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计划：关于人类的未来？

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只要搞，就有意义。

采访、文 | 刘子珩

今年三月，因为采访大喜哥刘培麟，唐冠华闯入了我的视野。

几年前我曾读到过一篇报道，讲述一对青岛的年轻夫妇去了崂山，自己盖了一座房子，号称要自给自足地生活。我突然发现，原来唐冠华就是当年那个搬去崂山的年轻人。他在崂山住了五年后，去了福州继续他更大的计划。

在那些不知名的山丘上，我跟着唐冠华穿过草丛间湿滑的小径，看到一座半圆形建筑。他说这是仿造嬉皮士时期的简易建筑，主要材质是木头和木板，按照三角形模块拼搭，很快能完工。这是他的实验作品之一。又走了几步，出现了一个房车的拖车。他说从底架到车厢，都是自己独自完成的。这也是实验作品之一。他住在山脚下一间土屋里，卧室的地上有很多书，墙上是自己的手工作品。

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他的家园计划。他现在每天都在琢磨这件事，这件“关乎人类未来”的事情。

以下是他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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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一的时候，就退学创业了。

这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以前是个诗人，后来下海经商。他觉得读书最终也是为了经济收入，所以只要有赚钱的能力，读不读书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他一直鼓励我去创业。

不过，父亲几乎每周都带我去书城买很多课外书。他一次有可能买上万块钱的书，就像把书店往家里搬。他床边上全部是书，书架压塌了好几次。他经常给我买《16岁总裁》，《15岁亿万富翁》之类的书。

我每天都看课外书。文学经典，诗集，历史书，还有科普类的。感觉别人说什么我都知道，成就感特别强。

因为我爹原来做生意，所以他很早就买了计算机，我跟着他学。记得第一次用windows，我们很激动，像过年。之后我一直在琢磨研究，从初中开始，我已经能维修计算机系统挣钱了，一个月能挣一两千。

高一退学后，我不想再重复做系统了，就转做视觉设计。我爹说你搞这个可以，又带我去书店买了一堆相关的书。我开始学PS，慢慢可以接网页设计和广告设计的活儿。

在青岛，我做广告设计做了十年左右，包括海尔、青啤、奥帆赛，我都参与过一些设计。我想在市场竞争中探索出一条路，但又不会陪人喝酒，也根本没有这种概念。我只知道上网站使劲发广告，这就是我对外宣传的方式，到现在也是这样。

我爹老是说，你应该成为经济实力很强的人，到那个时候就可以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他一直给我灌输这种思想。在我的印象里，他描述的那种顶尖的生活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中国是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我想去体验一下。

在那个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我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很忙，但我为什么要在办公室里坐着，我忙这些事意义何在？根据我爹的思路，这些能使我自由。可是我一直不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我随时都可以挺自由的。我没有经济负担，也没什么特殊需要，吃的喝的也不多，为什么现在要忙成这个样？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好像没有别的目标。我不知道来到这个世界要干嘛。

这期间我去澳门体验了生活，这彻底改变了我。

我去了好几趟赌场，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人。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老板，每天通宵赌博，一桌人把带的现金全都输光才算完。输光之后还去看色情表演。当时我还没成年，他们可能觉得好玩，非得要带我去，说你想体验就要去这些地方。我觉得有道理，就跟着去。

他们带我去看那种高级的允许互动的表演，在很小的厅里面，他们都很兴奋。表演的人亚欧非人种都有，身材体型不同，都可以互动，你不互动，她主动上来互动，这时候不断给钱就行。

当时我已经十七岁了，看过很多AV，我知道性兴奋是什么，但是我真的没有感受到，而且觉得很没意思。我从她们身上只体会到很强烈的表演性，完全是一种假。她们全是不得已在做这行。 我还到其他几个厅去观察，里边什么人都有，一些很平常的老太太也坐在那儿看。

难道这就是我爹说的为所欲为？挣了钱之后，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就是干这个？

从澳门回来之后，我就放弃赚钱了。我觉得来这个世界得干点什么。虽然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但我不能白来一趟，我这个生命是有价值的。

小时候的唐冠华

唐冠华在创业时的工作室内

唐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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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着做生意剩下的资金，又借了一些钱，租了一个疗养院的房间。疗养院是空的废弃状态，但周围是很繁华的青岛高端商务区，走不远就到海边。这绝对是一个适合冥想的地方。

一个偶然机会，我在一个展览上遇到了一个叫黄晓亮的朋友。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才华。他跟我聊天，给我讲了艺术产业的运作方式，创作，画廊，拍卖，收藏，展览……以及艺术家怎么生存。他告诉我，艺术创作的时候可以自由自在，可以把想表达的东西都做出表达，这一下子启发了我。

