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与高于生活

当然学法律更容易获得公职，再者我有苦修的倾向，既然再没有比罗马的成文法更要命的科目，那么由它开始学起，理所应当。与此同时，有一个本能的声音萦绕着：如果没有社会阅历的支撑，文学就是纸上谈兵。大学四年的课程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实际上，罗马法、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的政治制度史、教会法和经济学这些课程，给教授们提供了发散演讲的机会，他们从不墨守成规地拘束在法学的框框里。于是刑法学改头换面，变成了人类学和社会学，法哲学史变成了哲学，统计学成了折磨我这反数学的大脑的高等数学。其中有些领域确实勾起了我的兴趣，但我确信（现在依旧相信）在法学院就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浪费生命。我依靠自己的忍耐力和大量的黑咖啡通过了结业考试。然后，提头印着法律硕士（magister iuris）的精美的毕业证书被我搁到一边，再也没发挥过什么作用。我证明自己有能力吞下令人不快的事物，仅仅因为它们令人不快，甚至或者，生吞它们也是种诱惑。但不管怎样，这些高难度的训练，对秩序的尊重和严密的思考，迟早派得上用场。 我们这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是潜移默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学说视作十九世纪的科学世界观推演到其逻辑终点的必然结果，有他们的道理。这个情境像一个天然斜坡：任何球放在上面都会滚下去，越滚越快，不管它起点在哪，最终它会停靠在同一个峡谷。另外，当保守派小心提防着民主和自由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则把进步分子看作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待真正的点拨，仿佛任何摆脱对上帝和国家的盲目顺从的举动，都源于潜意识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环境下，联谊会那帮人既不习惯于脑力劳动，也对我们在河岸上划艇旁边推心置腹的交流一无所知，他们的敌意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人的观念是生气蓬勃还是贫瘠不育—它们符不符合时代精神—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我常常纳闷，为什么在演讲者雄辩地论述民主制度的时候，台下都安静地打盹，而一谈到经济问题，或者号召诉诸暴力革除不公的时候，他们马上回过神来。在罗伯斯庇尔带领下，从流浪者中成长出来的小集团在大学里一鸣惊人。在我们直截了当的问题面前，故弄玄虚的措辞被碾得粉碎。我们仍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它的嘲讽语已经成了我们的武器。 在刚转变成一个赤色分子的时候，我还没搞清楚为何革命理论如此有市场。今天，我会说，整个欧洲接受过类似启蒙的年轻人，都在寻找机会卷入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就是说，卷入这个时代。自然的时间被认为是线性的，或多或少地遵从演化准则：从无机质到最初的脊椎动物，再到鱼类、鸟类、动物，最终到人类的这段路是进化过程。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条线延伸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样地，这也会是一个持续的进化过程，但在马克思以前，这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信念，没有人言之凿凿地认定这一点。过去太广阔了，事件一个接一个，列在编年史中，把头脑淹没了，以致让厌倦在大学课堂中蔓延；焦虑也随之产生，混乱的表象之下，是无能为力的情绪。一个个事件之间的联系是暧昧不明的。从鱼到鱼龙的转变并没有那么清晰，但至少，一个人可以借此得到一些理论的直观图像，或着叫助记缩写更恰当。于是出现了一个对自然和社会同样适用的发展的辩证法，提供了一个解释一切的钥匙。从那以后，单个的事实消失了；每一个都被放到“背景”—它萌生的土壤—中去审视，与此同时，就好像什么人按下了一个按钮，然后一个标签在意识中闪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诸如此类。 已经有不少文字提到，我们这个世纪需要信仰。

