龘，及一张神秘的朋克唱片

油管上看到一段法国老新闻视频（翻不了墙的可试下INA的原始链接）： 1982年2月7日，刚结束了中国初旅、尚未假扮中国人、满脸胶原蛋白的马克·布雷（Marc Boulet）回到巴黎，身着中山装，一本正经地向法国电视观众介绍中国流行乐的发展状况：“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向西方音乐敞开了大门，尤其是摇滚乐，以及被视作不那么颓废堕落的迪斯科音乐……”

1982年的马克·布雷。此装束让人想起电影《解放军在巴黎》

《解放军在巴黎》（1974）剧照

布雷说，在上海和广州，很多人有海外关系，故有更多渠道接触西方音乐；在广州，人们甚至可以收到香港的广播、电视频道。他继而提到了一支神秘的粤语朋克乐队“龍”。他手里捏着的，正是法国某唱片品牌为该乐队发行的专辑Parfums de la révolution，“革命的香水”。

豆瓣上有这张专辑的条目，标记 “听过”或“在听”者有40多人，评分相当不均，虽然样本不多，仍能看出不是一张讨喜大众的专辑。

新闻亦播出了这个乐队的乐手合照，三个标准的八十年代男青年：

也有文艺范儿一点的：

唱片资料显示：吉他和主唱是23岁的Kuo（郭？），鼓手是19岁的Liu（刘？柳？），二胡是Li（李？黎？厉？）。这是关于他们的全部信息。

照片上看，他们笑容灿烂，如沐改革开放春风。然而新闻播出时，没有人知道他们身在何处。布雷说，摇滚乐和迪斯科流行之后，又遇到不小的反弹阻力，比如79-80年间，广州一家叫“珠江花园”的迪斯科厅开业一周后就关门大吉，因为年轻人上班时间都不待在单位，而是跑去那里蹦迪了——让青年如此颓废堕落，理应取缔。该朋克乐队亦在当年昙花一现，国庆节后，其乐手如其他异见人士一样，遭遇了当局日渐严苛的压迫，竟音讯全无，不知所终。

尽管乐队成员身世不明，命运未卜，但唱片公司决意向国际市场推广这张难得的专辑，以及这支神秘的乐队Dragons龍——考虑到是三人组合，本文索性写作“龘”。与此同时发行的还有一张单曲LP，A面即为龘版Anarchy in the U.K.，B面则是某波兰朋克乐队的曲子。《公告牌》（Billboard）杂志于当年2月27日刊发了介绍文章：

巴黎—一张可能是中国首支朋克摇滚乐队的地下专辑将由法国Barclay唱片公司推向国际，尤其是美国、英国和香港市场。

龘乐队这张《革命的香水》LP，据称由一位巴黎制作人马克·布雷录制于中国南部城市广州一所废弃的青年宫里。此君去年秋天曾向西方介绍了几支波兰摇滚乐队。

据称，此碟收录了三名受过传统训练、而今明显转向新浪潮摇滚的中国音乐家的演奏。主打曲是Anarchy in the U.K.，性手枪1977年热曲之恶搞版。此曲亦将成为Barclay唱片公司计划推广的一张单曲唱片的一面。翻面则是波兰摇滚新制作。……

布雷去年曾将波兰地下乐队Kryzys和Deadlock的半专业磁带偷运出境，他称在一些特定区域，如芝加哥的波兰社区，这些磁带仍有售卖。他在广州用一台专业的日本四轨设备录下这张中国专辑，并称携带磁带出境毫无麻烦。

他说他通过香港朋友追踪到了广州的一些朋克追随者的活动。广州是距离这座英国殖民城最近的中国大城市，两地间有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

借一次报道中国音乐现状的差旅之机（受当地官方的邀请，系去年十月让-米歇尔·雅尔北京之行的附属项目），布雷在一个周日动用了广州青年宫的录音设备。他说整张专辑在两个小时内录制完毕。

专辑上三位音乐家署着Kuo（人声、电吉他）、Liu（鼓）、Li（二胡）的假名。尽管演奏在人声和器乐方面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风格，其沉重的节奏则径直来自性手枪的朋克世界。

布雷说，在中国，这支乐队被视为有革命性。他们在广州一家叫珠江花园的茶楼内的小舞台上演出了一周，但权威部门很快就关闭了该场馆。……

Billboard 1982年2月27日关于这张专辑的介绍文章。

两个月后，著名乐评人Robert Christgau在《村声》周报（The Village Voice）中亦写到了龘乐队及其专辑：

龘乐队的Anarchy in the U.K.……是最安那其的版本——除去首句，全部歌词都是嘶叫、哼鸣出来的。这支听上去像是It's a Beautiful Day乐队演串成no wave风的吉他/小提琴/鼓乐队，还出了一张LP，多为非翻唱曲，全系由一个法国先驱/二道贩子花了两个小时私下录制……是的，我爱这张单曲专辑，尤其是因为听龘的感觉是：他们认为安那其同黑帮片有瓜葛。