我以前做广告设计，最痛恨的就是到了后期，客户非要主张他的东西，我决定不了我想做什么。如果是艺术，我就可以自由创作了。我开始和黄晓亮一块儿研究艺术。

那年我十八岁，尝试了很多艺术门类。最早我们介入的是观念摄影。因为我有PS基础，又有设计基础，所以觉得这个东西适合我。简单地说，虽然是通过一幅图片作品来表达思想，但它是通过大量的后期处理来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场景。比方说，我分别去拍了三个人的坐姿照片回来，合成了三个人坐在一起的场景，然后起个名字是“一次未完成的采访”，这就是一幅观念摄影。

接着，我开始尝试纪录片，然后又开始尝试行为艺术表演。我和朋友扮演过“雷锋式的城管”，去看望小商贩，但他们极其害怕。我们说其实只是来看望一下，想慰问慰问你们，他们就跑，我们就追着要买东西。其实这是人们对身份认知形成的非常固有的经验，当一个身份出现了强烈反差的时候，人们是根本接受不了的。

我当时还搞一些演出，慢慢又积累了一点资金之后，和朋友一块儿租了一个小院做工作室，在青岛美术馆正对面。当时叫“馆子”，我希望它是一个各种“馆”都存在的地方，生活馆，艺术馆，餐馆，酒馆，博物馆……就是旅馆都可以。

那个空间吸引了周围一些地方的年轻人过来，很多年纪比我还小，就十五六岁。因为门前是车站，院子里可以演出，就有车站的人看。那个空间对我来说很重要。它吸引了一批喜欢电影的、文学的、音乐的人，来交流或者住下。也不考虑经济的问题，大家都没钱，不行就一起凑点去菜场买一筐土豆，蒸、煮、炒、烹一直吃，有时候吃一个月土豆。但后来房东看人气旺了，房租涨价，我就走了。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老韩特别有想法，他提出了一个叫“盘踞行动”的计划，意思是我们不是没地方了吗，但城市里面总是有些废弃空间，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空间利用起来，作为我们青年活动的公共空间？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盘踞行动。

我们最先入手的一个地方就在“馆子”的隔壁。那是个质量非常好的三层楼，原来是德国人或日本人建的小别墅，后来因为产权问题空在那儿好多年，周围的人都往里扔垃圾，还有很多人来上厕所，已经没法看了。

我们在豆瓣上召集志愿者，把整个房子给清理了。我又找了青岛一些文化界的朋友赞助了书和投影仪，把它建成了一个青年空间。但不出一个礼拜就被封了——说这个地方是老舍生活过的，是文物，如果我们使用，就是破坏文物。我们就撤出了。

过了一两年时间，那里成了一个景点：老舍故居。

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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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韩是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人。他可以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画好几个世界，地下几层，天上几层，中间一层，充满了细节。

我觉得他的想象可以变成可行的方案，让大家能够共享资源和能源，安居乐业地生活。

那时候我去了趟日本，又受了一次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在名古屋，我住在一个小社区里，环境极好，都是草坪，每个房子配置太阳能板。但是所有人都在忙，每家的菜园都是空的。街上没有人，全是汽车。坐地铁的时候，旁边经常有个伙计突然大叫，或者说一些怪话。据说看起来挺正常的一个人，在家上吊自杀的事都有。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非得实现老韩和我想象的未来。在名古屋，我半个月没出门，苦思冥想，最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家园》，结合把我这些年的观察和实际生活情况，总结了过去、现在，再畅想人类要去向何处。

写完之后，我直接发起了一个公益行动，叫“家园计划”。 我又找了老韩，他当时在日本学电影。我说老韩你能不能给总结几句话，概括性地把这个东西介绍出来。老韩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就把四句话发过来了。

他说：“家园”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省，是对如何延续人类文明的探讨。“家园”不是苦行僧对人类自身极限的试炼，而是研究如何让人类生活得更加舒适健康。“家园”不是反城市化，而是让人可以在城市与“家园”之间自由选择。“家园”不反对科技，而是探讨科技与自然的融合。

到现在，当我想不清楚这些事的时候，也经常看看这四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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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计划”第一步是成立自给自足实验室。在青岛市区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相关研发了。我和朋友戚文用脸盆改造出洗衣机，做发电自行车，做风力发电机。但因为城市房子租不起，我就想住到崂山上去。

2010年，我在崂山找到一处石头盖的老房子，做过渡用。在过渡过程中，我们花了两年半时间盖了一个房子，全是手工搭建。所有参与者都是没有建筑经验的市民，学生，志愿者。盖房的原则是使用自然材料和废物利用，包括用了1.5万个矿泉水瓶作为隔热。

人在一个凭空建设的房子里，下一步干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饭，第二个问题是厕所，一进一出。

