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八卦一下陈世骧

哈罗德•阿克顿（赵毅衡译作“艾克敦”，更为贴近Acton的发音）1932年来华，结识了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受邀讲授英国文学。他的北大学生很腼腆，上课不发声，也不敢去拜访他，尽管他就住在附近。阿克顿家境富裕，教书不为生计，只为探索中国青年的心灵。他自称倾注了全部心血上课，充满激情地朗诵诗歌，但有时似乎觉得学生面带嘲笑，他又在想象中把这嘲笑放大，弄得心里忐忑不安。这种微妙心境与牛津时代拿着大喇叭朗诵《荒原》多么不同啊。在牛津，他深知自己受到欣赏，所以无所顾忌，而在中国，不知观众反应如何，自然少了那份自信。 他与学生陈世骧合译了《现代中国诗选》，共收十五位诗人的九十六首诗，1936年由伦敦达克沃斯出版公司出版。阿克顿撰写了序言，书中还附有诗人小传和废名所撰的《新诗问答》。当时萧乾在燕京大学读书，也为《文艺副刊》编辑文稿，常来阿克顿家串门。《诗选》出版后，萧请南开大学教授写书评，此人大约出言不逊，萧“尽量把刺眼的语句删去”，但“刊出后还是激怒了译者之一，他写了一文来反击。我又把文中扎眼语句删去……”。这位被激怒的“译者之一”无疑是陈世骧了。 阿克顿说陈英文造诣很高。陈当时是个结实的北方青年，上课总是坐在前排，脸上带着略为困惑的表情。他比其他同学更大胆，相比之下，卞之琳看上去非常年轻，一说话就满脸通红。1933年日军侵华，北大提前放暑假，学生回家给阿克顿写来热情洋溢的信，陈给他写了散文诗，文笔犀利，让他想起白居易。陈与同学一起去拜访阿克顿，阿克顿建议陈回校与他同住，陈“勇敢地”接受了邀请。之所以称“勇敢”，即使没有其他因素（阿克顿是著名的同性恋，据说最喜欢年轻的中国小伙），也略似今天学生住到“外教”家里，有点不可思议，其他同学恐怕会嫉妒得眼睛发绿。然而陈的同学似乎没有过多猜忌。陈在阿克顿生日前搬来，与同学一起为他庆生。饭后在花园里，陈吹起了笛子，此情此景，中国人大约会想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阿克顿想到的却是华兹华斯：“还从未有过夜莺百啭，唱出如此迷人的歌，在沙漠中的绿荫间，抚慰疲惫的旅客……”这也同他旅居异乡的心境有关系。 阿克顿说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受惠于陈，而且主要是因为陈，才继续留在北大教书。夏志清等学者猜测阿克顿“不谙中文”，但阿克顿曾回忆自己刻苦学中文，他的中国老师非常有耐心，他自己“鹦鹉学舌”，进步很快。实际上阿克顿能阅读《红楼梦》，他甚至还嘲笑德国人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虽然在中国住了二十年，在德国以翻译中国古典戏剧著称，却对中文一窍不通。《诗选》对作品的挑选并非全由陈世骧做主，例如陈建议少收林庚，阿克顿却收了林庚十九首诗，如果他不谙中文，如何取舍呢? 两位文学学养深厚的人彼此懂对方的母语，这应该是合作翻译的最好搭配。 阿克顿直到1939年才离开北京回国，七〇年代他给凌淑华写信，还说在北京是他“一生最美好的岁月”。陈世骧1941年赴美，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教学，1945年开始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东方语言系当中文和比较文学教授。阿克顿称陈为“我最亲爱的学生与合作者”，白之（Cyril Birch）也说阿克顿最看重卞之琳的诗才，但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很少有人像陈那样天生具有让别人产生与他心灵相通的本领。陈去美国不久就在大学站稳脚跟，显然十分善于与人周旋。 陈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都是强势女人。第一位是乔冠华的前女友音乐家姚锦新。姚1942年到美国，尝试为中国民谣谱曲，希望赵元任介绍能用英文作词的人，赵介绍了陈。两人在赵家相识，两周后就结婚了。夏志清说他们“两年后离异”，但是姚陈合作《花鼓与其他中国民谣》是在“婚后第一年”的1943年，姚离婚后返国定居在1947年，这场婚姻应该维持了四年。