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的那些“民族英雄”们，他们现在在哪里？ | 译介

原文标题：巴尔干毒药再回首（Balkan Poison, Revisited）
刊于：《纽约书评》2016年4月6日
作者：蒂姆·朱达（Tim Judah）
翻译：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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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领导人沃伊斯拉夫·舍舍利（左），与武装组织领导人德拉甘·瓦西利科维奇（“德拉甘船长”）以及其他塞尔维亚战士，1991年摄于克罗地亚。（图片来源：Tanjug / EPA / picturedesk.com）

对于战争罪行的国际追责，存在什么局限？对于罪行中涉及的当地人民，这种局限意味着什么？当人权团体正在为叙利亚战争的结束可能带来的案子做准备的时候，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的一些残酷后果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展现出来。

首先是3月24日对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的判决，他是这场战争中被联合国前南斯拉夫战争犯罪法庭判定有罪的最高级别领导人。海牙法庭认定其十一项指控中的十项罪行成立：包括在1995年对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实施屠杀。

然后，在3月31日，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Šešelj）被令人困惑地无罪释放，他是种族清洗最著名的鼓吹者，他的部队深深卷入了1990年代为建立大塞尔维亚而将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从家园驱逐出去的行动。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一月份，对奥利弗·伊万诺维奇（Oliver Ivanović）的谋杀定罪，他是被欧盟在科索沃履行法律和正义使命的法官投入监狱的。政治家伊万诺维奇为科索沃塞族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和解做了大量工作。

在这儿，似乎有什么事情搞错了。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面对这些稀奇古怪的结果，巴尔干没有人会满意海牙法庭或当地法庭的工作，也许那些在法庭上作证的受害人，为了子孙后代而作记录的人们除外。对于今天被战争撕裂的国家如叙利亚的领导人，这些结果也没有多少指导意义。然而，更难以预测的，是有些人——至少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一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开始重新评价1990年代在他们的国家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些国家，希望正义得到完全实现的政治意愿似乎寥寥无几。

海牙最近的判决，与一系列关于该地区战争的新拍影片遥相呼应。对于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现象，没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夸大这种现象的广泛扩散程度可能也是错误的。但这些作品（包括纪录片和剧情片）说明，有些人还没有准备忘记或掩盖过去，而这个过去在每一个所涉及的国家中仍然是由受害者心态所主宰。

与此同时，有一本重要的新书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故事：像卡拉季奇这样的人最终是如何被搜查到的，还有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左：拉多万·卡拉季奇，2008年7月31日在海牙。右：被捕前化妆成一个神秘的医生。（图片来源：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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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踪屠夫》（The Butcher's Trail）一书中，《卫报》世界事务主编、前驻波斯尼亚记者朱丽安·博格（Julian Borger）将许多不同的线索聚合在一起，展现将巴尔干地区的战犯嫌疑人绳之以法的艰苦努力。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联合国战犯法庭名单上的161名嫌疑人，每一个人最终都受到追责。所谓的“大鱼”包括克罗地亚将军安特·戈托维纳（Ante Gotovina），但毫无疑问，最有趣的故事是关于塞族领导人的，如卡拉季奇，他的军事指挥官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以及他们的大老板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šević）。米洛舍维奇死于2006年，那时对他的审判还没有完成；对姆拉迪奇的审判预计将在明年结束。

由于法庭自身没有任何武装力量抓捕它所控诉的人，对每一个嫌犯的追责绝非易事。如果嫌犯已经不在本地，它必须依靠联合国驻克罗地亚的部队、北约在波斯尼亚执行维和任务的士兵、国家警察力量，以及任何可能提供帮助的国家的情报机构。“大约有一半的嫌犯已经被追查到并且逮捕，”博格写道，“一些人自首，不愿每晚瞪大眼睛担心蒙面的的武装人员会冲进房间里。两人自杀。其他人觉得宁愿死于枪口之下，也胜过被活捉。”

