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游辽国·辽中京（三）：历史神游

舔跪完大明塔后，开始游览大明塔所在的辽中京遗址。在此先逼逼一下与辽中京历史相关的话题（与不成形的脑洞）。

五京制

说到辽中京，首先得聊聊辽代这个著名的“五京”制度。

918年，辽太祖在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建皇都，938年辽太宗命名皇都为上京临潢府；

928年，辽太祖灭渤海后迁渤海居民于东平郡，号南京，938年，改号东京辽阳府；

938年，辽太宗得后晋献幽云十六州，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1012年，改号析津府；

1007年，辽圣宗在在原奚族地区的七金山土河之滨建城，号中京大定府；

1044年，辽兴宗以云州为西京大同府，至此，辽五京齐备。

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五京其实是契丹人自建的两座政治中心+国境内原本为渤海人、汉人、沙陀人/吐谷浑人/羌人聚集的中心（中京原本也是奚人聚集地），五京落成后，其功能分别侧重于祭祖（上京）、政治+外交（中京）、经济+农业+对北宋门户（南京）、手工业+对高丽门户（东京）、军事+对西夏门户（西京）。

虽然“五京”听上去很气派（在座的列国都只一个京，而俺们有五个呢），就像别国奥运会就一个吉祥物，俺们一出手就是五个福娃，一登场仅是画幅宽度就碾压了是不是？但其实说白了，这五京也就是国境内的五个（有且仅有的）由皇室直辖的大城市，因为1）契丹人本是“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渔猎民族，原本没有“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传统，2）除五京和割地得来的幽云十六州之外的“城市”，都是辽太祖建国后迁徙大量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农奴到各处垦田放牧、然后分配给各契丹贵族统领的投下州，相当于封建领主的领地，其规模大概也就宋代的小县城。

当然，五京并不仅仅是一溜串的大城市，更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多京制起源于秦汉，发扬于唐朝，被藩属国渤海、南诏和五代的后唐后晋等所效仿，成熟于辽、金（北宋也有四京，除东京外还有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但只是名义上的，其区域及功能划分没有辽金那么鲜明）。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多元政治现实下的制度设计，既顾及到领土广袤强邻环伺，又顾及到民族众多、习俗差异大，更是考虑到南北经济形态迥异、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

五京制度一方面是从契丹从渤海国有样学样的一种特色延续，一方面也是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其中央集权程度没那么高的表现，后来的金仍然延续了五京制度，甚至一度变成了六京（金废弃了辽上京，把龙泉府变为自己的“上京”，东京西京与辽一致，金的“南京”南移变成了开封，辽代的南京幽州变成了金“中京”，另外多了个金“北京”也就是辽的中京）；但再后来的蒙元国土更加广袤，统辖的民族更多，但却不再搞这种多京制，因为元代的行省制让中央集权加强了。

为什么建辽中京

从辽五京的设立时间来看，前后延续106年（938-1044）才五京齐备，说明契丹人虽然老早就知道“五京制”，但也并不是为五京而五京，每一京的设立都是跟国家大事的进程密切关联的：

上京→开国，

东京→灭渤海国，

南京→得幽云十六州，

西京→重熙年间的辽夏战争（1044-1049辽兴宗两次亲征，都以辽的失败而告终，使得辽不得不开始重视与西夏的国防）

而中京的建立更是与一件影响深远的国际大事相关联，那就是——澶渊之盟。

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为名，亲率大军深入宋境，北宋举国震动，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促成宋真宗御驾亲征至澶渊前线，宋军士气大振，与此同时契丹因大将萧挞凛被床子弩射杀，士气大挫。双方罢兵言和，签订澶渊之盟，做了几项重要约定： 1）协定宋每年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即“岁币”； 2）两国结为兄弟之邦，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称萧太后为叔母； 3）两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4）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以上条款签订后基本得到了宋辽双方的严格执行，对接下来宋辽上百年的外交史产生了以下积极意义： 1）双方的军事战略意图彻底告一段落，辽朝不再对关南旧地提出领土要求，宋朝也不再以恢复燕云为号召； 2）虽然北宋作为战胜的一方还要送钱送布（←后世讥笑宋朝是软蛋王朝的起源），但对当时的北宋朝廷来说，这个钱比起跟辽开战的军费简直不值一提。岁币即使每年都给，也不是宋朝的财政负担，一年的岁币不会超过宋朝一个南方州郡（比如越州）的税收收入，并且通过边境榷场，60%的岁币最终又返回了宋朝，用以抵消辽朝从宋朝所必须的进口物资。 3）宋辽之间建立了一条从海边延绵至黄河拐弯处的清晰的国境线，这样明确的国界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4）两国边境上不得增建防御工事，两输地成为缓冲区，以及一方有军事调动或对第三国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通知另一方等规定，都是相当现代的国家外交观念。