姚后来曾说陈“自私”，不过两人合作《花鼓》，各写了序言，陈多次提到“爱妻”如何对他要求一丝不苟，姚却对丈夫只字不提，因而难说谁更“自私”。关于两人离异，有篇写于1982年的文章说：“姚锦新在美期间，最不幸的是一次不愉快的婚姻。丈夫陈世骧是封建思想很浓的人，竟强迫正在工作与学习的妻子不惜任何代价去挣钱，供养他因土改而逃亡的地主弟弟一家，这当然被拒绝了。”（收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这种很有时代特征的记述令人莞尔。姚陈两人离异，政治观念相左恐怕的确是主要原因。 1948年阿克顿去柏克利，正值陈与姚锦新离婚不久，阿克顿提议合译《桃花扇》，因为翻译可能比创作更要求全神贯注，这反倒给予陈慰藉。两人经常坐在校园草地上，有小鸟和松鼠在身边跑来跑去；或者去海边，沙滩上海水冲上来许多海带同小水母。国内时常有学者来与陈长时间聊天，劝他回国。旁听他们情绪高昂的谈话，阿克顿意识到他再也回不去那个已经消逝的世界。阿克顿劝陈留在柏克利，认为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才能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永存。两人共翻译了《桃花扇》四十出中的三十四出。1971年陈去世后，白之译出剩余部分，1976年出版。陈同时还翻译陆机的《文赋》，也时常向阿克顿讨教如何领会微妙的英文涵义，并且按照阿克顿的意思，将“情”字译为“ordeal”（试炼/煎熬）。 陈爱过的另一位女人是美国著名女诗人穆里尔•鲁凯泽（Muriel Rukeyser），她与陈育有一子迈克尔，且保持通信长达十多年（1951-63）。后来母子还拜访过陈，当时陈妻梁美真也在场。多年后梁把此事详细讲给夏志清听，似有要他“传播之意”。穆里尔•鲁凯泽1935年在耶鲁大学出版诗集，开始文学生涯。她一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女权运动，著有回忆录《狂欢：爱尔兰激情与转变之行》（The Orgy: An Irish Journey of Passion and Transformation）。夏志清说陈与她的恋情在“与美真结婚之前”，恐怕没有根据。据说迈克尔相貌酷似陈，难免让人想到鲁凯泽的诗句：“并非一切事情都受到祝福，但所有种籽都蒙受了庇佑，祝福就在种籽里。这一刻，这颗种籽，这海的波浪，这面容，这爱的瞬间。”竟像是《隐之书》的情节了。 阿克顿说梁是“理想的妻子”，庄信正也说“至少表面上陈、梁感情很好，生活平静安适”，但她“不能看中文书，少了共同语言”。夏济安1959年赴美，受邀去柏克利陈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任职。陈说“济安复苏了我对中国的了解，他为我衔接了一段我自己不曾参加的历史”。“在至少五年的时光里，他们是事业的搭档，也是谈天，说笑，饮酒，打牌，一切一切的搭档”。夏不懂与女人恋爱，三十多岁时失恋弄到形销骨立，竟想去弄点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称有起死回生功效的“驴乳”（ass’s milk）来治相思病。在柏克利，有一位女学生常来请他润饰英语，他坠入情网，写信向她表白，她却说只想交朋友。夏本为心重之人，受此打击，接连三晚失眠，后来中风倒在办公室，不久去世。张爱玲在《红楼梦魇》里也提到曾在柏克利见过一位“漂亮的教授太太”，说“面貌是差不多的影星都还比不上她”。此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罗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柏克利获中国史博士学位，1972年访问江青，撰写了《红都女皇》。钱锺书曾说访美期间有位汉学家魏大可（Charles Witke）特来见他，此人即罗珊•维特克前夫。后来她又再嫁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但也终于离异。 陈与夏济安情同手足，起初为夏立墓碑，上面只有陈而没有夏志清的名字，经过夏志清抗议才加上去。夏济安遗著《黑暗的闸门》出版，陈所写的跋没有被采用，据说“过于情感用事”，这使他非常不快。后来出版的《夏济安选集》内容杂七杂八什么都有，按理说陈先前那篇比较“个人化”的跋用来正好，但是陈却重写了一篇非常中规中矩的序言论说夏的诗文，那篇跋旁人无从得见。 