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蔼龄：被黑化之前的人生
1913年2月5日，流亡海外的俄国革命者尼古拉斯·鲁塞尔有一封给时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宋蔼龄的信，内容涉及俄国革命与中国外蒙问题。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与鲁塞尔相识，两人一直保持着来往。从鲁塞尔给蔼龄这封信的内容与语气看，尽管为孙工作还不到一年，但蔼龄已能独当一面处理一些对外联络的问题，还不到24岁的她已日渐显露聪明与干练。
宋小姐：
你1月27日的信涉及面很广，涉及若干重大问题。我只能大致谈谈其每一部分，不能详细叙及原因或加以解释。
……
我们非常欣赏你在信中表示出来的国际主义的联合的感情，但构思的计划不可能。中国一方的一场进攻性战争将给俄国的解放事业带来重大灾难。中国必须保持防御姿态，保持坚定的适当的大国形象到达曾经假定的位置。中国在蒙古的权益和利益必须精确地界定，无超出界限的任何折中或者让步。假如俄国当局一度跌入盲目自大的状态，好象1905年和日本一样，这对于俄国人民是一种机会，让他们进攻，穿过蒙古边界，准备与他们在蒙古相遇，给他们一个教训。如我已写信给你讲的，他们在虚张声势，当他们看见你并不怕战争时是会改变态度。
……
民主共和存在于中国的事实是俄国将来的自由的保证。如果你们能够成功地保持它以说服每个人它将会持久下去，俄国不能保持落后太久。
……
有关你想与他们直接联系的事，我还没有收到我在美国和欧洲的朋友们的来信。我收到信时会尽快告诉你。我们将会很高兴地听到在蒙古发生一场战争，那将使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支持在西伯利亚边境附近监狱组织一次自发的进攻。你的Chunchuses或许会帮助我们。但那已是第二件事了。
……
极乐意再收到你的信 。
尼古拉.鲁塞尔 谨志
又及：……在同一信封中，我还封入一些我们的英雄、现在西伯利亚的Akatui中心监狱的女囚犯们的照片。你们女革命家或许对此有兴趣。
这封信让我印象深刻，那个年代年轻的中国女人与年长她几十岁的外国革命者深入讨论一些事情，即使是出于孙的授意，也非常难得。做为孙的秘书，蔼龄应该是称职的，张祥麟曾提到蔼龄独当一面为孙办事：“中山先生创办《民国西报》的经费是由老友张静江和庞青臣资助。代表中山先生常来报馆传达联系的人是邓家彦（号孟硕）和宋霭龄，邓当时是《中华新报》主笔，宋是铁路督办处的女秘书。”时任东吴大学校的克莱因也曾回忆过蔼龄做为孙秘书时的细节：“去年春天，在开仗很久以前，我到那里去设法让孙博士为学校演讲……在二楼，一个秘书在一间私人办公室外拦住了我，随后他进去把蔼龄带了出来。我只能见到蔼龄，孙正在里面同党的领导人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过，蔼龄对我竭尽友善，知道我的来意后，她说她会安排的。后来她做到了。那个蔼龄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年轻小姐，她将会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
宋蔼龄能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除了她聪明干练受过良好教育，更重要的是她父亲宋耀如的推荐与引导。那时蔼龄已经23岁，宋爸爸没急着让女儿嫁人，反而鼓励与支持她参与社会工作，甚至去做孙的秘书，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选择也非同寻常。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尽管后来不如几个弟弟妹妹那么有名，但蔼龄应该是宋爸爸最喜欢且倾注心血最多的孩子。1912年孙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宋爸爸打算去南京拜访他，那时宋家长子宋子文也在国内，然而宋爸爸却计划带上自己的大女儿。“我即将来南京看您，可否偕女同行，她渴望见到你，并向您致敬”。宋爸爸在信中还用自豪的语气讲述女儿组织业余戏剧表演的事，演出净赚所得将用于帮助军政府。“我告诉您这些想必它们会使您感兴趣，令您因得知我们这个城市女共和者们的热情和智慧而高兴。”
宋爸爸非常疼爱自己的大女儿，宋家1917年那张著名的合影中，蔼龄盘腿坐在他前面，他把手很自然地放在女儿肩上，肢体语言就让人觉得父女间一定非常亲近。吴景平在传记中这样描述宋爸爸对蔼龄的疼爱与教育：“作为宋家第一个孩子，宋耀如对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很高的期望。蔼龄很小的时候，便由父亲教授英语，稍大一些，就目睹乃至亲历宋耀如的传教和办教会学校的活动，她经常到宋耀如的办公室，并跟随父亲到处参观，还同父亲一同玩游戏，学唱父亲在美国南方学会的民歌。正是父亲的培养和家庭的熏陶，以及在社会的人际交往中耳濡目染，她从小就显露出勇敢、倔强的个性，见解也不同于一般孩童。”