除在欧美发行外，《革命的香水》在日本亦有发行，或许是觉得“香水”太布尔乔亚小家子气，日版名是简单粗暴的《龍革命》。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三名乐手的下落成了众多乐迷的牵挂，到了互联网时代，乐迷和藏家纷纷在网上打探这张唱片的信息，以及乐队成员的消息。日文网站关于龘乐队及其专辑的介绍和讨论尤多，我不懂日文，但一眼扫下去，有些关键词就跳了出来：“謎の存在……西洋文化の流入……1982年突然発表……広東州出身の"龍"……中国当局……取り締……強制労働……後消息不明……中国公安……陰謀説……全員投獄……珍盤奇盤……”

无奈天不从愿，再无人听说过这仨的消息。尽管如此，龘乐队及《革命的香水》或《龍革命》仍旧成了朋克史上的里程碑、唱片界的传奇。在被乐迷和唱片业推崇为“非主流摇滚乐圣经”的The Trouser Press Record Guide一书（1991年第四版）中，收有这张唱片的词条：

The Trouser Press Record Guide封面及其对龘乐队专辑的介绍

三个中国大陆地下音乐家的异域风朋克专辑，由一名法国访客秘密录制。（谢天谢地，录于1985年威猛乐队Wham!短暂赴华演出之前）。仅用人声、电吉他、架子鼓和二胡，此三人组合把Anarchy in the UK和Get Off My Cloud演出了至为奇特的效果；其余七轨为原创，更具传统东方脉络。一次引人入胜的对摇滚的转写，来自一个谈及现代音乐时不常被考虑的国家。

这里，“原创”之说并不算很准确——这自然是编者对华语音乐缺乏了解所致。油管上有这张专辑全碟试听，第一轨即是七十年代香港靡靡之音——郑少秋的《悲秋风》——的朋克版（更名为《熱烈火焰》）。也许还有其他的改编曲，比如第五轨（B面首曲）《大寨》，有可能是对《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改编。感兴趣的豆友可以听听这张专辑，看会不会发现其他的音乐来源。

《悲秋风》最初见于这张专辑，原名《秋风吹谢了春红》

江湖传说还在继续。2005年，英国著名先锋音乐杂志The Wire在11月（261期）刊登封面专题“Remake Remodel”（这也是摇滚乐队“罗西音乐”Roxy Music一首歌的名字），畅述“60首滋扰了歌境的翻唱曲”，龘乐队的Anarchy in the U.K. 名列其中：

性手枪或许用他们的莫洛托夫鸡尾酒【即燃烧瓶】单曲专辑在全球点燃了燎原之火，但无论在世界何处，当朋克之火燃起后【原文flamed into being，令人想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句"We fucked a flame into being"】，它就无一例外地具有一种合法抱怨的黯淡光芒，此抱怨带着牙痛的兴奋感展露于世。我们不清楚英国安那其对中国南方朋克三人组合“龘”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至不清楚消息是如何触到身处八十年代初的铁幕中国的他们——远在这个国家放松其对进口的个人表达的观念紧握的铁拳之前。诚然，龘连歌词第一行都没有抓取住，但这无法压制他们从朋克音乐中发现新声的升腾的亢奋。吉他/人声Kuo以其易怒的蜂鸣器和未加效果器的电吉他笛音般的麦克风回授连同Liu痛击的鼓点，混搭出对Johnny Rotten骷髅头的咯咯笑声一种傻笑般的模拟，而Li疾速拉动的胡弓用真切的热情啃咬着Steve Jone的吉他部分。就像这张1982年发行于法国的LP专辑《革命的香水》(Blitzkrieg厂牌)其他曲子一样，此曲听上去像是在仓促之下录成的，没有录第二条或混音的机会。手枪创造了它；龘接过了它。然后兴高采烈地将它的碎片递还给他们。它们成为了什么，不得而知。