最离奇的是卡拉季奇自己的故事。1995年的和平协议之后，当时北约部队潮水般涌入波斯尼亚，他们不想逮捕卡拉季奇，担心会招致对自己人的报复。后来，国际部队显然没有受到威胁，抓捕开始启动，卡拉季奇随后潜逃，以简朴的形象生活在贝尔格莱德，他使用一张塞尔维亚国家安全局提供给他的盗用身份证，留了大胡子，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神秘的医生。他伪装得非常好，连住他对面、为国际刑警组织工作的女士也完全不知道他是谁。但当卡拉季奇在2008年最终被抓获时，他剃去大胡子，然后，就像打开了某个开关一样，恢复了以前的身份。

博格的书详细描述了对那些被联合国法庭起诉的人的追捕，考虑到在卡拉季奇的案子之前许多令人失望的判决，他的结论已经颇有说服力。“在前南斯拉夫各国，复兴的民族主义者正在掩盖真相，通过纂改和拒绝承认，将发生的事情深深地掩盖起来，”但他想乐观一些，补充说：“严谨的审判记录，以及其700万份文献，不可能被永久埋葬。对于人性最卑劣的罪行，正义的呼吁也不会永远被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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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莫米奇，斯莱维萨·卡斯特拉托维奇和米卢汀·尼克里奇，以及“豺狼”的其他成员，1999年于科索沃。来自纪录片《身份不明者》，马里加·里斯蒂奇和涅曼加·巴比奇摄制，2015年。（图片来源：Balka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twork。）

不幸的是，即使国际法庭全力抓捕卡拉季奇这样的人物，当地的许多人仍然怀疑1990年代战争的正义是否得到充分伸张。对于他们，最近无罪释放舍舍利，以及此前释放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的声名狼藉人士，表明法庭的作用实际上是多么地有限。国际追责的局限，国内法庭的明显软弱，是纪录片《身份不明者》（The Unidentified）的主题。该片由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的两名记者马里加·里斯蒂奇（Marija Ristić）和涅曼加·巴比奇（Nemanja Babić）制作，记录的是一支塞尔维亚准军事组织“豺狼”（Jackals），它在1999年北约轰炸期间活跃于科索沃。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是泛巴尔干唯一的新闻组织，也出版英文新闻。到现在，这部特别的影片我已经看了四遍，但仍让我毛骨悚然。

“豺狼”由科索沃当地的一名塞族罪犯内博伊沙·米里奇（Nebojša Minić）率领。他被称为“死者”。他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早几年有报道说他死了，但在纪念他的哀悼仪式上，他却突然出现。影片开始于一个故事，一辆满载被挖出来的阿尔巴尼亚人尸体的卡车转弯时冲出了道路，坠入多瑙河。它从科索沃开往塞尔维亚，当时正是战争过后，塞尔维亚当局正试图掩盖大屠杀（不只是“豺狼”犯下的），逃避即将到来的北约军队和联合国法庭。影片通过幸存者的证词，展示“豺狼”野蛮屠杀的程度，幸存者描述这个组织如何在许多村子里包围平民男子和男孩，然后将他们冷血地射杀。

但让《身份不明者》值得注意的，是杀戮者之一佐兰·拉斯科维奇（Zoran Rašković）的加入，他决定说出“豺狼”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在塞尔维亚受到审判的时候，他曾出庭作证。拉斯科维奇说，他决定开口，“因为如果这个仇恨的种子继续留在我们中间，我们将再一次陷入激烈争斗。”在大屠杀的影像之后，他说道：“当他们全都死去、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抬头看着尖塔，想：‘上帝，多么美丽的一天！’那确实是一个美好、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我无法让自己低头去看。”后来，有人被派去取来啤酒，他们喝得醉醺醺的，然后他们“回家了”。我们可以想象在刚刚枪杀了数十人的人们的脑海里经历了什么东西，但听到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另外一回事。

尤其令人困扰的是“死者”对他的人拥有的权力。这个武装分子头目最终在阿根廷死于艾滋病，但拉斯科维奇明确说，尽管“死者”是一个思维错乱的狂热分子，但如果他还活着，拉斯科维奇不会作证指控他。“豺狼”的9名成员在塞尔维亚法庭上被判决要为这些屠杀负责，但去年上诉之后，裁决被推翻，要求重审。现在受审者扩展到12人。人权观察组织的弗雷德·阿布拉姆斯（Fred Abrahams）是第一个揭露“豺狼”罪行的人之一，在影片中，他将这些人说成“牺牲品”：在塞尔维亚，没有一个高级军人或警察因科索沃的罪行而受到指控。（尽管在联合国法庭有针对科索沃的审判，但像其他地区一样，塞尔维亚被要求自己起诉那些指挥链低端的人，而其成效，跟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科索沃的法庭一样，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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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里亚娜·卡拉诺维奇在其影片《一名好妻子》中，2016。（图片来源：Cineplanet/This&That Production。）

