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译过的作家，我一个都不喜欢：西语翻译家赵德明专访

我翻译过的作家，我一个都不喜欢
——西班牙语翻译家赵德明专访

云也退


赵德明是个总在往前看的人。有八九十本书从他四十年的翻译生涯里问世，基本上都是西班牙语文学作品，而且越到后期，越是大部头横行，新作家迭起，按理说，他应该在心里有一张高低参差的作家排行榜了。可是，问起他最喜欢哪个作家，老赵却答：“我一个都不喜欢。”

他是认真的。因为再追问两句，他又说了：“手头正在翻的这本，我可要向你隆重推荐一下。”

这本书叫《爱狗的男人》，作者是个古巴人，书出版于2009年，一面市就受到美国、墨西哥和欧洲国家的注意。故事的主角是个赫赫有名的黑色人物：拉蒙•梅尔卡德尔，刺杀托洛茨基的人。小说写他如何受斯大林那边的安排，潜伏到托洛茨基身边，伺机拿冰镐给了致命的几下子，写了他怎样被墨西哥法院判了十八年刑，又怎样在海滩上跟小说的叙事人“我”相识，“我”因此了解到拉蒙过去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从而钩沉了那段往事，又写他怎样在苏联接受训练，再写到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流放前后在苏联和欧洲各国的行迹。接下去，由于古巴是美苏冷战的一个重要战场，作家把自己的经验融入到了别人的往事之中……



赵老师说这书“把好几条线拢在了一起，里面充满了生动精彩的故事。”在他看来，未来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要有宏大的视野，跨越性的背景，还要有极其出色的细节。“什么国界啊洲界啊民族啊现在谁还跟我说这些我就觉得烦”，他讲。那本小说的大开本复印件摊在电脑屏幕下面，化石级别的写字台上，其他地方都被键盘和堆满的书占据。

内心年轻的老前辈很多，但年轻跟年轻不一样。听他娓娓地讲《爱狗的男人》，表示过去翻译过的作家“一个都不喜欢”，总在期待下一本能带来惊喜，这属于哪一类年轻呢？

如果把他浩瀚的译作制成地图，秘鲁大师巴尔加斯•略萨是一个重镇，翻译了七八本，21世纪初红起来的罗贝托•波拉尼奥是另一个重镇，几乎可以说他的作品引进一本，老赵就译一本。其他如何塞•多诺索、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勃罗•聂鲁达、胡安•拉蒙•希梅内斯，数得上名字的西语名家大家，没有赵德明不曾染指的。他当然也翻译过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是八十年代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那一代中国作家对老马津津乐道，可赵德明偏要提他眼里《百年孤独》的局限。



“一个地方的事情，写来写去就是这些，家庭啊，家族啊，《百年孤独》就写马贡多一个地方，它是了不起的小说，不假，神话、传奇、历史、现实结合得好，没问题，凭这本书给他诺奖，也没问题，可它毕竟受限于地域。当初这书出来，西方人惊讶，啊，居然有这么神奇的故事，可是他家乡——书里的马贡多，实际上是阿拉卡塔卡——的人不以为然：咳，这些事有什么呢，太平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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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都不喜欢”是需要资格的，赵德明的资格，就是亲手翻译了很多很多“一个”。我疑心他是天生的翻译机器，脑袋里有个什么程序似的，即使遇到一行超长难句，也会像喷墨打印机一样，保持匀速，“咔哒咔哒”慢慢地把它从头到尾打出来。

1966年文革爆发前两个月，他结束了在智利两年的留学，从圣地亚哥归来，行箧里放着一本智利小说《马丁•里瓦斯》。五七干校期间下放到江西做农活，在熟读《毛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之后，他就在准备翻译《马丁•里瓦斯》。文革过去，北京大学出版社成立，考虑翻译一批外国小说，赵德明就把这本推荐了上去，即刻通过。翻译出来后印了五万多本，许多高校专家都读了，竞相给出读感。



然后就是《城市与狗》，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处女作，也是赵德明的巴尔加斯•略萨作品“处女译”。这个作家的书大多很厚，赵德明边翻译边琢磨：嘿，小说还能这么写，情节能这么安排，线索能这么交错着串。“巴尔加斯•略萨说他当初读博尔赫斯的感觉是‘嘿，小说还能这么写’——跟我最初翻译他时的感觉一样。”

《世界末日之战》穷尽农民起义的一切可能，《情爱笔记》穷尽性爱之一切可能——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有着拉丁美洲大作家擅长的“全景写作”的特点。《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公羊的节日》、《水中鱼》……没有一本不是三四百页以上的厚书。我刚走进他在燕北园的书房，他就拿出一本新版《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给我，硬皮蓝封面，巴尔加斯先生一本难得的小册子：“这是谈创作的，可以看看。”

话音刚落，他又开了个新话头：“马上《谎言中的真实》要出了。《谎言中的真实》你知道吗？”

我说我当然知道，早年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就出过，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一些访谈随笔之类。

