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公粮

交公粮

正月里在家有事要用到户口本，我问我妈在哪里，我妈说还在原来的抽屉肚子里。我就去翻找，放户口本的盒子里面还有好多一些老单子，我就一张张地翻看，其中还有一张模糊的公粮催收单。

公粮就是农业税，在还没取消农业税之前，每年要按农田承包面积的多少交公粮。当年我们那种地都是种双季水稻，冬季还套种一季旱作物。每年阳历7月初就得收割早稻，接下来种晚稻，每年的交公粮时间也在8月份左右。每年6月份稻子还没有收割时，村里就有专人把一个单子送到户上，上面有按田亩该交的稻谷数量。我清晰地记得我上三年级前，一亩地大概还是要交100斤左右稻谷，因为每年交公粮时我都会跟在父亲后面去粮站。因为相应的也会卖点粮食，这时候父亲会在街上买上一支棒冰或者给我一块钱，也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热闹的时候。

7月份的时候刚放暑假，也是一年中最热、家里最忙最累的时候，我们称为双抢，因为要收割早稻，接下来耕种晚稻。那两年也是我最天真快乐的时候，因为是放暑假，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一般时候我醒时，太阳都老高，晒到我家场基上了，我家老屋是坐东朝西的。爸妈都吃过早饭，已经下田收割稻子，场基上爷爷在晒着前一天收割的稻谷，奶奶在厨房洗碗。我一般起来也不会洗脸刷牙，一起来就直接坐在大门口的门坎石上，半眯着眼，靠着大门框，看爷爷打理着场基上的稻子。汗水浸湿了他的后背，肩胛骨清晰地隆起着，爷爷戴着顶浸过水后发黑的草帽，时而停下手中的活，摘下帽子对着远方嘘嘘地吹两声。我就问爷爷你为什么老是对得远方嘘嘘地吹两声啊？爷爷说这是在引风来，我就不相信说这是骗人的，但马上带有青草味的风真的徐徐吹来了，我的起床气也被一下就吹散了。

爷爷也会问我起来不去吃早饭，老坐在门坎上作么啊？我说我没劲，其实是刚起床，天又热，全身软绵绵的，坐在冰凉的石头上很舒服，吹会儿过堂风，慢慢的人就会精神起来。过后我就会去碗橱装一碗饭，此时的饭都冷了，我弄点开水泡泡，就着菜汤能吃一碗。有时我还特意把饭冷冷用水泡着吃，因为这样我就吃得下去，要不然我就吃不下。那时本来食量也小，家里伙食也清贫，没有对光的菜，饭就吃得少，有时就不吃。

收割稻子时，爷爷就会不停地在场基上忙活，因为人工打稻机打下的稻谷中，夹杂了好多打断的稻草和稻芒，要用耙子把草耙干净，再用朗筛把稻草中夹杂的稻谷筛下来。一场基的稻谷往往要忙活一上午才能弄完，等弄完后，田里刚打的稻谷父亲又挑回来了。父亲那时刚三十出头，正得壮年，非常有力气，装稻谷还是用篾编的稻箩，一只稻箩按装一百斤的稻谷制作，父亲一趟就是两百斤。这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那时他负重能达到两百多斤，两百斤配着他的专业打杵，可以挑一整天都没问题。打杵的主干是木制的，只是朝下的一头装着铁匠铺制作的铁疙瘩。因为田畈的路都是田间小路，高低不平，中途休息根本不能有水平放两只稻箩的地方，所以要休息时，就把后箩放在高一点的小土坎上，把打杵立着顶着扁担，前箩悬空，人微微弯下腰，移开肩膀，就可以休息会了。在挑担的途中也可以一头从另一个肩膀担着扁担，分担一个肩膀的重量。有时我也跟着到田里去，我就给他扛打杵，我扛打杵都吃力，一把打杵最少有十几斤重。

稻谷打理干净后，要在场基上晒上两三天，等干后还要用手摇风扇（风车）给全部过一遍，把灰尘和瘪稻谷扇出去。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扇风扇，风扇是全木头制作的，结构精致灵巧。手摇着带叶片的拐子，从另一头就会出去一股风。家里扇稻时，我往往就是摇风扇的人，爷爷告诉我不停地均匀地摇就可以了，他一个人把稻谷添到风扇斗里，还要忙活着去装扇好的稻谷。斗里的稻谷均匀地像流沙样往风扇肚子里落，带着沙沙的声音，在我的脚旁边，被扇干净的稻谷带着雨点声落到稻箩里，刚进稻箩时，稻谷打着竹箩哗哗地响，等满了底时就没有那声音了。稻草、稻芒、灰尘还有瘪稻谷被吹到远处，由轻到重，层次分明地积成一小堆。扇好的稻谷还要整整晒上一天后才能交给粮站，要是不干粮站会不收的。交粮食那天早上，家里会把稻谷分装在稻箩里，稻箩不够还要用蛇皮袋装。那时候蛇皮袋好像还是农村比较稀少的物什，都是用完化肥后洗干净，备下留着装其他比较重要的东西用（其实一般也就是芝麻绿豆类的），一般不装稻谷。

