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的政治

鸵鸟的政治：论帕斯卡尔·布鲁克纳的《一种想象的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与罪之争》



礼萨·齐亚-埃布拉希米/文
王立秋/译

[按]译自RezaZia-Ebrahimi, “The Politics of the Ostrich: On Pascal Bruckner’s ‘Un racismimaginaire: La querelle de l’islamophobie et culpabilite’”, 原载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politics-of-the-ostrich-on-pascal-bruckners-un-racisme-imaginaire-la-querelle-de-lislamophobie-et-culpabilite/。这是一篇书评论文，评的是法国“新哲学家”帕斯卡尔·布鲁克纳的《一种想象的种族主义》。本文原载公众号“奔驰的马队”。

                
                
（Un racisme imaginaire La querelle de l’islamophobie et culpabilité By Pascal Bruckner Published02.07.2017 Grasset / French and European Publications, Inc. 272 Pages）
礼萨·齐亚-埃布拉希米(RezaZia-Ebrahimi)是伦敦国王学院历史系高级讲师。他主要研究全球思想史与族群研究的交叉领域。


在过去十年里，法国兴起了一股持续的，攻击一切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及此病症会给其受害者带来怎样的后果的公共讨论的浪潮，而最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帕斯卡尔·布鲁克纳，俨然已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发表过许多像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发明》和《伊斯兰恐惧症不存在！》那样的评论，他在这些评论中概述了许多读者将在这本《一种想象的种族主义》中找到的观点。因此，那些熟悉这个人的写作的人，不会觉得这本书有什么新鲜的地方。给失望增添困惑的是，这本书还缺乏重点：的确，除宣称伊斯兰恐惧症是想象出来的以外，布鲁克纳把他的书的几个重要章节都用在了攻击和贬低法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经常竖的那些稻草人上：六八年那一代人啦，多元文化主义啦，各种宣言下的左派啦，“政治正确”啦，社会学家啦，人类学家啦，有时还会提到盎格鲁-萨克森佬，而相当一贯的目标则是——“伊斯兰”。要回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本文的篇幅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里，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种想象的种族主义》的核心主题上，那就是：伊斯兰恐惧症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

布鲁克纳开篇就直截了当地宣告，他的目标是“打消伊斯兰恐惧症这个术语的合法性，培养对它的怀疑，给它加上永久的引号。”因此，他甚至都不假装要弄点客观的数据，或者搞点经验的研究。他的第一轮进攻，是用词源学来消除伊斯兰恐惧症这个术语的合法性，在这么做的时候，本质上说，布鲁克纳不过是改写了法国记者卡罗利纳·福莱斯特(Caroline Fourest)的话而已，后者在2003年的时候曾声称，伊斯兰恐惧症这个术语，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发明。[1]根据这个理论，伊朗的“毛拉们”造出这个词，是为了压迫拒绝戴头巾的女性。在做这个论证的时候，布鲁克纳一丁点儿证据也没有给。而身为研究现代伊朗、熟悉1979那边革命及其奠基者和思想家的话语的历史学家，在这里，我可以放胆地说，他这种说法完全就是瞎编出来的，而且，心智正常的人也都承认这是鬼扯（甚至福莱斯特本人，在编辑她2003年那篇文章的在线版的时候，也尴尬地承认了这点……）。但这并不能阻止布鲁克纳，他继续鼓吹那个现在已经毫无可信度的理论，并且还提出了另一个——这个理论也是福莱斯特最先提出的，根据这个理论，伊斯兰恐惧症是在围绕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和那个要他命的法特瓦的争论中重新出现的。就像在第一种说法那里那样，在这里，布鲁克纳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没有引用任何人的话，没有给出任何参考文献。而这倒也合情合理：毕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花了大概十秒钟在谷歌上搜了一下，就发现一篇2015年的文章，在那里，拉什迪说：“今天，我会被指控患有伊斯兰恐惧症的。”而这意味着，在1989年的时候，他不“恐伊”。

