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大东北

因为工作出差的缘故，第一次踏入大东北，辽宁的沈阳和葫芦岛，这是一段异常有趣却也愁肠百结的经历。

起初去沈阳的时候，有个实习生一路，实习生本就是沈阳人，在沈阳轻车熟路地带我吃了两顿大肉，一家李连贵熏肉大饼，一顿泥炉烤肉。过去我听说东北分量大，还是百闻不如一见，在李连贵，我俩点了一份拔丝三品（南瓜、芋头、大枣，芋头拔丝着实一般），上来就像一座塔一般，最后我俩胡捣瞎捣，也没吃下一半去。

在沈阳的采访任务本来就比较轻松，一个是去之前就约好的受访者，到沈阳的那个下午，我和实习生就直奔医院进行采访，最后和她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到医院都下班了，病区剩下的都是小住院医，连住院总都不知去向，我们就暂且回到住处，第二天一早再战。

其实总体而言，我觉得此次东北的采访行程都顺畅异常，所谓“顺畅”，就是在进入一些涉事机构采访的时候，也没能受到太多刁难。除了一个老阿姨又是没收我手机不许录音，又是一问三（装）不知的，还有一个小经理说愿意跟我通个电话，又在电话里反复给我“上课”，告诉我他是如何如何不可能接受我采访（不接受你干嘛愿意通电话，神经病），其他大多态度良好，不管是不是正面回答问题，至少都心平气和地让我问完了所有，坦诚，没有冲突，至多中间会夹杂着“你到底是想写啥呀？”我再给他们好声好气地解释解释。当然，面对不同的人，解释的角度是不同的。

沈阳算是东北最强大的城市之一，但相比过去我去其他大城市采访，常受到层层阻挠，这次在沈阳，我照例在每次采访前都要在心中演练几遍被花式拒绝的反应，很多时候，事情却顺畅得诡异，就好像自己做好了冲刺100米的准备，枪声一响，一脚蹬出去，发现两步就到了终点，冷不丁就是一个趔趄。

我后来把这番“顺畅”归结为东北人耿直。我和实习生曾经战战兢兢地走入一个省ZF机构，申请采访，被受访人要求先去办公室备案，正当我和实习生以为这次采访十有八九会被客套地搪塞掉时，机构办公室的人非常惊讶说，我们这从来没有媒体主动找来，只有我们找几个相熟的媒体发发通稿，你们要采访？我……我不知道能不能让你们采访，我也不知道该请示谁，你们让我想想，我能做些什么呢？

诶？

在双方都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下，我们彼此懵逼而愉快地采访了40分钟。

后来去葫芦岛下面的一个县，这种体验也在反复上演，尤其是我跑去医院，看到指示牌显示顶楼是院领导办公室，噔噔噔爬上6楼，躲在楼梯间，酝酿着先去哪个办公室，不管怎么想都觉得得把院长留在最后，想先去主管业务的办公室，结果那个办公室的负责人不在，院办的人说，你直接去问院长吧，就隔壁屋。

卧槽？这是老子做好了废3条命闯8关的觉悟和心理建设，你突然告诉我，通关了？（对我来说，大Boss愿意接受采访就是通关）我刚刚连爬6楼呼哧带喘地，话都没说利嗦，突然就能把采访提纲翻到最后一页，自我演练的108种话术也通通不需要了？

哎嘛，东北真是可爱啊。

去葫芦岛的时候，我的目标是其下面的一个县，甚至一度下到乡和村，也有不少新奇体验。

比如我不知道该怎么从县里去乡里，便到处问人，先是在酒店问，酒店的人说去客运站坐车，到了客运站，我想在售票窗口买票，售票员说去乡里不用买票，直接X号口上车，到了X号口，我对地勤说，我要去XX乡，地勤说，呀，一辆车刚走，你快出去撵它！

呵，车都走了，我怎么撵啊？我茫然地跑出大厅，到达停车场，每辆车上写着的目的地都是我不认识的地名，一个大叔看我迷茫，问我去哪，我说去XX乡，他说，你上我车，我带你撵去！

我说：啥？能撵上吗？大叔说：能撵上！

然后我就赶紧上车，大叔把车门一关，就突突往前开，一路上还停了好几次，有人上来兜售报纸啊雪糕啊大面包啊啥的，可把我急死了，后来终于在一个桥头停住，对我说，那辆车，快去上！我这一路，屁股都没敢踏实坐在位置上，腾地一下就起来跑下去又跑上车。

这并不算完，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些车是沿途招手即停的，甚至以为我坐的那辆目的地就是我要去的那个XX乡，眼瞅着过了乡ZF，车拐了个弯继续向前开，我以为也会开到一个类似客运站的地方，谁知道，过了乡ZF就是村，路变得很窄，不可能有调头的空间，房屋和房屋之间都离得极远，常常到了某个房屋前，就有人让司机停下，司机停车，他们就下车沿着小道走回家。

我突然意识到，这车不可能开到什么客运站去，赶紧问前座老太太，XX乡是不是已经过了？老太太在车里很大声地说，诶，这个小姑娘要在XX乡下车，早过了！你要不跟着这车开到终点再折回来吧！我说：终点还有多远啊？司机喊了句：远着呢！还有至少二十里地吧！你怎么不早说啊！