我家住在镇旁边，和粮站离得不算远，大概一里多路。那时还没通水泥路，到镇上要走一片田畈才能到马路上。记得那时我二伯家都是先人力盘到马路边，再用人力板车拉去粮站。那时候我家还没有板车，父亲直接一趟趟地挑到粮站，其实用板车也麻烦，要从家里把板车扛到马路上，稻谷还要用袋子装，稻箩装的拉不了。爸爸用大的稻箩挑，妈妈就用小一点的挑，我就跟在后面，去粮站照看着先前挑来的。我们那粮站坐落在街上大马路的一个岔路拐进去，是一个三面房子围成的院子，一边是院门。院子里靠近屋檐下有个长条桌子，前面坐着几个人，有女有男，旁边放着一台磅秤，磅秤上放着一摞大小不一的开了口子的铁饼子，我对那个铁饼子很感兴趣，上面还有字，我就盯着看上面的数字和后面加kg的阳文，当时不知那是秤砣和千克的意思，就认作拼音字母。觉得这个秤和我家的那个杆秤不一样，很好奇。其实我想把每一个铁饼都拿起来看看，但只能心里想着，不敢去动那些东西。交公粮时很多人，都是排着队，一家家地过磅。看着别人称稻谷时一袋袋地把稻谷摞上去，一个人往吊杆上加铁饼子，一只手拨着横着的刻度尺。随后报个数字给坐在桌子前的人，再一挥手对交粮的说：“好了，搬进去！”那说话的神情我至今记得，是那种带有高傲和藐视又不屑的神情。交粮的就扛着走进身后的大仓库，大仓库是一个四面用红砖砌筑的，墙每隔一段距离是一个突出的大柱子，这种建筑在我们那显得很唐突，我们那建筑都是粉墙黛瓦配马头墙的。大仓库里已经堆了好多稻谷了，像一个稻谷山样，靠着稻谷山有个跳板一直延伸到顶，人要走到跳板顶把稻谷倒下。

要是这样就顺利的交完，那还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基本上都没有这么顺利。挨到哪家上秤之前要检验的，要是用稻箩装的，就抓一把放在秤梁上，用铁饼一碾，嘴里说着你家这个不怎么干啊，要是相差不大，就说打个折，相差大了就要退下重新晒，所以那个粮站大院子里就铺着好多稻谷在晒。其实真正的干湿完全凭着那人的一张口，我估猜基本没有百分之百的，除非有关系的。因为爷爷和爸爸都是很老实的人，我家的稻谷都是晒得很干，比家里吃的还多晒一个太阳。好像记忆里我跟去的几次我家稻谷没有被退下重新晒过，但是都打过折扣。

那个称秤的手里还有件武器，就是一个带槽的尖头铁棒，那也是我感兴趣的东西，男孩子都喜欢舞刀弄枪的，那东西对我来说就像一把武器。那是遇到用袋子装稻谷时用的，狠狠往饱满的袋子里一捅，迅速抽出，那槽里就会带有一溜稻谷，被桶破的口子里也会喷出几粒稻谷，像电视剧里杀人后抽刀喷血样。有时一个袋子会捅两下，那是干湿问题上存在意见后的二次。我家也会有袋子装的，也难逃被捅的厄运，袋子虽算不上好东西，但在那时一年还不就结余下两三只，都是留着装要紧的东西用的，被捅破后装东西就不牢固了，往往女人们在场就会说道：“去祸了去祸了（是报废的意思）”。脸上带着一万个不开心，但是也无可奈何。那时交粮时另外也征收粮食，家里都是多运点来，交多的会卖点钱。那时我家田少，又是一些塝田，交完公粮和留下口粮后剩不了多少，顶多卖个四五百斤，那四五百斤粮食就是全年的种田收入，有时还拿不到现金，打白条。