尽管伊斯兰恐惧症这个术语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在法语文本中出现了（布鲁克纳也是承认这点的），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使用这个术语，并不像那些否认伊斯兰恐惧症存在的人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中了伊斯兰主义者的诡计，相反，我们之所以会用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乃是出于一种概念上的需要：我们需要一个词来为穆斯林所经验到的形形色色的敌意和歧视命名。因此，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在今天的转生，源于1977年英国一家致力于研究种族主义的智库，朗尼迈德基金会(Runnymede Trust)的一份报告《伊斯兰恐惧症：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Islamophobia: A Challenge for Us All)。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文献是普遍承认这一事实的，可悲的是，布鲁克纳整本书都在无视这些文献，因此也就严重地削弱了它的核心论证。布鲁克纳搞谱系的目的，无非是想说，伊斯兰恐惧症这个术语被某种原罪给玷污了，它的起源就注定了，它不可避免地会指向某个疯狂的、留大胡子的狂信徒。伊朗毛拉的故事也展示了通过把伊斯兰恐惧症和女性反对头巾的斗争对立起来可以带来的额外的优势。用一块修辞的石头，就打到了两只概念的鸟。可事实依然是，与其说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本身是想象出来的，不如说，布鲁克纳强行搞出来的这个谱系，才真是张嘴就来，拍脑袋拍出来的。

布鲁克纳提出的第二个否定伊斯兰恐惧症存在的论证，与伊斯兰恐惧症的工具化有关，工具化了之后，伊斯兰恐惧症就变成了——用他的话来说——“智识辩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伊斯兰恐惧症，是“原教旨主义者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盟友”（或者，就像他说的那样，“伊斯兰-左主义[Islamo-gauchgisme]”）怀着恶意搞出来的，为的是把任何试图批评或改革伊斯兰的人打成种族主义者。当然，如果你批评“伊斯兰”，就会有人给你打上伊斯兰恐惧症患者的标签，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布鲁克纳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本来，伊斯兰恐惧症这个术语，就和其他任何概念、名称、或观念一样，可能被工具化。布鲁克纳并没有举出多少例子来说明他相信是新形式的渎神法的那种东西：首先，他举了一些法国天主教团体起诉电影导演渎神的例子。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来自于天主教的好战世界（而非出自伊斯兰）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在许多非穆斯林国家的支持下——试图在国际法中禁止诽谤宗教。这一尝试——这点值得强调——是如此地失败，以至于你不由得想问，他为什么要举这么一个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例子。的确，并没有任何“对伊斯兰的合法批评”因此而被“禁声”。布鲁克纳还举了另外一些欧洲伊斯兰论战中冲突的例子，但在我看来，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是以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指控为争论焦点的，而且，的确，伊斯兰恐惧症这个罪名，也未能迫使任何人沉默。在指出2015年1月向《查理周刊》的员工开火的恐怖主义者的确让他们认为亵渎了伊斯兰的那些个体永远禁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对的。没有人会否认冷血地杀死一个是令人惊诧的罪行。但再一次地，为什么我们讨论伊斯兰恐惧症的能力，要受制于杀人的吉哈德分子的行动呢？为什么他们杀了人，我们就不能讨论伊斯兰恐惧症了？若真是这样，我们不就是向他们认输吗？通过拒绝讨论伊斯兰恐惧症，我们也就没法挑战吉哈德分子的看法了，而在他们看来，欧洲从根本上说是恐惧伊斯兰的，穆斯林在这里没有地位——而根据最严肃的学术研究，这种看法，是吉哈德分子最顶尖的招募手段。

我能想到一个也许更令人信服的例子，但这个例子说明的，不是伊斯兰恐惧症被用作审查的工具，相反，在这里，伊斯兰恐惧症倒成了政治上的权宜的工具。在奥地利当局禁止奥地利搞支持2017年1月埃尔多安总统的宪政公投的集会的时候，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称奥地利决策者是种族主义者、是恐伊症患者。无疑，这个例子说明的是，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样的标签，变成了政治上的工具，但我还应该赶快强调这点：土耳其的说法，并没有对奥地利政府产生任何影响。这看起来说明，伊斯兰恐惧症这个罪名，并没有布鲁克纳说的那种神效。