怎么吃饭？一开始带了点干粮，但是很快消耗尽了，所以第一项任务就是种东西。

至于上厕所，一开始就是在地上挖坑，上一次填一次。一段时间之后，基本上院里已经没地方可挖了。我就查资料研究国内外的厕所技术，最后结合了英国人和台湾人的方案，开发了尿粪分级式的旱厕。分级式就是固态和液态的排泄物可以分别储存，它的结构能让液态流走，固态下坠。之后采用几种填料，比方说草木灰、木屑或者加上一些沙石，混合在一起，将粪便的水分吸干，不再滋生细菌，也可以养蚯蚓，变为肥料。尿液和水1：10配，静置之后可以还田。这样，吃喝排泄就循环起来了。

研究完厕所之后，我发现崂山生活是有可能的，就把女朋友接过来了。她当时是证券分析师，我不满意她的工作，她也不喜欢，就辞职了。

很多人都关心我们最后到底是不是真的自给自足。我一开始是希望全部自给自足的。最初，我们吃饭就吃生的，因为想把锅研发成功后再用锅做饭。但是后来发现没有必要。因为研发要占用大量的时间，花时间在这个过程，你就不可能再同时去做其他的事。而且这些研究都有个特点，就是产量很小，比方说做一个盐巴，可能一两天的时间才能做出这么一点。

不过后期阶段，我们可以达到70%是自给自足的。食品基本上都可以了，除了醋，油盐之类都可以自己做。衣服也能自己做，可以从棉花一直做到成衣。

那段时间我一直没有收入，只带了两千块钱上崂山。我最早的资金来源就靠在网络上进行众筹。网上有所有的项目介绍，可以点开看到捐助者名单，这个项目还需要多少资金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公益性的事情，因为我最后呈现的这些实验结果，都是开源的，我是以自己作为实验人员或者实验品，把这个结果公开化，国际上其实很多地方有这种方式。

我当时在博客上主动做了财务公开和信息公开。财务公开就是每笔帐我自己记清楚。信息公开就是每天的活动我都详细记录，包括照片。哪怕一块钱花出去我都希望让赞助者知道用在了哪里。

支持我的人挺多的，有时候还会收到一些匿名捐款。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匿名的学生，他打来了一万块钱，给我留言说把所有的存款都打过来了，因为我做的事就是他想做的。

唐冠华与妻子在崂山创办自给自足实验室

唐冠华在自给自足实验室测试发电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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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计划”有三大步骤。成立自给自足的实验室只是第一步，是为了研究人如何在自然环境中独立生活，因为独立生活才能独立思考。第二步是与有同样理念的人组建一个生活社区，大家共同来研究“家园”，并且做成一个生活方式的样本。第三步，让这种社区与城市的社会进行一种可持续的交往，包括信息的，技术的，技能的，教育的等多领域的互动。

关于社区，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共识社区”。它并不是艺术村，也不是生态村，“共识”说明它没有被标签化，是多元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有某种共识，就组成社区生活在一起，词根上就是开放的。

我自己的期待是，这个社区它从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三方面形成共识。价值观上我希望是善意，分享与利他。世界观，希望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观点都以善意和和平的态度去对待。审美观我希望是感性与理性并具。但是，这个社区会走向何处，它并不取决于我个人，我只是其中的居民之一。

共识社区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他们不这么叫。这是我写“家园”这篇文章才想到的概念，之前对这些一概不知。但国外已经有人在搞了，后来一看他们的动机和愿景，和我基本都是同样的话。

2015年，我作为全球社区联盟的中国代表去欧洲考察共识社区。国外的共识社区有些硬件上很成熟，器材、设备、场所非常先进。也有精神上很成熟的，可能看起来条件很差，但是信仰上很坚定。我很受鼓舞，觉得这些事绝对靠谱。因为人家都已经干成了，只是中国没人搞，一下子被我发现了而已。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只要搞，就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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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想做共识社区时，崂山的地就不够用了。我需要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开始可以很小，但是它必须得有至少三百亩的扩展空间，社区必须有壮大的可能性。这样的土地最好是能免费提供，因为我们前期没有经费。我去考察了全国的从南到北的很多城市的地，但始终没有满意的。

主要不满意的地方在于人。因为邀请我去的普遍都是企业家，我一看就知道他的动机，不是搞实验，只是想借我这个事儿增加这个地方的影响力，这些人的眼界也就停留在经济效益上。

最后选到福州的主要原因是，这里有个正荣公益基金会，福州这块地是基金会租来的，有五百亩，租期到2032年。一开始搞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因为投入太大，2014年进行不下去了。这块地空出来以后，他们就邀请了我。

2015年10月份，我在青岛发起了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我还是在网站上到处发帖宣传，还找一些有公益广告的媒体支持。在我正式来到福州的时候，发现已经有近二十个人在这儿了。过了几天之后又陆续有人来。最多的时候，曾经有一百多人同时在这个地方。

