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北大“燕京学堂”事件引发的感想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环境不断滋生出一股股奇怪的风气。这些风气并非外国列强的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而是出自大学治理精英们以改革开放的名义的创新。外国没有的东西，我们并非就不能创制……我国教育部没有“中国学”这个二级学科名目不是问题，只要这个“学科”有意义，教育部主管精英们就应该增添这个科目。同样，别人已经有的东西，我们并非就应该模仿，好东西才应该且值得模仿。可是，晚近二十多年来，我们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干过不少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我在广东任教时，就在好些地方都见到一个模子的白宫式大厦，据说它们除了是桑拿会所、商务酒店，更多是县或市级政府大楼——这样的创新建筑显然只会出自当地领导人的决策。我的家乡重庆江北有个历史悠久的乡镇名叫“龙溪镇”，1940年日本军机连续五十天轰炸重庆时，这个乡镇被炸得一塌糊涂，仍然生机不灭，解放后，这个老镇旁边又添一新的小镇名为“红旗河沟”，表征着一段奋发图强重整家园的历史。十多年前，那里建成了一片新区，令人欣慰，但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片新区被名为“加州”——显然，当地领导人抱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心愿：希望咱重庆老乡都自以为住在了美国加州……何等荒唐的“与国际接轨”！
    北大“燕京学堂”项目承载的是所谓“中国学”，与静园原来承载的文史哲各系形成对照。但“燕园学堂项目”绝非仅仅是一个“项目”，显然具有创新“学科”的旨趣：“中国学”涵盖（或交叉）文史哲甚至政经法各社会科学。学制、学位乃至教学语言的设计，都可以算在“项目”设计范畴，“中国学”这个名称则不然，若非创新“学科”，何以会有如此命名？我们的年轻学子能够到国外去获得一个“美国学”“俄国学”“法国学”“德国学”“意大利国学”“印度国学”……的硕士学位吗？显然，“燕京学堂”的创新首先在于“中国学”这样的“学科”。这个学堂一旦搞起来，没准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等国也会模仿我们搞这样的创新“学科”，在自己国家的王牌大学创设用中文授课的“美国学”“俄国学”“法国学”“意大利国学”“印度国学”——倘若如此，“燕京学堂”的“中国学”将会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
    可是，从“燕京学堂”“中国学”的实际课程设计来看，正如已经有业内人士指出的那样，其实就是美式“中国研究”课程的移植。这类国家/地域性研究与所谓美式“文化研究”的兴起有关，而且学科“交叉”到了不知所谓的轻薄境界。何况，即便是移植西方的新式学术方法，我国大学文史哲各专业也从未不曾争先恐后。可见，“燕京学堂”的“中国学”绝非创新。就算是“中国学”用全英语教学，也谈不上创新。虽然在我们要追赶的西方国家一流大学中并未见过有用外国语专门教外国人本国历史文化这样一种教学建制（西方的大学连教中国文化也必须用英语、法语、德语，遑论教西方文化），毕竟，香港的某些大学在创校时就规定用英文授课，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当然，这是当时港英政府治下的大学统治精英的决策，我们同样不能说，“燕京学堂”是要追赶殖民地式的教学建制。因此，“燕京学堂”在中国的土地上用全英文教学讲授“中国学”无论如何算不上创新。至于一年制硕士学制，就更谈不上创新，英国早就有不少这类一年制硕士，尽管大多是酒店管理、商业营销、计算机操作之类的专业。我们绝不能说，“燕京学堂”要把“中国学”变成酒店管理、商业营销、计算机操作之类的实用专业。
