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第一知己—— 李秋君

任知 任知 2014-06-02 19:10:42
任知
2014-06-07 18:18:59 任知 (作家)

江西卫视传奇影院《美人三嫁》《末路皇妃》《家有辣嫂》《民国警花》《侬本痴情》《代号花木兰》《一号化妆间》《子夜心跳》《鬼门关》《魂断疯人院》《真命天妃》《公主驾到》《鬼胎》《不要睁眼》《选美》《闹婚记》《租妻成婚》《三嫁李郎》《奇情记》《刺杀玫瑰》《白狼行动》雪色红颜

任知
2014-06-12 23:53:38 任知 (作家)

掌小说

1、《不死》 这部作品标题应该翻译为“不朽”,写的是鬼故事,但与我国的聊斋故事不同,文学性更强,所以称为小说。 “三颗大树后面,细小的数目上开始漂浮起夕阳的余晖,在传来海浪波涛声的对面天空,朦朦胧胧地罩着淡淡的红利透黑的色彩。”——这是《不死》的结尾。前面部分将老人和少女的音容笑貌刻画得惟妙惟肖,但没有景物描写,结尾的景色描写,画龙点睛。
人们说川端康成有恋女癖,这是望文生义!他是因三岛由纪夫自杀而死,怎么不说他有强烈的同性情结呢!如果感到鸡蛋好吃,就想认识母鸡,认为母鸡也如同刚剥皮的鸡蛋一样又白又光滑和美丽,那也太天真了。萌呀!
2、《红梅》 小说中的三个人是:去世的父亲、健忘的母亲和安静的女儿,其中女儿的隐忍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岁月使青春红颜变得白发苍苍,但美好的生活点滴并没有被遗忘,女儿的角色就起着这个关键的纽带作用。
从艺术手法上看,开头就有景物描写,结尾点名是女儿的在回忆和追念,手法新颖。中间部分红梅哪支先开花的争论,不过是买点心争论的铺垫。女儿知道内情,最后也没有告诉母亲,因为这点小事不值一提——包袱或悬念,在川端康成那里,是水到渠成,没有刻意渲染,但读者还是感觉到了傲雪红梅一样的浓浓深情。好文章,就这样!
3、《石榴》 头一次见树上的石榴,弟弟惊奇。拇指粗细的小树,竟然结出拳头大的石榴,能不让人惊讶,弟弟摘下后不知是什么。弟弟在东北长大,不认识石榴。回到宾馆我切开石榴,自己吃得很开心,弟弟说:给我一半。
和我说的这件事比,川端康成的《石榴》承载了更多情感,而且更有生活内涵。母亲的热情和习惯衬托了一对朦胧的恋人的心理波澜:启吉的慌张和着急,由美子的深情和羞涩,通过石榴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然康成对石榴花谢掉之后和小男孩的描写也异常精细,没有观察和情感,想象力是无源之水,就失去了活力。不要说川端康成只会描写年轻女性,其实那代表的是一种细腻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态度。
4、《竹叶》 瘸腿但坚强的秋子,能不能住上明亮的新房呢?川端没有说。小说对秋子未婚夫的弟弟的描写童趣盎然。未婚夫没来,邻居却在大兴土木盖房子,谁会来住呢?祝愿秋子能走进新世界,新世界尽管丑陋,但还是有无限的光明。这篇作品写得极其含蓄,令人想起由美子和启吉,日本人都比较含蓄,东方人的品质在这里显得极其优雅。
5、《父母心》 北海道函馆市在函馆山下呈扇子状,是世界著名夜景观赏地。这是一个旅途故事,其中贵妇人的仁慈尤为让人感叹,她说:我虽然没有孩子,可理解做父母的心。所以,她最后还是付了钱给贫困夫妻,贫困夫妻做工有了本钱——父母心就是本钱呀!这个故事感人但反商业,贫困夫妻的描写也很到位,在川端小说中比较特别,故事就像一个西方化的新闻。
6、《厕中成佛》 这是讽刺跟风有“发财病”的人,尤其是京都人的议论看似闲笔,但深刻的反映了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的隔阂。贫穷农民的脑筋简单,但也充满了顽固的狡猾,目前我国也有一些这样的大众,教育并没有使他们开化,变得思维广阔,只会坑人,比如河南黑砖窑,陕西的地窖囚禁妓女事件•••••令人寒心和恐惧!
7、《情死》 这篇写得如同《不死》,其中如同《长恨歌》。王安忆女士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写得是王琦瑶的故事,海派风格与张爱玲不同,张爱玲是华丽的衣服上的虱子,那王安忆是简朴衣裳上的玉兰花?《情死》有种幽幽不死的断断续续的气息,读起来更令人揪心般疼痛。
8、《夏天的鞋子》 孤独的小女孩不仅刚强,还高贵,也只有川端能塑造这样的形象吧——“勘三不经意地看看路边,只见一双小鞋在枯草上,宛如盛开的小白花。”“少女穿上鞋子,头也不回,如同一只小白鹭,向小山上的孤儿院飞去。”这样精致的描写,日本人喜欢大自然的特性尽显无疑——一看就是日本作品。好!
9、《被妻子束缚的丈夫》 浅草是以浅草寺为中心的繁华闹市,已经成为东京的乡村旅游景点,并引申出以浅草为名的很多品牌和文化。浅草女艺人兰子和诗人丈夫的牢固爱情,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篇小说开篇和结尾都很有力,中国著名作家迟子建认为自己的小说开篇就奠定了基调,但她的话还是难以理解,相反,川端的小说倒是容易明白。
10、《邻居》 邻里之间熠熠生辉的情感,在川端的笔下是如此自然,这简直就是生活原貌,看着真舒服。川端只是不紧不慢的叙事事情,没有悬念和包袱的小说更好看——如诗如画。小说写到这份上,还要人说什么呢!