所以暂时的结论是：尽管布鲁克纳例证贫乏，但工具化还是可能的。但就算这样，布鲁克纳的论证也依然不合逻辑。问问你自己吧：一个概念（可）被工具化，是否就意味着，这个概念本身从根本上说就破产了？它所指涉的现象就因此而不可感知、不客观、不存在了吗？这样的说法是在藐视最基本的常识。让我来说说我的看法。许多极左派，会随便地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来诋毁他们认为在政治光谱上太靠右的观念或个体。比如说，在法国，许多强硬的左派同情者，就经常说支持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党的人是“法西斯主义者”。在这里，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被工具化了，它被用来诋毁政敌。但是，这种论战式的使用，是不是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本质上有缺陷呢？这个概念被工具化了这件事情本身就否定了历史的事实？是不是因为有人乱用了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所以，贝尼托·墨索里尼就不曾出生，而国家法西斯党就不曾当权？当然不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推理是在挑战基本的理性。

另一个也许更近的例子：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一些人会把反犹主义当做禁止一切对以色列国的批评的工具来使用。内特尼亚胡就说BDS运动是反犹主义。反诽谤联盟(ADL)也称吉米·卡特（监督以色列与埃及签署戴维营协定的美国总统）是反犹主义者，因为他批评以色列的政策。ADL还与美国的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合力意图促成一部法案，这部法案将给美国批评以色列的人定上反犹主义的罪名（这一立法在众议院就被毙掉了）。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反犹主义都被工具化了，被当作达成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来使用：禁止对以色列的批评。可是，这样的工具化，就能自动地废除反犹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一个分析范畴、一个客观的历史现象、以及对全世界的许多犹太人来说一段亲身经历的经验的合法性吗？难道我们突然就会相信，犹太人从来没有遭受过诋毁、敌意、歧视、隔离、和屠杀？当然不会。但布鲁克纳和其他和他心意相通的否定伊斯兰恐惧症存在的人为让我们相信伊斯兰恐惧症是想象出来的而提出的，确切来说正是这一套有深刻缺陷的、莫名其妙的论证。但我们要记住，一个词或一个概念是不可能被那些使用它或滥用它的人所劫持的。

布鲁克纳提出的第三个论证也许是最令人困惑也最大胆的。再一次地，追随着福莱斯特和她为伊斯兰恐惧症这个术语建构的错误的伊朗谱系，布鲁克纳反复声称，伊斯兰恐惧症被压迫性的穆斯林政权当作“反对穆斯林改革者和自由派的国内安保工具”来使用。这里再一次地，布鲁克纳没有提供任何例证。再一次地，他这么做也真是合情合理：只从表面来看他这个说法的话，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伊朗或沙特的宗教警察，在一开始（没有伊斯兰恐惧症这个术语做借口）的时候，是施展不开手脚的。他们不能压制他们眼中的反-伊斯兰的越轨行为，因为他们缺乏那个允许他们这么做的词。接着，有一天，哈利路亚，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了，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压制宗教改革者、世俗化的知识分子和不戴头巾的女人了。讲道理的、批判的读者，会为此论证之愚蠢而感到震惊。你会接着读下去，希望布鲁克纳会试着去强化自己的论证，或掩盖一下自己的愚蠢……可他没有。

在任何词典、百科全书或关于这个题目的学术作品中，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都不是“对伊斯兰的实践的批评”。人们普遍接受的这个术语的定义，是针对那些被感知为穆斯林的人的敌意和歧视。如此，显而易见，伊斯兰恐惧症是一个现实。欧盟和联合国都有试图量化伊斯兰恐惧症的项目。伊斯兰恐惧症的敌意的一面，表现为对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及墓地的损毁、破坏。伊斯兰恐惧症的敌意的表现，还包括从语言暴力到人身攻击甚至谋杀的一切日常的侵犯行为。这样的行为的数量一直在持续增长，尽管布鲁克纳声称（他依据的只是一年的数据）相反的情况才是真实的：单是在我的故乡伦敦，在截止2017年3月的十二个月里，伦敦警察局就记录了一千三百起伊斯兰恐惧症导致的仇恨犯罪，这个数字与2013年的数据相比暴涨了百分之三百七十。最近我们还见证了数量多到史无前例的谋杀：今年一月，一名以反穆斯林态度著称的枪手在魁北克市清真寺开火，杀死六人，打伤十九人。做出这些举动的人不是在批评伊斯兰的实践，他们是在以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穆斯林的个体为目标，他们针对的是这些个体的“穆斯林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今年七月，当一名男子驾驶车辆驶向走出伦敦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的人群，杀死一人的时候，他高喊，“我要杀死所有穆斯林”和“这是为了伦敦桥”，意思是，他认为所有穆斯林都要为早先吉哈德分子搞的袭击集体负责。

