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翁贝托·埃科及其先驱
《玫瑰的名字》结尾这样写道:
“很快我将进入这片广阔的沙漠之中,它平坦而浩瀚,在那里一颗慈悲的心将会得到无上的幸福,我将沉入超凡的黑暗,在无声的寂静和难以言喻的和谐中消融……我将沉浸在寂静而渺无人迹的神的境界,在那里没有作品也没有形象。”
2016年2月19日,意大师著名作家命翁贝托·埃科在米兰家中去世,享年84岁。我们不知道他死后的世界是否真如他自己所愿。埃科的生命就此画上了句号,但他对当今及后世的影响也许才刚刚开始。他和影响他的先驱者一样,必将成为别人的先驱者。
埃科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更是全球最知名的符号语言学权威,但在汉语世界他更为读者所熟悉的身份是小说家,他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本本都亮瞎了读者与评论者的眼睛,他的小说并不是太好懂,却无意中本本畅销,博尔赫斯之后,他无疑是另外一个给了读者强烈震撼的小说家,而小说家埃科与符号学家埃科、文学批评家埃科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埃科曾说过:“我发现,归根到底,一部小说与字词毫无关系,写小说关系到宇宙学,就像《创世纪》里讲的故事那样。”埃科的小说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关于“宇宙”的小说。
埃科有个很著名的观点,“虚假”是可以创造和改变世界历史的,他的《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都可以说是“虚假”创造历史的最典型文学化案例。在《玫瑰的名字》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二卷引发了一系列凶杀案,在《傅科摆》中从来没有的密件引发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大阴谋,在《波多里诺》中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引导波多里诺踏上了征程。埃科曾声称他的小说《傅科摆》比他的任何一本符号学专著更清晰地解释了什么是符号学,而《玫瑰的名字》变相地实现了他创作一部关于喜剧专著的愿望,同样可以说的是他的专栏文字《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也许比《开放的作品》更好地解释了什么是语言的“开放性”。
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中,当被问起作为一名中世纪的年轻学者为什么突然研究起语言来,埃科回答说:
“因为自有记忆以来,我就想弄懂传播和交流是怎么一回事,在美学里,这个问题是,什么是艺术品,一件艺术品怎么向我们传达信息,我对‘怎么’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着迷。”
埃科出版于1962年出版的《开放的作品》可以说就是他对以上问题最为直接的思考与回答,他随后出版的专栏文字《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研究专著《无限的清单》等都可以看作他的语言实践,让埃科颇感意外的是,《玫瑰的名字》却一下让他成了畅销书作家,他后来也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作家流传后世的可能性大于作为一个学者”。
虽然畅销,但埃科的小说却同时以“难懂”而著称,其实埃科的小说虽然复杂,但并非“难懂”、“不知所云”,真正“难懂”、“不知所云”的小说是美国小说家巴勒斯的《裸体午餐》那种各章节、各人物很难看出联系的小说,而埃科的小说里最不缺乏的就是联系,你所需要的只是一点耐心还有体力。
虽然无论弄不弄懂背景知识都可以阅读埃科的小说,但不同的读者从埃科的小说里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像许多伟大的现代作家一样,埃科同样看出,优秀的作品其实是作者与读者共建的,在他眼中读者是分不同层次的,优秀的作品会向所有读者发出邀请,但只有“内行读者"才能与作者一起舞出曼妙舞姿并享受其中的乐趣,比如,假如博尔赫斯笔下的皮埃及·梅纳尔真的创作出了一本《吉诃德》,只有那些读过塞万提斯《吉诃德》的读者才能享受“互文性”的乐趣,这一点对于埃科的小说当然也同样适用,但埃科绝没有搞“种族歧视"的意思,他认为假以时日任何“外行读者"都能变成“内行读者”。
《玫瑰的名字》走红之后,不同层次的读者曾给予其“玫瑰”千奇百怪的解读,埃科不厌其烦,最终不得不说“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无论是在访谈中,还是在他的小说中,埃科多次表达过对博尔赫斯的喜爱,而这种喜爱不可能不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在《玫瑰的名字》中,除了那些让读者头晕目眩的各种教派的纷争,让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座迷宫般的图书馆以及酷似博尔赫斯的盲眼前图书馆馆长豪尔赫,埃科在接受访谈及他的《〈玫瑰的名字〉注》、《我如何写作》中都坦承,他构思图书馆时曾经受博尔赫斯《通天塔图书馆》的影响,而构思威廉的破案进程则受过博尔赫斯《死亡与指南针》的影响,而至于为什么把豪尔赫写成了一个坏人,他说其实他一开始塑造豪尔赫这个人物时也不知道他该干点什么。