任知
2014-06-12 23:54:22 任知 (作家)

《不死》。在这一篇被评论界看作是川端的晚年的代表作的散文中,川端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在年轻的时候拣高尔夫球的男人,一个深爱着他的姑娘。这两个人没有结成良缘,姑娘殉情死了。在男人老年的时候,姑娘还是那么年轻,飘然而至,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一同离开了世界,也一同地“不死”了。这里,是可以看到川端康成的美学倾向的。

任知
2014-06-16 18:58:20 任知 (作家)

谢月眉(1906—1998)名卷若。江苏常州人。自幼喜绘事,性平淡,词人谢玉岑三妹,画家谢稚柳三姐,终身未嫁,长期随谢稚柳、陈佩秋夫妇寓居上海。善花鸟,早年由恽南田、陈老莲花鸟入手,后上宗宋元工笔画法,所作工笔没骨意写花鸟精微典丽、静美自然、清新高致充满生机。谢月眉是民国时期海上著名女画家和中国女子书画会发起人之一。曾与画友多次在沪举办画展,因其修养深厚,技艺精湛而深得好评。其24岁所作《牡丹图》刊于由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的《当代名人画海》,在当时的海上画坛有一定的影响。
江南大儒钱名山在《题谢月眉画例》中称:“女士得气之清如月曙沐,诗书之泽、写卉木之华、六法之精一时无两。”有江南才子之誉的谢玉岑在《题月眉工笔花鸟(四首)》中有句:“剑气珠光迥绝尘,东篱昨夜露华新。”“谁将画派溯南田?真谛惟应静里传。佛土花寒参识慧,仙禽语妙验清圆。”“风雅故家零落尽,对君新稿一欣然。”在《题月眉画红梅,大千补竹石》中有句:“聪明弟妹耽诗画,能事吾应愧篆书。”张大千对她也颇为欣赏在《题紫芍药图》成扇中有句:“月眉画仿南田,盖毗陵正宗也。”1939年12月张大千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画展同时陈列其多幅作品。大画家谢稚柳的早岁花鸟作品受其姐感染和影响甚深,并偶有为其姐代笔之作。同时代的书画同道对她的艺术成就也给予了肯定:“珍重江南谢月眉,春风笔底斗燕支;瓣香合奉瓯香好,五叶传灯得太师。”解放后,不知何故谢月眉淡出画坛,悉心为弟弟谢稚柳安排日常事务。她的沉寂,至今让人们遗憾和不解。



广东鹤山的冯文凤(1906~1961)原名鹥,为诸家中唯一的广东女书画家,但一生活动多在上海。她是当时一位少见的多才多艺的女艺术家,不仅长于书法(擅篆隶、正草),还兼擅中国画、西洋画、雕塑、摄影等,几乎囊括了中国造型艺术的所有门类。1924年被上海《新闻报》评为全国女书法家。她还曾于香港创办女子书画学校,1934年在上海与陈小翠、李秋君等组织中国女子书画展览会并允为会长,1946年后迁居美国。



