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iorology 2: 问一个好问题

最近和一个structural econometrician聊天，基本上是我最近几年在专业领域里除了自己导师的对话以外，收获最大的一次对话。如果考虑单位时间内的收获，可以说是收获最大的一次谈话。

他在计量经济学非常有名的欧洲学校毕业，写phd 论文时正是structural大战reduced form的时刻。所以他准备用structural form写labor相关的话题时，他的导师委婉地说了这样可能找不到工作。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reduced form的data monkeys最终沐猴而冠，所以他end up在加拿大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学校。

我知道他是因为搜索一个和行为经济学相关的估计程序时发现他的论文，所以在会议间隙就主动上前攀谈，结果短短一个小时的对话就让我已经想到若干research proposal了。

他和我谈起structural estimation和实验的关系。field experiment和lab experiment引入经济学的时候，最初是有点反计量的，因为计量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处理非实验数据，而一个好的实验本身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实是，在1990s和2000s，labour, public, PE 在AER，JPE，QJE上已经找不到structural model的影子时，experimental econ和behaviral econ在这些刊物上的相关论文却充满了做工精细的structural estimation。一个原因是因为和决策与博弈相关的模型，必须使用structural estimation才能获得有意义的interpretation；另一方面则是academic politics，暂且不提，说点正经的。

data monkey们对structural estimation的攻击主要有两个：
1.strong assumptions。
2. model validation。

而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容易在field experiment和lab experiment中得到解决。这样structural estimation对机制的洞察和experiment的灵活性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很看好这位老师正在进行的几个projects。而和他的谈话又然我对experiments有了新的认识。之前考虑experimental design，大多数人都是从game theory的角度思考（排除那种grant太多拿lab做data generator的），而和他的谈话让开开始觉得对于实验设计来说，另一个非常fruitful的方向就是用field/lab experiment来解决structural model长期依赖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次谈话最重要的是，他问出了非常精彩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会让两个领域的人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

这让我想起了了某位elder对于夯坎的journanlists的批评，我们的elder没有批评他们缺乏专业训练，没有说他们不够sophicated的，而是说你们问的问题都图森泼，那衣服。

而什么样的问题不图森泼呢？我的看法是，问一个好的问题和送一个好的礼物是一样的，关键是潜在需求的发现。一个好的礼物要让对方感觉，啊，这就是我想要的，但如果让对方自己选择，可能对方不会想到去买（能直接送游艇，别野的壕例外）。而一个好的问题就是找到一个或者多个共同体内大家都需要解决，但都没有想到的问题。

比如在structural estimation里，strong assumption和model validation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时间长了大家都习惯了这个问题，甚至觉得这就是structural estimation的天性，无法解决。而做experiments的，似乎也只把structural estimation当作工具，没有想到实验作为一个工具可以解决它们所用的工具的缺陷。

之前有一位社交媒体上的名字里带着好像很牛逼的美联储的微博经济学家写过一篇博文说，曼昆说的从WSJ这些财经媒体上寻找题目很扯淡。我只能说，你们沐猴而冠的monkey看这智人当然觉得不适应了，开口一问问题就暴露了，我们的elder早就淡定地回了一句：那衣服！


（*另外，请不要问1去了哪里，请用最恶毒的语言问候鹳/狸/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