1990年代的许多罪行，只要不是另一方所犯下的，其程度会被忽视、被最小化或者得到辩护，这是一部新拍剧情片《一名好妻子》的主题。该片由塞尔维亚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米里亚娜·卡拉诺维奇（Mirjana Karanović）执导。尽管它是为前南斯拉夫国家的观众制作的，许多意蕴在该区域之外会难以理解，但这部影片应当拥有更广泛的观众。卡拉诺维奇饰演主人公，一位叫做米莱娜的中年妇女，居住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潘切沃（Pančevo），拥有漂亮的房子，丈夫是一名成功的建筑商。她去做例行体检，她的医生发现了问题，要求她拍乳房的X光片。因为担心可能会被发现什么，她耽搁了。后来医生问她：“米莱娜，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肿块变得更大了。”这个隐喻很清楚：当时米莱娜发现了一盘旧录像带，在其中，她的丈夫和朋友在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陷落后杀害了一群波斯尼亚人。

现在，米莱娜明白了她丈夫的朋友们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其中一个人威胁她丈夫，暗示会告诉调查人员他们的“秘密”，此人后来死亡，我们不会相信这只是酒醉后开摩托车的结果。巴尔干地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情节的核心部分是基于一盘录像带的真实发现，它在2005年出现的时候，震惊了这个地区。巴尔干的观众也会认出在电视上出现的女士，那个米莱娜试图处理“这个”肿块、将录像带转交给她的女人，应当是娜塔莎·坎迪奇（Nataša Kandić），著名的塞尔维亚人权活动家。

在现实生活中，影片中杀害波斯尼亚人的武装团体被称为“天蝎”（the Scorpions），在科索沃战争中他们犯下了另一桩屠杀罪行。来自科索沃的一部新的短片《朋友》（Shok）获得今年奥斯卡提名，其中提到这样一个团体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活动。场景设定在1998年那场战争开始的时候。这是两个12岁男孩的故事。佩特里特（Petrit）以身为一名商人而自豪，他卖香烟纸给塞尔维亚人。他和朋友奥基（Oki）一起，但一个塞族人说他侄子没有自行车，所以奥基被迫把自行车给他。当佩特里特的家人被塞尔维亚武装人员赶出家门时，故事加速走向悲剧性的结局，他们被告知如果回头就会死。这不仅仅是好人和坏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一项关于挥之不去的罪恶的研究，多年以后，已经成年的佩特里特遇见了一辆自行车，也许是同一辆车，过去的罪行笼罩着他。《朋友》本月末将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上映。

艾什里夫·杜米什饰演德拉甘，安迪·巴耶格拉饰演奥基，《朋友》，2015。（图片来源：Eagle Eye Films LLC/Ouat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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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剧情片在前南斯拉夫赢得了更多关注，即《萨拉热窝之死》（Death in Sarajevo）。它发生在2014年1月28日，那天，波斯尼亚首都正在纪念1914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杀弗兰茨·斐迪南大公100周年——这次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该片由波斯尼亚电影制片人丹尼斯·塔诺维奇（Danis Tanović）导演，他曾以2001年的波斯尼亚战争影片《无人之地》（No Man’s Land）获得奥斯卡奖。这是一部悲喜剧，场景设于萨拉热窝曾经标志性的假日酒店。在屋顶上，一个名叫韦德拉纳的电视记者正在对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刺客的后人——做现场访问。他想知道一个现代版的加夫里若·普利西普会刺杀谁。他们讨论1990年代的战争，互相谴责，普林西普提醒说，战争中无辜的塞族人在萨拉热窝遭到杀害，这个事实在萨拉热窝通常被忽视，事实上也不为外界所知。宾馆里，一个法国人正在为一部戏剧《欧罗巴酒店》（Hotel Europe）——事实上是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为欧洲之死所写的——练习戏剧演讲词。一名安全人员正通过安放在房间里的一个隐蔽摄像头监视他，还一边用鼻子吸食可卡因，他的妻子打电话跟他唠叨想买一个他们买不起的沙发。同时，酒店的经理奥马尔（Omer）在楼里徘徊，绝望地试图避免一场罢工，因为他的雇员们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