顾飞,女,字墨飞,别号杜撰楼主,又署杜撰。上海人,师事黄宾虹,擅山水。曾创办中国女子书画会,作品参加柏林艺展等。中国近代山水画女画家,黄宾虹的嫡传弟子,四十年代时,曾和廖仲恺夫人的何香凝、作家天虚我生的女儿陈小翠、谢稚柳的姐姐谢月眉、张善子的学生章述亭等一起组织上海女子书画会而名盛一时。1907年生于今上海南汇,1924年毕业于南汇城南初级师范学校,1926年入上海城东女校专修国画,1928年拜黄宾虹为师,专习山水画;20世纪30年代初为中国女子书画会发起人之一,抗战时期从爱国诗人钱名山学诗;1960年后任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教师,1984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作为我国著名画家黄宾虹的入室弟子,顾飞26岁时就在上海半淞园成功举办了个人扇面画展,声名鹊起于上海画坛。她诗、书、画三者俱佳,作品广受赞誉。



陈小翠(1902-1968)诗人、画家。壬寅中秋后九日生于浙江杭州。生平常因与南唐李后主同月同日生而引以为荣。父陈蝶仙、号天虚我生。兄小蝶、号定山。十三岁着银筝集诗词、写小说,刊于申报。十七岁从山阴画家杨士猷画仕女。廿六岁适汤彦耆、字长孺,浙江省督军汤寿潜之长孙。廿七岁生一女,名汤翠雏。三十三岁于上海创女子书画会。四十六岁任上海无锡国专诗词教授,五十七岁受聘于上海中国画院为画师。陈氏书画一如其诗,婉丽清逸,洵为玉台妙品。其书风内口静秀,撇捺稍作峭拔之态,显得生动有致;画风隽雅娟秀.


任知
2014-06-16 19:13:08 任知 (作家)

谢月眉(1906—1998)名卷若。江苏常州人。自幼喜绘事,性平淡,词人谢玉岑三妹,画家谢稚柳三姐,终身未嫁,长期随谢稚柳、陈佩秋夫妇寓居上海。善花鸟,早年由恽南田、陈老莲花鸟入手,后上宗宋元工笔画法,所作工笔没骨意写花鸟精微典丽、静美自然、清新高致充满生机。

谢月眉是民国时期海上著名女画家和中国女子书画会发起人之一。曾与画友多次在沪举办画展,因其修养深厚,技艺精湛而深得好评。其24岁所作《牡丹图》刊于由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的《当代名人画海》,在当时的海上画坛有一定的影响。

江南大儒钱名山在《题谢月眉画例》中称:“女士得气之清如月曙沐,诗书之泽、写卉木之华、六法之精一时无两。”有江南才子之誉的谢玉岑在《题月眉工笔花鸟(四首)》中有句:“剑气珠光迥绝尘,东篱昨夜露华新。”“谁将画派溯南田?真谛惟应静里传。佛土花寒参识慧,仙禽语妙验清圆。”“风雅故家零落尽,对君新稿一欣然。”在《题月眉画红梅,大千补竹石》中有句:“聪明弟妹耽诗画,能事吾应愧篆书。”张大千对她也颇为欣赏在《题紫芍药图》成扇中有句:“月眉画仿南田,盖毗陵正宗也。”1939年12月张大千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画展同时陈列其多幅作品。大画家谢稚柳的早岁花鸟作品受其姐感染和影响甚深,并偶有为其姐代笔之作。同时代的书画同道对她的艺术成就也给予了肯定:“珍重江南谢月眉,春风笔底斗燕支;瓣香合奉瓯香好,五叶传灯得太师。”解放后,不知何故谢月眉淡出画坛,悉心为弟弟谢稚柳安排日常事务。她的沉寂,至今让人们遗憾和不解。

任知
2014-06-19 13:05:28 任知 (作家)

富家娇女李秋君
张大千有一方刻有“秋迟”二字的印章,只在他的《苍莽幽翠图》上使用过一次,这一直是人们心头的一个谜。其实,这是为他的“红颜知己”李秋君专门制作的。意思是与李秋君相识得太迟了,成为终生的遗憾。


  李秋君是浙江宁波富商李茂昌的女儿。张大千年轻学画时,临摹古代名画家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为了维持生计也出卖一些临摹、仿制的古画。有一次宁波富商李茂昌到上海办事,花了50块大洋,买回来一幅古画。到家后,很高兴地拿给女儿李秋君看。李秋君端详了一会儿说:“这是假画,不过作画人的天分很高,将来会有大出息。”


  李秋君虽只念过中学,可是从小精通琴棋书画,饱读诗书,家里的藏画更是经常欣赏,艺术造诣非同一般。李茂昌考虑,既然女儿说这个作假画的人,天分很高,将来会有出息,何不找到他,结交为朋友?于是,李茂昌再次到上海时,就到处寻访这位画家。