伊斯兰恐惧症也会伤及左派人士，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伊斯兰”的天然盟友（即布鲁克纳所谓的伊斯兰-左主义）。2011年，当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冷血地杀死七十七名无辜人士（这些人大多数是挪威工党的年轻成员），他相信，通过杀死左翼激进人士，他是在抑制欧洲的伊斯兰化。和布鲁克纳一样，布雷维克也相信，左派和“伊斯兰”睡一张床，他们都试图使欧洲伊斯兰化。有趣的是，看一眼布雷维克那个啰嗦的宣言《2083：欧洲独立宣言》(2083: A European Declaration ofIndependence)，你就会发现，布雷维克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批评，与布鲁克纳的批评同出一辙，因此也就揭示了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亲和性。

伊斯兰恐惧症的第二个方面，是歧视的经验。一些非常严肃的研究表明，在国家或私营企业的实践中，针对名字听起来像穆斯林的个体的歧视，是可辨识、可量化的。比如说，帕特里克·西蒙的研究就表明，如果你的名字听起来像穆斯林的话，那么，在法国的公共住房分配中，你就会处于劣势。[2]阿迪达、莱丹、和瓦尔佛尔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表明，如果你的名字听起来像穆斯林的话，那么，你在求职时进入候选名单的可能性，就要比和你资质相同，但名字不像穆斯林的人低而2.5倍。[3]再一次地，这一切都与神学也好教义学也好无关；此类歧视态度，乃是出自于一种对作为一个群体的穆斯林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们可以合理地把这种偏见称为伊斯兰恐惧症，这样，这个现象才有了名字。

就这些例子来说（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问题不在于伊斯兰恐惧症是否存在，因为毫无疑问，它存在。相反，问题在于，为什么布鲁克纳和其他否认伊斯兰恐惧症存在的人，如此热衷于让我们相信它不存在？为什么在他们听到这个术语的时候，他们会因为恐惧而缩成一团？我想提供一种解释。如果我们粗略地，根据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来划分法国的反对派的话，那么，最终我们会划分出两个阵营。第一个群体包括汉娜·阿伦特的精神门徒，他们认为极权主义是大屠杀背后的主要动力，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反犹主义，认为那是种族主义的最高形式。第二个群体则包括弗朗茨·法农的精神门徒，他们拥护的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帝国主义，他们更关心殖民和后殖民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伊斯兰恐惧症。这两群人之间的区分，显然不像我说的那样明显：毕竟，阿伦特本人也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卷里承认，种族主义因欧洲的帝国主义而成为必然，以及，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极权主义国家历史的重要部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布鲁克纳是一个显然把自己锚定在第一个群体的思想家，他真心关心反犹主义，并持续地支持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对伊拉克的灾难性的入侵。他憎恨第三世界主义，早在他1983年出版的《白人的眼泪》(The Tears of the White Man)中，他就尖酸刻薄（并不加区分）地攻击过第三世界主义了。布鲁克纳是反反-种族主义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在他看来，任何对反-种族主义的攻击，都是种族主义（你得承认这翻转之大胆）。承认殖民史上的不义，在他看来就是“自-恨”。因此，我们可以说，布鲁克纳属于关心极权主义那群人里面的，排外主义的那一部分，这部分人断然反对任何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讨论，并不受控制地拒绝一切认为后殖民形式的种族主义重要甚或存在的主张。除不时的过度夸大和夸张的语言（这样不节制的立场自然需要这样的语言）外，反复出现的极权主义词汇，也是布鲁克纳的分析范畴的一大标志，这些词汇在其他情况下是完全有效的，但在这里，却和他谈论的主题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他反复声称，伊斯兰恐惧症可以和“极权主义的宣传”，苏联的审查方法，和一个类似于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相似的世界相提并论。