XX乡距县城本就有30KM左右的距离，此时已经又从XX乡向前开出10KM，我无法下车走回去，只能心如死灰地想着那就坐到头算了。

谁知道，迎面来了个三轮小皮卡，司机伸出手去叫停了那辆小皮卡，把车一停，下去交涉，整车人都探出脑袋看着司机和小皮卡司机交涉，我也探出头去，司机突然招招手让我下车，我这叫一个心花怒放，赶紧跑下去，谁知道因为路窄，两辆车停在路上，我只能踩着路边草丛跑，一根带刺的树枝挂住了我裙子，还把我小腿划出一条超过5公分的月牙形口子，我也顾不上疼痛，赶紧上了小皮卡，上去后再扯下树枝。

小皮卡估计是烧柴油的，一路突突突突突，把我送回了XX乡ZF。大巴司机送我上小皮卡的时候跟那个司机说，你把这小姑娘送去XX乡，她第一次来这，你送到了桥那边告诉她乡ZF位置啊；小姑娘，我也不收你钱了，你快走吧！

这一路上，乡民们的热情简直让我想跪下给他们道谢。

不过，到XX乡ZF是下午1点多，大楼里除了一个会议室有两个人在商谈工作，其他办公室都大门紧闭，我以为是还没到上班时间，就想先打几个电话，做点电话采访。

那天下午，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树荫，30多度的大太阳，干干地炙烤，我蹲在墙角下打了两通电话，打到2点多，乡ZF还是没人，我又去附近的卫生室等地随机采访，后来还想去采访村民，但那些房子，独门独栋，隔得又远，没成。

等我走回乡ZF，已经3点，一个在里面午睡的人说，这里已经下班了。我在震惊之余把所有我想采访的门都推了一遍，真的全都紧锁着，又去隔壁小卖部问他们，乡ZF平时这么早就下班？小卖部老板娘说，理论上这个点不该下班，但他们一般没事就走了。

呵，来的路上明明看到大石头上刻着“Tuo Pin Gong Jian，东山再起”，什么嘛，连996的精神都拿不出来——我在心里默默吐了个槽，然后顺带随机采访了老板娘，居然还挺有收获。

可话说回来，这些体验对我只是体验，是新奇，是下饭的吐槽料，对当地人来说，却是实打实地不方便。大巴车前座的老太太路上问我，去乡ZF干嘛呢？是去办事吗？我说，是啊，老太太就说，哎呀，那你得赶紧地，坐到底再坐回来，能办事的时间可不多，你得跑着去。

好家伙，老太太你可知道，我还没坐到底再坐回来，他们就已经全下班了啊。

或许会成为我这次稿子主人公的一个受访者就住在那个乡里，几年时间里，她总要去沈阳看病，我问她怎么去呢？是从乡里坐大巴到县里，再坐到葫芦岛，再乘高铁去沈阳吗？她说，那样是快，但太贵了，她常是从另一个乡上车，直接坐到沈阳，要坐大几个点，但能便宜几十块钱。

在县里的医院，我遇到一个从村里来的人，我问她，怎么过来的呢？她说，一大早坐大巴上来。我说，那您几点出门的呢？（那时候大概是8点多）她说，嗨，6点多就出发了，每次都这个点。

而别说县里，事实上，葫芦岛整体医疗水平都很弱，在葫芦岛打车的时候，我问司机，听说你们葫芦岛人都不爱在葫芦岛看病是吗？他说，可不是吗，你不知道在葫芦岛看病有多黑，然后举出了他自己、他兄弟、他妈妈看病各种一度被坑后去锦州或沈阳一周就能起效的故事。

司机说，葫芦岛人最常去锦州和沈阳看病，可是那样很有可能没法报销，看病就很贵，“我跟你说，在葫芦岛开出租，那是绝对上不起医院看病的。”他说，在他身边，大家生了病都是熬着，熬好就好，熬不过去再看，常常小病拖成大病，因为没有钱，也因为害怕看不好。

司机说，他最近就腿疼，但还能开车，就不去看了，或许哪天疼得走不了路了，再去检查的时候会发现是什么大毛病吧。

乡里的受访者家里倒是有两个超过90岁的老人，我本想对正在生病的受访者说，您家老人真长寿呢，您也一定会长寿的。可在吃饭时，又听他们聊天时说，94岁的老头儿好几次说起自己不想活了，因为基本没办法进行什么活动，每天就是睡觉吃饭，连做饭都不成。儿女劝他，人活着可不就是吃最重要吗，您就每天到点来吃饭就行，别胡思乱想。

儿女间讨论起这个话题，没有太多悲伤，只是说，你说老爷子好不好笑，非说自己想去死。

我想起一个台湾学者关于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率飙高的研究，在他们乐呵地讨论时，莫名觉得悲凉，也实在没办法说出“您家老人这么长寿您也一定能长寿”这样的话，长寿这个词，有时候也说不清是祝福还是诅咒。

之前有一个实习生也曾下到一个传染病大村里做调查，或许是因为经验不足，或许是因为共情能力达不到，她问我，为什么我们要说这样的村子很惨呢？我觉得那些生病的人很乐观向上啊，那些ZF官员也很可爱很逗逼啊。

我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他们生病之后没有办法，只能让自己快乐？如果没有这些疾病，他们或许本可以生活得更快乐，生活能有更多可能性？一个人，因一些制度性的原因染上本不该染上的疾病，不管他现在看得多么开，新闻人的职责都应该是避免类似事件再产生，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们看得那么开啊。

就像我这次采访的患者，事情过去快5年了，至今仍在愤怒和无力。

每一次进入乡村采访，我总为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感到悲伤，即使很多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自嘲的快乐，是朴素的愤怒，是相互支撑和慰藉，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争吵，我都会被他们打动。

我不知道自己的目光中是不是带有城市人的俯视和猎奇，但我很确定，我希望自己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也很庆幸，我的职业还算能为他们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