这又是一部为巴尔干观众量身定做的影片，但它揭示出波斯尼亚人是如何陷入过去而无法自拔，他们的领导人无法一起合作开创更好的未来。“我们荒谬地陷入愚蠢境地，”韦德拉纳向普林西普悲叹，随后在一场演讲中——这个地区的每个人都会认同的演讲——影片出人意料地进入高潮：“我们没有互相帮助，反而竭尽全力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悲惨。”

亚历山大·塞克桑饰演恩科，伊兹丁·巴乔维奇饰演奥马尔，丹尼斯·塔诺维奇的《萨拉热窝之死》，2016。（图片来源：Margo Cinema/SCCA/pro.ba/Betta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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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来看，这句话可以作为巴尔干人的警言。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战争结束已经21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差不多有17年，这个地区已经走过了一条长长的道路，大多是通向好的方面。地区的领导人或者他们的部长们常常碰头讨论问题，人们现在可以轻松地旅行，甚至不需要护照，只要身份证即可，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流频繁。然而，巴尔干的领导人们还可以在解决这些野蛮冲突的遗产方面做更多事情，它们还没有真正变成历史。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没有能力去做，或者是没有兴趣这样做，而像卡拉季奇这样的判决给予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领导人一个机会，再次敲响民族主义的战鼓，提醒他们的选民，最好为他们投票，否则敌人有一天将会卷土重来。

舍舍利的判决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反应，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因为总统和总理都曾经是——以前是，如舍舍利所指控的，他们背叛了他——他信任的助手。总理因此已经宣称与其极端民族主义的过去一刀两断。然而，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Tomislav Nikolić）最近曾为苏丹总统奥马尔·阿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此人因为在达尔富尔的战争和屠杀罪行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站台装点门面。

所有这些都令人悲哀，但还有更为悲哀的前景笼罩着这个地区。修正主义正在进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去年7月，塞尔维亚开启一项法庭程序，为米兰·内迪奇（Milan Nedić）恢复名誉，他是纳粹统治时期的叛国总理。在克罗地亚，新任文化部长公开崇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实施大屠杀的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独立国。今年，克罗地亚犹太人社区将抵制在亚塞诺瓦茨战争集中营举行的纪念仪式，他们认为政府纵容对乌斯塔沙历史的纂改。4月4日，一部新的关于亚塞诺瓦茨的克罗地亚纪录片发行，很大程度上是遵照这种纂改的意旨，它得到了文化部长的赞赏。

二战后，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在处理这一黑暗历史方面的失败为伪造历史留下了空间，一旦政权失去其压制性权力，纂改的要求就不断增长。这是为什么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早期，所有各方的民族主义者都得以抹去历史的灰烬，为他们攫取权力进行动员。关于1990年代战争的书籍和影片也许无法改变政治，但当联合国法庭逐步放慢其工作时，它们提醒我们，这些倾向仍然是非常鲜活的。必须应对它们，这不只是为了受害者和今日的社会，也是为了未来的人们，为了防止过去的僵尸重新出现，毒害未来，就像它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曾经做过的一样。

（朱丽安·博格的《追踪屠夫》由他者出版社（Other Press）出版。）






        在萨拉热窝，如果你躺在床上，通宵不寐，那么你便可以学会辨认萨拉热窝之夜的种种声音。天主教大教堂的钟，以丰富、坚实的声音敲着午夜两点。悠长的一分钟过去了。然后你会听到，稍稍微弱些，但带着颤音的东正教教堂的钟，也是敲着午夜两点。接着，稍稍刺耳，而且比较遥远些的贝格清真寺的钟敲了十一响。阴森森的土耳其式的十一点——根据那个遥远国度特异的时间区分法而订出来的十一点。犹太人没有钟可以用来敲声报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时间。只有上帝才知道，西班牙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日历上所指示的究竟是什么数目。就这样，甚至于在深夜，当每一个人都在沉睡时，这个世界还是分割的。人为了要计算夜里的时刻而将它分割了。
        —— 【南斯拉夫】伊沃·安德里奇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