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思想史

早就想写一个关于哲学和思想史关系的帖，最近正好由这个贴子 http://www.douban.com/note/350999081/ 的讨论引发了这么个略口水的话题的讨论，正好写出来。
一、哲学
我认为哲学研究从根本上说只有两个原则：1. 不矛盾律。2. 无前提的思想。
第一条原则中，“矛盾”与否的判断首先要求被判断的语义的确定性，充满歧义的语言是无所谓矛盾或不矛盾的。第二条原则其实本身不是原则，它只是强调，除了第一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则。
哲学与思想史的纠结之处就在于：对哲学 “问题” 的研究其实并非真的是对 “哲学问题” 的研究，而是对思想史遗留问题的研究。如果没有思想史，哲学 “问题” 本身就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哲学作为对生活世界的形式的描述，仅仅是通过勾勒出范畴、为它们划定界限并以范畴限制住日常语言的某些用法。在这一工作中不存在任何 “问题”，然而没有问题也就不会产生澄清它的需要——也就是说，现代哲学不得不与思想史的遗留 “问题” 打交道，然而并不是为了阐述思想史而生的，而是为了将其视作一种需要被克服的疾病来治疗它。
说的坦白些：一种只遵从不矛盾律的、无前提的哲学工作，就是通过拆穿伪概念和伪问题，尽可能削弱这些历史上的哲人 / 祭司所持的语言歧义所导致的言语困惑的影响，与 “民哲” “神棍” “文青” 等意识形态宣传家及其盲信者作战。换言之，哲学工作就是启蒙：将人从言语错乱的自寻烦恼中解放出来；而当解放出来的人足够多时，它也必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如何尽可能解决康德留下的矛盾的研究。例如黑尔从普遍性的道德范畴，指出道德律令的普遍实践必须预设 “一切其他条件皆相同”，而这在语境原则下是不可能的。由此，对康德哲学的彻底形式化反而导出了偏好功利主义。在另一种方法下，帕菲特将康德哲学视为规则功利主义。
再比如 “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我们真的需要区别5+7=12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吗？这个问题是多余的，运算规则并不需要追溯更深的解释。
另一个例子是霍布斯，从哲学的角度看《利维坦》的话，首先要抓住的是两点：
一、作为一种 “装置（artifice）” 的政治（它不是从 “文化” 中 “自然” 生长出来的，而是对人的行为的调节装置）。
二、作为 “有语言的狼” 的政治人。（契约不是 “理性” 的产物，契约能力仅来自语言。不存在先于政治的 the body of the people，或 “前政治” 的共同体，有的只是具体的个人）。
这两点可以说是霍布斯哲学的命脉，把握住了这两点，我们就会发现霍布斯很多后续的观点其实是可以消去的。比如绝对主义与服从的义务、他对“自由”的奇怪定义（只要肉体不被直接侵犯，被威胁的人也是自由的），等等。
二、思想史
对思想史的研究，则是对思想家的思想的研究。它不排斥私人的偏见，不排斥时代精神，甚至不排斥矛盾。相反，只有在对个人和时代精神的把握中，我们才能够把握这种思想的丰富性。相反凡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在哲学层面成立的道理，尽管也是被某一历史时代的某一哲学家发现或提出，却很难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因为诸如 “人是有政治的动物” “人是有语言的动物” “人是趋利避害的” 这些道理太正确太普遍，以至于它永恒地作用于所有的时代，无论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它。因此，这些哲学上的一般原理绝非 “无用”，它们是永恒地作用着的。
而思想史首先要求把握的是 “思想” 的动机：作者想通过它做什么事情。例如康德哲学的诞生是由于苏格兰启蒙哲学并未给道德和人性尊严留下位置，休谟、斯密这些人使得形而上学成为了多余。康德本人并不以澄清问题为任务，因为很多问题已经在休谟那里得到澄清了。康德的整个思想意图，即力图恢复形而上学的荣耀，并使得 “人性” 在形而上学的规定之下得荣耀。对思想意图的理解必须主导对思想史的理解。
如是，康德思想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形式化的哲学，它被理解为一种时代和文化的产物，被放回到腓特烈二世时代的普鲁士。尼采经常辱骂康德，其中有一次说将道德隐喻为 “命令” 只有普鲁士人才能想得出来。然而我赞同这种方法：思想史需要将形而上学的那些词汇理解为隐喻。现代哲学家只谈动机和行为的 “好坏”，而康德谈道德之 “命令”——这个修辞在康德思想中不是多余的，而是根本的。
接下来我们再找一个例子，继续找霍布斯吧。
我从油管搬来了一个斯金纳的讲座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aRJmc2tSBg/ 他其中谈到《利维坦》的思想意图：霍布斯将整个1650前后的英国视作了一个大议会，而他正面对这个议会作一次超长篇发言。哲学只关心 “作为行为调节装置（artifice）的规则” 和 “政治人=有语言的狼” 这些对 “政治” 的范畴规定，而思想史所关心的恰恰是那些被哲学所 “不屑一顾” 的东西：霍布斯是君主主义者吗？他赞同英国革命吗？等等。
因此我直言不讳地说：思想史应当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哲学的一部分。思想史学家的任务是尽可能地重构（reconstruct）这种思想在历史中的主观意图和客观位置，而历史研究既需要对历史当下的同情理解，也需要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人与事时都有一种老人旁观年轻人所犯愚行时的优越感，而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哲学工作的目的，则是尽其所能让几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我们时代的思想史的时候觉得无聊，且较难产生这种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