但即便是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管对信奉者还是诋毁者，也仍有“某些东西”游离在掌控之外。这就好比把一个丰富得多的现象囚禁在不完备的象征里，内容被曲解，就像大象被缩减成象鼻子的形状那样。也许，一个人不能妄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对“某些东西”的认知会报复他们的轻率，反转两者的地位。 我读大学的时候，出于谨慎，没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还没读过《资本论》。与其说被理性引导，不如说我是被嗅觉控制了（我不敢说这气息是来自我自己还是我那个时代），反过来，这让我对任何主义心存警惕，视它们为刻有十九世纪痕迹的临时架构。中学对达尔文的学习，方便我进入这个迷宫，同时它也像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一样保护了我，因为它让我习惯把整体（比如说自然）分解，允许其与他者共存，互不干扰。我也声讨资本主义体系，但却绊倒在错综复杂的哲学分析上。这些神圣的文本，像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被我当成文学作品来读，络腮大胡子和双排扣长礼服的幽默形象老往脑子里钻，挡也挡不住。尽管如此，我的“马克思主义经验”—实际上复杂得很—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找到共同语言

从对立走向对立，实际上这些它尝试解决的矛盾让它欣喜。我喜欢的一个文学游戏是，先把读者引向一个方向，然后把他抛下轨道，让他找不到路，当然这引发了不少误解。我想，跟我的同行们相比，我的头脑更迂回复杂，更喜欢绵里藏针的讽刺。几年来同教父学监的摩擦，使我倾向于搪塞自己，绕开不谈。要是当初我消极地接受了天主教训练，然后像扔下没用的包装一样，把它丢弃一旁，那我就会像一块干净的石板，其他的信仰可以随便刻上去。但我没有。扫开我的异教倾向，在根底上我仍是个天主教徒，我的记忆拖着整个教会的历史。比如说，对我来讲，325年将诺斯替和阿里乌主义斥为异端的尼西亚会议不是个抽象的日期。像棋手瞧不起纸牌一样，听到通常极其浅薄的先进-无神论的论证，我基本不为所动。另外，我的家族记忆让过去历历如在目前，

杜绝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法，是严格把握住不断变化中的可感事物；就是说，支配其在社会中运动的引擎——也就是，政治。马克思主义者给他们的对手全部戴上“唯心主义者”的帽子，撇在一旁，不予考虑。尽管这样的指控含义太广，哲学上不够严谨，但有的地方也不无道理。因此，我在两个极端之间拉扯，挣扎：是求索不变的永恒，还是积极地进入历史；或者说，是出乎其外，还是入乎其内。我不想将两个极端统合起来，使其相得益彰，也不希望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 我方才提到的那篇文章像它当初构思的那样，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证明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切逻辑推理的终点。也可以用来叫板所谓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评论者压根没必要写这篇文章；他来势汹汹，却事与愿违。但毕竟，谁都不知道哪颗小石子会正中目标。“袖手旁观”几个字刺痛了我，可能是对这几个字的恐惧，让我后来选择留在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然而战争结束后，我发现自己成了精英阶层的一员，而且很不幸，我着迷于人间俗世，追求物质，而千百万民众则生活在恐怖统治下，备受剥削，我越发地消沉抑郁。曾困扰过我的所有挣扎和斗争又复活了，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那篇评论文章又蠢蠢欲动，但这一次，其效用与作者的初衷完全南辕北辙。若要对这个插曲作个总结，我会说他拥抱生活残忍现实的建议，已经包含了自相矛盾的种子。 罪恶感是所有意识形态最好的盟友，它在每个现代人身体里滋长，让人妄自菲薄，抽干自己的认知和判断的价值。我过分审慎的倾向是教父学监在八年时间里培养出来的。打那以后，各种各样的个人情结（我努力试图回避）使这个情况更加复杂。在大学里，我为自己政治上的消极而自责，但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完全沉溺在思维之中——蜷缩在阳光下偷偷摸摸地做白日梦——难以自拔。说自己“蜷缩在阳光下”也许是夸张了，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但我感兴趣的只有铺着书籍和纸笔的书桌。甚至连在泛舟和远足之前，我都要进行一番心里斗争。每天晨光初启，我都期望新的一天会带来解答。解答什么呢？存在的秘密，一句诗行，高高悬在天上，但需要被拉回地面。我需要宁静，就像在一个问题上推算了数年之久的数学家，知道那个最终的答案近了；可能明天就会被揭开。但我不知道如何接受一种非此即彼的生活方式，1936年，一个作家团体遭到审判，让我的罪恶感更深了；几个领导者——罗伯斯庇尔也在其中——身陷囹圄，在牢里关了一两年。尽管也有不良记录，但我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没有坐在被告席上。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在我眼中，我的同行们是知识和胆识的化身，而且在同愚蠢的国家权威的斗争中，他们不惜牺牲自我。 不管波俄两国关系的特殊境地怎样，这些年里，我们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同路人跟他们西方的同僚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到了战后，获得了直接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才从政治感情领域转到哲学领域，当年不少西方同情者还幼稚地期望能与他们有某种形式的对话的机会，现在他们早已打消了这种想法。一个秘密的信条产生了，给予宣传标语一种不同于其字面意思的内涵。从很多方面看，它都类似于禁欲主义的信条。如果说禁欲主义者思考的，是在一个不可阻挡的自然秩序面前，任何抗争都徒劳无益的话，那么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就是不可阻挡的历史秩序，同样地，任何对它的抵抗也都是无效的。我跟党的中坚分子有过接触，他们认为，俄国的体系阴郁灰暗，令人沮丧。但既然它被时代精神选中，施过膏油礼的，所以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就得表现出对隐藏的规律的服从，就得超越一般人的爱憎。也