  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李茂昌真的找到了作假画的张大千。这是一位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风流倜傥,性格豪放,听了李茂昌介绍的女儿对他的评价,他十分高兴地说:“人生难得遇到知音,托令爱的吉言,我将这幅画送给您了。”说罢掏出50块大洋的银票,就往李茂昌手里塞。李茂昌连忙推辞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结交你这样的才子,让老夫脸上增光。”从此,他们就成了忘年之交。随后,李茂昌就邀请张大千到宁波李府做客。


  张大千到了李府,客厅里的一幅落款为“鸥湘堂主”的《荷花图》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手托下巴,仔细端详着这幅画,画面上的残荷、秃茎、淤泥,构思独特,超凡脱俗,不由得感叹道:“真是天外有天呀!”李茂昌说:“你看这幅画还可以吗?”张大千连忙说:“不错,的确不错。技法的气势像是男子所为,可是落款瑰丽,意境脱俗,又有女风。这是哪位高手所为?”李茂昌回答说:“哪里是什么高手,是我女儿闲着没事画的。”说罢就让下人到后堂唤女儿前来拜会大千。


  不大会儿,李秋君来到客厅,张大千见到这位妙龄女子,不由得眼睛一亮,连忙跨前一步,单膝跪倒在她面前说:“晚辈蜀人张爰(张大千原名——编者注。)拜见师傅。”他的举动让李秋君愣住了,李茂昌赶紧说:“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


  在张大千留住期间,他与李秋君在鸥湘堂畅谈、作画,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就刻了一方“秋迟”的印章留作纪念。


  在彼此相处时,大千对李秋君深深地产生了爱意,可是又不敢贸然亮明自己的心意。他在家里娶了妻,又纳了妾,李家千金怎么会充任他的二房小妾呢?他心中爱着这位志同道合的姑娘,却不敢冒昧冲犯。其实,敏感的李秋君早已看透了大千的心意,她也很仰慕大千的才华,可是富家小姐的尊贵地位困扰着她,她无力迈出冲破传统的一步。从此,他们以兄妹相称,都将自己对对方的爱深深埋藏在心底。


  到20世纪30年代,张大千邀请李秋君到上海美术学校任教。李秋君在课余时间照顾大千的起居。他们相濡以沫,生活得很和谐。就连大千的徒弟称秋君为“师娘”,她也不忌讳。由于她终身未嫁,后来大千就将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给李秋君为养女,她待她们如同亲生的一般。


  在1939年李秋君的50岁生日这一天,张大千带着四夫人雯波,从成都飞往上海,专程为她祝贺生日。李秋君千叮咛万嘱咐雯波好好照顾这个国宝级的人物。


  上海沦陷后,李秋君为了两个养女的读书,无法脱身。在四川的张大千十分惦念远在沦陷区上海的李秋君。一直到日寇投降后,张大千绘制了一幅《苍莽幽翠图》,盖上了“秋迟”的印章,提供给上海的美术展览会,他希望李秋君能从这幅画中领略到他的一片心意。遗憾的是,李秋君没有去看这次展览。


  1949年春天,张大千在上海与李秋君匆匆见上一面,就飞往东南亚了。直到他们逝世也没有机会再会面,这成为他们心头永久的遗憾。



朝鲜少女池春红
张大千一生娶过4个妻子,朝鲜少女池春红没有妻子的名分,却是他心萦梦念的红颜知己。


1927年秋天,张大千应日本古董商江腾陶雄的邀请,去游览朝鲜半岛的金刚山。江腾没有时间陪伴张大千游览,就请了一位15岁的艺伎池春红,照顾大千的生活起居。这位池春红能歌善舞,善解人意,在陪伴大千游览的过程中,很得大千的喜欢。特别是他发现池春红很喜爱书画,更是欣赏。在与大千接触中,池春红也觉得这位蓄着长髯却才20多岁的画家,与日本和朝鲜的上流人士不同,一点也不蛮横粗暴,因此也很敬重他。尤其是她非常景仰大千的艺术才华,在说笑间,几经点染,小鸟就雀跃枝头,艳丽的花朵就绽放纸上。出于对他才华的仰慕,她对大千照顾得更加无微不至。


  他们互不通晓对方的语言,但通过手势、眼神的传递,却相处得异常的默契。这种互相爱慕与默契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滋生了爱的情愫,似乎是鬼使神差地成就了他们的缘分。当时张大千曾与池春红照了张合影,寄回国内,希望家人能够接受这位朝鲜少女。然而异国间的出入境手续,却没有为大千提供方便。无奈归期逼近,大千只得将在朝鲜卖画的所得拿出大部分给了池春红,让她在汉城(今首尔)开了一家中药铺以便维持生计。从此天各一方,不能相濡以沫地相亲相爱。


