟我讲述过往。
但身体最先支撑不住的是于是之。1992年人艺成立四十周年,这一年的《茶馆》演出,也是于是之、郑榕和蓝天野的最后一场。当时的观众仍能记得于是之谢幕时的凝重,林兆华也在场,他后来回忆,“于是之老师那个时候语言有一点儿小小的障碍。很悲壮”。
到了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人艺终于决定重排《茶馆》。在这之前,作为人艺副院长的于是之一直鼓励林兆华重排。“动人艺老祖宗的东西”,林兆华说,“越想越是件挨骂的差事”。所以最开始他想在剧院外面排,“可以大胆一点儿”,甚至已经找了姜文、葛优和李雪健这几位演员来演,后来没成。
事隔七年,重排《茶馆》。新的导演,新的演员,新的舞台设计,这个《茶馆》新剧组处在暴风眼,一举一动都被观众、媒体以及整个文化界关注。它曾引起的讨论,只有身处那个时代才能体会。评价的声音扑面而来时,暴风眼中的当事人,感受不尽相同。杨立新记得当时“基本上是负面的”,“观众说,别再糟践这个戏啦,给我们留个完整的好印象吧,干脆让它以一个完整而辉煌的形象保留下去吧”,多是这样的言辞。濮存昕也记得当年的确没有收到太多表扬。他当时去请了黄宗江来看,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看完后只说了“不易”二字。当然,“你们居然敢弄新版《茶馆》”,舆论当中最出挑的还是这类声音。林兆华当时感慨,对梁冠华年轻一代的表演的肯定,大家太吝啬了。
林版《茶馆》总共上演过的次数很少,2005年,《茶馆》去美国巡演,两个版本中,最终走出国门的还是“焦版”,从此世人看到的《茶馆》舞台基本回归到了1958年初创时的形态。好在,经过这一次重排,演员保留下来了。
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高音看过1992年那轮封箱演出,在她记忆中,那版《茶馆》,开场著名一幕非常出色,“喧嚣而壮阔,拥挤却有序,充满了市井气息和老北京风味”。高音能代表《茶馆》观众中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观戏、研究戏,经验丰足,同时又极热爱《茶馆》,“没事儿时家里就放着《茶馆》视频,听着声儿”,对焦菊隐版《茶馆》可谓熟稔至极。
从他们的视角看林版《茶馆》,感到似有不及也在情理之中。20年后,再看这轮演出,高音咂摸出许多好来。比如,她注意到,经过这么多年,杨立新在扮演秦二爷时又有新东西,“他没有完全模仿蓝天野,而是加入了自己很细微的设计”。最后一幕仨老头儿在《茶馆》会面,高音看得真切,秦二爷讲话有点哆嗦,舌头在嘴里打转,节奏也有变化,他最后离开《茶馆》的时候,第一步是迈不上去的。
蓝天野在一次采访中跟我回忆半个世纪前的情形。1958年3月份,北京人艺初排《茶馆》,“老舍先生偶尔也来,说一点儿,但从不多说。但对演员很有启发。他跟童超(扮演庞太监)说,这角色,应当是阴柔,不是阳刚。就这么一句话。”
第一代演员在排练《茶馆》时,老舍和焦菊隐先生两位创作者都健在,于是之他们大可以跟他们交流。到了濮存昕这一代,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北京人艺讲究体验生活,童超曾去鼓楼大街寻着过“活生生的太监”,蓝天野就近观察过不少民族资本家的生活。而如今,关于那个时代,只能从资料与影像中想象。但好在,濮存昕他们从年轻时,就在剧院看着《茶馆》长起来,换句话说,这戏就在后台看熟了背熟了,举手投足,都印在脑海里了。这种言传身教式的传承,对《茶馆》这样的保留剧目来说,尤为重要。对此,梁冠华感到遗憾,他开始进入王利发这个角色时,于是之先生因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已无法与他沟通。
正是这拨当初饱受争议的演员,把《茶馆》继承了下来。演了20年,回过头去看当年,濮存昕的感觉是,“还是挺有差距的,但那时候我们真觉得挺好的,觉得自己还是拿下了角色”。观众慢慢地就买票了,直到这些年,买票队伍越来越长,近五、六年,每逢《茶馆》开票,头天傍晚人艺售票窗口就有人开始排队,一排就是通宵。互联网时代,这样的观戏热忱几乎绝迹。
3.