The Wire, Issue 261

此文收到了一封意外的读者回复——美国社会学家Stuart Schrader不久写了一封致编辑的信，指出龘乐队应是一个大乌龙：

……“龘”并非来自中国。他们是法国乐队，这个乐队是一场捉弄音乐记者的恶作剧。诚然，自1977年起，朋克摇滚不出几年就席卷所有西欧乃至诸多东欧国家，亦遍及菲律宾、日本、突尼斯、南非、以色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但并无证据表明，它存在于1982年的中国。更可能的情形是，一个法国朋克乐手和几名住在巴黎的中国移民，理解恶搞的力量，为其专辑《革命的香水》发了媒体通稿，谈论其理想，比如：“以促进消费长远看来其自身市场价值会增值的过剩商品的方式来颠覆国家经济”。委实可敬可佩，但怎么会有人把这当真？也许是因为龘乐队符合人们对朋克的刻板印象，报纸如《新音乐快递》（NME）乐于去憎恨这些朋克乐队，当他们说诸如“我们制造噪音,制造的噪音越多我越开心”一类的话。龘似乎确认了，朋克摇滚音盲似的理想主义和天真烂漫能译成一种神秘的语言，偷运穿越封闭的国界。抑或是音乐媒体自己理想而天真？

这张LP之外，龘乐队还发行过一张拼盘单曲，同盘的那支朋克乐队——其实是由两支乐队：Deadlock和Kryzys拼合而成——来自铁幕深处的波兰。那张专辑是对龘所恶搞的革命思想的一次确凿的非法表达。在某些专制政权，朋克摇滚的浮现是开放政策的前兆，它们在地下发行的卡带上流传，一如朋克一度遭遇过的那样，但对此成就的认可仍旧受斥于这样的信条——援引同一期另一篇关于美国硬核的评论文章的说法：此音乐“在审美上受到了压迫”——说得好像警察在乎似的！到头来，没错，龘版Anarchy in the UK是一次翻唱，且是一次相当有灵气的翻唱。同样明显真实的是“带着牙痛的兴奋感展露于世的合法抱怨之黯淡光芒”在今天照样贴切，因为音乐媒体依旧天真轻信——或者我应说“容易上当受骗”？——当事关异国情调，尤其是当其看似确认了对当地先入为主的观念。

Schrader的质疑和判断颇为有理，但实锤得等到八年后，法国艺术家、音乐家Hervé Scott Flament（他于1979年组建了Ici Paris乐队并任吉他手，此乐队活跃至今）在2014年1月用一条脸书广播转发了本文开头的那个视频，并说：

哈哈，当年我们经理的廉价【à 2 balles，跟中文“五毛钱特效”意思类似】骗局！马克·布雷在巴黎一家工作室用四轨录音机给Capitaine Mystère和我（Shere Khan）以及他从巴黎地铁里找来的两个香港人录音。我们翻唱了Anarchy in the UK和Get Off of My Clouds，我又写了两三首歌（其中有首很酷，我后来为Ici Paris重新加工过），中国歌手写了其余的歌，而布雷把所有这些歌都卖给了Barclay唱片！

所以参与录音的乐手总共有四人！龘乐队应该是𪚥乐队！！！！（似乎有些系统无法显示这个包含四个龍字的字。）

Flament在随后的留言中补充道：“中国人拉的是把单弦琴，我们在一起可欢乐了，哪怕他们之间讲的话我们一个字也听不懂。”（看样子他很有可能把二胡的弦少数了一根。）

有人留言表示当年写过布雷的采访文章，没想到让丫给蒙了。

Flament则向此人保证说，布雷那支波兰朋克乐队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实。

Hervé Scott Flament的近照及画作。其画由巴黎一家叫“和谐画廊”(Concorde Art Gallery)的情色艺术画廊代理。他的异域风情幻想情色画中多有类似西方龙的图像，不知是不是龘乐队在其潜意识里的延续。

说到那支波兰乐队，回头翻《广告牌》1982年那篇报道，文中还写道：布雷自己的厂牌公司为这支波兰乐队出过两张专辑，但自从波兰戒严后，他再无这支乐队的音讯。正巧，我上周在卢米埃资料馆看了波兰导演Jerzy Skolimowski的电影Moonlighting，背景即为1981年12月开始的波兰军事戒严。主演Jeremy Irons在片中扮演一个波兰包工头，尽管他是好演员，演得也很卖力，但仍然英伦气质爆棚，远不如马克·布雷假扮中国人到位，导致我常常出戏。

该文在结尾处讲了一段轶事：为了给《革命的香水》制造噱头，布雷从一个法国公司弄了些廉价香水，打算在每张唱片封套里放一张香水浸渍过的卡片。然而香水同唱片的黑胶发生了化学反应，严重损毁了首批300张专辑。