  第二年的冬天,张大千应邀到日本鉴定书画。因感风寒,患上感冒,住进医院。病中的张大千更加思念在汉城的池春红。日本友人将张大千在日本住院的消息写信告诉池春红,池春红心急如焚,马上给他写信慰问。张大千接到她的来信,激动得涕泪交流。出院后,立即赶往汉城去看望池春红。此后,每年他都要到汉城去看望池春红,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日本占领的朝鲜与中国内地断绝海上交通,张大千无法与池春红会面,彼此的联系也中断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大千正准备前往朝鲜看望池春红时,他得到的消息却是池春红在1939年因抵抗日本鬼子的非礼而被杀害了。他闻讯悲痛万分,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悼念这位异国的红颜知己。

任知
2014-06-21 00:20:27 任知 (作家)

吴淑娟(1853~1930),女。字杏芬,自署杏芬女士,晚号杏芬老人,安徽歙县人,有吟华阁画稿,【《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第298页有介绍】。其父吴鸿勋,自子嘉,举人,【《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第317页】,曾担任曾国藩幕僚,工花鸟、山水,晚年流寓上海,耽于翰墨,《海上墨林》有载。其子唐熊(吉生),书法苍古,画宗八大,【《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第668页】。

吴淑娟自幼随父亲习画,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早年就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同治年间,她跟随父亲一起寓居上海,开始定润卖画。成年以后嫁给江苏知府唐光照。吴淑娟家境优越,曾经广游名山大川,每游一地,均铺纸摹绘,悉心写生,从而眼界大开。山水作品有《十八省名胜图》、《黄山图》、《西湖图》等。光绪七年(1881年)作百花图,众多名流为之题咏,一时名声大振。1910年,吴淑娟的画作参展意大利罗马国际博览会,备受赞赏,轰动国外。意大利皇后出高价购买她的作品,收藏于宫廷之中,并选择其画作中精品10余幅,以豪华本形式成印画册。一时中外报刊连发消息,好评如潮,誉之为“近世空前手笔”。

1919年天马会成立,在国粹画系审查员选举中,吴淑芬与吴昌硕、王一亭、刘海粟、诸闻韵一起当选。吴淑芬获得5票,近低于王一亭的7票,而高于吴昌硕的4票和刘海粟的3票,由此可见吴淑芬在画坛的地位之高,也可见吴淑芬在当时海上画坛中已拥有与著名男性画家同等的地位。

确实,在海上闺秀画家中,她是资格最老、地位最高、名声最著的一位。她山水花鸟俱精,画技娴熟,风格老辣,不见女性画家惯有的柔弱气息,可谓翰墨界女中豪杰。

吴淑娟于诗也造诣颇深,《杏芬老人遗集》中收录了不少她的小诗。

吴淑芬不但画工好,而且性慈善,赈济灾黎,收润资悉数捐付义赈协会。1917年,她捐赠10幅作品,将义卖所得全部捐献给国际红十字会。1919年1月24日,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祸之惨,特作画30件,捐寄西比利亚战事协济会。此前于22日在上海宁波路卡登饭店举行展览,分内外两室陈列,外室陈列捐助之画件,内室陈列生平作品,画件标价竞售,欧美人士参观甚多,顷刻如数售出。每件标价多数为百余元(当年的百余元大洋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款悉数捐西比利亚战事协济会。1920年,中南地区大灾,她捐画数幅以救济灾民。她的善举获得了人们的尊敬。

由于她书画功底扎实,加上其父亲和丈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拥有优裕的经济基础,所以她得以出入上流社会,与众多画家名流广泛交往,她的社会声望不断提升。而她热心于公益事业,在社会上更是确立了良好的个人形象。注:上述内容主要摘自斯舜威的《海上画派》。

任知
2014-10-12 05:05:53 任知 (作家)

