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非洲贫民窟

“男孩被强奸又不会怀孕，不必报警。在非洲，报警也是丢人。”

19岁那年的夏天，我在肯尼亚的贫民窟做了两个月的艾滋病项目志愿者。在这里，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腐败的非洲政客、行骗的牧师、不作为的警察、饿死自己女儿的母亲、被强奸的14岁男孩、没钱治疗骨折而选择截肢的老人……对于19岁的我来说，非洲之行彻底颠覆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走不出的非洲贫民窟

by 王食欲（豆瓣）

本文作于2014年9月，原文为一篇1000词左右的英文日记。时隔四年，我将原文翻译成中文，并增改为一篇长篇报告。

本文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进行商业转载。

从非洲回来一个月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写下这篇日记。此次非洲之行并不愉快，每天在贫民窟与HIV患者一起工作的日子，时时刻刻让我感到心痛。然而，正是这种心痛促使我必须将我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见闻书写下来。毕竟，我短暂的志愿工作并不能给当地人带来太多实际的帮助，我希望用这篇文章让更多人了解非洲的困窘和贫民窟中女性与儿童的挣扎，让更有能力和缘分的人通过这篇文章了解那里的状况，提供更多的支持。

非洲——地球上第二大大洲，不仅因其广阔的土地和野性的文化闻名世界，同时它也是贫困、饥饿和疾病的代名词。“H、I、V，这恐怕是孩子们最先学到的三个字母，因为它们被印刷在贫民窟的每一面断壁残垣上，而这里的孩子们十有八九都是HIV病毒的携带者……”一位在“城市棉园贫民窟”工作的当地志愿教师告诉了我这个残酷的事实。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供的数据，截至2011年，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家10%的人口感染了HIV。在我所去的肯尼亚，HIV患者的数量为160万，占总人口的3.5%，而这仅仅为官方登记注册的人口数据。

世界首例艾滋病是上个世纪在美国发现的，但其病毒HIV在非洲传播得更快。“这里教育极度缺失，资金极度缺乏，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莫拉·迈克德莫（Maura McDermott）说，她是“城市棉园”志愿基地中最年长的志愿者，作为义诊医生，她已经在非洲工作了很长时间，“即使在现在，这里仍然没有接受使用安全套的概念。”正如迈克德莫所说，在肯尼亚，大多数家庭育有三名以上的孩子，即使没有能力抚养，这些家庭仍在继续生育。对家庭和人口的无计划使得贫困者愈发贫困。然而，贫困还并不是这里的紧要问题，最紧要的是因不使用或不会使用安全套而给当地带来的疾病传染问题。

2014年的夏天，我通过一家名为IVHQ的澳洲公益基金联系到了肯尼亚的民间志愿组织“穆洛隆戈积极生活会”，并在这里做了两个月的志愿者。“穆洛隆戈积极生活会”的英文是Living Positive Mlolongo（以下简称LPM），“positive”在英文中既有“积极”也有“阳性”的含义。这个民间组织主要帮助的就是穆洛隆戈地区HIV阳性（即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和儿童。

（卫星地图下的穆洛隆戈）

穆洛隆戈镇距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仅15公里，是一个在九十年代被称为“非洲经济奇迹”的发展中地区，但至今仍被认为“没有必要在地图上标识出来” 。这里拥有肯尼亚第二大的贫民窟——“城市棉园”（City Cotton）。二十年前的城市棉园还不是贫民窟，这里曾坐落着不少本地手工制衣厂，纺织女工的就业率是肯尼亚其他小镇几倍。然而，九十年代末期，随着世界各地对非洲贫困问题的同情，许多公益机构不加管控地组织着向非洲捐赠衣物的活动。廉价甚至是免费的旧衣物摧毁了当地的民间纺织业。制衣厂大量倒闭，纺织女工也失业了。几乎是同时期，美国援助了肯尼亚建造了内罗毕——蒙巴萨高速公路，将非洲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蒙巴萨与肯尼亚的首都连接在了一起。大量的货物从蒙巴萨港口登陆，并通过这条高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非洲的内陆国家。就在穆洛隆戈区域内、这条高速的沿线上，有一个叫做“阿西河”的小村突然热闹起来。

