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一九八八(2)
2.1999——2008
刚从1998年洪水阴影中逃生,1999年的末日危机又汹涌来袭。那一年,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年。
1999年11月,某个傍晚,我在过马路时被横穿斑马线的出租车撞倒,醒来时,已躺在医院,左手骨折。在弥漫消毒药水的病房里,我第一次近距离体会到死亡的滋味,目睹那场车祸的邻居在事后告诉我——只差一米,只差一米你就要撞到桥墩下,粉身碎骨。
一个叫诺查丹玛斯的神棍预言1999年是末日之年,人类将会因某种离奇原因消失在地球上,这个预言没有吓到我们这批小孩,反而令我们跃跃欲试,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像动画片里的英雄一样,成为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这个荒谬的想法在多年后变成一个段子流传,即1999圣战,说的是地球早已在那一年毁灭,现在的和平生活其实是记忆清洗与重置的效果。这当然是一个荒唐段子,但其中不乏某种深埋我们这代人心中的英雄情节。
末日过后,势必迎来狂欢。
在一个由闭塞逐渐转为开放的年代,娱乐方式迎来嬗变,而我们,恰好是过渡一代,我们还没有忘记阅读带来的原始乐趣,但也轻松接受了视听娱乐的洗礼,两千年暑假,我疲于奔袭,不是在去租书店的路上,就是在去租碟店的路上。
我母亲自称热爱文学,当其他人在工厂里织毛衣时,她选择抄写普希金诗集,家里散落了一些文学名著,但也不乏我完全看不进去的《平凡的世界》等。好在她与时俱进,也会购买一些网络小说,诸如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仅十一二岁的我在漫长无聊的暑假中翻阅这部爱情小说,幻想也能有一个远方的网友。痞子蔡在书里写“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 。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
在幻想爱情时,我也幻想能做个英雄,那时今何在的《悟空传》已风靡大江南北,从租书店拿到书时,上面已有上百人传阅的痕迹。今何在在书里写——“我要那天,再遮不住我眼;我要那地,再埋不了我心;我要那众生,都明白我意;我要那诸神都烟消云散。”
少年心气,诸般狂傲。这就是我们这代人青春期的写照。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也就是在这时,韩寒横空出世,以《三重门》为旗,掀开舆论波涛。陷入应试教育魔掌的我们多希望有一个狂傲的代言人,而韩寒正是这一切的映照。
我陆续购买韩寒所有小说集,也看他推荐的钱钟书和南方周末,后来被证实,这或许只是韩父的趣味,与韩寒本人并无关联。犹记得在书的扉页,有韩寒桀骜不驯的面容,我那时以为他就是所有少年的偶像了。
但,韩寒和古惑仔的大众影响,在某些方面来说,的确是负面的。知道韩寒可以凭小说闯出一条路后,我懒于上课,这导致成绩直线下滑,除语文一科侥幸及格外,其余科目均为老师公敌,给新概念投过两次稿,均石沉大海,数学连续不及格的事迹败露后,我受到母亲毒打,被迫重新开始学习数理化,成绩又逐步恢复如常。
青春期,反叛是其代言词。也就是在那时,一个叫JAY周的小眼睛男人席卷了大江南北,他唱着含糊不清的歌词,俘获了少男少女们的心,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歌还能这么唱。我购买周杰伦的磁带,反复听,也仔细研究方文山的歌词,在那个年代,周杰伦的那套东西是歌坛异数,而异数正是少年们热衷追逐的全部。
在华语乐坛空前繁荣的同时,台湾偶像剧也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相信谁也不会忘记《流星花园》的风靡。班上男生自发组成所谓F4,还把班花比做杉菜,那时校草在我们班,他高鼻深目,面容英俊,形似混血,而为人做事则完全霸道无礼,于是他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道明寺”,别班春心荡漾的女孩们经常来我班窥探他的日常,甚至有年轻女老师在公开课时公然进入我班欣赏F4,其疯狂程度与现在的脑残粉追星无异。
那时最流行的杂志是《男生女生》,几乎人手一本,里面的故事大多都是青春期懵懂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边咀嚼着这些故事,一边看着少女漫画,心中对爱情的渴望几乎满溢出屏幕,然而现实毕竟无情,打击早恋,是每个学校教导主任的必要功课。在学校和家长联手营造的铁卫面前,我们的青春黯然无色,兼任年级主任的班主任最爱在校外跟踪情侣,见一对逮一对,从未失手,被她“逮捕”的情侣无一例外将受到学校的公开“审判”,爱是禁忌,美衣华服是禁忌,修理容貌是禁忌,在压抑的氛围内,我们更渴望逃离与背叛。
初二那年,我有了一个暗恋对象,他是我同桌,热爱足球,我为了跟他找点话题,不得不拼命学习物理,同时期期不落的购买《足球俱乐部》,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中国队首次出线,全民对足球的关注达到顶峰。我记得西班牙队亲吻戒指的劳尔冈萨雷斯,也记得意大利队名模般的球星队伍……我的恋情最终无疾而终,而关于足球的记忆也最终停留在了2002年的那个夏天。