近来有人以我名义“主编”《潘玉良美术作品精选》在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印得倒是精美,可惜里面有几张假画,显然是画商的抄作。为什么要假用我的名字?想来无非是因为我参与了潘玉良遗作回归祖国的有关工作,并在台湾锦绣出版社出版《潘玉良》一书,此后,又多次接受报刊、电视台采访,回答诸如“是谁捧红了潘玉良?》等问题,在潘玉良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因此,用”周昭坎主编“,里面刊登的画似乎就有了”可靠性“,容易蒙人好出手。为此,我已向四川美术出版社提出抗议,但人家根本不理。前不久,著名主持人杨澜也遇到过类似“被”著作或“被”主编“的问题,向出版社提出抗议也无果,不知像这样的问题还有没有人管?我被冒名不过损失一点名誉,而谁买了其中的假画可能就要破财。因为,潘玉良的作品已被炒到6-8位数。因此,我再次郑重声明: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美术档案》丛书中“周昭坎主编”的《一代宗师、画坛巨匠:纪念潘玉良诞辰115周年——潘玉良美术作品精选》与周昭坎无关。敬请各界千万不要上当。
借此机会,澄清一些有关“潘玉良研究”中的问题:

关于生平的是与非


一、潘玉良准确的出生年月经与家属反复核对,应为1895年农历6月14日生。王守义为潘玉良在巴黎巴拉斯公墓第六区立的墓碑,所镌生于1899年是错误的。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美术辞典》所刊生于1920年也有误。因此。今年是潘玉良诞辰116年,再过三天就是她的生日。潘玉良卒于1977年,原传于7月22日去世,也是误传,经一位在巴黎留学的台湾学生的帮助,查阅了医院死亡证明,确证正确的去世日期为6月13日,7月22日是举行葬礼的日期。

二、潘玉良本姓陈,名秀清。8岁丧母后,由其舅父领养,改从母姓张。1913年潘赞化为其赎身后,赐名张玉良。嫁潘赞化后,从时俗加夫姓为“潘张玉良”,但不久即自署“潘玉良”,直至去世。

三、一般文字均称潘玉良于1918年考入上海美专。其实,准确的校名应为上海图画美术院。1920年,上海图画美术院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1921年改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又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美专”这一简称当在她毕业后适用。

四、1921年,潘玉良是考取安徽省双份官费律贴赴法国中法大学学习,然后才转到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1923年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1925年考取意大利罗马国立美术学院。所传与徐悲鸿同班同师达仰教授,是值得商榷的。

五、小说和电影中把潘玉良两次出国的原因分别描写为不堪妻妾之争,这显然为增加故事的戏剧性而杜撰。实际上,潘玉良与潘赞化发妻方氏相处和睦,有多张照片反映了她们之间的亲呢。原因是1919年,潘玉良专门接方氏来沪照料潘赞化的生活,促使他们于次年得子潘牟。潘赞化感激她的这片诚心,曾作《迎妇生子》诗记:“几回青鸟使申江,避席亭间扫玉床;大礼躬行迎旧妇,天津牵遣小牛郎。”此处“天津”指牛郎织女星之间的一个星座,比喻潘玉良;“牛郎”即指牟儿。潘玉良之所以这样做,从感情上说,她对潘赞化义气相交重于男女相悦之情,她始终把潘赞化看作改变她命运的恩人和师长,并因此善待潘赞化的发妻方氏,情同姊妹,加上她本人不能生育,而方氏恰巧又是一位性格宽厚温和,恪守旧式“妇道”的女性,所以妻妾相容。这种情形用现代婚恋观来解释是很困难的,但在封建意识笼罩的社会,并不少见。

六、根据潘玉良师友学生的回忆,对潘玉良的青楼出身,虽然也有人议论,但潘玉良对此并十分在乎,早有精神准备并习以为常,她回国后频繁地参加美术社团活动即是明证,否则她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所以,这也不是她两次出国的原因。其实,对于青楼出身的潘玉良来说,她分外珍惜着自己掌握到的命运,把可以从艺术中撷取到的生命之甘美看得比生活中可以得到的其他一切都重要。因此,她的第一次出国,纯粹是为了学习深造;第二次出国的原因复杂一些,主要是为筹备个人画展,其次有两个原因,一是徐悲鸿虽然聘她到中央大学任教,但她的艺术观点和教学方法显然和徐悲鸿相背,因此,一直没有让她当教授(有些回忆文章和小说都说她当教授,似不确),这使她感到压抑;二是回国期间,她对中国传统绘画有了较多的接触和理解,意识到第一次出国学习时,疏漏了许多重要的学习内容,因此急于返回巴黎,去重新认识绘画的含义。这后一点,可能是她二度赴法的更重要的因素。

