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autonomy)原本意指政治学上的现代性探索。它表明了一个具有理性意志的组织或个体自我管理,自我更新的特质。康德将“自治”视为道德准则,他在《纯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将理性(reason)作为获得“自生的知识”(self knowledge)的前提,强调一个独立实体不通过“权威的信条”(despotic decrees),而完全依靠永恒的、不变的自在法则实现正义的能力。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阿多诺(Adorno)认为自由主张了法的功能,并概括了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最高成就。 “自治”一词的身后,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中产阶层社区在整个19世纪对意识形态自决的百年求索。在20世纪初,整个西方的民主革命随着物质目标的实现渐渐偃旗息鼓,然而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本身却遭遇歧路,民主资产阶层(liberals)处在庸俗消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夹击中,他们已经承认“自治”不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良药,但是依然坚定的将自治的概念推广到各种文化、艺术领域中,意图退守到文化与艺术中践行康德哲学。由此,“自治”渐次成为一种学术伦理。
avant-garde
kitsch
深受欧洲大陆(主要是德语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美国艺术评论家格林博格(Greenberg)曾经将早期先锋艺术(Avant Garde)与现代主义视作对抗折衷主义的排头兵,但是随着所面对的社会条件的瓦解,先锋艺术渐渐走上了社会虚无主义的反对象反物质的道路,渐渐堕落为所谓的献身于“纯抽象艺术”(所谓纯诗歌,为艺术而艺术等等)的波希米亚(Bohemian),而与此同时庸俗消费文化(Kitsch)却借助于工业化大生产大行其道。为了应对艺术与它们所处的文脉的关系的问题,格林博格冀望通过划定某种学术边界,在某一种艺术领域内部来实现批判(criticism)。考夫曼(Emil Kaufmann)第一个系统性的将“自治”的概念运用到建筑学自身话语的建构上去。他将19世纪初法国启蒙主义建筑师勒杜(Ledoux)看作实践建筑学的自治的第一人,并将百年之后科布西耶的实践视为对折衷主义的批判与康德主义的复兴。考夫曼并不反对建筑扎根于社会条件,相反他认为建筑形式应该反映客观社会。与考夫曼同一时代的理论家沃尔夫林(Wolfflin)则更强调建筑学的学科自治(disciplinary autonomy),他辨称巴洛克建筑不是“自治“的建筑,因为巴洛克的形式是受制于当时的反革命的政治宣传,而不是出自其形式背后理应拥有的审美关注。他同时肯定了巴洛克之前文艺复兴建筑的自治性,因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外在形式完全是由其内在范式所决定的,文艺复兴的形式不可减简为任何一种风格,而是为其自身的意志而存在。
至此我们可以获知,对“自治”的追求是某一种艺术形式应对自身危机的一种来自内部的必然反应,是应对挑战,清理自身肌体,重新划定专业知识与话语边界的自我更新的行为。自治更带有摆脱风格统治下的行业霸权的意味,同时也对抗其他相关专业领域的侵蚀乃至吞并。在1930年代,考夫曼所面对的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海洋,一个庸俗消费文化与威权主义(二战前夕)并行的时代,而当时的欧洲建筑学正在歧路之上(当时的美国还不具备与欧洲等量齐观的建筑学实践)。考夫曼与一整批德语文化的现代主义先锋(随后是科林.罗等英国理论家)流亡到美国,直接导致战后的美国成为世界现代主义实践的中心。然而讽刺的是,美国本身根本不具备产生先锋艺术的社会大环境,在考夫曼之后,塔夫里、科林.罗、罗西以及埃森曼等都曾经在建筑的自治性上持续探索,其中真正的美国人——埃森曼的讨论已经不再涉及任何社会任务而是着重于建筑语言的自生性。正如笔者先前的博客所述,现代主义从来没有抵达美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如果说现代主义是屠龙之技,那么美国根本无龙可屠。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欧洲的硝烟弥漫的意识形态革命就直接在经济领域层面实现了资本主义,所以美国的资本主义比它的欧洲表兄弟来得更彻底,更肆无忌惮。美国无法掩盖现代主义对于它是个舶来品这一事实(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大师都无法摆脱欧洲渊源)。现代主义在美国更像是一个花瓶,用于维持美国在文化上的先锋性。事实上美国本土内生的平民文化、商业主义文化在披上后现代主义外衣后在六十年代大举反弹。而现代主义也早早的沦落为当时的精英阶层区分平民文化的光鲜外衣。这里的一个例子是洛杉矶的中心区改造,在洛杉矶下城迷失于郊区化浪潮之中时,“现代主义”挺身而出,成为洛杉矶旧城改造的主导风格,邦克山(Bunker Hill)上棱角分明的现代主义钢骨玻璃巨构孤零零的挺立在南加州乡土风格,各种西班牙复兴风格与折衷主义风格的海洋之中,成为区分金融精英与城市平民的形式暗语。难怪现代主义在流失了“自治”性之后,会在整个六七十年代成为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攻击对象。
Ledoux的Chaux城市规划
Corbusier的光辉城市
Bunker Hill, Downtown Los Angeles
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对于自治的探索被重新放入建筑学的日程中,今天的建筑学社区面对是一个如何在德里达之后进行学术自治的问题。德里达对学科边界的批判已经深刻影响了一整代建筑师,今天的建筑学遭遇的不是紧迫的社会任务,或者说社会任务不如自身生存更为紧迫,在整个西方世界建筑学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显学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科布西耶曾道:如果有建筑,革命不再必要)。今天的建筑学面对是整个一套新技术话语与理念的冲击,尤其是以媒体技术为代表的电子技术的大革命。在生成技术(generative technology)、复杂科学与新的形态学(morphology)的挑战下,建筑将如何面对历史与风格这两个挥之不去的话题。如果说在媒体技术尚未成熟之前,历史风格依然是建筑提取能量与动力的兵工厂的话,“涌现”(Emergence)理论与技术的出现已经让建筑至少在方法论上不必依靠历史,而仅仅借助媒体技术的强大生成力来提升自己的激素水平与亢奋状态。甚至可以说好莱坞的动画工厂,而不是建筑学院,才是事实上今天的建筑学的主导力量。与其说这是技术革命的压迫性力量,还不如说是建筑学社区对于“自治”的误解导致重呈媒介上的纯形式操作摒弃了建筑学本身丰富的社会内涵,从而使好莱坞动画技术乘虚而入。而这必然不是埃森曼所预见的。根据熵理论,一个系统如果完全切断与之联系的信息与能量资源,那么非但自治不可实现,生存亦不可实现。自治作为现代主义的目标之一,更多意指形式,功能与主张上的一致与统一,而并非是武断的划定学科边界。实现建筑的自治,或许并不在于设定建筑学自身知识与其他领域的距离,而是强化建筑学自身的方法策略与批判性姿态,以应对不同领域的挑战。或者说,一个不停的应对挑战,自我更新,自我增殖的建筑学,就是一个具备自治性的建筑学。
Eisenman的形式生成分析
Greg Lynn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