在2002年前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两架飞机载着乘客撞毁了美国世贸大楼,现场硝烟滚滚,无数人殒命,而位于大洋彼岸的我们第一次有了劫后余生的庆幸感,老人们在坊间私语,说美国佬咎由自取,他们或许不会知道十几年后,恐怖主义开始在世界各地弥漫,所有人都难逃一劫。
这打破了我对和平年代的印象,原来和平年代并不和平,照样会有恐怖袭击,会有天灾与人祸。2003年,非典爆发,全民陷入恐慌,在学校与街头,到处弥漫极端情绪。同学们窃窃私语,说谁谁得了SARS而不承认,人们公然在公交车及其他场所与疑似SARS的患者划清界限,死亡阴影再次笼罩在我们头顶。
也就是在这时,蔡骏的恐怖小说,如《荒村公寓》、《地狱的第十九层》开始风靡。我对其中一个故事记忆犹新,说的是有一群人把小猴子掳去,揭开它的脑袋,烫猴脑吃,母猴知道后,心痛不已,于是让这群吃了猴脑的人在山路上遇到车祸,所有人殒命。这个故事虽与SARS并无直接关联,但却成了一种隐喻——在我的记忆中,SARS从广州爆发,起因是因为果子狸这种动物,而吃果子狸和吃猴脑自然是同等的残忍,这是动物对人类的报复。
SARS虽未对我的生活造成实质影响,却重创了香港经济,也就是自那时后,局势扭转,香港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下坡路,而大陆却悄然崛起。
毫无疑问,2004年是国力转强的巅峰一年,那一年的奥运会中国队表现奇佳,最引人瞩目的是飞人刘翔,那时仅21岁的他爆冷夺金,一举成为亚洲骄傲,谁也不会想到,承载诸多民族荣耀的他会在多年后逐渐成为一个娱乐笑话。如果套用《天下足球》的文案,或许是这样的——“31岁的刘翔站在那里,满眼都是自己21岁的样子”。
2004年,我16岁。16岁,一个人最美好的年华,但并无深刻的记忆,生活逐步淹没在试卷与教辅书籍中。在文理分班的时间节点,我做了人生第一个错误决定——选择了理科。
当时所有人灌输的一个观点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羞于与数理化成绩差的人为伍,班上的美术天才因数学物理长期不及格被人视做笑话,外号竟然是“XX猪”,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学生们自动战队,认为自己成绩好的几乎全部选择了理科,而觉得自己根本学不懂数理化的则全部去了文科,那时我们对文科班的印象是——那是差生和笨蛋去的地方。
多年后,想起这一切,我觉得那就是反智与丧失文化的起点,人应该因材施教,而非拔苗助长。也就是因为选择了理科,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与悟性,我在后续的考试中溃不成军,语文考过全年级第一,物理却常年在及格与不及格间徘徊。
这种挫败感缠绕我整个青年时代,我一步步走错路,一步步在失败的坟茕上反思,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如果能回到高中,我一定会坚定的选择文科。
高考对人的折磨无需赘叙,在班上看到复读生时,我们都投去佩服眼神。高考,人生酷刑之一,后来无数人跟我说过——他们在压力大时,常会做一个梦,梦中,他们坐在高考考场内,面对着试卷,却一道题都解答不出来。
最终,高考失败。拿到成绩单的那天我关闭了手机,选择离家出走,心里第一次对人生感到茫然,该去哪儿?去了别的地方,没有学历,又该做什么工作?最后,父亲救了我,帮我求情,才平息母亲的怒火,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整件事,就如一个紧箍咒,每当我想放松时,高考失利的阴影都会跳出来提醒我,你必须再努力一点。
进入一个垃圾大学后,生活成了绝望池塘,我不屑与同学为伍,独自游走在图书馆与寝室之间。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广播台,写一些娱乐及电影稿件,所谓才华受到所谓认可,但人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在一个以学历论英雄的国度,我的所有梦想毁灭的如此彻底。
2008年五月,我坐在教室里上法理课,忽然感到有人踢我凳子,但后来全班人都觉得有人在踢自己凳子——这时我们意识到地震了。所有人以最快速度撤离教学楼,来到操场上,人们惊魂未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官方消息尚未传出,我们在操场上想着,到底是哪里的地震能让处于江汉平原的我们感到如此大的震动?
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左右,汶川发生里氏8级大地震,一座城市顷刻夷为平地,震感波及大半个中国。我们两天两夜睡不着,生怕地震也会在我们这里发生。一部分人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我们再次成为了幸存者,心中五味杂陈。
这一年的6月,我20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坐在餐馆里,面对当时的朋友,我举起酒杯,和每个人碰杯,心里想着,祝所有人都有锦绣的前程。
20岁,人生最好的十年即将开始,作为数度死里逃生的人,我会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外婆的话言犹在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个后福,什么时候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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