七、潘玉良是一位热心的美术活动家。但一些出版物(包括我早期写的评介文章)介绍她参加社团活动的记载,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多种版本说她是“艺苑”的创始人之一,而实际上,“艺苑”成立于她回国之前的1927年,主要创办人是张辰伯、江小鹣、王济远等。但她可能是“艺苑绘画研究所”的创始人。再如多种版本说她协助蔡元培组织“中国美术学会”,而且常常和张道藩策划的官办“中国美术会”混为一谈。实际上,她助蔡筹“中国美术学会”流产;而官办的“中国美术会”吸收了当时所有稍有名气的画家为会员却是事实,潘玉良自然也在其列。而有的辞书说她加入了徐悲鸿发起成立的“默社”,至少在她的个人资料里没有查到有关迹象,而她频繁出入“白鹅画会”、“决澜社”,并参加他们的活动是事实,但她却又不是这两个画会的正式成员。

八、潘玉良回国八九年间,美术创作十分活跃,先后在上海、南京举办了多次个人作品展览(最多的一种说法上海五次、南京四次共九次),并与王化在日本举行联展(1930年)、参展全国首届画展(1929年)。据家属称,她第二次出国后,由潘赞化运回桐城老家的作品堆了满满一屋子,不下千件(包括她从国外带回的作品)。可惜,这些作品除少数几件于解放前夕由潘赞化带至安庆佚于“文革”,其余均毁于解放战争时期的炮火。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曾出版盒装本《潘玉良画集》,共21幅。1935年再版。

九、有关潘玉良其人的争论,除艺术成就的大小之争,最重要的是爱国与否,关键在于1937年出国不归和抗战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台湾驻法“使馆”活动和台湾“全国美展”,拒绝我赴法文化代表团成员邀她回国的邀请等等。

事实是,1939年出国时,她并未料到中日战争会这么快升级竟至断了她的回国路。她在出国前,曾积极捐献玉雕佛像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并向报界发表谈话,指责美术界一些人对抗日只说空话,没有实际行动,田汉曾赞扬了她的言行。到巴黎后,她又积极参加了“留法艺术学会”支援国内军民抗日的一些活动,如为“为购买药品救济祖国伤兵难民展览”捐赠了自己的作品。她还创作了《屠杀》等一些作品,揭露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她甚至还和潘赞化策划绕道苏联回甘肃参加抗战,这有潘赞化1941年(无月日)的信件为证。当时,潘赞化在后方办学校,为前线输送抗日青年,正准备到甘肃办牧场,扩大抗日工作。而潘玉良确实于40年代到过苏联,有她画的《莫斯科》、《苏联农妇》等写生为证,但她究意什么时候到的苏联,难以确定。因为那些“写生”画署的日期竟是1944年。我个人认为苏德战争爆发前后的可能性最大,由于交通突然阻断而被迫返回巴黎。但有的文章说她发起留法学生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调查日寇掠夺中国文物和艺术品情况,以期战后提出归还和索赔一案,却有出入。我查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会议纪录。她只是以非会员身份应邀出席学会于1944年3月10日举行的第57次会议,此事初由严德晖提出,她作为赞同者捐赠20法朗用用于发通电。她是1945年3月24日第58次会议上才正式成为该会会员,并当即当选为第六届“总务”(相当于现称“会长”)。她上任后促成了上述致国民政府通电于1945年4月28日在巴黎《华侨时报》上公开发表。