当时我们只有地，只租了一个房子做展厅，没有多余的房子。展厅楼上是毛坯房，里边全扎满了帐篷，山上也全是帐篷，走到哪儿都是小帐篷。

那是社区的第一个阶段，人们来来往往纯体验，干不了任何事。大家打个照面，然后就坐在地上开会，成天讨论我们想要个什么样的社区，会一开就是一天。

我觉得很荒诞。当时吃饭都是问题，还要弄个厨师去做饭。做完饭接着坐下讨论，讨论完了又是吃饭。每天就是这么折腾，也不干活，光讨论我们理想中的社区是什么。我就提出我们可以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简化版本，有序发言，每人有发言时间，最后决议权投票，能敲定的东西可以把它在墙上公示。

我当时也不参与，纯旁观，出现了很多挺滑稽的事儿。最后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没人做饭，等于讨论也是干讨论。到12月份的时候，我出来说了一句，大家如果想留下来，我们可以再讨论社区发展，只有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有权继续提出自己的建议。人就都回去了，剩下七个人。几个礼拜之内又走了四个，最后只剩下三个人。之后又来了一些人，但真正成为核心的一直没有超过十个。

之后我们商定，新加入的成员至少居住一周才成为居民。成为社区居民的身份有几个权利，一是投票权，二是山上土地的使用用途建议权，三是租用土地的协议，四是使用公共资金的权利。居民还有参与投票和交流的义务，有捐助公共基金，参与公共事务劳动的义务。而且居民还有权利提出修改规则。

我们和基金会是有言在先的，这个实验做到什么结果我们都要承认。

有段时间，一个房地产商一直混在我们之中，他最后提出要把这个地方改成一个度假村。其实他差一点就完成了，因为有几个人已经被他私下收拢了。我记得那天下着瓢泼大雨，有个居民发现了房地产商的意图，发起紧急会议。我打伞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房子里，晚上在那儿开会商量明天如何弹劾这个商人。最后总算把那家伙治好了。于是我们又修改规定，要住一个月才能成为居民。

两年多以前，我们觉得一个月还是太短了，不足以了解一个人，又改为一年时间。

很多人来了又走，因为自然环境对人有挑战。很多人看见一个虫子都不行，但巴掌大的蜘蛛在这儿很常见。

目前，这里的状态和工地一样，每天都在建各种东西。但又不是专业化的工地，也没有工头管理，是大家自由组合的工地。如果一个人没有很强烈的意识，他来了之后是不知道干什么的。

刚来的一个人，首先是要找房子，要走遍周围村子，光这个过程就要花很长时间。这期间就住某个人家的上下床或搭帐篷。一般找到房子也要重新装修，楼梯都是塌的，甚至墙都是塌的。没有一定动手能力这个事就很难克服，要想办法自己做，因为当地人工很贵，未必有实力聘用。住下来之后经济怎么解决又是一个问题。还要拿出时间参加社区活动，比如除草、铺路、接待、交流。

这些都能克服，能坚持一年的人，就没有再离开的了。

现在南部生活社区最大的瓶颈是如何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直到今年我们的居民才稳定下来，有几个艺术家，一个建筑师，有一家人还带着两个孩子，一共是九个居民。

大家在这儿做建筑、农业、手工、养殖，都是在摸索自己感兴趣的事。这是个学习的过程，学习是要付出成本的。带孩子的那家人想做养殖，买了二十只兔子，但只剩一只，其余全死了。还有人想做种植，第三年才产出了一亩。我平时就在山上忙自己的事，我们之前搭了一个半圆形的小屋子，后来我自己又独立做了一个房车的拖车，现在还在改进当中。有外面的人来参观交流我也要接待。

我们的生活收入靠开课程，卖一些东西，必要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兼职养活自己。

我的最后一次众筹是在去年，为了在山上建公共餐厅和卫生间，差不多筹了三万。也不能老是让别人出钱，如果我们能自己克服，就不众筹。如果是为社会服务的项目，正荣基金会可以在三万块以内支持。

我们做过一个财政预算，社区前几年是亏损的，之后可以实现盈利。社区的公共基金也在不断地增长，原来都是负数，今年终于过万了。我希望今后有实力了，也能吸引一些搞创作的人来这里，就像以前的“馆子”一样。

不过，这个村最近要搞开发。有个金鱼厂要以它为核心，发展成金鱼产业小镇做旅游。开发很可能会造成房租涨价，那我们就租不起了。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我们的愿望是，到2020年的时候，“共识社区”能够有三十个居民。

南部生活社区是“共识社区”理念在福州的实验，这是其中的展厅，刘子珩摄

南部生活社区的居民们合影，很多人已经离开了

—— 完 ——

题图：2014年左右，唐冠华于家乡青岛。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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