在《傅科摆》中,博尔赫斯对埃科的影响更加明显。在《傅科摆》的正文开始前,有一个插图孤零零地放在那里,既没有表明它与正文有何关系,也没有表明它本身的含义,甚至连中文标识都懒得标注,实际上这个不怎么起眼的插图对于阅读《傅科摆》非常重要,《傅科摆》中的每一章的标题都是“生命之树”的“质点”名,埃科称其为“塞菲拉”,而埃科正是按“生命之树”的结构来构建他的《傅科摆》的。
事实上“生命之树”如果去掉它本身的涵义就是一个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只不过埃科的花园比“生命之树”复杂的多,在他的“花园”中远不止“三个支柱、十个原质、四个世界、二十二条路径”那么简单。
无疑博尔赫斯、乔伊斯包括埃科本人都对清单、复杂的世界都有种过度迷恋,在《无限的清单》里,埃科曾这样解读博尔赫斯、乔伊斯对过度的迷恋:
“乔伊斯或博尔赫斯笔下的清单,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所以看清单,并不是因为他们计穷,不晓得要如何说他们要说的事情,他们以开清单的方式来说他们要说的话,是出于他们对过度的喜爱,也是出于骄傲,以及对文字的贪婪,还有,对多元、无限的知识——快乐知识——的贪求。”
《玫瑰的名字》中豪尔赫其实就是死于这种过度迷恋,而那一次次凶杀案不过是豪尔赫过度迷恋的附产品。
埃科的小说包括他的《傅科摆》也处处表现出他对于“过度”的迷恋,自然不只是“清单”,在他表现过度迷恋时,他的渊博的中世纪史知识派上了用场,在小说的开始貌似那个天大的秘密只与“圣殿骑士团”有关,不知不觉中这个秘密又让他牵扯上了纯洁派、福音派、玫瑰十字会、蔷薇十字会、秘密共治、诺斯替、保罗派、耶酥会、共济会,严规礼仪派等等等等,与之有关系的各色人等也粉墨登场,如果说各种宗教派别、团体、组织是埃科的“生命之树”的大“质点”,纷纷出现的人物是小“质点”,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就是“生命之树”的“路径”,由此而形成了他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个“花园”的复杂可想而知,让大多数读者望而却步、止步不前的也正是他这个让人头晕目炫的“花园”。
尽管深受博尔赫斯影响,埃科和博尔赫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埃科自己说,如果博尔赫斯的小说体现了极简,他的小说就体现了极繁,博尔赫斯的小说几乎是透明的,他的小说显然不是。
当然,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作为一个文本研究专家,小说家埃科不可能只受博尔赫斯影响。在《玫瑰的名字》中豪尔赫对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二巻的过度迷恋不仅引发了一系列凶杀案而且导致了他与《诗学》的同归于尽。事实上,对埃科小说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直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至于但丁对他的影响自不待言。在埃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学批评的奠基之作,并对后世的西方文学批评及创作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但丁的《神曲·天堂篇》只有有足够知识背景的读者才能欣赏其中的高级奥秘和乐趣。
除了古代作家、博尔赫斯,埃科公开承认受其影响的作家还包括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等,埃科曾经说过,乔伊斯、博尔赫斯——这两位他最喜欢的作家都是“将语言及普世文化当作他们游戏场”的伟大作家,只不过博尔赫斯玩儿的是“概念”而乔伊斯玩儿的是“词语”,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埃科无疑已跻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但面对博尔赫斯这座大山,他却无比谦虚,甚至到了贬低自己的程度,他在《博尔赫斯以及我对影响的焦虑》最后说道:
“面对博尔赫斯朗朗上口、余音绕梁、堪称典范的旋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吹瓦埙。但是,我满怀期待,在我死后人们还会找到一个技巧更不如我的作家,并从他的作品里认出我是他的先驱。”
…………