对于新中国的诞生,她的态度是积极的。因为早在20年代,她就和共产党人有所接触。陈独秀作为潘赞化的同乡、留日同学和“青年砺志社”的共同组织者,曾作他们的证婚人。陈独秀1931年被捕关押南京期间,潘玉良曾经常前往探视,并作《陈独秀肖像》展出于个展,陈独秀也为她的两幅作品题词,至今犹存。潘玉良的学生中也有共产党人,被枪杀后,她非常悲痛。据说所作《大忠桥畔》等作品,就是为了纪念烈士的。当然,潘玉良不可能对党内斗争了解得很清楚,但显然是同情革命的。而在法国,作为她“第二福星”的王守义,也是一位接近共产党人的爱国侨领,王曾与聂荣臻同班,和邓颖超、何长工、邓小平等同学。潘玉良对政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潘赞化、王守义影响。因此,新中国刚一成立,她就给潘赞化写信意欲回国,只因潘赞化复信称朝鲜战争爆发,上海“天天空袭,人心惶惶”,“还是在国外安居几年为是”,才搁置下来。此后,她的鼻疾发作,多次手术,尤其是1952年的手术,术中遇险。1953年以后的这几年,由于王守义为她策划的展览成功,她就忙了起来。这几年是她事业上最成功的几年。1956年,她第二次正式申请回国,但因法国当局不准带回作品滞留交涉。她曾函请安庆市民政局协助解决此事,但因中法无外交关系而未果。而在滞留期间,国内开始“反右”,潘牟被错划为右派。潘玉良在国内时,一直把潘牟带在身边扶养,感情很深。所以,在法国想念潘牟时就画牛寄托感情。潘牟错划为右派这一消息传来,加上海外敌对势力的反共宣传,显然使潘玉良产生疑惧心理,从而中止了回国的准备。1957年,她应邀参展台湾“第四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中法建交前,她也和许多旅法华侨一样,有时参加台湾驻法“使馆”的庆典招待会。这种事如果用那时我们的眼光来看,自然是“敌我不分”的“立场”问题,但设身处地想想那些生活在没有新中国外交关系国家中的华侨们,他们只能认同尚具合法身份,且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台湾当局为依靠,这种情形,许多在海外的华侨都经历过。如果把他们这段经历都算“历史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在海外就无立锥之地了。事实上,当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我国大使馆举行首次国庆招待会时,潘玉良应邀盛装出席,欢迎新中国和法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65年,中国文化代表团看望她时,虽然她当面拒绝了回国的邀请,但从同年她给家人的信中可见,她要家里来人帮助她整理作品,准备回国,并为其长孙潘忠丘办理了来法国的申请。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她与家人的通信中断,回国事自然也再次被搁置。一直到1975年,多病的她回国心切,再次要求回国,但却因鼻疾,心脏病和高血压,医生认为不宜作长途旅行。1976年3月1日,她寄给家人的信中道:“我精神方面相当时常痛苦!老是想回祖国!”1976年9月17日最后一封信,更悲怆至极:“我的身体太弱,不能坐飞机,何时才能回到家里受到晚年的幸福?⋯⋯望儿孙们等着!!!”临终,她嘱咐王守义,要穿旗袍入殓,并且一定要把她的作品设法运回祖国。从她的遗物中,我们还发现有法文本和中文本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她也曾经写信给儿孙们,勉励他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见,她是极愿意弄明白祖国大陆发生的事。许多事,我们生活在大陆亲身经历过,至今还有许多不明白。那末,对于一位离国40年又不谙政治的艺术家,我们又能对她苛求什么呢?她的这些表现和她为艺术而奋斗赢来的荣誉,已经够为中国人挣脸了。40年来,她坚持不入法国藉,要做中国人,所要表明的就是一颗中国心!

十、潘玉良遗作运回祖国,与小说《画魂》的出版,并无直接关系。当小说作者石纯南(笔名石楠)在安庆市图书馆工作时,偶而发现潘玉良的点滴资料而萌发写作之前,潘玉良生前挚友王守义(即小说中的王守信的原型)和美术界领导层已在酝酿她的遗作遗运回祖国之事。潘玉良去世前,就嘱咐王守义一定要把她的遗作运回祖国。1978年冬,王守义回国探亲时,在旧友邓颍超家作客时,就提出了他回国定居和将潘玉良遗作运回祖国之事。这个计划本打算于1979年5月实现,可惜,王守义却于是年回到巴黎后不久,即因癌症去世。临终前,他考虑到潘玉良的遗作如作个人遗产处理,按法国的法律,艺术品将不能带出国,而归法国国家所有。因此,他把潘玉良的遗作和遗物交给中国驻法使馆文化参赞戚德恩保管,于是,七大箱遗作和遗物就在王守义去世后运到大使馆地下室和车库保存。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国美协主席的江丰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访法时,在大使馆看到了这些作品的一小部分,江丰认为“有研究价值”,建议文化部将潘玉良作品全部运回国内收藏。1982年5月,吴作人和画家郁风访法时,吴作人让郁风和翻译任树高留下来清点潘玉良遗作,结果发现远不是吴作人原先估计的二百余件,而是两千余件,郁风和任树高在昏暗闷热的地下室忙了整整三天才清理出一个面目来。驻法使馆当即行文报外交部和文化部。文化部请艺术局美术处负责人、漫画家王米处理此事,经过与美协、美术馆、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及潘玉良家属等方面协调,于1983年形成文化部文艺(83)1235号文件《安徽旅法画家潘玉良遗作运回国内和处理的意见》,决定将“存放在驻法使馆的潘玉良遗作全部运回国内。运回所需经费由我部承担。”并指派“中央美术学院侯逸民(即侯一民)、广东画院汤小铭同志5月17日访法之便,在巴黎延留20天,处理潘画运送回国的包装等准备事宜。俟有便船托运回国。”1984年1月9日,大使馆委托上海远洋公司“铜川”号将潘玉良的7大铁箱遗作装船驶离巴黎回国。

——摘自周昭坎《 “画魂”归来20年——关于旅法女画家潘玉良的是与非 》(1995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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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知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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