一般后世论述澶渊之盟的意义，多从宋人视角来阐述，既有觉得是耻辱的城下之盟，也有觉得开创和平局面减少军费支出是大好事。很少见到从契丹人的视角来分析利害关系。

个人觉得，兄弟之邦什么的都是虚的，实打实的岁币，对辽的好处才是直接的： 1）岁币金额（对辽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更重要的是年！年！都！有！ 2）岁币作为皇室的直接收入，加强了集权的资金储备。 3）岁币被皇室拿来作为国家投资，加快了契丹的城市化进程。 4）岁币作为贸易本金，可通过榷场从南朝购买丝绸茶叶瓷器金银器，再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向中北亚邻国贸易输出，辽取代中原王朝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terminal，扩大了辽在中亚的国际影响，以至于“契丹”一词仍然是现在斯拉夫高加索地区对鸡国的称呼。 （另一方面，在北宋仅仅相当于一个州郡的岁赋收入的不值一提的小钱，在辽国却能产生这么大的乘数效应，侧面说明货币资本从富国流入不那么富国进行投资（或者说“经济援助”）是个符合帕累托优化的事）

于是，中京就这么紧接着澶渊之盟的缔结开始建立了。

不过又来了个问题：澶渊之盟后，就算世界和平，皇室也有钱了，为什么契丹人一定要凭空建个都城来响应这个事件呢？

一般的资料上，首先会提到是“外交原因”，因为与宋开始正常邦交，每年都要互派生辰使正旦使，由于上京“离得太远”，所以要另建一个可同样行使首都的外交功能地理位置又不太远的城市——说得好像是契丹人非常贴心地体恤宋人车马劳顿似的。

其实这个理由比较牵强， 1）如果考虑到外交，又不想离边境太远，那么有现成的“南京”幽州啊！契丹皇帝完全可以直接提高南京的外交级别，而不用费心再建个首都嘛。 2）契丹皇室四季都会捺钵，捺钵到何处，帝国行政中心就跟随到何处，上京也好中京也好其“政治中心”的功能就暂时消退了。如果捺钵时正好赶上元旦或皇帝/太后的生日，南朝派来的正旦使/生辰使就得跑到捺钵地来道贺——而这个距离可能会比去中京或上京更远。这时咋不体恤宋人车马劳顿了？ 然后又有资料提到中京所在的七金山土河一带，原是奚王的牙帐地，奚人作为辽国境内主体人口构成民族之一，在其聚居地建城也可加强控制和剥削。 但话说回来，奚人也是游牧民族，其聚居的人口规模再怎么也不可能超过汉人和渤海人的城市，要加强控制建个投下州规模的小城就可以，为毛非要搞个首都呢？

在此俺的看法是，“在和平、有钱的时期大兴土木”这个主张可能还是要算在以韩德让为代表的契丹朝廷中枢的汉人势力头上。

澶渊之盟之所以在后世引起大量关注和评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作为中古时期的一个外交盟约，居然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而且执行有效期居然长达将近120年（1004-1122）（而且最后还是北宋主动撕毁盟约）！要知道，在现代社会，在有强大国际舆论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方政治势力约束下，国家之间的盟约有效期往往都不能有较长的保质期，而在1000多年前，一个农耕民族的主体国家跟一个游牧民族的主体国家居然能保持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外交百多年，靠的是啥？靠大家对契约精神的遵从、对和平价值的认可吗？靠欧阳修的文章、苏轼的诗歌吗？靠母亲的微笑、大地的丰收吗？

个人认为，除去辽宋夏三国势力的平衡一时难以打破以外，澶渊之盟在辽方面能一直维持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辽政坛中汉人势力与契丹贵族的牵扯。——当然不是说汉人天生更遵从契约精神，更认可和平价值，而是相比起汉人，契丹族的权贵大佬更喜欢打仗征战（因为打仗能最有效增强在军队中的势力，打了胜仗也可以抢来很多金银财宝，俘获奴隶和牲畜，扩大族群势力），为了限制契丹贵族的权力，汉人贵族就更倾向于以其他方式来左右国家大事，比如发展城建、发展贸易、展开多边外交，而不是单纯的打打杀杀，抢人抢钱抢牲畜。

如果站在韩德让这类汉族权臣的视角，新建一个都城级别的大城市的理由就比较说得通了： 1）首先，作为汉人，特别是那些祖上是中原贵族，成长于城市文明的汉人，先天比较懂得大都会城市对于国家的价值。当时的契丹统治的疆域已经很大，但与其“大国气象”相称的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2）其次，原有的首都上京，作为太祖阿保机一手创建的城市，盘踞其中的肯定是各大契丹部落贵族势力，汉人势力要想在政坛上崛起并巩固，另起山头是个很好的主意。 3）再次，已有的其他京，东京位置太偏远，南京太靠近中原而远离游牧地，要选个既不远离契丹游牧龙兴之地，又不太靠近中原的地方，那么上、东、南三京交汇的中点是个不错的选择。 4）最后，把澶渊之盟得来的财政收入用来大兴土木，而不是被各大部落贵族瓜分并任其挥霍，这样既以国家名义花得名正言顺，又能藉此把持政府财政预算支出。钱花出去后，得到了个都城，发展了贸易，彰显了文明，好处结果也是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箭可谓箭了一个排的雕。 （——为宋人使节不太车马劳累简直是最不重要的理由好吗）

