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教番外——温德与二十世纪中国同性恋的故事

【编者按】1923年，美国人罗伯特 · 温德受闻一多的鼓舞，怀抱人文理想投身中国，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逃避美国当时对于同性恋压抑的氛围。在中国，他被他的学生们称作“温德先生”，他曾执教东南大学、清华、北大、西南联大。作为同性恋者，他见证了中国同性恋群体二十世纪的历史浮沉。

关于温德生平更详细的故事，请见书评《民国外教》


文\咩咩
图\源自网络

20世纪的世界兵荒马乱，战争使得民不聊生：二战；内战；美苏冷战。

可纵使战火连天，人们依然讨论爱情。我爱你，她爱他，他爱他，她还爱她。


【西方的“罪人”和“病人”】

20世纪初， 西方各国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大多非常保守，主流社会对于同性恋恐惧的态度深受基督教文化和医学研究的影响。在温德先生出生的美国中部印第安纳州，天主教盛行。根据教会对《圣经》的解读，同性间性行为是犯罪。十九世纪以来，瑞士医生克洛德·弗朗索瓦·米基亚把同性恋视为天生的生理缺陷。而后，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理查·冯·克拉夫特─埃宾则把同性恋诊断为遗传的心理疾病。这给社会将同性恋刑事化、污名化，加以道德谴责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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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定义，温德先生并不是唯一“罪人”和“病人”。1948年，美国学者性学界先锋金赛教授 (Alfred Kinsey)发表了《男性性行为研究》。统计显示，有37％的人在一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有10％的人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年从事单纯的同性性行为。

温德先生对美国文化中的不平等深恶痛绝，东方成为他理想的寄托。

1922年，温德先生在芝加哥巧遇闻一多。先生常找闻一多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一谈起来，就是夜里一二点。很多时候闻一多已经困到睁不开眼，两人才互道晚安，明日再谈。

在当时美国大环境下，同性恋生活在夹缝之中，苟延残喘。外加温德先生对东方文化早有好感，听了闻一多的一句话“你应该去中国”，温德以最快速度买好船票，办好通行证来到中国。

当然，温德先生当时是否对激进青年闻一多怀有别样情愫，就不得而知了。


【民国的同性恋观】

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期间对于同性恋的自由开放态度。

早在温德先生来华前十余年，同性之爱已经开始走向了中国社会前沿，且有较为正式化与尊重化的称呼：“同性爱”或“同性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本现可查证的杂志上也曾写到：“在青年学生中发生同性爱，可以说在各个学校都是普遍的现象，笔者看到许多青年同性男女过着不健全的同性爱的生活。”


孔祥熙的女儿“民国铁T”孔令俊就是最好的证明，顶着混世魔女之称号的孔二小姐，刁钻蛮横不说，举止粗俗，毫无教养，而且目无一切。有宋美龄这一强大的后盾，二小姐一生都目无旁人，以大背头示人，西装革履，雪茄在手，枪在袖口。



【新中国的性压抑】

世事难料。在中国的绝大部分时间，温德先生目睹的是新中国向性压抑社会的急剧转变——他最初想要逃离的美国清教徒式的性压迫又将他笼罩。

何谈私人生活，精神都被榨干，拉手都是耍流氓。
异性恋都毫无生存空间的时代，同性恋自然是异端。

在当时，发现陌生同性的主要场合只有公共浴池，而在那里发生接触的性行为机率非常偶然，纯靠眼神挑逗接触，接触之后也不敢张扬。在那个年代，同性之爱是一种需要冒着极大风险，纵容自己燃烧的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对于同性恋群体是一大噩耗。同性性关系在文革的语境中属于最肮脏、最堕落、最恶心的事情，受到最严酷的打压。

据对北京、天津，以及其他城市一些“同志”人士的调查，在文革中，他们惶恐自危还来不及，基本禁绝了自己的性活动。经历过那个历史时段的“同志”人士，几乎每个人都记得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流氓分子”、“鸡奸犯”、“兔子”的人被残酷批斗的故事。他们回忆的一些事例，今天听到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在北京宣武区，一个原先的家庭是清代官吏的30岁左右的中学美术教师，因为被人揭发存在“男男性”活动，受到红卫兵的游街、批斗、 被强行往嘴里灌粪尿。这个人当晚就触电自杀。

在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一个27岁的理发师，被人揭发存在“男男性”活动。“红卫兵”对他百般凌辱的批斗以后，竟把他赤身裸体的捆绑在理发店的橱窗里“示众”三天两夜。这个人在“示众”后也自杀身亡。


在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一个25岁的文艺爱好者， 出身于工人家庭，但因为他存在着“男男性”活动，平时又喜欢打扮自己，也被作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流氓教唆犯”进行批斗。在批斗他时，他被扒光了衣服，只穿着内裤，头上戴了用皮毛制作的兔子耳朵，内裤上还缝了一条兔子尾巴。“红卫兵”用棍棒、皮带殴打他，强行驱使他学着兔子的动作，边打边蹦的游街。这个人在游街以后自杀。

可温德先生毕竟来自西方，无政治面貌，个性张扬，倒也不在意主流如何， 解决自己的性需求并无太大阻碍。 据闻1970年代时，八十多岁的温德老先生去续居住许可，有位北京公安局的老干部会不时来访，并给他提供男生。但面对同性恋群体在当时受到的普遍污名和虐待，他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没有能力改变社会主流态度的年代，他常常把一辈子吃的苦头视为同性恋身份而遭到的“报应”。



从1923年到1987年，温德先生在华六十载有余。作为大学老师，他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和知识分子在抗战、内战、文革中受到的几度震荡。作为同性恋者，他体会了二十世纪中西方社会对于同性恋议题的态度变化——从逃避美国社会的性压抑，到经历民国对于同性恋的宽容，再到见证文革对于同性恋者的凌辱。

很遗憾，温德先生没有见到彩虹旗高扬的时刻。回过头来看他的曲折经历，我们更能体会社会文化对人性压迫的深深悲哀，以及缺少文化多元与包容的切肤之痛。

【美】伯特 · 斯特恩：《温德先生》，马小悟、余婉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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