发表于《书都》2016年7月总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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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将进入这片广阔的沙漠之中,它平坦而浩瀚,在那里一颗慈悲的心将会得到无上的幸福,我将沉入超凡的黑暗,在无声的寂静和难以言喻的和谐中消融……我将沉浸在寂静而渺无人迹的神的境界,在那里没有作品也没有形象。”
2016年2月19日,意大师著名作家命翁贝托·埃科在米兰家中去世,享年84岁。我们不知道他死后的世界是否真如他自己所愿。埃科的生命就此画上了句号,但他对当今及后世的影响也许才刚刚开始。他和影响他的先驱者一样,必将成为别人的先驱者。
埃科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更是全球最知名的符号语言学权威,但在汉语世界他更为读者所熟悉的身份是小说家,他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本本都亮瞎了读者与评论者的眼睛,他的小说并不是太好懂,却无意中本本畅销,博尔赫斯之后,他无疑是另外一个给了读者强烈震撼的小说家,而小说家埃科与符号学家埃科、文学批评家埃科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埃科曾说过:“我发现,归根到底,一部小说与字词毫无关系,写小说关系到宇宙学,就像《创世纪》里讲的故事那样。”埃科的小说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关于“宇宙”的小说。
埃科有个很著名的观点,“虚假”是可以创造和改变世界历史的,他的《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都可以说是“虚假”创造历史的最典型文学化案例。在《玫瑰的名字》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二卷引发了一系列凶杀案,在《傅科摆》中从来没有的密件引发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大阴谋,在《波多里诺》中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引导波多里诺踏上了征程。埃科曾声称他的小说《傅科摆》比他的任何一本符号学专著更清晰地解释了什么是符号学,而《玫瑰的名字》变相地实现了他创作一部关于喜剧专著的愿望,同样可以说的是他的专栏文字《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也许比《开放的作品》更好地解释了什么是语言的“开放性”。
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中,当被问起作为一名中世纪的年轻学者为什么突然研究起语言来,埃科回答说:
“因为自有记忆以来,我就想弄懂传播和交流是怎么一回事,在美学里,这个问题是,什么是艺术品,一件艺术品怎么向我们传达信息,我对‘怎么’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着迷。”
埃科出版于1962年出版的《开放的作品》可以说就是他对以上问题最为直接的思考与回答,他随后出版的专栏文字《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研究专著《无限的清单》等都可以看作他的语言实践,让埃科颇感意外的是,《玫瑰的名字》却一下让他成了畅销书作家,他后来也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作家流传后世的可能性大于作为一个学者”。
虽然畅销,但埃科的小说却同时以“难懂”而著称,其实埃科的小说虽然复杂,但并非“难懂”、“不知所云”,真正“难懂”、“不知所云”的小说是美国小说家巴勒斯的《裸体午餐》那种各章节、各人物很难看出联系的小说,而埃科的小说里最不缺乏的就是联系,你所需要的只是一点耐心还有体力。
虽然无论弄不弄懂背景知识都可以阅读埃科的小说,但不同的读者从埃科的小说里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像许多伟大的现代作家一样,埃科同样看出,优秀的作品其实是作者与读者共建的,在他眼中读者是分不同层次的,优秀的作品会向所有读者发出邀请,但只有“内行读者"才能与作者一起舞出曼妙舞姿并享受其中的乐趣,比如,假如博尔赫斯笔下的皮埃及·梅纳尔真的创作出了一本《吉诃德》,只有那些读过塞万提斯《吉诃德》的读者才能享受“互文性”的乐趣,这一点对于埃科的小说当然也同样适用,但埃科绝没有搞“种族歧视"的意思,他认为假以时日任何“外行读者"都能变成“内行读者”。
《玫瑰的名字》走红之后,不同层次的读者曾给予其“玫瑰”千奇百怪的解读,埃科不厌其烦,最终不得不说“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无论是在访谈中,还是在他的小说中,埃科多次表达过对博尔赫斯的喜爱,而这种喜爱不可能不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在《玫瑰的名字》中,除了那些让读者头晕目眩的各种教派的纷争,让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座迷宫般的图书馆以及酷似博尔赫斯的盲眼前图书馆馆长豪尔赫,埃科在接受访谈及他的《〈玫瑰的名字〉注》、《我如何写作》中都坦承,他构思图书馆时曾经受博尔赫斯《通天塔图书馆》的影响,而构思威廉的破案进程则受过博尔赫斯《死亡与指南针》的影响,而至于为什么把豪尔赫写成了一个坏人,他说其实他一开始塑造豪尔赫这个人物时也不知道他该干点什么。