1956年,老舍创作完毕三幕话剧《茶馆》。年底,老舍在北京人艺205会议室为全体演员朗诵他的剧本,蓝天野在他的自传《烟雨平生蓝天野》中记录过这一天,“他一边念一边讲,有时候还站起来身来比划”。角色就这样分了下去,蓝天野分到了秦二爷这个角色,当时林连昆还跟他表示了羡慕,“你可摊上个有趣的好角色了”。
而导演焦菊隐则要求演员们去体验生活、做人物小传。蓝天野跟扮演庞太监的童超创作过一个体现人物关系的小品,名字叫《鹌鹑斗》,讲秦二爷与庞太监,如何在语言上互相挑衅。小品在戏外补充的是戏中第一幕:二人就在茶客们的围观下,来了一场暗流汹涌的机锋对话。
后来杨立新拿二人这短短的碰面分析秦二爷的身份,“庞太监说,‘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秦二爷什么话呢,他说‘我早就知道’。请注意这句话,我早就知道,这当中可能有几个意思,我早就知道他们弄不起来,政治改良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也可能是,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想法,我早就知道你们能下这样的狠手,我早就知道他们政治改良这条路走不成,剩下什么?实业救国”。
老舍安排两位人物碰面,秦二爷未点明的政治立场即刻呼之欲出,他与后来都不再有交集的庞太监之间,该是什么关系?蓝天野与童超准备的《鹌鹑斗》小品,后来时常被用作例子,来说明《茶馆》最初排练时,演员们在体会人物时付出的心力。这同时也从侧面说明,北京人艺的这部《茶馆》成为经典,自有它的原由。
《茶馆》的第一个二十年中间掺杂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等到1978年人艺决定复排,老舍与焦菊隐两位先生已然离世,靠着原班演员和导演夏淳,《茶馆》得以保留,并一直演到了1992年。1958年首演至今,《茶馆》两版已走过700多场,去到过许多国家。在北京,冯远征的观察是,从前观众也很热情,但从最近五六年开始,总有观众头天晚上就开始排队,看完了演出也不肯走。
究竟是什么在持续地吸引观众?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陶庆梅近距离研究戏剧多年,她把北京人艺的话剧(或者说中国话剧)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曹禺的,偏知识分子方向;另一条“偏市民”,《茶馆》即其中最典型代表。
陶庆梅的观察是,今天中国的戏剧市场把戏剧当作太高雅的东西,这种偏见导致的结果是,整个戏剧的表达愈发狭窄。“像波兰导演陆帕的戏,立陶宛OKT剧团的戏,受到文艺青年追捧,认为它们了不得。但那样的戏,显然是脱离中国普通观众的”。
知识分子口味的戏剧作品更偏重感受与思考,这种戏当然应该有,但当下中国话剧市场,恰恰缺乏的就是像《茶馆》这样更贴近普通人生活感受的“市民话剧”。“老舍笔下永远是那些从事着各种职业的人,它所包含的面相非常宽广。对这个宽广的普通老百姓的普通生活,老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而这种关心,今天的市井百姓仍然能感受到。老舍戏剧和文学创作中这个重要构成,是它今天仍有生命力的原因”。
北京人艺另一部戏《窝头会馆》近几年在观众当中拥有同等号召力,这一事情倒能佐证陶庆梅与本刊分享的观点。这部作品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前北京南城的一处小四合院中,几位主要人物无一不是普通北京市民,他们性格当中的较真儿、刻薄与圆滑,又全都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会有的小缺点,整部戏展现了“老北京的杂陈,底层人的盘算,市井里的幽默和粗鄙”,这些都叫观众感到亲切。对普通人来说,过去时代发生的故事,因为那一股热融融的关怀,而与当下生活产生了连结。《窝头会馆》每轮演出的票房,也早就证明了它受到的喜爱是何等热切。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与《茶馆》共有的那个“关怀普通人”的内核,为它们在今天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文本之外,焦菊隐的舞台艺术当然功不可没。第一幕一开场,几张八仙桌错落排布,王利发在不同桌子之间游走,“确实像舞蹈一样优美”,这种行走方式,以及每位人物的登场,都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元素,而这些符合中国人对戏剧舞台想象的方式,“使得舞台的时间与空间都被很美的表演充满”。观众获得的大量愉悦的源头正是在此处。陶庆梅因此总结,焦菊隐的审美与老舍的内在关怀,这是《茶馆》今天仍然立足不衰的最基本的原因。
4.