“从蒙巴萨运货过来的卡车司机没有钱住在内罗毕。所以他们会选择住在距离内罗毕不远的阿西河。”LPM的创建者、领导人，玛丽·瓦怀尔（Mary Wabwire）告诉我，“当卡车司机来到穆洛隆戈休息时，他们通常会在这里’找点乐子’，于是那些下岗的纺织女工就开始为了钱向这些司机出卖肉体。她们用廉价板材搭一个临时住所，司机们可以在她们家里吃一顿晚饭、上床，还可以睡一觉。这种卖淫模式很快就流行起来了。甚至其他镇上的女孩也会来这里陪卡车司机上床。她们大多年纪很小，十六七岁，连避孕套都不会使。”

因此，“阿西河村”（Athi River）也被欧美的社会学者称为“渴望村”（Athirst River）。

糟糕的卫生环境和极低的安全意识使得艾滋病在穆洛隆戈传播起来。卡车司机、妓女、妓女和卡车司机的孩子们……走在城市棉园的街头，你永远不知道与你擦肩而过的人有多少正饱受疾病的折磨。当地政府不作为，国际组织与他们隔着一层语言屏障，年轻的女孩们走投无路，最终只能向LPM这样的民间组织求助。

（蒙巴萨——内罗毕高速公路）

“LPM的导师会教导妇女如何自立。我们成立了一个生产小组，女人们可以来这里学习做校服之类的衣服来赚钱。”瓦怀尔女士说。除了生产小组，LPM还建立了一个日托中心，照顾那些没钱上学或因携带HIV而被公立学校拒收的孩子们。当这些贫民窟的孩子小学毕业后，LPM会帮助成绩优异的学生寻找助学金。“不过，由于我们得到的捐款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能继续升学。”

在LPM，我的工作非常琐碎繁杂。每天早晨，我们从驻地希奥基卯（Syokimau）步行一个小时到穆洛隆戈的办公室。然后，瓦怀尔会将我们分成小组，领取任务，去往不同的地方工作。在我工作的HIV部门，我们通常会在上午去贫民窟完成各项琐碎的工作，下午为感染HIV的妇女进行医疗卫生和营养方面的教育会。

“贫民窟对孩子们来说不是个很好的生长环境。孩子们会过早接触那些不好的东西。酗酒，药物滥用，色情电影……”当地社工贝蒂在去往城市棉园贫民窟的路上向我解释，“而且他们的父母非常没有责任感，我们必须每三天家访一次，保证他们按时给他们自己的孩子吃饭。”

城市棉园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寂静、荒凉。远处一个巨大的教堂前，一片小房子坐落在光秃秃的土地上。几爿废铁皮和聚合板材围成的棚屋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家”。我们顺着其间的小路走过去，看到一个孩子坐在地上哭，用沾满泥巴的手抹他脏兮兮的脸颊，苍蝇在他周围飞来飞去，一把破损的刀片就躺在离他不足一尺的地方。

“现在没有大人在家，他们都去工作了。白天只有孩子们。”贝蒂蹲下身抱起孩子，她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将地上的刀片及其他尖锐物品捡了起来，放进了她自己的包里。——她不能将这些刀片和玻璃碴扔进垃圾桶里。这里没有垃圾桶，因为整个城市棉园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桶。

（城市棉园的孩子们）

贫民窟中没有托儿所和学校，他们连LPM每个月只要6美金的日托中心也上不起。然而，就在蒙巴萨高速对面，一所公办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上玩耍。城市棉园的孩子们常常与他们隔着一条高速对望，每天都在目睹着巨大的差异。

城市棉园中有一个女人是不上班的。瑞萨四肢健全、身体强壮，但却成为了LPM的“重点关照对象”。因为她酗酒。瑞萨27岁，曾经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在不到一岁时就被她饿死了，剩下四个孩子全部因母婴垂直传播，生下来就成为了HIV携带者。瑞萨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妈妈，也不想做一个好妈妈。她的房子脏乱不堪，散发着难以忍受的恶臭。每个周日她会坐着公交车去美国援助中心领取免费的奶粉和尿不湿，然后她会将这些育儿用品拿去卖掉到酒吧换酒喝。她家的孩子常常忍饥挨饿，直到LPM发现了他们。但是，作为民间组织，LPM没有资格剥夺瑞萨的抚养权，也没有多余的资金送这四个孩子去日托中心。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到瑞萨家，盯着她把奶粉喂给她的孩子，并且每周给她的孩子称重，如果体重持续下降，我们就有权利将她的孩子送到政府孤儿院——即使，那里的条件也比瑞萨家好不了多少。

