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电影是危险的（转载加评论）
电影是危险的
文/崔卫平
雷颐先生著文《丧失底线的陆川》，批评陆川竟然能够这样说话，陆川说：“日本是觉得杀掉30万人之后没必要再杀，所以才让20万人活下来。中国人付出那么大代价，活点儿人下来都归功于一德国人，太可笑。”其中“一德国人”指的是“拉贝先生”。这番话针对的是同期上映的另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拉贝日记》。作为历史学者的雷颐为此感到十分讶异：“为了票房，他已不顾基本史实，把那20万中国人之所以活下来说成是日本人觉得没必要再杀！”
如此荒腔走板的话，陆川说得比这还要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谈时，陆川提到“汉奸电影”的批评，认为这些议论“恐怕大多来自一个统一的源头”，而他正在面临的是“‘娱乐营销’引发的另一场战争”。且不论这样的话是否符合一个创作者的身份，他居然将眼前的这场“娱乐战争”，直接与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出于同样的逻辑，有着同样的肌理：
“战争的核心就是利益，我们以前老是把日本人对我们的仇恨故意夸大，其实日本对华战争的核心就是利益，它想成为大陆国家而不想做一个岛国，它贪图你的土地、矿藏，广袤的财富⋯⋯战争发动一定会有一整套意识形态工作的跟进。比如首先是宣传，舆论绑架，营销他的战争思想，要控制渠道。”
【难道侵华战争的核心不是利益？莫非崔老师认为日本侵华是出于一种仇恨情感？】
根据陆川的意思，迄今我们对于当年侵略军的看法需要修正，他们不过是贪图利益罢了，并且因为这个动机，他们的行为在今天就应该被重新评估，得到更多的理解。在他看来，目前他的影片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之恶，与当年的侵略军有一比拼。不知道陆川是否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为了眼前的票房之争，他一再陷入了为侵略军脱罪的泥沼。
【根本没什么可修正的。贪图利益足以让人犯下最丑陋的罪恶。】
雷颐先生在批驳上述那段话时质疑道：陆川认为将“活点儿人下来”归功于德国人显得“太可笑”，但是将这归功于日本人“没必要再杀”，就不可笑？
【陆川说那话我也觉得不妥。但是就算是日本人停止杀戮，也谈不上“归功”啊。太荒谬了。】
既是立场的混乱也是逻辑的混乱，在影片中也同样比比皆是。在大屠杀的背景之上，凸现一个日本士兵的良心发现，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影片分裂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一边是遭受烧杀奸淫，哭叫连天；另一边是这个日本士兵纯洁的面容、错愕的表情，眼前发生的一切与他格格不入。那么，谁需要为这场巨大的惨剧负责？
【我恰恰觉得陆川是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日本兵一面可以若无其事、貌似无辜地唱歌跳舞，一面干出惨绝人寰的恶行？陆川的电影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去思考。许多好的艺术作品（包括电影）做的不是同样的事儿吗？难道崔老师希望陆川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把这个答案灌输给我们？我们就这么不热爱思考，非得陆川代替我们思考？】
说到底，陆川一个人的思想混乱并不可怕，这个世界上本来各色人等、各不相同，问题在于，这样一部影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们愿意为它埋单？据悉，这部片子被指定为建国六十周年十大献礼片之一。既然是献礼，也是献给亡灵，或者说首先是献给他们的。拿这样立场和逻辑双重混乱的影片，放在亡灵面前，是想让他们安息还是不得安宁？在今天思想解放的前方，难道只能是思想混乱？
不久前传来在钓鱼台国宾馆为电影《南京！南京》举行授牌仪式，授予这部影片为“红军小学建设工程——全国红军小学爱国主义指定影片”，出席者也有多位领导。读到这样的消息，让人担心这些领导本人是否已经看过了影片，因为片中仍然有许多对于少年儿童来说不相适宜的镜头；也不知他们是否听取了来自观众激烈的批评意见。将一部正在热议中的影片指定为爱国主义教材，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国家很囧。让小学生看这部电影很白痴。】