交完粮后，父亲就收拾着东西回家，我跟在后面，因为回去要从街上过，父亲基本上会买上两个冰棒，一根我的，一根带回家给妹妹。小脚快速地跟着父亲的大脚，生怕落下了距离，感觉一个人走在人多的地方不安全。冰棒是那种最普通不过的，就是一块带味道的冰，但是那甜味还是沁入肺腑，吃时眼睛紧盯着冰棒，生怕化了的水滴跑了，有时看着快要滴下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用舌头扫一下，那样子应该像极了青蛙捕食。走在街上，熟人打招呼首先会叫道父亲的小名，说：“小木啊！交公粮啊？”其实有时明知故问也是一种打招呼。我父亲会应声道是的，但能感觉父亲有种如释重负的不开心，也许是交了公粮完成了一件还债的事，也许是余下的被卖的粮食太少。当时我只想着吃我的冰棒，从没去想父亲当时的感觉和心情，但现在我也慢慢知道了那种感觉。父亲谈不上有那首二胡曲拉的欢快感，但也谈不上不开心，那种感觉很微妙，就在那一上一下中，很难用文字描述。

接下来几年的这时节，父亲脸上总是汗水裹着愁容了，大概从我三年级时。我读三年级时已从我们小村的学校转到中心小学。在我上二年级下学期时，妈妈生病了，是非常严重的病。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年的公粮里面好像加了一项叫做田亩税或者叫作人头税的，但是大家都说成人头税。记得那个税是要交现金的，没钱用粮食抵扣。那时我家大概五亩多田，本来要交五百多斤稻谷，加上人头税就要一千斤稻子，正好是本来可以余下来卖钱粮食的量。这样下来种田除了口粮赚不到一分钱，之前我家还种点其他作物，家里还养了头老母猪，那些地方还可有点现金来源，所以日子过得清贫，但还是过得过去，外面不欠人家钱。那年妈妈生病后，爸爸要照顾妈妈，还要做农活，又少了妈妈的帮手，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母猪也没养了，好像那年两头大猪不知怎么一夜之间也死了，爷爷也是大病初愈，家里彻底断了经济来源。

就是那年，我和妹妹天真快乐的童年也中断了，那年双抢就开始下田帮忙干活，我九岁，妹妹七岁。最可怜的是记得妹妹还没有打稻机高。我们给爸爸递稻铺子，底下要垫好高的稻草，我那时勉强可以递上去。那时我也不懂事，什么都要拼着妹妹，因为妹妹不下田我就也不下。爷爷和爸爸也心疼我们，我们只负责递稻铺子，割稻和插秧不让我们弄。也是从那年开始，我要去单独放牛，还要帮爷爷晒稻子。那年我们的学费好像也翻几番地涨了，从几十块一个人突然涨到三百多。为了凑足我们的学费，家里把仅有的一片林子里的杉木给卖了，这其中还差点被奸商欺骗了。那片林子在我家屋后面一个山涝里，也有几亩大的样子。那些杉木是前一年爸爸就斫回来了，一根根人力扛回来，一天弄不了两棵树，所以那片林子爸爸忙活了一个冬季。杉木一共有几十根，都是小水桶那么粗的，记得全部相互靠着，围成一圈，立在院子里，远处看就像一个锥形的塔样，中间还是一个小空间，像个小木屋，太阳晒不到里面。对这个小木屋我可喜欢了，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在那里面玩。本来那些杉木放那干燥后家里准备在正屋旁边接盖一间房子的，当时地基都弄好了，就等着想办法筹钱买砖砌墙的。接着家里发生了变故，就暂停了，正好那时候镇上在盖农电站，需要木材，当时爸爸应该也是被钱逼得急了，之前也并没有做过这些木材买卖之类的事，更不知道行情，对方说了一个很低的价钱，他竟然就同意了，还自己一根根送上工地。后来是我堂哥的丈人看见我父亲在扛树，就问他情况，一听觉得这完全是欺负人和逮人，就说不能卖。我父亲又跑去和那包工头说不卖了。最后是加了点钱，差不多刚够我和妹妹那学期的学费。其实那年似乎对我们小孩子们影响还没什么，只是帮家里多做了点农活。