在圣宗时期，韩德让（作为太后萧绰的心腹和情人）达到了权势的高峰。所以他不仅有建都城的理由，更有了执行力，其执行的结果也证明了他的政治远见（当然很可能韩仅是在背后怂恿，萧绰作为帝国实际掌权人能通过建城的方案说明她也是很有远见的）。

辽中京建成后，内城开辟了专门接待各国大使的驿馆，“大同馆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成为外交中心；后期兴建了大量寺庙，成为文化中心，甚至祖庙、祭器也搬了过来，国君登基的大册礼也在这举行，所以有以谭其骥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辽中后期中京已取代上京成为事实上的国都。

回到开头所述，正是因为辽五京其每一京的设立都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设立后也使得帝国广阔的疆域得到合理划分，每一京作为所在行政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对帝国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含义（每一京在辽的历史中都很有存在感，而五京全灭之际也成了辽的正式灭亡之时），所以后世评价历朝历代的多京制，一般都认为辽的五京才是“京出了风格，京出了水平”，是最为典型，最为成熟的多京制。

“拟神都之制”

史料上说，中京是“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而建，那么这个“神都”是啥都，又成了个争论点：

一说是仿唐代的东都洛阳，因为洛阳在武则天时期被封为神都；

一说是仿北宋的首都汴京，因为中京城垣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组成，与宋汴京开封府城垣的三重城相同。

唐洛阳+宋开封平面图

对比唐洛阳与宋开封的地图，很明显中京的“回字形”布局的确来源于开封，但根据宋人使辽文献描述，外城“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虏以卒守坊门，持梃击民，不令出观。（路振《乘轺录》）”貌似中京还严格实行着五代时就被中原淘汰的坊市制，这一点倒可能是继承了大唐的“遗志”。

《辽史》之所以说中京仿“神都”之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不好明面上说“仿的其实是南朝的汴京开封府”；二是以唐时洛阳的（完全不输首都的）“陪都”地位来给中京定性。

后契丹时代的衰败史

1122年金攻破中京，天祚帝出逃，辽正式灭亡。至此中京也结束了作为一代都城雄霸东北亚的历史。

金初占领辽中京后，仍称中京大定府，并将这里作为女真人剿灭辽朝残余势力的统治中心加以利用。

1153年，金朝的海陵王完颜亮，将首都从上京会宁府迁到原本辽、金两朝的南京幽州，改名中都大兴府，原中京大定府就改成了北京大定府，设留守司、转运司、警巡院；

1211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的第六年，木华梨率领蒙古军围攻北京大定府，女真统帅寅答虎举城投降。元初称北京路总管府，后改为大宁路、1288年改称武平路，1292年又复称大宁路，路址就设在辽中京的位置。元初的北京路是元大都连接漠北、漠南，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明初，设大宁都指挥使司，后改北平行都指挥使司，1387年设大宁卫。1391年，朱元璋封其第十七子朱权为宁王，进驻大宁城，镇守北防，建有宁王府，又名紫金城。

1399年，朱氏家族内乱，燕王朱棣亲征大宁，挟持宁王南归去夺取惠帝政权，走时将大宁城一烧了之。永乐初年，朱棣将大宁之地赐给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大宁城从此衰落。

清雍正年间，始垦为农田。当1754年乾隆东巡谒祖，途经大宁时，这座辽代中京城、金代北京路、元代大宁路、明代宁王府，已成断壁残垣蔓草菁的荒芜之地了。

现在的辽中京遗址，就残存着辽、金、元、明几代的土层堆积。 根据59-60年对辽中京发掘时的发掘地区示意图，简单粗暴地画一下各个朝代的城市布局以及城墙范围如下：

发掘报告指出，辽代内城南墙已被后来利用和改造，地表所见马面之遗迹为后代所筑。经钻探了解，此段城墙在改建时曾略向南移，故辽代原存之马面已夹筑在现存城墙中。

金代的辽中京之外城南部仍为主要市区，为坊市民居之所。另外在辽中京皇城内筑小城堡一座，叠压于辽代殿址上，推测是屯兵用的军营。

元代在一些地方多筑了好几道城墙，并且东西南北四面联成了一个稍小于原辽中京范围的正方形。城市中心仍然在辽中京外城之南部。

明代在辽中京外城之南部建了一个小城，推测是明大宁都指挥使所在，城内建筑遗址应该是宁王府。明代加筑了元代的大城墙圈作为外城，还在辽中京外城西南隅小山岗上加筑一道曲形城墙（开了两城门，还有瓮城），东连金元城垣的西墙，西接辽代外城的西南角，作为驻守的制高点，以保卫宁王府的安全。可见明代的大宁城已变成一座军事性质的边防城。

参考文档： 论中国古代的多京制 辽代历史与考古 澶渊之盟新论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 --------------------------------------------- 本坑其他篇： 春游辽国·锦州 春游辽国·朝阳（一） 春游辽国·朝阳（二） 春游辽国·辽中京（一）：舔跪大明塔 春游辽国·辽中京（二）：脑洞大明塔 春游辽国·辽中京（四）：遗址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