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如何从绝望到自杀的境地里走出，成为一代大家

                
                
张新颖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开篇就是1949年，沈从文自杀——他“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 ,两腕脉管也割伤 ,又喝了一些煤油”——方式决绝惨烈，但因为家人发现得早，送医院抢救及时，沈从文活下来了。这场他本想用来为生命画上句号的自杀成了他后半生的起点，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序幕。
四十七岁的沈从文从此告别文坛，与古衣漆器、坛坛罐罐为伴。半路出家的他居然成了新中国杂文物研究奠基人，写出了五十四万字的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而在学界，关于沈从文的传记多侧重写沈从文1949年之前的生活，展示他文学家的一面，至于他转行杂文物研究的后四十年则少有详细论述。
1949年后留在内地的知识分子中，很多比沈从文更有才华的人后来都无所建树，但沈从文却在历史中留下无法忽略的一笔。他是如何做到的？
沈从文的存在把一个问题丢给每个人：“在力量强大的社会、时代面前，柔弱的个人能够做些什么？”这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想通过《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来探寻的。
                
                
沈从文的检查根本不像检查
张新颖最初对沈从文好奇是因为看到1949年之后，沈从文写的那些检查和个人总结。“别人的检查大多是规规矩矩认错，而沈从文的检查根本不像检查。”
比如，上革命大学期间，他写了《我的感想——我的检讨》一文，说“如有人问我， 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 ，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交学习报告时，他几乎是逐条批评了座谈、理论测验等各种思想改造方式，说自己 “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
而当时在革命大学，听个报告就痛哭流涕、表态悔改者不在少数。沈从文怎么这么异类？他的坦率是怎么来的？
“沈从文的所思所想所行颠覆了我脑子里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固有印象，他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我就想多看看他到底有哪些不一样，之后了解越多，越觉得他独特。”
“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这是沈从文自我评价的一句话。当张新颖把沈从文的种种遭遇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时，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背后的重量。
他在《沈从文全集》中读到，1953年，为了羞辱沈从文，表示他在文物研究领域是外行，中国历史博物馆布置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把沈从文帮博物馆收购的明代古书、宋代整匹暗花绫子等今日看来格外珍贵的文物作为 “废品” 展出，还让他陪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参观。
“由此可知，沈从文做历史文物研究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时代，来自政治，也来自同行，实际上还不止于此——深爱他的家人也要求他‘进步’。”张新颖在沈从文写的《政治无处不在》一文中看到， 1949年底，沈从文当时在读初中的两个儿子找沈从文聊天，规劝他“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多做对人民有用的工作。沈从文解释自己在认真工作，却被儿子们抢白“到博物馆弄古董 ,有什么意思!”他只能说：“那也是历史,是文化……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 ,都值得知道多一些 ……”双方各执一词，说到后来，两个孩子急哭了，沈从文自己也落了泪。
相比不受时代主流待见，同行的白眼、家人的劝告更隐秘也更日常地刺痛着沈从文。当时在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下班后，时常独自站上午门城头，看看暮色四合的京城，渐渐明白并接受“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望”。
                
                
偏之又偏，实得其正
既然如此落寞，为什么沈从文改行时会选择文物历史研究？
往前追溯，回头去看《从文自传》，这本作于1930年代，写沈从文21岁以前经历的书，答案更加明显。书里有不少段落都体现了少年沈从文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兴趣。
比如，在这个每月才三块钱收入的小兵的包袱里，装着厚重“家当”：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
书中特别提到，沈从文曾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给他保管古书、字画、碑帖、文物。 “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
多年后，沈从文回忆起这段时光，认为这给了他生命以转机，使他有从容的机会去认识历史、文物，“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20岁的军中书记沈从文已经给未来的人生埋下了一颗关键的种子。”张新颖说，30年后，当沈从文的文学之树枯萎时，文物种子在他生命里破土发芽。
不过，为什么沈从文没选择主流的传统文物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却选择了冷门的杂文物？
所谓“杂文物”指的是出自历史上不知名工匠之手，跟普通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物品，比如扇子、马鞍、镜子、衣物，茶杯，但这些东西在传统的文物界并不被当作文物。
研究它们几乎等于主动放弃被主流文物界认可的机会。张新颖认为，让沈从文宁愿不见容于同行，也要研究杂文物的原因是兴趣，具体来说是对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与创造的关注。“其实和他做文学创作的关注点是一样的。沈从文笔下的世界，不正是民间的、普通人生活的世界吗？”
                
