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心灵哲学家福多：分析哲学走了歪路吗？

刊《01哲学》

美国著名哲学家福多（Jerry A. Fodor）于当地时间2017年11月29日过世，享年82岁。福多生前先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市立大学、罗格斯大学。他主要活跃于心灵哲学、语言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领域。他的“心灵模块理论”和“思想语言假说”在学界影响巨深。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人类心灵是如何运作这个话题展开的。后期他又介入了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讨论。在美国哲学家莱特（Brian Leiter）策划的“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20位心灵哲学家”的评选中，福多位列榜首。除了学院的工作，福多也热衷于为诸如《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增刊》这样的大众媒体供稿。熟悉福多的读者知道，他喜欢在严肃的写作中穿插诙谐的趣话。福多的好友德维特（Michael Devitt）曾向我提起生活中的福多也是一个段子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学界作出的贡献，也会怀念他的诙谐幽默。斯人已往，斯风犹在。

福多的思想语言假说主张人类的思想是一种天赋的心灵语言（一种符号表征）。这种心灵语言具备特定的句法结构，而人类思考实际就是这套心灵语言根据抽象算法的运算。他的这一学说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平克（Steven Pinker）等学者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对福多思想语言假说的讨论不绝如缕。思想语假说可以说是关于“心灵”的一个科学假说。福多一直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一项科学探究，他似乎并不在意是否拥有“哲学家”的头衔。莱特和福多曾就“何为分析哲学？”有过一段通信交流，莱特询问福多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家中既有杰克逊（Frank Jackson）这样支持概念分析的，也有福多、蒯因这样的反对者。既有塞尔（John Searle）这样的行文晓畅者，又有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和皮考克（Christopher Peacocke）这样的行文晦涩者。到底是什么将他们统摄于“分析哲学”这一名号下？

福多在回信中提出，近几十年来的分析哲学或多或少秉持了两大特征：（1）语义实用主义（semantic pragmatism）。这一观点主张语言的意义立足于语言的使用能力（knowing how）。以概念A为例，首先，掌握概念A表现为能够评断概念A背后蕴藏的有效推论规则。其次，掌握概念A也意味着能够使用概念A来分辨现实中的对象。福多指出，自杜威以来，几乎所有主流英美哲学家都陷入这一语义实用主义的窠臼。而他坚持认为拥有一个概念即思考（表征）这个概念，语义实用主义混淆了语义学和认识论。

（2）方法论的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将形而上学问题转化为概念分析。福多理解的形而上学问题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心灵的本质是什么？”，“知觉的工作机制是什么？”，等等。福多认为，语义上行后，这些问题就转变为：“我们如何使用‘心灵’这个概念？”，“‘看’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等等。福多进一步指出，如果将形而上学问题语义上行，那么哲学会降低自己的门槛，人人都可以进入哲学游戏。福多对概念分析嗤之以鼻，他宣称至今没有一个成功的概念分析案例，哲学家应当重新反省这一方法论的有效性。

当然，福多也承认并非所有分析哲学家都能够通过上述这两条特征来界定。比如，蒯因一方面是一个语义实用主义者，另一方面他的自然主义立场与概念分析则是相悖的。但福多认为总体而言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可以归入到这两个特征下面，其中包括：澳洲学派的哲学家、皮考克、麦克道尔、布兰顿（Robert Brandom）、特拉维斯（Charles Travis），等等。下文尝试对福多这两点论述稍加展开解释。

对实用主义传统的拒斥

实用主义思想可谓美国哲学思想的奠基石。在当代哲学中，“实践转向”的提法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和认可。我们知道笛卡尔符合论式的心灵观极易导向怀疑论，实用主义试图强调实践/行动对理论/思想的优先性来克服笛卡尔主义的弊病。福多却对实用主义传统抨击甚力。他甚至认为，“实用主义也许是哲学中出现过最糟糕的观点”。福多提出，20世纪英美哲学的主流是一种实用主义概念持有观与推论作用语义学（inferential-role semantics）的联姻。这个联姻的脉络里包括：杜威、维特根斯坦、赖尔、塞拉斯、蒯因、达米特、戴维森、罗蒂、麦克道尔、布兰顿，等等。这个名单几乎将主流英美哲学家一网打尽。他随即又指出，这一联姻是不匹配的，注定只能产出畸形儿。