人们不忘提到陈与张爱玲。1969年陈世骧亲自写信邀请张来中国研究中心任职，但是两年之后就“公事公办”地书面解聘了她。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共术语”，岂有文学系一本正经研究政治术语之理？其实上世纪中国研究在美国一直不景气，即使到了70-9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文学也并不真有兴趣，陈的学生斯奈德翻译寒山爆得大名，且使寒山在青年中成为时尚，是因为凯鲁亚克写了一本书。以陈对文学语言之敏感，竟常年主持政治术语研究项目，显然也是找个名头维持研究中心，为中国学者找碗饭吃。吃这碗饭的先后有顾孟余、夏济安、庄信正和张爱玲。别人都曾认真敷衍出几篇文章完成任务，张爱玲忙了一年，搜罗了一百来个词，又对付了一篇论文，“免得说我不干活”。可是写小说的不一定会写论文，正如天才小说家笔下文字为何出神入化，旁人同样看不明白。夏志清和庄信正都说张的论文写得不好，但是张后来请系主任约翰逊看过，约翰逊说好，还帮助发表在学术刊物《亚洲概览》（Asian Survey）上。 阿克顿说陈喜欢契诃夫、果戈理和屠格涅夫，陈认为小说的吸引力和重要性在于与生活的联系，称赞中国人擅长讽刺幽默。按理陈应该能欣赏张爱玲，但终于没有。张说，“陈世骧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张爱玲对此有她自己的解释：“有人认为陈先生不够重视现代中国文学。其实我们的过去这样悠长杰出，大可不必为了最近几十年的这点成就斤斤计较。反正他是指传统的诗与小说，大概没有疑义。”关于张被辞退，夏志清说：“只要她同世骧、美真兄嫂保持友善关系，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的。她来中心两年，并未在行动上对他表示一点感激和敬爱。”其实张给陈多次送过重礼，把家传的善本书《梦影缘》以及线装的《歇浦潮》都送给他，自己的作品也都送给陈，陈似乎并不看重，陈去世后，曾有人在网上买到她签赠给他的《北地胭脂》。张爱玲也并非不善言辞，她在正规场合可以表现得很好。1966年在印第安纳大学举行东西文学关系研讨会，庄信正邀请张作报告，张谈香港的电影界，“带英国口音的英语典雅而流利，讲话亦庄亦谐，幽默起来若无其事而又妙语连珠”。 夏志清提到陈请罗伯特•纳坦看张爱玲的论文，但此名字大约有误，此人应是伦纳德•纳坦（Leonard E. Nathan)。他是诗人，1960年开始在柏克利任职，主要教授诗歌批评和翻译修辞，介绍和翻译过米洛什的诗歌，曾三次获古根海姆奖。他去世后文稿收藏在雪城大学，中文资料涉及中诗英译，但发表的译著倒是同中国没有关系。他出版过十七部诗集，1973年发表悼亡诗集《但愿：悼念陈世骧诗15首》（Without Wishing : Fifteen Poems in Memory of Chen Shih-Hsiang），维基上列出他所有诗集，独缺这一部，不知何故。 （Without Wishing应出自：There is nothing I do without wishing you were here)。 陈的朋友以文学家和诗人居多，庄信正说陈与批评家萧勒（Mark Schorer，夏志清译为休劳）交情深厚，两人“之间有超乎同事的交往”。萧勒1945年开始在柏克利任教，1960-65年任英语系主任。他是文学评论家，辛克莱和劳伦斯研究专家，也是小说家，作品经常发表在《纽约客》和《哈泼氏》等刊物上，曾四次获古根海姆奖，1962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与陈世骧趣味相投，都是爱交际之人，常常高朋满座，但与陈不同的是，他的玩耍不妨碍研究和创作。 人们对陈并非总是赞誉之词。林毓生有次故意躲着一位朋友，嫌他像陈一样，是“旧式文人，打麻将、喝酒、唱戏”。陈爱热闹，不再积极研究写作，闲暇很多，庄信正对陈家夜夜雀战相当不满，常用被子把电话蒙起来，以免被催去填补三缺一。陈没有重要的英文学术研究专著出版，也基本没有获得过重要研究基金。他1971年去世，赵元任和白之为他撰写了讣告。陈世骧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如果没有过早去世，等到七十而从心所欲的年纪，写出自传来，一定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