                
有情天地
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对冷门的杂文物研究如此用心的背后，是他对平凡人实实在在的“有情”。
1934年1月18日，新婚不久的沈从文从湘江坐船，他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说，自己站在船舱后面看了许久水，突然彻悟到 “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由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河里的石头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构成，就像历史由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构成一样。拉船人这样的底层劳动者，担负自己命运，活得庄严忠实，他们“不需要我们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
大半个世纪后，张新颖读到了这封信，由此开始理解沈从文的文学核心，“他要写船夫、妓女、农民、最下等的士兵这些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而且他是满怀着对这些人的感情，甚至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写这些人自然的生活和心性。而不是像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一样，把这些人当成国民劣根性的象征，当成启蒙和批判的对象。”
张新颖觉得，沈从文和很多其他作家的另一不同之处是，他的文字里是有天地的。他从小逃学、在山野中游荡长大，采药、钓鱼、猎狐、捉蚱蜢、泅水过河、学植物名称。这“有大美而不言”、 “有大德曰生”的天地给了他闯荡人世的底气。
天地、人世、历史三者交融浑成，滋养着他的魂灵，让他的生命完整。正因如此，在无人理解的日子里，他会说， “我知道自己是谁”就够了。
在强调“我们”，淡化“我”的年代，他依然保持着对个体存在的“我”的觉察与重视——1960年代初，沈从文写的一篇文章一开头就是“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这是三三给我的第一封信啊
这个结实的自我使得他即使身处凄苦现实中，也依然保持着内心的趣味，对美的欣赏和敏锐感知。
文革时，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他被派去打扫博文馆女厕所，家三番五次被抄，屋子被占，藏书尽失，儿女四散。
当时和沈从文一样遭受冲击的不少知识分子都因不堪受辱，主动告别人世：作家老舍投湖自杀，艺术家傅雷夫妇一同上吊自尽，考古学家陈梦家自缢而死。
而潦倒落魄至此的沈从文晚上还会和“小妈妈”（他对妻子张兆和的爱称）一起听民乐，听肖邦和贝多芬。
挨批斗时，有人把写着“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贴在他背上。批斗结束后，他把纸条揭下来一看，“在我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1970年，这位年已七十,血压经常二百过头的老病号被下放到湖北。下放出发前在家收拾东西时，他突然拿着一封信久久不愿放下，“这是三三给我的第一封信啊”，说完，老泪纵横。
到了下放地，住的破屋漏雨，有天半夜4点遇雷雨，他只能通宵清理屋内积水，从凌晨四点忙到中午十二点，对于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而言，疲累可想而知。而沈从文在日记里居然饶有兴趣地记录了漏雨那晚，“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屋内，各不相妨”，并感叹“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 ,亦人生难得乐事”。
后来，沈从文80岁时，在荆州看到战国楚地丝绣的瞬间，不禁跪地赞叹：“……真是一生仅见精美丝绣，又壮观又美不可言。”
不仅敏感于美于爱，沈从文整个后半生都处在长勤状态。
文革时，他被下放到哪，都把文物历史资料随身带着，见缝插针地工作。1970年初，困于重病的他一度无力继续杂文物研究，枯寂长日。在张新颖眼中，这大概是沈从文这辈子继1949年自杀之后，心灵最软弱无助的时候，可算是行至绝境了，即使如此，沈从文也没有放弃挣扎，他改道写起了阐发文化史的旧体诗。
“这一改再改中，可见他生命的强韧、挣扎。”张新颖感慨。
到了1970年年中，放不下文物工作的他硬撑病体，继续研究。彼时他住在破屋里，天一下雨，屋内就水漏成灾。因为担心雨水会损毁稿件，他不敢把中国古代服饰史的书稿拿出来，就凭记忆把想到的书中要修改之处写在小纸条上。此外，他还写了多篇文物史研究文章，给60个博物馆的陈列柜写了解说文稿。
                
                
将苦痛逆转为爱和悲悯
“遭遇苦痛，多数人都会愤怒。施加于外，就是还击；加诸自身，就是自暴自弃。但沈从文不是这样，他是隐忍承受，并将之转化成爱和悲悯。”张新颖说，沈从文这种独特的 “逆转”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在湘西长大的经历。
还是孩子时，他就常去城墙上看人砍头，后来当了兵，更是见惯了血流成河的残酷场面。他的亲人、挚友、同事、上级中多有死于非命者：他遇到过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而他因留守后方，幸免一死的情况；也曾亲自收拾过泅水而亡的挚友尸骸，为其安葬。
明白天地不仁、人心险恶的他并没有变得麻木冷漠，反倒是多了份对苦难的忍受力，对黑暗的免疫能力，比常人更加珍惜人世间的美和温柔。所有的惨事一旦被他落到纸上，你不会读到一点咬牙切齿的愤恨或是撕心裂肺的哭号。
行过阴暗幽谷后，他还会想着为后来者点灯指路。
1949年底，刚从神经崩溃中恢复过来不久的沈从文就给时任上海高桥中学校长的程应镠写信，“到你将来负责较大 ,能在立法上建议时 ,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
当然，沈从文也有软弱、妥协、惊惧的时刻。
文革结束，沈从文摘了帽子后，他的内弟张宗和写信跟他说自己在写字 ,沈从文语气严厉地劝诫张：“写字是毫无意义的消极行为 ,你怎么经过那么大社会变化,还不明白自己宜如何自处?”
“那时的他心有余悸，不希望别人重蹈他的覆辙。”张新颖说。
曾率领国军浴血抗日的弟弟沈荃在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作为反革命处死，而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中，沈从文最喜欢的、以她为原型写过许多小说的妹妹沈岳萌生生饿死。沈从文手心捏着这些烧红的家事，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当时他只能沉默。”张新颖说，现代以来的中国，个人和社会、时代相比，力量的确太小。“好在，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总会消退，而弱小的个人则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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