围绕关于《南京！南京！》的批评，我们还可以重新反思电影局包括审查制度所扮演的角色。电影远远不同于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有着巨大利益的行为。因为各种原因，制作者有可能无视基本社会价值，引发广大观众的极度不满。因此，矛盾不仅在从前的创作者与审查制度之间，而且还在电影的利益集团与广大观众(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之间。作为政府，应该多多听听来自民间的声音，并且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充当一个仲裁者。
【这很诡异，崔老师似乎在呼吁某种自由主义的“逆向对等物”：不是反抗官方压抑“表达自由”，而是因为崔老师不喜欢《南京！南京！》的意识形态，于是代表民间呼吁政府“仲裁”（含泪劝请..?）。太有意思了。】
电影这个东西是危险的，首先因为它的商业性质。不被观众接受，意味着巨大的投资不能回收。压力之下，应该考虑的如何满足观众的要求、如何适应观众的心理，尊重他们而不是挑战他们。而如果挑战的对象是社会大众对于自身历史的了解，挑战他们在背负历史时表现出来的道德感、正义感，挑战他们对于我们民族苦难过去的认同认知，这真是一个令人咋舌的主意！而另外有人却愿意公开为挑战公众道德的行为埋单与垫背，同样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这样的影片，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一枚深水炸弹。
【电影“应该”适应观众而不是挑战观众，到底崔老师是拥护这个“应该”还是反对这个“应该”？崔老师似乎在说《南京！南京！》没有遵守商业电影的“应该”？那她是在暗示《南京！南京！》不想大卖？“令人咋舌”是什么意思？是说陆川白痴还是说陆川奸猾？“挑战公众道德”？崔老师能代表公众？这真是一团乱。】
电影的危险还在于它的透明度，一部影片出现在电影院，就如同一个皇帝走在大街上，他是否光腚，观众看得一清二楚。而电影院是个黑暗场所，银幕在明处，观众在暗处，他们对于一部电影的窃窃私语、评头论足，拥有天然优势。他们依据自己的方式看电影，不受他人引导。 ★
【到底电影危险还是不危险？崔老师分明在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既然如此，电影有何危险？危险的是欺骗性强的东西，而不是能被“看得一清二楚”的东西。】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我深刻质疑崔老师的思辨水平。】
文/崔卫平
雷颐先生著文《丧失底线的陆川》，批评陆川竟然能够这样说话，陆川说：“日本是觉得杀掉30万人之后没必要再杀，所以才让20万人活下来。中国人付出那么大代价，活点儿人下来都归功于一德国人，太可笑。”其中“一德国人”指的是“拉贝先生”。这番话针对的是同期上映的另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拉贝日记》。作为历史学者的雷颐为此感到十分讶异：“为了票房，他已不顾基本史实，把那20万中国人之所以活下来说成是日本人觉得没必要再杀！”
如此荒腔走板的话，陆川说得比这还要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谈时，陆川提到“汉奸电影”的批评，认为这些议论“恐怕大多来自一个统一的源头”，而他正在面临的是“‘娱乐营销’引发的另一场战争”。且不论这样的话是否符合一个创作者的身份，他居然将眼前的这场“娱乐战争”，直接与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出于同样的逻辑，有着同样的肌理：
“战争的核心就是利益，我们以前老是把日本人对我们的仇恨故意夸大，其实日本对华战争的核心就是利益，它想成为大陆国家而不想做一个岛国，它贪图你的土地、矿藏，广袤的财富⋯⋯战争发动一定会有一整套意识形态工作的跟进。比如首先是宣传，舆论绑架，营销他的战争思想，要控制渠道。”
【难道侵华战争的核心不是利益？莫非崔老师认为日本侵华是出于一种仇恨情感？】
根据陆川的意思，迄今我们对于当年侵略军的看法需要修正，他们不过是贪图利益罢了，并且因为这个动机，他们的行为在今天就应该被重新评估，得到更多的理解。在他看来，目前他的影片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之恶，与当年的侵略军有一比拼。不知道陆川是否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为了眼前的票房之争，他一再陷入了为侵略军脱罪的泥沼。
【根本没什么可修正的。贪图利益足以让人犯下最丑陋的罪恶。】
雷颐先生在批驳上述那段话时质疑道：陆川认为将“活点儿人下来”归功于德国人显得“太可笑”，但是将这归功于日本人“没必要再杀”，就不可笑？
【陆川说那话我也觉得不妥。但是就算是日本人停止杀戮，也谈不上“归功”啊。太荒谬了。】