从1958年到林兆华重排之前,三十多年中,除了北京人艺,没有其它剧院排演过这个戏。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老《茶馆》精致精巧,小角色都是大演员,过去的戏又都在观众脑子里,想突破非常困难。
林兆华当年为了重排《茶馆》,费了很大心思作调整。他打破原来单一的《茶馆》封闭空间,在舞台上拾整出两条街道,为老裕泰茶馆添几位街坊,这些老字号进一步展示出老北京历史风貌。甚至,他还设想过删掉群戏,将时间更凝练地集中在仨老头身上,表现他们的意识流动,让王利发回忆过去,再回到现在,以期让舞台和表演更自由——这一步只停留在了设想中。
即便作为北京人艺的导演,其重排也受到剧院与前辈的支持,林版《茶馆》后来上演的次数也很有限。2005年,《茶馆》去到美国巡回演出,恢复了“焦版”,“林版”就此搁下。如今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随着濮存昕这一代演员年岁增长,“《茶馆》第三代如何接班”成为许多人关心的问题。刘麻子和唐铁嘴两个角色,二代演员是何冰与吴刚,都是北京人艺如今最出色的演员,这两年逐渐由更新一代的雷佳和闫锐接替。冯远征倒仍在扮演松二爷,同时作为人艺演员队队长的他告诉本刊,剧院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计划,找什么人,接谁的班,只不过,“能够一对一接班的人还没有到齐”。显然,为仨老头找到合适的出演者,并非易事。
《茶馆》将来面临的挑战,倘若说有,最大的可能还是在演员。正如当年濮存昕他们年轻时曾面对的挑战,未来一代,或许也将在万众期待里挣扎与成长。与承接前人经典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摆在戏剧人面前:经典可以动吗?
对《茶馆》这个文本来说,它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也是以同一幅模样上演了60年的剧目。从保留剧目的角度来理解,保持连贯、不变的演出,其实无可异议,比如2015年,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大剧院曾带着果戈里代表作《钦差大臣》到中国演出,陶庆梅看得仔细,她发现这部该剧院的保留剧目,其实也维持着1926年梅耶荷德版本的基本形态,微调的部分有限。
“保留剧目最大的好处在于对演员的训练,对表演风格的继承”,《茶馆》之于北京人艺,其中一项重要职责便是以经典剧目为通道,将表演风格传承下去。只不过,铁打的《茶馆》,面对的是流水的观众,他们只会与戏中时代越来越疏远,捕捉台下观众的反馈,适当微调表演,倒的确是压在演员与复排导演身上的重担。2
杨立新从2014年开始承担《茶馆》的执行导演,他告诉我,他对第一幕做过些调整,比如让跑堂送面的早些出来,在台上多跑一个来回,原本从边上出来的李三,改到从中间出,“要是怕撞上就躲开,这一躲不显得更热闹么,原来嘴上说的多,走动得少,不够热闹”。
一面是北京人艺自己对保留剧目的微调,另一面则是广大戏剧人对《茶馆》的实验性改编。面对经典,有两种倾向值得警惕。一种是,它是传统的,最好的,不可触碰的,另一种是,这么多年一直这么演,那是不行的,要创造。这两种倾向有必要吗?陶庆梅不这样认为,或许最适合的平衡之法,是让经典的归经典,让实验的归实验。
2017年,80后话剧导演王翀创作了《茶馆2.0》,用中学生作演员,用“教室”这个故事环境重划人物关系;同年,李六乙导演了一出四川话版的《茶馆》;2018年,乌镇戏剧节上,孟京辉对《茶馆》颠覆性改编,这部“从老舍《茶馆》这一母体上长出来的新生事物”,次年被阿维尼翁戏剧节的in单元,邀请去演出,这是国内首次。创作于大半个世纪前的话剧文本,与现实发生了更多关联。
---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实习记者王雯清对本文亦有贡献)
热门话题 · · · · · · ( 去话题广场 )
- 宿命感油然而生的歌单 3163次浏览
- 被自己的直觉拯救的瞬间 新话题
- 有哪些世界观宏大或有趣的文学作品? 12.9万次浏览
- 你第一次学做菜的经历 33.9万次浏览
- 你有哪些想做却可能永远都不会做的事? 44.7万次浏览
- 你最欣赏哪位(些)独立电影人? 33.4万次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