在一种受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影响的，对世界的想象中——在这种想象中，一个整齐的、界限清晰的、自由民主的“西方”，与一个同样整齐、界限清晰、却是充满压迫和敌意的“伊斯兰”相对而立——穆斯林只可能被再现为压迫者，或被其他穆斯林压迫的受压迫者。布鲁克纳声称，甚至在缅甸，迫害穆斯林的也是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但只要联系当前发生的事件（译注：指罗兴亚人，迫害他们的是佛教徒）来看，这个谎言老实说就变得令人厌恶了。在这个死板的心智框架中，把穆斯林设想为单纯的受害者，特别是西方人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更不可能是一个法国人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了——是不可能的。

促使人们不断地消除一切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讨论或研究的合法性的，正是这个意识形态的包袱。不是因为伊斯兰恐惧症不存在——显然它存在——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引起麻烦的真相，它会对上文描述的那种相当简单化的我们对他们、白人对黑人的观念化的宇宙构成挑战。布鲁克纳嘲笑那些经验到无缘无故的对抗或歧视的穆斯林，坚持说向种族主义低头既不丢人也不会受伤，相反，那是穆斯林狡诈地寻求的奖励、地位、声望。更糟糕的是，那是对真正的、排他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的地位的篡夺：这个地位只属于犹太人。他坚持说，通过抱怨伊斯兰恐惧症，穆斯林试图冒充犹太人，甚至——就像他充满蔑视地说的那样——“取代犹太人”。他正确地指出，犹太人也可能“种族化”，以及，作为犹太人种族化的结果，反犹主义也是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但他又否认种族化也适用于穆斯林。换言之，你生来就是犹太人，但当穆斯林，却是自愿的。这种有趣的矛盾主张，也无视了那些强调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都以这样的话语机制——把一种信仰的追随者“种族化”为一个有内在心理特征的群体——为特征的文献。

一个如此真诚地被反犹主义的受害者的苦难触动的思想家，怎么能够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的苦难如此冷漠呢？答案是不可避免的：对布鲁克纳来说，种族主义是有等级，有高下之分的。一些种族歧视不可接受，一些则可以接受，这种两分也表明，在布鲁克纳看来，人也是分等级的。

任何一个打开布鲁克纳的书的人，要是你希望他可能是那个我们等待了很久，终于可以超越上文描述的反犹主义的反对者和殖民的种族主义的反对者之间的区分，并说出早该有人来说的话——即，种族主义永远是不可接受的——的人的话，那你可要失望了。《一种想象的种族主义》是一本由对伊斯兰恐惧症研究这个研究领域的陈腐攻击组成的文集，而不是一部关注客观事实的作品。它介于长篇的抱怨和意识形态的小册子之间。无疑，也不乏这样的读者，他们宽恕这本书的缺陷及其意识形态的夸耀，就像它在法国媒体上获得的评价以在正面为主这件事情所表明的那样。不过，这本书针对的，依然是在伊斯兰恐惧症上已经下定决心的那部分公众。对于我们其他这些还希望有理有据谈问题的人来说，这本书不过是一本一手文献，一部档案而已，它有助于我们判断“假新闻”和“另类事实”时代的智识辩论状态。

[1] Caroline Fourest and Fiammetta Venner, “Islamophobie?!”, ProChoix,12 November 2003.
[2] Patrick Simon, “La discrimination: contexte institutionnel etperception par les immigrés”, Hommes & migrations, no. 1211(1998).
[3] Claire L Adida, David D Laitin, and Marie-Anne Valfort,“Identifying barriers to Muslim integration in France,” Proceedings of the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no. 52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