既是立场的混乱也是逻辑的混乱，在影片中也同样比比皆是。在大屠杀的背景之上，凸现一个日本士兵的良心发现，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影片分裂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一边是遭受烧杀奸淫，哭叫连天；另一边是这个日本士兵纯洁的面容、错愕的表情，眼前发生的一切与他格格不入。那么，谁需要为这场巨大的惨剧负责？
【我恰恰觉得陆川是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日本兵一面可以若无其事、貌似无辜地唱歌跳舞，一面干出惨绝人寰的恶行？陆川的电影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去思考。许多好的艺术作品（包括电影）做的不是同样的事儿吗？难道崔老师希望陆川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把这个答案灌输给我们？我们就这么不热爱思考，非得陆川代替我们思考？】
说到底，陆川一个人的思想混乱并不可怕，这个世界上本来各色人等、各不相同，问题在于，这样一部影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们愿意为它埋单？据悉，这部片子被指定为建国六十周年十大献礼片之一。既然是献礼，也是献给亡灵，或者说首先是献给他们的。拿这样立场和逻辑双重混乱的影片，放在亡灵面前，是想让他们安息还是不得安宁？在今天思想解放的前方，难道只能是思想混乱？
不久前传来在钓鱼台国宾馆为电影《南京！南京》举行授牌仪式，授予这部影片为“红军小学建设工程——全国红军小学爱国主义指定影片”，出席者也有多位领导。读到这样的消息，让人担心这些领导本人是否已经看过了影片，因为片中仍然有许多对于少年儿童来说不相适宜的镜头；也不知他们是否听取了来自观众激烈的批评意见。将一部正在热议中的影片指定为爱国主义教材，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国家很囧。让小学生看这部电影很白痴。】
围绕关于《南京！南京！》的批评，我们还可以重新反思电影局包括审查制度所扮演的角色。电影远远不同于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有着巨大利益的行为。因为各种原因，制作者有可能无视基本社会价值，引发广大观众的极度不满。因此，矛盾不仅在从前的创作者与审查制度之间，而且还在电影的利益集团与广大观众(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之间。作为政府，应该多多听听来自民间的声音，并且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充当一个仲裁者。
【这很诡异，崔老师似乎在呼吁某种自由主义的“逆向对等物”：不是反抗官方压抑“表达自由”，而是因为崔老师不喜欢《南京！南京！》的意识形态，于是代表民间呼吁政府“仲裁”（含泪劝请..?）。太有意思了。】
电影这个东西是危险的，首先因为它的商业性质。不被观众接受，意味着巨大的投资不能回收。压力之下，应该考虑的如何满足观众的要求、如何适应观众的心理，尊重他们而不是挑战他们。而如果挑战的对象是社会大众对于自身历史的了解，挑战他们在背负历史时表现出来的道德感、正义感，挑战他们对于我们民族苦难过去的认同认知，这真是一个令人咋舌的主意！而另外有人却愿意公开为挑战公众道德的行为埋单与垫背，同样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这样的影片，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一枚深水炸弹。
【电影“应该”适应观众而不是挑战观众，到底崔老师是拥护这个“应该”还是反对这个“应该”？崔老师似乎在说《南京！南京！》没有遵守商业电影的“应该”？那她是在暗示《南京！南京！》不想大卖？“令人咋舌”是什么意思？是说陆川白痴还是说陆川奸猾？“挑战公众道德”？崔老师能代表公众？这真是一团乱。】
电影的危险还在于它的透明度，一部影片出现在电影院，就如同一个皇帝走在大街上，他是否光腚，观众看得一清二楚。而电影院是个黑暗场所，银幕在明处，观众在暗处，他们对于一部电影的窃窃私语、评头论足，拥有天然优势。他们依据自己的方式看电影，不受他人引导。 ★
【到底电影危险还是不危险？崔老师分明在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既然如此，电影有何危险？危险的是欺骗性强的东西，而不是能被“看得一清二楚”的东西。】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我深刻质疑崔老师的思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