其实蔼龄并不是宋家的第一个孩子，在她之前还有一个男孩，只可惜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可想而知她的到来曾给父母带来多大的安慰。而且在1893年宋庆龄出生之前，四年里她一直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这给了她在父母那里一种弟弟妹妹都无法拥有的特殊地位，采访过蔼龄与美龄的艾米莉·哈恩也在传记中写出了蔼龄与宋爸爸之间感情上的亲近：“她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长，她老大的地位和她的性格使父女俩的志趣十分相投。”
这样长大的孩子，想必对父亲有深挚的感情，之后的人生轨迹应该也被父亲所深深影响。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宋家紧紧追随，在日本的监视档案中，蔼龄常常和父亲一起出现在孙中山那里。那时的孙处在又一个低潮中，然而蔼龄一直尽职尽责，那是属于她的理想主义的时代。也许是因为宋爸爸一直在为孙工作，蔼龄结婚后也依然有去帮孙干活，甚至在怀孕期间也特意从上海到过日本。直到孙与庆龄结婚，宋爸爸因为愤怒与尴尬不再继续为孙工作，蔼龄才真正切断了与孙工作上的联系，之后，理想主义的激情消退，她的政治立场发生转变，与丈夫一起慢慢倾向孙政治上的对立面——当时看起来更有实力的北方政府。
1920年代，蔼龄的精明与审时度势就已显露，孙中山去世前后孔宋家族的崛起，多少应该跟她有关。孔祥熙之前一直在跟北方政府打交道，但在1925年后迅速在国民政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是，综合当时跟随在孙中山身边多人的回忆，到达北京后孙的身体已极为虚弱，他的遗嘱并不是他亲自动手写或口授，而是汪精卫替他拟好后念给他听，得到他的赞同后再签名的。家事遗嘱从内容上看，对庆龄非常有利：“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吾妻宋庆龄”，再一次确立了庆龄做为妻子的地位，把东西都留给她，则向世人展示了她在孙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这种地位是孙的儿女们都比不上的。我想当时在场的孙的儿子孙科与女婿戴恩赛的感受一定相当复杂，戴恩赛那段时间在给他的妻子孙婉的信中都没有提到家事遗嘱，只说“父亲嘱咐兄长要照顾我们”。另外，包括家事遗嘱在内的三份遗嘱上签字的证明者都是孙的亲属与国民党大佬，分别是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在一个朋友的提醒下我发现，第一个签名的人不是孙的长子孙科也不是国民党内相对最有资历的人，而是孙的小舅子宋子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孙去世前后的时间里，宋家第一次以一种力量出现在国民党中。
当时蔼龄、子文、美龄都在庆龄身边，宋家地位得到确定的过程是否有蔼龄的参与、参与了多少，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但她在1927年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很早就选择蒋，从而奠定了孔宋两家接下来二十年的飞黄腾达却是事实。据蒋1927年3月18日的日记："行军之事，饷需先也。日前宋太夫人与孔宋夫人来游浔庐，闻总司令部军饷拮据，武汉财部为共党阻挠，不敢发给。宋太夫人与孔宋夫人乃由浔回汉，力催宋部长筹发二百万元，秘密运浔。因此，军饷无虞。公乃乘舰东下，亲自督战，京沪得以如期克复，厥功为不甚少焉。"拉上宋妈妈一起去做宋子文的工作，在关键时候为蒋筹集到军饷，既给了他一个大人情，也让他看到了宋家的重要性，为接下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蔼龄后来的故事还有很多，在诸多国民党大佬口中，她是一个比她弟弟妹妹都要厉害得多且道德评价最差的人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委座之病唯夫人（美龄）可医，夫人之病唯孔（蔼龄）可医，孔之病无人可医。”，以及吴国桢的评价：“她是我所知道的最精明、最有能力、也是绝对缺乏道德的人物。”连跟宋家交好的张学良，也在口述回忆中说她“阴谋多”“厉害”。她连同她的丈夫与子女，都被视为国民党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她甚至还与自己的亲弟弟宋子文展开过权力斗争。
但她真是完全是历史已经定格下来的那样一个的人吗？总是不能忘记她47年给庆龄的信，说到想让美龄的飞行员帮忙带东西给庆龄：“我希望能多送一些洗头膏给你，但它们实在太重了，我有些犹豫不想让他多带”，这给人感觉又相当体贴，连美龄的飞行员都不想麻烦太多。同一封信中她还表达了对政见不同的妹妹深切的爱，“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总在想你是否拥有对于你安逸和幸福的生活来说应该拥有的一切。请直接向玛米要你可能需要的一切东西，我已经几次给她写信要她照顾你。”那时的她因为身体不适正怀疑自己也许将不久于人世，在那个时候她告诉庆龄的是：“作为妹妹，你一直是那么和蔼和可爱，我想要你知道现在我比从前更加喜欢你了”，“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请记住我非常爱你。”