（瑞萨最小的孩子）

义诊医生迈克德莫还在城市棉园里发现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今年62岁，看起来却像八十多 岁。他告诉迈克德莫他在一周前被汽车撞断了腿，肇事者逃逸了，他也没能记下对方的车牌号。老人的腿至今没有接上，他一直躺在床上期待他的腿能“自愈”。迈克德莫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老人告诉我们：“医院去过了，但是接骨和打石膏太贵了，我治不起。如果一个月后还没好，我只能去截肢了。截肢很便宜。”迈克德莫租了辆车，把老人送到了当地医院。那家医院有个和LPM相熟的本地医生，他会用较为低廉的价格帮助老人治疗断腿。在医院门口，迈克德莫恼火地对我说：“我从没见过一次小骨折就打算截肢的人！”但这样的人在非洲太常见了。

城市棉园里一个14岁的小男孩，有双豹子一样漂亮的眼睛，他叫所罗门。他是城市棉园中少见的父母双全的孩子，总是羞涩而安静地在一旁看着我们。小学毕业后，所罗门考进了当地的政府中学，成绩虽然不好，但很努力。志愿者们一致认为他会成为这里最最健康和最有希望的孩子，直到我们发现他已经被他的邻居强奸了整整13个月。我们发现这件事是因为所罗门从来不会坐下，他总是站着和我们讲话，站着照顾他的弟弟妹妹们。志愿者们多次让他坐下说话，他才告诉贝蒂他的屁股很痛。

“一开始我以为他得了痔疮或者腹泻导致幽门感染，”迈克德莫回到驻地后告诉了其他的志愿者们，“可是我给他检查以后才知道他被强奸了！他被他的邻居强奸了一年！他的邻居有艾滋病！”年近60的迈克德莫快气哭了，“我带他去了医院做了检查，他已经感染了HIV！这不仅仅是强奸了，这是谋杀！他才14岁！”

但所罗门的父母完全不在意。当志愿者们联络到他的父亲时，他父亲居然早就知道这件事，他说：“男孩被强奸又不会怀孕，不必报警。在非洲，报警也是丢人。”直到我们告诉他父亲所罗门已经感染HIV后，他的父亲才勉强同意去当地警察局起诉那个邻居。可当警察敲开强奸犯的门时，我们发现他早已逃到了外省。警方以此作为借口，打算停止搜捕。迈克德莫愤怒地带着其他志愿者们在警察局门口静坐抗议。“那些尸位素餐的警察就懒洋洋地站在大门栏杆后面，他们就这么看着，他们宁愿这么看着也不愿意去抓那个坏蛋！”

迈克德莫等人在警察局门口静坐了两天，就在大家开始感到绝望之际，一个议员出现了。当时恰逢肯尼亚各地议员选举，那名穆洛隆戈的当地议员希望在这次大选中继续连任，他不希望看到自己辖区内的警察局前坐着一群抗议的外国人。议员告诉迈克德莫他们可以开展搜捕任务，还倨傲地对在大街上坐了两天满脸沙尘的志愿者们说：“你知道，本地人都要花钱才能解决这种事的。但你们是白人，我们会对你们网开一面。”

四天后，犯人被抓捕归案，面对罪行他供认不讳，刑罚判得并不重，等他出狱时，所罗门不过将将成年。一周后，所罗门因感染HIV而不得不离开了公立中学，他的父母无法负担私立学校的费用。一个月后，志愿者们筹资送他去了内罗毕一家天主教会开设的特殊学校，但我们筹来的钱仅够支持他在高物价的内罗毕生活一年。所罗门告诉我们，一年后如果他没能得到后续的资助，他打算辍学去蒙巴萨的港口做个搬运工。即使已经感染HIV的他已经不再适合做重体力劳动了。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贫穷而带来的对生活的绝望。

（LPM的日托中心）

“上帝，我们挚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予我们家庭，还有赐予您的儿女的诸多恩惠……”这是我在希奥基卯的圣维罗妮卡教堂（St. Veronica ）听到的吟诵。在那里，我结实了一个好友——年轻的神父，纪约。