这是我的命。命运让我不遗余力，去同这些秘密信条搏斗，找出里面孰真孰假，谎言隐匿在何处，去搞明白一个人在面对人类自己设下障碍，企图规避开他所有的理性和意志的时候，他应该做的是什么。对很多人来说，答案似乎太简单了，从没出过海的人也都觉得捕鲸不过是手到擒来。然而对我们来说，从1939年开始，这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了；它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处境，每天都要面对。像远古时期与神秘的大自然打照面的猎人，我们从痛苦中学到，如果一个人想要征服二十世纪这些同大自然一样神秘的元素，不能靠蛮力，而要使巧劲。

假装自己与众不同，把自己身上所有波兰人共有的苦恼掩盖起来，毫无意义。我倒更应该坦白承认它，尽可能客观地分析它。波兰和俄国对对方没有好感，更确切地说，相互之间，他们怀有形形色色的贬抑情绪，从蔑视、反感到憎恨，不一而足。两者之间如果存在一点暧昧的吸引力，也总会被抹上怀疑的色彩。这种障碍看起来是源自约瑟夫*康拉德所说的“脾性不和”。或许所有民族

波兰与俄国之间的敌意，追根溯源，经常被归结为前者曾在后者的压迫下备受煎熬。但这并非全部。它的根扎得深得多，不管二十世纪还是十九世纪，都没触到它的源头。欧洲所有的动荡都在证明，在变动的表面之下，有个不变的核。大革命并没有摧毁法国文化的延续性，十月革命没有，1944-45年波兰共产党的掌权也没有。毫无疑问，每一种文明都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获得了自己永恒的印记。比如说，法国把一切归功于它的资产阶级，远在大革命前两个世纪，它就已经是一支创造性的力量了。而在同一时期的波兰，士绅举足轻重，“士绅文化”残存至今，在波兰农民和工人身上都有其痕迹，俄国人尤其看不惯这点，提到波兰人，总是嘲讽地加个“先生”。 十六、十七世纪是头等重要的时期。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作为统治阶级和后来知识阶层的语言，在东方遥远的波洛茨克和基辅的眼中，波兰语曾经是优雅和精致的代名词。而莫斯科人则跟鞑靼人一样，是化外之地的野蛮人，经常要跟它开战，却引不起特别的兴趣。在波兰语文学作品中，不少篇什描写过匈牙利人、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但关于沙皇臣民的文字屈指可数，除了卑躬屈膝

