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的选择 (【考古】大二写的课程作业,近期准备重造改写一个研究计划)
钱谦益的选择——“主情”浪漫主义对儒家伦理纲常的破与立
一
钱谦益其人,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一生充满坎坷,自二十九岁授翰林院编修,三十六年间,四起四落,立朝不及五载。40岁,主浙江乡试,“关节受贿”,以疾告归。六十四岁,清军破南京,迎降,官至礼部侍郎。次年六月,称疾乞归。
对于钱谦益的评价,史学界多数持一种批判其人品,肯定其诗学的才华的态度。但他晚年对自己的评价,却将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言语中处处透露出的只有遗憾与悔恨,他在《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书》评价自己的一生:“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①]当下提及钱谦益,大多数人只记得那段“水太凉”的故事[②],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陈寅恪经过多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里已经辟谣过:“至若《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则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二人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解。”[③]他自己评价里的“危难苟免”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当时清军兵临南京,他率当时南京朝廷的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开城门向清朝军队投降。后来又继续在清政权里担任礼部侍郎,还带头剃发留辫[④],按照我们的评价体系,这样的人,妥妥的是“带路党”无疑了。
在对历史人物作评价的时候我们总是说,要把人物放到具体的历史的情境中去考察。中国士大夫一直以来恪守的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观,最高追求的层次是做到德行对为人处世的规范。这套社会规范要求所有人爱惜自己的名声,追求身后的美名。而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忠君爱国的士人先贤,自然便是所有读书人的学习榜样。钱谦益却在家国破碎之际选择了投降,还甘愿做一个“贰臣”,自然也考虑到了他身后的千古骂名。史学家对他投降的原因和动机有诸多分析,大多都是着眼于他的个人品格方面 ,鲜有从当时的社会思潮角度的研究。本文试图从钱谦益与当时兴起的“主情”浪漫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那段历史。
二
当下所谈到的“浪漫主义”大多是指自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期形成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第二次“文艺复兴”[⑤]时期,弥漫着当时社会思想界的“主情”价值观也的的确确可以称为一种浪漫主义了。
这股浪漫主义思潮可以最早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创立,王阳明晚年时候提出“心之本体无善无恶”的命题,不曾想到经过其得意门生王龙溪的阐发,发展出的“四无说”(即如果《大学》中“正心”的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那么诚意的意、致知的知和格物的物均是无善无恶。)在明末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然而王龙熙本人终其一生也没能回答解释自己提出的“四无说”命题。后来有了新突破的是李贽,他认为“人乃至活”,人本身高于一切,反对权威崇拜,并且肯定欲望是人之本性。李贽对于这种主张关注人本身的思想进一步阐发,发展出“欲望自然”的主张。他还赞美秦始皇实现中国的统一,因为能够使人民摆脱战乱,还赞赏五代时期担任过四朝十二君宰相的冯道,因为他为民生安定做出的贡献。[⑥]钱谦益曾经作为东林党的党魁,思想上与东林党保持一致,东林党人虽然作为当时国家政局中的主要力量,处于当时社会阶层较高的地位,否定自身和皇权这些特权阶层的暴行,但是在批判李贽离经叛道的同时对他肯定个人欲望这一核心思想是赞同的。另外还有受王阳明李贽思想影响的文学家——袁宏道,和被称之为“公安派”的其他人提倡“性灵”说;创作出《牡丹亭》的戏曲大家汤显祖主张的“尊情抑理”。钱谦益对他们的文学思想都十分赞赏。[⑦]
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说法,上述提及的这些文学家戏剧家的“主情”思想便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学领域的一种写作情感倾向了。这种主情思潮释放出了一直被“理”抑制的“情”。[⑧]正如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一书中所指出的,明清思想迥异于先前的中国思想的两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欲”和“私”的标举和肯定。[⑨]同样,明清时期“情”之内涵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是“欲”和“私”的融入,这使得“情”在明清具有强烈的世俗人间色彩。
三
在清军破南京城之前,前有史可法在扬州顽强对抗清军,最后扬州城破他宁死不降自杀殉国,落得的结果是“扬州十日”的八十万无辜百姓被清军屠杀。而当时清军势如破竹,南明几乎已无扭转颓势的可能。钱谦益作为当时南明朝廷的顶梁柱,自然也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考虑到南京城内的几十万百姓的安危。即使自己身负骂名,至少可以保住大多数百姓的性命。在此之前,索额图曾劝降过钱谦益,给他透露的一条重要消息是,清政权的统治者有志于在政权稳固后立马着手恢复科举,任用汉人官员,与民休养生息。(这一信息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得到了证实[⑩])而当时的南明朝廷由于偏安江南一隅,科举制度已经废弃很久。考虑到恢复科举对文脉的传承,即使是一朝一姓江山的覆灭,即所谓的“天理”的崩塌,对于个人追求生存的“情”而言,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于是他成为了历史的罪人,成为了康熙帝《贰臣传》里的“有才无形之人”。