天主教在肯尼亚影响很大，信众在全国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特别是穷人。在这里，越穷的人越会笃信宗教，越会将仅有的金钱捐赠给教会。大部分的肯尼亚家庭都会在周日前往教堂。圣维罗妮卡教堂与肯尼亚其他的的普通教堂都不一样，它是由富人和中产阶级修建的，神父纪约是一位在英国受了多年高等教育的印度人。而其他常见的非洲教堂大多盖在穷人区，当地神父几乎目不识丁。

“这是我在非洲任职的第九年。”纪约告诉我，“我签了11年的合同，没人想来非洲，这里的生活太寂寞了。再过两年，两年之后我就可以直接调往梵蒂冈。”纪约神父知道内罗毕每一个高级酒吧和夜店，他开车路过穷人区时会把车窗摇上，他是一个很讲义气又很友好的朋友，但他不算是个完美的神父。“你应该很奇怪，一个印度人跑到非洲当神父。其实肯尼亚有很多印度人的。”纪约神父带我去了一家天主教的慈善救济会。

（圣维罗妮卡教堂和纪约神父）

与圣维罗妮卡教堂一样，“尼亚姆巴尼’上帝之子救济会（Children of God Relief Institute- Nyumbani）” 也坐落在内罗毕的富人区——凯伦区（Karen Area）。尼亚姆巴尼是一个大村镇，有居民住宅、教育机构，和能救治上百名儿童的医疗所。与积极生活会的日托所（只有四间棚屋和一片沙地）相比，这里仿佛就是HIV孩子们的天堂。

“救济会就像个大村落。”尼亚姆巴尼的执行主管玛丽·欧文斯修女（Sister Mary Owens）说，“第一个住进屋子里的年长孩子，就是这个房间的代理妈妈。”这使得很多孤儿可以大声说出“我的妈妈”和“我的房子”来增强他们对“家庭”的归属感。“之后，这些青少年稍微大一些时，他们会搬进’青年中心’，在导师的辅导下为进入社会做准备。”欧文斯修女带我在学校里转了几圈，告诉我他们的目标是“提供有质量的综合教育，并以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方式帮助感染HIV的孩子、家庭和相关社区。”

尼亚姆巴尼出色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让人印象深刻，但当我问到为什么这里的孩子并不多时，欧文斯修女遗憾地告诉我：“为了每一个在尼亚姆巴尼生活的儿童都能得到更好的待遇，我们不能接收太多的孩子。他们需要经过各个教区的层层选拔才能来这里。”

（和孩子们一起踢足球的纪约神父）

LPM和尼亚姆巴尼让我看到了不同的组织之间巨大的差异。决定性因素是两个组织的经济收入。作为肯尼亚积极生活会（Living Positive Kenya）的一个小分支，LPM只是一个非洲人自己经营运转的民间组织。然而，尼亚姆巴尼的资金却来自梵蒂冈拉齐奥地区政府（Lazio Regional Government）以及约翰·诺尔集团公司（John Noel Group）。再加上，尼亚姆巴尼的管理者（修女们）比穆洛隆戈更加具有国际视野，她们进行国际筹资的能力也更强。关于资金来源问题，我问过LPM的创建者瓦怀尔女士，她告诉我，目前LPM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源自像IVHQ这样的国际组织支援，这些组织不会帮LPM进一步融资或运营管理，他们所做的仅是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捐赠的钱转交给LPM，而且，他们还会从这笔钱中抽成。

“仅凭一己之力是很难管理一个机构的。”瓦怀尔说，“国际志愿者来来去去，有些人甚至只在这里住一个星期就走了。特别是那些欧美国家的高中生，仿佛来这里就是为了申请学校时有份好简历！他们给我带来的帮助还抵不上给我添的麻烦。我需要能够长期在这里做事的义工，最好是会当地语言的或者受过教育的本地义工。”

资金不足、志愿者工作能力参差不齐、长期义工短缺等问题造成了肯尼亚许多民间公益组织很难存活。而东非许多国家的贫困和疾病问题复杂而严重，已经不是公益组织能够凭一己之力解决的。管理细致的大型非政府组织及本地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对疾病扩散的管控以及提供更多的缓解贫困问题的有效方法。

我在非洲的几个月里还遇到了许许多多令人心痛的故事，这些罹患艾滋病或感染HIV的女性、儿童、家庭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人生或许不同，有的孩子可以在尼亚姆巴尼美丽的校园里踢足球，有的孩子却只能坐在垃圾之中等待母亲卖淫归来。但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平等的。无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关心和照顾。而世界应该对这里多一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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