“当初那本是凑起来的，什么文章都放进去，这次新版更加纯粹，全是他的书评集，品评其他文学大师的名作，很厉害的。拉美文学批评家都说，巴尔加斯•略萨的所有小说放在一起，都不如他的书评好。”

轻巧的一句话，仿佛就把他之前给这位作家付出的所有心血给贬了一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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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他是否记得自己都翻译了点什么书，如果他忘了一本什么，我就仿佛看到老赵睡觉睡到半道，突然起身，梦游到电脑前面，打开屏幕开始咔哒咔哒敲键盘的场景。我叫他“老赵”，因为实在没法说服自己称他“赵老”，他说话中总有一股轻度的睥睨腔，如果是想赞扬某个人或某部作品，他也会露出一副“嘿，这本书我给你说说啊”的小劲头。

我们当然说到了巴勃罗•聂鲁达。赵德明译诗很少，但也翻译过聂鲁达的一部分诗歌，漓江出版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中的聂鲁达卷，主力译者和编者就是他。我说起聂氏诗歌翻译之难，他点头：“《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他早期的作品，我读时还是能摸清楚的，《大地上的居所》什么的，聂鲁达写时自己的心境不好，诗也费解。”

赵德明有发言权，因为他读过，也因为他在智利的经历。留学时他学的是学习语言和历史。他去看过聂鲁达著名的避世之地——“黑岛”，也认识了聂鲁达的老师，巴勃罗•迭洛加。他曾给那位老先生送去过生日蛋糕，对方则给他展示了自己的长诗——《长征》，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题材，极具气魄地写在一幅折叠长卷上，十分漂亮。



聂鲁达的自传《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在我眼里是一部超级自恋者的陈述，戴着桃色眼镜回顾过去，把自己所有的波折困苦都给浪漫化了，变成个人名声的注脚。“你这个印象很对，”赵德明说。他说，他同迭洛加也聊到聂鲁达：“你刚才说的印象，他也说了，聂鲁达小心眼，爱嫉妒，有才是有才，心胸狭隘，沽名钓誉，爱争执，傲慢，等等。”

我很高兴能和老赵一同睥睨（不同于吐槽）聂鲁达。“他是时势造就的，那时候冷战，苏联需要这么一个有国际知名度的诗人，作为世界左派势力的代表人物，另外，他自己对自己的宣传炒作也是很成功的，共产党乐意拿他当个偶像，捧红他。”然后，我又同他分享了对聂鲁达晚期长诗《漫歌》的欣赏，《漫歌》中的第二部“玛丘比丘之歌”标志着聂鲁达的转型，之后创作情怀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智利作家罗伯特•安布埃罗写过一本《聂鲁达的情人》，也是老赵翻译：“你可以看看这本书，它写的聂鲁达，可以印证你的看法。书里有杜撰，有虚构，但有一点没错：他在晚年很伤感，很凄凉，他一路走来是对自己有个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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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古今中外有哪一位伟大人物不是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呢？那么，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伟大’起来的呢？”在《聂鲁达的情人》译后记里，老赵有感于聂鲁达平生丑事之多，写了这么几句，这篇文章用词相当“粗俗”，足以得罪一干聂鲁达的崇拜者，不过，倒是可以由此看出他的睥睨姿态是怎么来的：当他看清楚诸多斗争不过是“选边站队”，一代代作家做的也都是突破前辈桎梏的事，并必然也要被后人所突破之后，他就形成了自己看问题的方式。

赵德明入北大后先学的是法文，然后赶上古巴革命胜利，需要培养一批西班牙语人才，才学了西班牙文。去智利留学时，那里还是右派当政，不过他已经有机会以翻译的身份见到未来著名的左派总统阿连德，“他是个医生，养一条大狼狗，在他家我们海阔天空地聊。”

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阿连德在保卫总统府之战中饮弹身亡。“皮诺切特的支持者是谁？是智利大企业家、大财团，美国德国也是他的后盾，阿连德的后台是中左势力，在国外，古巴、苏联、中国都支持，可是同样是支持，右派很容易团结，左派却要掐。”赵德明说起这些，连“无限感慨”都没有，“1963年底我到智利，中苏已经不和，反映在学生里，大家都有个选边的问题。左派里就有亲苏、亲华、亲古巴派，还有无政府主义派，还有墨西哥、阿根廷的左派学生在智利流亡的，又有自己的派。他们互相掐得很厉害。我到一个毛派学生的房间里去看，墙上挂着三个画像：马克思像，毛泽东像，切•格瓦拉像。”



谈不上谁正义谁邪恶了，智利的动荡也是冷战的果实。我们聊起老赵比较欣赏的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他是政变发生后年轻的左派流亡者之一。“他们真是‘作鸟兽散’。波拉尼奥去了德国，因为他学的是德语。还有人跑到古巴，跑到中国，跑到苏联。跑到中国来的人，要接受培训；跑到莫斯科的人，要被调查，看他们的利用价值有多少。本来满腔热血，现在政变之后，无家无业，这种没根的感觉特别痛苦。流亡者的心境是很复杂的。”