逗你玩儿呢～

知道这张专辑纯属偶然，就像我遇见马克·布雷的书纯属偶然一样。大半年前，推特上有位互关的年轻法国学者（其领域为当代中国亚文化研究，包括朋克和独立电影），转发了布雷介绍龘乐队的那段老视频，并以一种几乎是愤怒的语气指责布雷信口开河。前阵子，豆瓣删掉我那篇介绍布雷的文章后，我突然想起了这个视频，又顺藤摸瓜找到那张专辑，一听之下大感有趣，欲罢不能，干脆做起了搜索、考据（部分参考了Caroline de Kergariou所著 « No future : Une histoire du punk » 一书）。尽管我于朋克，完全是门外汉。

我有位在英国的朋友，当年博士论文是对中国摇滚乐的研究，于是我把布雷那段视频及专辑封面发给了她。自然，她对此专辑一无所知，表示感兴趣。我乃道出真相，并说，这是布雷利用记者的公职身份的一次恶搞。不料她的反应是：“记者的话总体而言都得多考察，行业性质造就。”看到这话，我略感受挫，因为这并不是重点所在啊……

我跟M说，在法国研究中国当代文化艺术那些人中，似乎从未有人关注过布雷，实乃憾事。在我眼中，布雷是一位出色的不以行为艺术家自居的行为艺术家。他假扮中国人这一行为作品，绝对值得在八十年代中国艺术史书上一笔，还有这支子虚乌有的乐队的如假包换的唱片，既是作品，又是文献。M则认为，布雷被学界和艺术界无视，毫不意外，因为学界艺术界本是名利场，人们占山为王，牢牢把持着自己的一点地盘，生怕所掌握的那点资源和知识受到挑战；而布雷这种捣蛋分子，只会给人以威胁感，因为他无法fit in他们所划定的行规及谱系布局。

想来也是，布雷二十来岁时的恶作剧，愚弄了业界30多年，从学界的角度看，应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案例，可偏偏还有人对他感到愤怒，比如先前提到的那位研究中国亚文化的学者，因为搅局者布雷，扰乱了他们的知识部署，搅浑了他们对“真相”的界定。然而他们所划定的“标准”和“知识”，同历史和生活的真实，相差又何其之远？

布雷的这张唱片让我想起奥森·威尔斯的纪录片/电影散文《赝品》，电影有一半的部分是对匈牙利伪画大师Elmyr de Hory的记录。这位颠覆搅乱艺术市场和学术研究的大捣蛋鬼，在世之年永远是艺界公敌（他本人甚至为逃避受审而服药自尽）。然而伟大的威尔斯却视其为同道中人。威尔斯理解de Hory作为艺术家的伟大之处。更何况，威尔斯本人就是靠作伪/恶搞起家的，最经典的莫过于1938年万圣节在电台播报“火星人入侵”假新闻，把半个美国吓慌了神。好在人们到底原谅了威尔斯。可是如今，面对马克·布雷三十年前的作伪和恶搞，很多人却不知该如何反应（以趣味和包容自居的豆瓣甚至删除了我的介绍文章——出于某种荒诞的、不可言说的理由）。

相较之下，前文所提的美国社会学家Stuart Schrader的态度倒是高明得多，他批评的是乐评人写字不动脑子，只会一厢情愿地在自己的既成观念里意淫（亏我还翻译了那么久！）。但他肯定龘乐队恶搞的价值，以及其翻唱版本自身的价值。当然，他的批评是在西方的语境下针对西方同行展开，比起批评那些西方的“东方问题专家”，到底要容易一些。

后来，我又给广州出生、新西兰长大的朋友赛门发去这张“粤语朋克专辑”的试听链接，并说，直接听，不要查资料看评论，听完告诉我感想。当天我收到他的回复，发现其邮件镜像地呼应了Stuart Schrader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邮件就不翻译了，贴在下面，大家有兴趣看看。想讨论的东西还很多，然而此文长度不容，就此打住吧：

Thanks for sharing the album with me; I was totally unaware of its existence. Without reading the comments or anything about the band - I must say that I could not help mak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music and the music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recent film of Leto (dir. Kirill Serebrennikov). The latter is about a group of rock musicians in the Soviet Union of the early 1980s, and the ambivalent position that they occupied between state sanction and state censure, between open dissidence and a form of resistance that was tolerated - and therefore arguably complicit - with the regime in power. What is striking to me is that in both these cases, as with many others during the first convulsions of 'post-socialism' (Tom Stoppard, for example, writes incisively about it in the play Rock 'n Roll which examines the underground rock scene in Czechoslovakia over the same era, and it is the implicit milieu of certain of Havel's plays), the music (and the same holds for many of the other arts) that became symbols of a repressed and longed for 'freedom', is a reappropriation of popular music from 'the West' (in its rigidly defined Cold War terms). That the opposition is so simplistic, so binary - and can so easily be resolved by contextualising within the wider, global system of capital - makes it painfully bittersw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