而这一选择的代价,便是他此后的晚年生活陷入被他人任意指摘与无情唾骂之中,“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流面泪痕多”(《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11]他在伤感自责的时候如是写道。他也在通过努力争取编修《明史》、暗中资助支持郑成功等人的反清复明运动等实际行动弥补一点自己的过失。
可喜的是,那种“主情”的浪漫主义思想以及他与情投意合互相支持的河东君使他晚年有所宽慰。一如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所说的那样:“余少喜龙湖李秃翁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欢可以笑,怒可以骂,非庄非老,不儒不禅。”[12]这种随性自由的“主情”心态是经由王阳明肇始一直发展到明末清初在当时极为重要的一次思想潮流的转向。对于钱本人而言,在中国古代儒教独尊的那样一个时代难能可贵。
四
如今我们再回首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很多人都感慨唏嘘,认为如果按照明朝的发展态势进展下去,中华民族便不会在近现代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屡屡受挫,可以很早地迈进现代化的进程里。通过对“主情”浪漫主义对钱谦益这么一个在我们的政治斗争史中极为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的影响的梳理,的确是可以看到在儒家思想发展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股“主情”浪漫主义的影响,却未能发展出蔚为大观的人文主义乃至于观照西方文明的那一套追求个人自由的民主法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东西。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诚如沟口雄三先生所主张的,要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理解中国的历史。[13]用中国社会思想自己的逻辑来理解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才能找准我们前进的方向,以及对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偏差”多一份宽容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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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洁非,2013,《黑洞:弘光纪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 佚名撰《牧斋遗事》““乙酉五月,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柳奋身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
[③] 陈寅恪,2001,《柳如是别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④]史敦《恸余杂记》记载:“豫王(多铎)南下江南,下令剃头。南明民众对此议论纷纷。(一日),钱谦益忽然说:‘头皮痒得厉害",突然出门而去。家人以为他去用篦子篦发。不一会儿,剪了头发,留着辫子进来了。”时人有诗“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⑤] [法]谢和耐,2010,《中国社会史》,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七卷第四章在讲到明代精神生活的结束语中,谢和耐将明代自王阳明到李贽再到东林党士人等的思想称之为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
[⑥] [日]沟口雄三,2014,《中国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根据(第四章 理性的发展:从明代到清代)梳理。
[⑦] 杨义,1997,《钱谦益降清心态一辨》,《古典文学知识》,第四期。
[⑧] 洪涛,2009,《以情为本:理欲纠缠中的离合与困境——晚明文学主情思潮的情感逻辑与思想症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第四期。
[⑨]沟口雄三,1997,《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陈耀文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⑩]李洁非,2013,《黑洞:弘光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656年重开科举大大有助于回复正常秩序,并为清王朝提供忠于新政权的年球官吏,引导士人阶层的全部活动趋向于功名利禄这一唯一途径……清代已不再见类似于1615——1627年宦官与东林党之间的冲突。相反,清朝大部分时间皇权与汉族上层精英人士之间充满和谐。”
[11]钱谦益,2003,《钱牧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2] 钱谦益,1996,《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3] [日]沟口雄三,2014,《中国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11:“中国历史的逻辑无论用西方的历史视角还是反西方的历史视角都无法有效地阐释,它的逻辑只有在将西方思想相对化之后才能完整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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