福多对实用主义传统的批驳主要立足如何理解“概念”这一具体问题上。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每一个概念都会有对应的定义或解释。如果不知道“线粒体”的意思，我的第一反应会是查阅词典或网络搜寻。福多认为这种概念定义论不成立，即概念的本质不是一种定义，而是表征。这是一种非常反日常直觉的论断。语义理论中有一种推论作用语义学。对于如何使用一个概念有各种各样的推论规则。比如掌握“红”这一概念就必须掌握诸如“如果一个东西是猩红的，那么它也是红的”这样的推论规则。依此，概念内容实际就由关于如何使用这个概念的推论规则来构成。在福多看来，借助推论规则来解释概念无非是概念定义论的一种变形，并且会导致循环定义。实用主义概念持有观似乎可以化解循环定义的问题。根据实用主义的观点，真正掌握一个概念是能够使用这个概念。这是一种能力之知，而非仅仅知道概念的定义。举例而言，我背出“正和博弈”的定义并不等同于我掌握了这个概念，真正掌握这个概念意味着我能够在具体语境中自如运用它。根据这一立场，我们应通过“能力”而非“命题”来界定对概念的掌握。如此，便可化解循环定义的困境。福多则认为此路不通。简单来说两个理由。首先，假如遵循规则A和规则B都能通过能力C来实现。那么，很难说能力C到底解释了规则A还是规则B。其次，能力是非明述的，要清楚到底能力C是什么，还是得诉诸规则，那么能力又得借助命题来解释，这有违实用主义的初衷。

综上，在对思想、语言、概念等的解释上，福多极力反对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主张行动和实践的优先性，而福多坚持思想和理论的优先性。背后支撑他这一想法的其实仍旧是思想语言假说。他始终认为心灵的主要特征是思考（符号表征的运算），而非行动。并且，在解释顺序上，思想指导行动。

对扶手椅哲学的讨伐

福多认为实用主义概念观预留了概念分析的可能性。但他却坚持概念不具备分析性，语词也不拥有定义。在他看来，概念和行动是一种因果的关系，而非概念关系。这样就又引出了他的另一矛头：概念分析方法论。他主张对心灵的研究应当是经验的研究，而非概念的考察。

福多在《伦敦书评》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水在哪儿都是水”的文章，该文集中讨伐了概念分析。概念分析是一种与经验考察相对的先天反思方法论，又可称为扶手椅哲学。福多在文中概括了概念分析沉浮的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概念分析蔚然成风。在牛津，一群日常语言哲学家专注于对语词繁细用法的辨析。第二阶段始于1951年蒯因发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文章一经发表，世论哗然。这篇论文否认存在先天的、必然的分析性命题。如蒯因的论证有效，那么概念分析的理论基石将会彻底动摇。第三阶段是克里普克的横空出世。他的贡献在于将模态概念带入到了语义学和形而上学的讨论。克里普克将必然性的问题放置在了可能世界的层面讨论，我们不仅拥有现存的这个实在世界，还存在着种种可能世界。存在着必然命题，它们在所有可能世界都为真，或者，它们在所有可能世界都为假。分析哲学家们似乎再度看到曙光，通过模态直觉，他们可以继续稳坐扶手椅。但福多指出，如果蒯因的论证对概念分析的批驳是有效的，那么即便引入模态直觉也无济于事。

福多从元哲学角度对当代哲学的刻画可能是有所渗漏和疏失的。首先，很难说仅通过“语义实用主义”和“概念分析”就能够充分刻画分析哲学。其次，他的心灵和语言理论是一种科学假说，即他真正关心的是人类认知过程中，心灵和语言的运作机制。而实用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则是人类共同体在社会、文化、历史、政治语境中的具体实践。所以双方可能都不在同一片战场对战。再次，概念分析是否预设了语言和世界的分离也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但无论如何，对一个哲学家最大的敬意是批判地继承。福多的这些思考确确实实推动了哲学家们对自身实践的反思，彰显了哲学“反躬自省”的特质。并且，我们将永远受惠于他在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留下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