因此，沦为俄国人的手下败将，让他们难以接受，抬不起头来，那感觉就像陷落在鞑靼人的铁蹄之下：如果这意味着什么，只能说这是自己罪孽深重，上天降下的惩罚。但其实，他们真正的罪是多少个世纪以来对自己罪过没完没了的讨论——在文学作品中，地方议会里，国会大厅上——坐而论道，遗迹谈虚，对实际问题却于事无补。 被征服者蔑视他们的征服者，认为他们除了能盲目服从命令，全身上下一无是处，这足以挑起争端了，因为它提醒征服者，他们之所以强大，仅仅因为赔上了高昂的代价。于是，俄国和波兰的作家（经常都是客居巴黎的流亡者）据守各自的高地，水火不容。在普希金反波兰的诗歌里，能读到对这些目中无人的失败者的不满，他们不承认失败，一心要复仇，密谋策划，想挑唆每一个欧洲政要敌视俄国。这些诗歌具有的效力，比对一个试图重获独立的民族的非难要大得多。针锋相对的记忆至今仍挥之不去：波兰的复兴会把波洛茨克和基辅的归属问题重新摆到台面上；这将撼动整个帝国的根基。所以普希金预见到“斯拉夫的所有河流都将汇入俄国的大海”。 波兰诗人和革命者、烧炭党人的盟友密兹凯维奇，则比他这位同行（在政治分歧之前他们还是朋友）站在了更正当的道德立场上。密兹凯维奇

每张脸都像他们的国家/一片空旷、宽广、野性的平原：/他们的心，像地底的火山，/没有火光腾起，照亮他们的脸庞，/双唇不会迸出赤焰，/额头的暗纹也不曾渗出炽热/从东方和西方人的脸上，/数不清的生活点滴犁过/传奇和变故，悲伤和希望/每张脸都是这个国家的纪念碑。/这里，人们的眼睛，像国家里的城市/明亮而清澈；灵魂的骚动/未曾有一刻揪住他们的目光，/忧郁也未能笼罩他们太久。/远远地看，他们华丽非凡；/走进其中，只有空虚和荒凉。/这个民族的身体像个肥硕的茧，/里面沉睡着蠕虫的灵魂，/而当它的胸腔长成/展开它弯折的翅子，五彩斑斓——/当自由的太阳升起，/什么样的造物会破茧而出呢？ 密兹凯维奇的诗综合了波兰人对俄国人的所有看法。很多年后，约瑟夫*康拉德在他的小说《在西方目光下》里，描绘了同样的对混沌无形和道德混乱的恐惧。尽管康拉德并不承认，这本书却在旗帜鲜明地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弥赛亚主义。

如今纳粹已成过去，但或许斯拉夫人是“次等人”的观念依然存在。这样的看法在德国民众中非常普遍，使他们最近的邻居波兰首当其冲，深受其害，这让纳粹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时，多少自认为心安理得。非要说波兰人没有意识到这些错误——失序

让德国人很容易认为，他们的优越感有夸大之嫌，可笑不自量。然而，与此同时，波兰人也知道，自己的有些优点，德国人并不具备，他们觉得德国人脑筋迟钝，沉闷呆板：想象力、幽默感、即兴创作的天赋、对一切权力的嘲弄，使他们得以从内部消解掉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就像能把法西斯主义人化成某种假面舞会的意大利人一样）。在强调自己的波兰血统的时候，弗里德里克*尼采清楚自己强调的是什么。 但这种老生常谈的对比却让波兰人在判断自己与俄国人的关系时， 因为在俄国，面对自己周边的环境，人们的手足无措——换句话说，在这里，漠视人情冷暖、贪污和挪用公款——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组织工作只有在国家权威直接获利时，才能有所收效。出了自己的国家，波兰人大都非常能干，而且，不管是自愿移民还是被迫离乡背井，俄国的波兰人都是支开化的力量。波兰人的俄国人印象远比德国人的波兰人印象复杂得多；不仅如此，轻蔑的阴影混杂着一丝怜悯，时常蔓延到这个视角之中。波兰人的优越感来自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天主教道德，和他们对西方的归属感。俄国性格底色中滞重的平静与他们南辕北辙；对习惯于智识上的折中之道的波兰人来说，这种耐心，这种冥顽不化，这种在各种观念中走极端的倾向，让他们无法理解。所有这些感觉更加重了失败者的屈辱。 而在俄国人看来，波兰人行屈膝礼、微笑、彬彬有礼地谈话、客气地恭维，全是些空洞的形式，不过装装样子。他们认定自己强过这些浅薄的、自鸣得意的交际花们，这些人的荣誉感让人心烦，他们愚蠢的英雄主义冲动一无所用。现在，眼前这古老的文化形态一目了然了，它因对西方一切事物的自卑感而困扰，良心上因为侍奉独裁政府而备受煎熬，俄国人也猜到了那个悬在空中尚未念出的词：野蛮人。