在《傅科摆》中,博尔赫斯对埃科的影响更加明显。在《傅科摆》的正文开始前,有一个插图孤零零地放在那里,既没有表明它与正文有何关系,也没有表明它本身的含义,甚至连中文标识都懒得标注,实际上这个不怎么起眼的插图对于阅读《傅科摆》非常重要,《傅科摆》中的每一章的标题都是“生命之树”的“质点”名,埃科称其为“塞菲拉”,而埃科正是按“生命之树”的结构来构建他的《傅科摆》的。
事实上“生命之树”如果去掉它本身的涵义就是一个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只不过埃科的花园比“生命之树”复杂的多,在他的“花园”中远不止“三个支柱、十个原质、四个世界、二十二条路径”那么简单。
无疑博尔赫斯、乔伊斯包括埃科本人都对清单、复杂的世界都有种过度迷恋,在《无限的清单》里,埃科曾这样解读博尔赫斯、乔伊斯对过度的迷恋:
“乔伊斯或博尔赫斯笔下的清单,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所以看清单,并不是因为他们计穷,不晓得要如何说他们要说的事情,他们以开清单的方式来说他们要说的话,是出于他们对过度的喜爱,也是出于骄傲,以及对文字的贪婪,还有,对多元、无限的知识——快乐知识——的贪求。”
《玫瑰的名字》中豪尔赫其实就是死于这种过度迷恋,而那一次次凶杀案不过是豪尔赫过度迷恋的附产品。
埃科的小说包括他的《傅科摆》也处处表现出他对于“过度”的迷恋,自然不只是“清单”,在他表现过度迷恋时,他的渊博的中世纪史知识派上了用场,在小说的开始貌似那个天大的秘密只与“圣殿骑士团”有关,不知不觉中这个秘密又让他牵扯上了纯洁派、福音派、玫瑰十字会、蔷薇十字会、秘密共治、诺斯替、保罗派、耶酥会、共济会,严规礼仪派等等等等,与之有关系的各色人等也粉墨登场,如果说各种宗教派别、团体、组织是埃科的“生命之树”的大“质点”,纷纷出现的人物是小“质点”,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就是“生命之树”的“路径”,由此而形成了他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个“花园”的复杂可想而知,让大多数读者望而却步、止步不前的也正是他这个让人头晕目炫的“花园”。
尽管深受博尔赫斯影响,埃科和博尔赫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埃科自己说,如果博尔赫斯的小说体现了极简,他的小说就体现了极繁,博尔赫斯的小说几乎是透明的,他的小说显然不是。
当然,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作为一个文本研究专家,小说家埃科不可能只受博尔赫斯影响。在《玫瑰的名字》中豪尔赫对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二巻的过度迷恋不仅引发了一系列凶杀案而且导致了他与《诗学》的同归于尽。事实上,对埃科小说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直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至于但丁对他的影响自不待言。在埃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学批评的奠基之作,并对后世的西方文学批评及创作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但丁的《神曲·天堂篇》只有有足够知识背景的读者才能欣赏其中的高级奥秘和乐趣。
除了古代作家、博尔赫斯,埃科公开承认受其影响的作家还包括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等,埃科曾经说过,乔伊斯、博尔赫斯——这两位他最喜欢的作家都是“将语言及普世文化当作他们游戏场”的伟大作家,只不过博尔赫斯玩儿的是“概念”而乔伊斯玩儿的是“词语”,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埃科无疑已跻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但面对博尔赫斯这座大山,他却无比谦虚,甚至到了贬低自己的程度,他在《博尔赫斯以及我对影响的焦虑》最后说道:
“面对博尔赫斯朗朗上口、余音绕梁、堪称典范的旋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吹瓦埙。但是,我满怀期待,在我死后人们还会找到一个技巧更不如我的作家,并从他的作品里认出我是他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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