    在我国现代战争年代甚至新共和国建国初期，曾时兴过一年制至三年制不等的各类军政大学。特殊的学科及其学制设计，为的是培养特殊人才，“燕园学堂”的“中国学”专业兴许是要培养特殊人才甚至特殊精英。倘若如此，“燕园学堂”的“中国学”虽算不上创新，却显得具有政治抱负：让北大的学堂成为培养政治实干人才的熔炉。既然如此，人们难免会想这样的问题：培养什么品质的特殊精英，为谁培养？“燕园学堂”三分之二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外国（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人们不难设想，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等国正亟需培养今后专门对付中国的政治精英，“燕园学堂”的全英文教学无疑方便了这些国际政治单位的政治愿望——当年的斯诺、史沫莱特一类中国革命的西方代言人，恐怕不是即便用全英文教学的“中国学”能够培养出来的。“燕园学堂”三分之一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我国的青年才俊，不用说，北大“燕园学堂”这个招牌定会让青年才俊心向往之。可是，倘若“中国学”这门“学科”本身品质轻薄，才华横溢的学子也有可能被培养成不学无术却自以为是而且忒会耍嘴皮子的特殊人才。这让我想起马基雅维利在五百年前就曾推荐过的政治计谋：要征服一个政治共同体，首先需要毁掉其精英阶层——先把“贵族”灭掉。
    如今有人习惯于用左派右派的标签来解释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其实，很多事情无需上升到如此意识形态高度，人世间的日常事情往往只有做得明智与否之分，正如当今的传媒言论，无需看其属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抑或言辞是否能吸引眼球，只需看其是否有自然德性。苏格拉底在临终前问身边的年轻人：“凭宙斯，据说这个灵魂既有理智、有德性，又好，而那个灵魂既愚钝﹑缺德，又坏，这些说法真实吗？”（柏拉图《斐多》93b8-93c1）——如今恐怕得回答：既真实又不真实。真实在于，世间的灵魂品质的确仍然有优劣之分；不真实则在于，在启蒙之后的时代，缺德的灵魂已经绝不愚钝。
    北大“燕京学堂”项目引发部分北大师生的强烈质疑之后，校方在7月9日举办了沟通会。会后有朋友传来“沟通会纪要”，并附评议若干，非要我看……我先看了评议。其一说，北大校方这次表现“有理”“有据”“有节”，不得不让人支持，学生和某些教授则有失文雅，用起哄、嘘声乃至不讲道理的言辞对待态度诚恳的校方，令人不齿。另一评议则指责校方顾左右而言他，摆出虚假的沟通姿态，其实早已决定非行此不可，缺乏民主诚意。双方相互攻讦，各执一辞。
    “沟通会纪要”让我们看到，双方谈不拢的一个要点是：是否应该用静园做学堂甚至学舍。其实，这个问题恐怕不成其为问题。毕竟，如果“燕京学堂”项目正确、明智，别说静园，更珍贵的地方都值得拿出来——北大人有这种敬业精神，不是吗？如果“燕京学堂”项目不正确、不明智，别说静园，就是翻修澡堂子做“燕京学堂”也不干！不是吗？这件事情成为“风波”，很可能是因为“燕京学堂”的轻薄品质与静园的六十年凝重相较，反差实在太大。
    沟通会是校方主政精英与北大“人民”的对话，就形式而言，具有民主政治风度。按我的初浅政治常识，任何政治体如果要具有良好秩序都离不开统治，而任何统治形式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亚里士多德称为城邦的自然）。即便如今西方的民主政制，也不过由多数人选出极少数人来施行统治。如果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亘古未移的政治体形式，良好的生活秩序就端赖于施行统治的少数精英是否具有卓越的政治德性（审慎、明智、正义、勇敢的总和）。如何才能使得少数真正有政治德性的人进入统治位置，历来是棘手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古代政制传统凭靠一种制度化的教化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现代西方民主政制则主张凭靠一人一票的选举。现代民主理论出现之初，卢梭心里就打鼓：如果“人民”并非个个懂得何谓政治德性，何以可能选出有德性的人做领导人？卢梭的疑虑让我难免对民主政制的核心价值是否有道理心存困惑，至少好些问题迄今没想明白，难免对任何民主行为都心存疑虑。至少表面看来，7•9沟通会并无成效，甚至乎是否应该有这样的沟通都难讲。毕竟，北大的治理精英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治校的事情应该由他们少数人来做决定。