我不过是个外人，同时却想要这里的一切，想整个儿吞下去，完完全全，一点不剩。要是我也跟自己的女孩坐在长椅上，我就是他们的一员了，然而我只是掩盖了自己的饥饿。羞怯胆小让我离群索居，但这不是全部。我纷纷的情欲超出了任何对象，我的泛性论（pansexuality）包含整个世界，我成不了上帝，也没法像吞食世界的怪物，咀嚼它，用舌尖品尝它，我只能用眼睛拥抱它。而且，像任何一个饥饿者一样，这种饥饿也扩散开，贫瘠的语言拿它束手无策。 （我绝对想象不到第二次拜访布拉格会是什么样子——命运已经写定了，在围墙里等着。许多日子过去了，情场韵事，雨打风吹，什么也拖不慢我追逐那不可企及的泛性论盛宴的脚步。我的飞机从伦敦出发，落在一个空旷的机场上，白茫茫一片。下着雪。这是1950年的冬天。一个长得流里流气的大块头，穿着捷克秘密警察的制服，推开门，要求出示护照。等候室空空如也。我的脚步声来回荡几下，又砸回我身上。角落里，几个人站在黑暗里，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小声交头接耳——是几个等待高官的所谓代表。通往等候室的入口，是个废弃的广场，停着三辆车，被雪盖得严严实实。我打了个出租。这帮司机眼很尖，两三句话就能听出谁可以敞开了聊，谁不可以；半个小时车程里，他倾吐了一肚子不快，斥责“他们”，觉得“他们”可悲。我没接话茬。我从布拉格转火车去华沙，发福的罗伯斯庇尔现在就在那儿，成了斯大林主义的高级官僚。暮色中街道一片苍茫。城市里有些高楼上闪着一颗巨大的红五星。行人低垂着眼睛，步履匆匆。） 夏天。我搭乘去巴伐利亚的火车，在经过皮尔森的时候跳了下来。消灭超越肉体的饥饿，最好的办法是徒步旅行。所以我下来走，只在村子里买了一点香肠和面包。为了省钱，我不去餐馆吃晚饭，顶多允许自己喝一杯啤酒。旅途中有些场景现在我还记得：白色的高速路、嘴里的土味、走过的里程、我帮忙干过活的那块农田，以及讨人喜欢的乡下小女孩——她嘴里缺了几颗牙。然后我又搭了这趟车，穿过德国边界时，我感到陌生——周围人讲的语言我全听不懂。我觉得懊恼，生自己的气，起身进了餐车，这还是我头一次进餐车。在那儿看到的一番景象，直到现在还思量不明白。我旁边坐着一个人，骨瘦如柴，但穿着考究，看着像个官员。他点了份牛排，悉心把餐巾在下巴下面塞好；接着，他两眼一动不动粘在牛排上，把手抹干净。他不是在品尝盘子里的东西，倒像是在吞；咬嚼，冲自己咕哝，很快他又点了一份。于是同样的景象倒带重演：仪式性地抹抹手，两眼盯着餐盘，期待它的带来的快感，然后，同样的速度。最难以置信的是，吃所有接下来的牛排时，他都没有放缓自己的速度。他是谁？从哪里来？我琢磨不透，但是看起来他像是从上个战争的前线或者战俘营里回来的，或者他在哪儿的冰块里被冰冻了十三年。 我抵达林道时是凌晨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