宋小姐：
你1月27日的信涉及面很广，涉及若干重大问题。我只能大致谈谈其每一部分，不能详细叙及原因或加以解释。
……
我们非常欣赏你在信中表示出来的国际主义的联合的感情，但构思的计划不可能。中国一方的一场进攻性战争将给俄国的解放事业带来重大灾难。中国必须保持防御姿态，保持坚定的适当的大国形象到达曾经假定的位置。中国在蒙古的权益和利益必须精确地界定，无超出界限的任何折中或者让步。假如俄国当局一度跌入盲目自大的状态，好象1905年和日本一样，这对于俄国人民是一种机会，让他们进攻，穿过蒙古边界，准备与他们在蒙古相遇，给他们一个教训。如我已写信给你讲的，他们在虚张声势，当他们看见你并不怕战争时是会改变态度。
……
民主共和存在于中国的事实是俄国将来的自由的保证。如果你们能够成功地保持它以说服每个人它将会持久下去，俄国不能保持落后太久。
……
有关你想与他们直接联系的事，我还没有收到我在美国和欧洲的朋友们的来信。我收到信时会尽快告诉你。我们将会很高兴地听到在蒙古发生一场战争，那将使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支持在西伯利亚边境附近监狱组织一次自发的进攻。你的Chunchuses或许会帮助我们。但那已是第二件事了。
……
极乐意再收到你的信 。
尼古拉.鲁塞尔 谨志
又及：……在同一信封中，我还封入一些我们的英雄、现在西伯利亚的Akatui中心监狱的女囚犯们的照片。你们女革命家或许对此有兴趣。
这封信让我印象深刻，那个年代年轻的中国女人与年长她几十岁的外国革命者深入讨论一些事情，即使是出于孙的授意，也非常难得。做为孙的秘书，蔼龄应该是称职的，张祥麟曾提到蔼龄独当一面为孙办事：“中山先生创办《民国西报》的经费是由老友张静江和庞青臣资助。代表中山先生常来报馆传达联系的人是邓家彦（号孟硕）和宋霭龄，邓当时是《中华新报》主笔，宋是铁路督办处的女秘书。”时任东吴大学校的克莱因也曾回忆过蔼龄做为孙秘书时的细节：“去年春天，在开仗很久以前，我到那里去设法让孙博士为学校演讲……在二楼，一个秘书在一间私人办公室外拦住了我，随后他进去把蔼龄带了出来。我只能见到蔼龄，孙正在里面同党的领导人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过，蔼龄对我竭尽友善，知道我的来意后，她说她会安排的。后来她做到了。那个蔼龄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年轻小姐，她将会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
宋蔼龄能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除了她聪明干练受过良好教育，更重要的是她父亲宋耀如的推荐与引导。那时蔼龄已经23岁，宋爸爸没急着让女儿嫁人，反而鼓励与支持她参与社会工作，甚至去做孙的秘书，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选择也非同寻常。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尽管后来不如几个弟弟妹妹那么有名，但蔼龄应该是宋爸爸最喜欢且倾注心血最多的孩子。1912年孙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宋爸爸打算去南京拜访他，那时宋家长子宋子文也在国内，然而宋爸爸却计划带上自己的大女儿。“我即将来南京看您，可否偕女同行，她渴望见到你，并向您致敬”。宋爸爸在信中还用自豪的语气讲述女儿组织业余戏剧表演的事，演出净赚所得将用于帮助军政府。“我告诉您这些想必它们会使您感兴趣，令您因得知我们这个城市女共和者们的热情和智慧而高兴。”
宋爸爸非常疼爱自己的大女儿，宋家1917年那张著名的合影中，蔼龄盘腿坐在他前面，他把手很自然地放在女儿肩上，肢体语言就让人觉得父女间一定非常亲近。吴景平在传记中这样描述宋爸爸对蔼龄的疼爱与教育：“作为宋家第一个孩子，宋耀如对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很高的期望。蔼龄很小的时候，便由父亲教授英语，稍大一些，就目睹乃至亲历宋耀如的传教和办教会学校的活动，她经常到宋耀如的办公室，并跟随父亲到处参观，还同父亲一同玩游戏，学唱父亲在美国南方学会的民歌。正是父亲的培养和家庭的熏陶，以及在社会的人际交往中耳濡目染，她从小就显露出勇敢、倔强的个性，见解也不同于一般孩童。”
其实蔼龄并不是宋家的第一个孩子，在她之前还有一个男孩，只可惜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可想而知她的到来曾给父母带来多大的安慰。而且在1893年宋庆龄出生之前，四年里她一直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这给了她在父母那里一种弟弟妹妹都无法拥有的特殊地位，采访过蔼龄与美龄的艾米莉·哈恩也在传记中写出了蔼龄与宋爸爸之间感情上的亲近：“她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长，她老大的地位和她的性格使父女俩的志趣十分相投。”