    事情还有另一面：任何统治形式都是且只能是少数人治理多数人，是否有良好的治理，则取决于这些少数人是否有政治德性。如果主政的少数人欠缺政治德性，做出了某种错误决定，而且这一决定还可能导致无可挽回的政治后果，该怎么办？有两个现存的谁都耳熟能详的例子。1919年春天的巴黎和会时，列强欺压中国，当时中国的统治精英谈不上具有政治德性，以至于可能出现国家主权受损的政治后果——于是有了北大学生的上街抗议。这是民主沟通？我看不是，这是出于无奈的抗议……抗议就难免有非理性甚至非法行为（烧房子之类）。
    再一个例子：9•18事变之前，日本在东北的驻军仅两万，东北军拥军20万。且不说日本国在我国驻军是否表明我国主权不完整，仅仅从政治常识出发，中国的统治精英也应该调派10万东北军摆出防御态势看住这两万日本军队才对。结果哩，三千日本兵就让20万东北军一声不吭埋头离开东北——东北军兵工厂的三百架战机、五千挺机枪、数万条步枪以及存放的大量银元，一夜之间成了日本人的不义之财。翻开历史古今中西地看看，哪里还有过这样的事情？20万对2万哦！不是古今天下大笑话吗？然而，如果不是少数统治精英的决策，会有这样的历史笑话？于是，就有了后来的“12•9运动”——这也不是民主沟通，而是无奈的抗议：我们的统治精英实在太不像样！
    “燕京学堂”项目的问题仅仅在于：设想和决策是否正确、明智。任何决策都得由少数人来做，甚至最终由一个人拍板。很多事情其实是常识，日本人驻军东北，不断挑衅，少数人决定甚至最终一个人拍板：抗击！难道我们会要求什么民主程序，决策透明，经费公开？荒谬！反之，一项不正确、不明智的决策，也断乎不会因为经过民主程序就变成了正确、明智的决策。
    如果“燕京学堂”的“中国学”无论从学理、学制、教学语言规定等方面来看都不仅令人匪夷所思，而且明显就像仿白宫大厦或重庆“加州”那样荒唐，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来了：何以北大的拍板人想得出这样的“中国学”和学堂？我绝不怀疑北大的治理精英聪明过人，也绝不怀疑他们弘扬中国文化的良好意愿。问题是，良好意愿也未必不会做出不明智之举。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聪明人被“鬼”迷了心窍——对于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政治共同体来说，最不可思议也最令人悲哀的事情，恐怕莫过于这个共同体中的少数精英已经被“鬼”迷了心窍。我想起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模仿古罗马执政官法布里基乌斯的演说辞激奋地说过的一段话：
    法布里基乌斯！要是你不幸被招回人世，看到罗马的豪华面目，你那伟大的心灵会作何感想？你曾亲手挽救过罗马，你那可敬的名字要比罗马所征服的一切都更为闻名遐迩。你一定会说：“诸神啊，那些茅屋和乡村的炉火都变成什么啦，那里不是一直居住着节制和德性吗？富丽堂皇取代简朴对罗马是怎样的不祥啊？这外国话是什么东西？这些阴阳怪气的社会风气是些什么东西？这些雕像、大贴画和高楼大厦究竟意指什么呢？荒谬啊，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哦？你们是万邦之主，怎么让自己蜕变成了你们所打败的那些浅薄之人的奴隶？统治你们的怎么是些耍嘴皮子的家伙啊？……
    这段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文字曾让我生发过一番感叹，不妨抄在下面：
    的确，如今我们正忙于让中国在世界上“出名”。然而，我们让中国“出名”靠的不是自己祖传的德性，而是靠模仿白宫式大厦、阴阳怪气的自由风尚和大贴画，再加上幼儿园就教英语而非中国话……法布里基乌斯的在天之灵最后说道，当年希腊使节鞠涅阿斯到罗马时所看到的庄严景象，如今“你们的财富和所有文艺永远都做不出来；那可是苍天之下曾经出现过的最美丽的景象”：两百个德性高妙的人在统领这个国家和治理这片大地！我们的巨额外汇储备和“所有文艺”能让一个当今的西方使节在中国看到这幅景象吗？绝无可能！因为，我们读书人中的多数人早就不认为古中国有过“苍天之下曾经出现过的最美丽的景象”，也早就不相信应该由德性高妙的少数人来统领国家和治理这片大地。
    如今，我们还有可能指望北大的财富和设计天才们让北大成为中国人文教育传统“曾经出现过的最美丽的景象”的守护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