可怜在第二年一过完春节后就体现出来了，那时妈妈病控制住了在休养，医生说要调养三年，其中的条件接近于苛刻，三年不能做事，不能碰冷水，好多东西要忌口。家里缺少了劳力，所有的财力也被掏空了，还欠了外债。那学期我和妹妹的学费就开始拖欠，那时候学费是可以拖欠的，只要学期末之前补上就行。记得一学期快完时，学费还欠着，班主任几次在早读的时候交代我们欠学费的通知家里把钱补上。陆续就有欠学费的同学家里把钱给补齐了，最后就剩我一个人时，老师提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回来就和父亲说，当时家里真的没有钱了，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但是当时我哪了解呢？有次早上我就对父亲说，你不把钱补上我就不去读书了，老师天天当着全班的人讨，我都丑死了。父亲叫我对老师说过几天会送过去，但是我就是不愿意，那天我早饭也没吃，妹妹都走了我还没走。在父亲的几声劝说下我还是没有去，父亲就火了，拿着小竹棍抽我，真的抽疼了，我单薄的裤子根本顶不住小竹捆，腿上被抽出一条条的血痕。我就背着书包往学校的路上走，但我就走走停停地哭，离家一段距离的地方又停在那哭，表示着我不屈服和抗议，记忆中那是父亲仅有的打我几次中的一次。爷爷心疼我，跑过来说，别哭了，我送你去。那时都是初夏的天了，早上下着蛮大的露水，学校所在的村庄上空飘着一层薄薄淡雾，像飞天仙女飘下的水袖样，恰到好处的不影响视线。我家方向的山上的雾还很重，从山腰盖过山顶连着天。田畈里除了灰色的土路和朝下的植物叶面没有露珠，其他的都沾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像我刚流的眼泪样，也再平常不过地沾湿了我的鞋和裤脚。特别是满田青翠色的稻棵叶上，斑斑块块不知道什么昆虫织成碗大的网上都挂着露珠，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沾着露珠的网下垂到了极致，好像要破了样，但还是没有一个是破的。本来满田都是翠绿色，远远望去像一块块抹茶蛋糕样，但是露珠给了本来透明状的网洁白的色，刺破了那一抹绿色。爷爷送我到学校时，已经上上午的第一节课了，正好是班主任的课，老师也没说什么，让我直接到位置上了。但过了大概十分钟后，离开的爷爷又站到了班级门口，手中还端着一碗饭。那饭是爷爷从姑奶奶家端来的，爷爷的小妹妹就嫁在学校旁边，爷爷看我早上没吃饭，正好都是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就给我端了一碗过来。那是一只大蓝边碗，满满的一碗饭上面堆着香菜（我们那特有的一种辣咸菜）炒香干。我就在走廊里狼吞虎咽给吃完了，那顿吃得特别香，香菜炒香干当时算上得台面的菜了。那时候爷爷的眼睛和腿已经都有点问题，走路要杵着拐杖了。那也是爷爷唯一一次送我去学校，也许也是他唯一一次去学校。爷爷端着一碗饭的画面一直那样清晰地印在我的脑中。那学期学费我不记得最后是什么时候补上的，过后记忆也不清晰了。

但是那年交公粮时，全家就陷入了绝境。因为前一年借了外债，连口粮都卖了一部分，青黄不接时是借粮食度过的。早稻一收上来，还了借的粮食后就不多了，所以那年只交了公粮，人头税先欠着。公粮也是逼不得已交的，自从早稻一收割完，就有一班人专门挨家挨户地催促着去粮站交粮，一班人有十几个，给各家都限制了期限。记得之前没这班人，自从加了人头税后才有的，因为突然之间加了一倍的负担，当年的农村根本没有外来收入，其中一部人肯定是抵触的。也许之前也有，但当时负担轻，都顺利地收上来了，没有这么经常下村，所以我没有印象。大家私下里都说他们是土匪，当时真的很吓人，一班人黑压压地围在堂屋，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缩到大门拐上站着。要是遇到那种坚决抵触的，一点都不交的，他们就自己动手装人家稻子，要是家里没稻子，会搬人家东西。听说街上一家当时开豆腐店的，把他家冰柜给拖走了。但终归农民是最好的最听话的，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会晚一点交，或者拖一段时间。

但是当过完暑假，学校报名时麻烦就来了。那年的学费肯定是欠的，还是全欠的，之前一学期还是交了点，只是欠了一部分。但是报名时老师说学费可以欠，人头税要先交齐，要带那交人头税的单子来学校，要不然过后是不会发书本的。当时不觉得什么，只是担心，想着回去要怎么先把人头税补上。现在想想真想骂人，当时这个不知是谁制定的，这个肯定怪不了老师，肯定是那制定者，竟然用祖国的未来绑架那仅有的微不足道的所谓税收，拿到现在说应该是犯罪。过后我那么小的年纪就对这人头税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几年只要那催粮单子一下来，我就会问父亲今年我家要交多少？