对他们寄予泛泛的同情毫无意义，他们和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人生活动的第一目标，是寻找自己的价值。他们面前的肥皂泡一个接一个破灭了，那些亲苏的流亡者，到了1991年，自己脚底踩的那块砖头都被抽走了。赵德明翻译了一堆波拉尼奥，他说《2666》之所以有“划时代意义”，是因为波拉尼奥终于为他那一代流亡者留下了有分量的文化财富，而且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花了17年时间积累，波拉尼奥写《2666》用时短许多。它发出一个信号：小说要多元，多角度，场面大，且重视细节。今后的五年十年，文学会无主流，《2666》这种小说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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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赵德明家的护墙板，地砖，桌子，床边堆的和书柜里歪斜摆放的书，大致就明白，他是可以以工作之乐来填补生活品质上的所有不足的。“我哪个作家都不喜欢，但我哪个作家的文字理路都愿意研究。”虽然总要摆出明晰的意见和判断，可是赵德明却是忘我之人，把“我”忘在了“研究”里面。他的译文，在我眼里常有华丽之笔，可他谈起经验来，用的概念却很老，比如他说，文学翻译让他拥有了“方法论”。

是怎样的方法论呢？翻译需要你首先确认一本书的客观存在，不可改动，所以人要有基本的实在和谦卑；其次，“一本文学书，一打开，迎面扑来的都是符号，到底词为何这么搭配，主句谓句怎么组合，我必须一路克服下来。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刨根问底。”老赵打开《爱狗的女人》里的一页，满满的字，从头到尾，就是一句话。

“我能怎么做呢？一点一点搞清结构和意思，拆分它，梳理它，”他挺起惯于伏案的腰杆，“你看不懂它吧？我呢，我也只能通过研究来搞懂它，把它变成中国人能读的字。”





Q&A

问：对您人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答：是毛主席。我们那代人哪有谁不崇拜毛主席的？1959年伏罗希洛夫访华，北大的人在新华门那儿迎接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那会儿还没有首都机场，需要从西郊过来。北大很光荣，男女学生在新华门，我是学生会的头儿，看见毛主席，浑身就跟过了电一样。

这么伟大的人，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走下神坛了。后来我想，哪个中国人的威望能超过他呢？连他这样的人，后来也慢慢被时间给忘了许多，你们对他没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了，再年轻的人都快把他给忘了。那么“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要打一个大问号。

我一路走来觉得钱对我的诱惑也很淡了，拿了钱干吗？不就是买点书吗？我看得太淡了。名利不过如此，威望不过如此，这个“不过如此”可太厉害了。我做翻译，扎扎实实干活能出好活，心里有幸福感。博尔赫斯早年写了很多东西，给人写首诗，出个墙报，印个小册子，不为了卖的，日后这些东西都是好作品，心境得纯，就有好作品。




问：您翻译的大多数是拉美文学，它的特点是什么？

答：至少一百年来，最大的特点是一代跟一代较劲。联合国编过一本书叫《文学在拉美》，说拉美的传统是“与传统决裂”，后一代人故意跟上一代的大师决裂，年轻一辈憋着一股劲要跟老一辈划清界限。你看巴尔杜拉（《爱狗的男人》的作者），他人在古巴，却要关注西班牙，关注墨西哥，他要往外看，把自己家乡跟世界联系起来。


问：您这代翻译家都要编写教材，您觉得这个工作有意义吗？

答：当然有意义。1984—1985年《拉美文学史》的编辑，对我的帮助很大。当时是我和赵振江、孙成敖联手做的。为了写这本书，我们得看很多书，于是拼命读。后来是我提出此书的提纲，各地专家学者过来在杭州开了一次讨论会，就讨论这份大纲，大家都批评，这个会太成功了。这本教材出来后，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帮助都很大，相当于在我留学之后，又帮我上了一个博士生的课。




问：您翻译西班牙语文学，尤其是拉美文学，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答：我翻译得越多，就发现西语世界跟英美德俄关系有多密切。你看这本阿根廷作家的《艾达之路》，写的是美国学院生活，我要是不了解一点美国，我哪里敢翻译？但是，翻译美国法国英国俄国文学的人，就很少了解西班牙语世界的情况。前几天有个英语翻译家来问起我关于加勒比海海盗的一些知识，我就发现了这个不对等现象。

不能只知道自己的一块。我做西班牙语翻译，知道许许多多的俚语、俗语，都印证了拉丁美洲与欧洲的关系。比如有句话“这个人长了一个土耳其人的脑袋”——什么意思？莫名其妙啊。查了很久，终于明白了，这句话是说某人是个替罪羊。你看，翻译有多么复杂。

还有一点想说的：笼统地说“拉美”也不适当。你真去过那里就知道，智利人，阿根廷人，秘鲁人，巴西人，墨西哥人，以及西班牙人，都不一样，差别大着呢，性格脾气文化。我得跟所有这些人都打过交道，我才能根据他们的语音啊语调啊用词啊分清他们。你得住在那里，住一段，好好了解他们的历史，不过也别太长，太长了反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