这样长大的孩子，想必对父亲有深挚的感情，之后的人生轨迹应该也被父亲所深深影响。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宋家紧紧追随，在日本的监视档案中，蔼龄常常和父亲一起出现在孙中山那里。那时的孙处在又一个低潮中，然而蔼龄一直尽职尽责，那是属于她的理想主义的时代。也许是因为宋爸爸一直在为孙工作，蔼龄结婚后也依然有去帮孙干活，甚至在怀孕期间也特意从上海到过日本。直到孙与庆龄结婚，宋爸爸因为愤怒与尴尬不再继续为孙工作，蔼龄才真正切断了与孙工作上的联系，之后，理想主义的激情消退，她的政治立场发生转变，与丈夫一起慢慢倾向孙政治上的对立面——当时看起来更有实力的北方政府。
1920年代，蔼龄的精明与审时度势就已显露，孙中山去世前后孔宋家族的崛起，多少应该跟她有关。孔祥熙之前一直在跟北方政府打交道，但在1925年后迅速在国民政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是，综合当时跟随在孙中山身边多人的回忆，到达北京后孙的身体已极为虚弱，他的遗嘱并不是他亲自动手写或口授，而是汪精卫替他拟好后念给他听，得到他的赞同后再签名的。家事遗嘱从内容上看，对庆龄非常有利：“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吾妻宋庆龄”，再一次确立了庆龄做为妻子的地位，把东西都留给她，则向世人展示了她在孙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这种地位是孙的儿女们都比不上的。我想当时在场的孙的儿子孙科与女婿戴恩赛的感受一定相当复杂，戴恩赛那段时间在给他的妻子孙婉的信中都没有提到家事遗嘱，只说“父亲嘱咐兄长要照顾我们”。另外，包括家事遗嘱在内的三份遗嘱上签字的证明者都是孙的亲属与国民党大佬，分别是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在一个朋友的提醒下我发现，第一个签名的人不是孙的长子孙科也不是国民党内相对最有资历的人，而是孙的小舅子宋子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孙去世前后的时间里，宋家第一次以一种力量出现在国民党中。
当时蔼龄、子文、美龄都在庆龄身边，宋家地位得到确定的过程是否有蔼龄的参与、参与了多少，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但她在1927年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很早就选择蒋，从而奠定了孔宋两家接下来二十年的飞黄腾达却是事实。据蒋1927年3月18日的日记："行军之事，饷需先也。日前宋太夫人与孔宋夫人来游浔庐，闻总司令部军饷拮据，武汉财部为共党阻挠，不敢发给。宋太夫人与孔宋夫人乃由浔回汉，力催宋部长筹发二百万元，秘密运浔。因此，军饷无虞。公乃乘舰东下，亲自督战，京沪得以如期克复，厥功为不甚少焉。"拉上宋妈妈一起去做宋子文的工作，在关键时候为蒋筹集到军饷，既给了他一个大人情，也让他看到了宋家的重要性，为接下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蔼龄后来的故事还有很多，在诸多国民党大佬口中，她是一个比她弟弟妹妹都要厉害得多且道德评价最差的人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委座之病唯夫人（美龄）可医，夫人之病唯孔（蔼龄）可医，孔之病无人可医。”，以及吴国桢的评价：“她是我所知道的最精明、最有能力、也是绝对缺乏道德的人物。”连跟宋家交好的张学良，也在口述回忆中说她“阴谋多”“厉害”。她连同她的丈夫与子女，都被视为国民党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她甚至还与自己的亲弟弟宋子文展开过权力斗争。
但她真是完全是历史已经定格下来的那样一个的人吗？总是不能忘记她47年给庆龄的信，说到想让美龄的飞行员帮忙带东西给庆龄：“我希望能多送一些洗头膏给你，但它们实在太重了，我有些犹豫不想让他多带”，这给人感觉又相当体贴，连美龄的飞行员都不想麻烦太多。同一封信中她还表达了对政见不同的妹妹深切的爱，“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总在想你是否拥有对于你安逸和幸福的生活来说应该拥有的一切。请直接向玛米要你可能需要的一切东西，我已经几次给她写信要她照顾你。”那时的她因为身体不适正怀疑自己也许将不久于人世，在那个时候她告诉庆龄的是：“作为妹妹，你一直是那么和蔼和可爱，我想要你知道现在我比从前更加喜欢你了”，“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请记住我非常爱你。”
来自 豆瓣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