记得那次还真的没发书本，其实整个班级不光我一个人没发书本，还有其他的人。但是看着别人拿着带有墨香的书本，心中多么地渴望啊，真想去摸摸那板板正正反着光的新书，看着别人谈论新书里内容，自己只能默默地呆坐着。那时候根本没有其他书，可以说课本是仅有的能接触的带字的纸张。每次发新课本，是一学期最开心的时候，拿到新书会一本本地检视一遍，一本本地闻闻，回去用心弄旧报纸给包好书皮，每天都是全部课本背到学校，虽然背着吃力，哪怕是当天没有课程的书。下午放学看见发到书本的人书包鼓鼓的，书包带子是紧绷的，书包是下坠样的，自己的却是轻飘飘的，好像背上连书包都没有一样，心中的失落感是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感觉，是怄人心肺的。看见发过书的同学都离着远远的，生怕人家问到我有没有发，而击溃我心里那仅有的一点点纸做的堤坝。

家里大人也是着急的，知道小孩子学习为重，不能误了学习，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钱，把那税给补上，也从没想过这件事是合不合理。发到书本是两天后的事了，那天早上我拿着父亲给的交税凭证，像揣着命根一样放在口袋里，一只手一刻不离地逮着，生怕它长了脚跑走了。那是家里把吃的口粮给送去了粮站，记得那年冬季，中午我们天天吃的是山芋煮剩饭粥，我们本地称作为“渣饭汤”。对于我来说那并不算得上是难吃的东西，反而比米饭还好吃，早上煮饭时特意多煮点，中午放锅里，加水和切好的山芋一起煮到山芋熟为止，再加点青菜叶，吃时加盐和猪油一拌。冬日里在中午的阳光下吃上一碗，会全身微微冒汗。就是吃多了肚子会胀气，老是要放屁，所以有时很惹前后同桌的嫌。但这些对于大人们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这比不上米饭，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太多饥饿过来的人。爷爷老说以前不够吃就是这样吃，没想到现在又过转去了。记得父亲一顿要吃三大汤碗，因为他们要出力气干活，这些都是不顶饿的食物，所以他们吃得要比我艰难和苦涩。至今爷爷都九十多岁了，一直不吃稀饭或者是带汤汤水水的食物，还是一直要吃米饭，父亲和母亲同样是的。

一到学校，我就把交税凭证交给分管老师看。当天就可以把书领到，拿到新书后，那感觉如生了风样愉快。虽然是迟到的，但还是特别幸福开心地一本本点过。当天中午回去吃午饭就背回家，叫父亲写上我的大名，因为那时父亲写字好看，这事必须是父亲来完成。当时我父亲写的字确实可以，也许也有那么点想最快的时间告诉他我发新书了，让他也一起能沉浸在我的喜悦中。

接下来的几年都是这样度过，整个家庭都在穷字底下压着，父亲脸上一直带着愁容，在那种坏境下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心理活动。有次家里没了盐，父亲去赊盐，人家没有赊给他，说现在哪家还赊盐吃啊，盐又不是贵东西。那时也就只要几毛钱一斤，还是吃散装盐，买盐要用那个竹方箩去装。这事还是我在街上玩时听别人说的，应该是在那几百人的街上传得路人皆知，那段时间我从街上过，都是低着头匆匆而过，因为我自卑的心感觉背后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其实我想回头一下，但是又没那不需要勇气的勇气。

整个家庭到处要花钱，但是家里就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家里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但还是一下难以改变现状。爷爷七十几的人，眼睛和腿都不好，但还是做着一个劳力的活，奶奶快八十了还操持着六个人的家务，父亲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忙着农活，妈妈也坚强战胜了别人眼里不可战胜的病魔，我们小孩子也是力所能及地帮着做家里的事。生活就是不见好转，但整个家庭都在坚持着、努力着，从没想过放弃。

我当时的愿望就是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可以去上班挣钱了，改变这一切，其实我心中所谓的长大也就是可以初中毕业。直到我读初中三年级时，家里经济情况才好转，那年好像学费也突然降到之前的一半，新闻报道公粮也将取消。

现在那个粮站还在，但是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几次从那路过瞥一眼，院内残垣断壁，几年前就听说要被人买下重新盖门面房了。现在也有了粮贩子，公路一直通到家门口，虽然粮食还是那么的贱价，但是不用求爷爷又告奶奶地去卖，一个电话粮贩子就会上门给拉走。一个时代也像粮贩子冒烟的三轮车样突突地走了，我的那小小的一段时代也告一段落。我现在记下这些后，心中特别想知道那个制定将人头税和学校学生的报名挂钩的人，现在是否有负罪感。要是有负罪感，我觉得大不必的，因为一切终究尘封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