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十年纪念 （全文）

毕业十年纪念 敖哥 从不主张激情至上，因为我曾认为自己应该安守本分，不过就是激情本身。不想把过去浪漫化，因为真正的浪漫，应当是沿着内心的传奇一路走进今天晚上的梦境，或曰一路走到黑。然而，时光把自负的玫瑰制成了干花，也让电脑前弹琴的人，因为过分高傲而几乎得了颈椎病。 1995年到1999年，我在北大读了四年书，主题是诗歌与音乐。我写下这些文字，呼唤过去的朋友们，也包括我自己，不要忘记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9年，我哥提前放假回家，趴在窗上朝我微笑。他是一位典型的80年代北大文科学生，也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拳击运动员，性格豪迈，飞扬跋扈。他的北大同学们，带给中小学时代的我很多新鲜的感觉。我到现在仍然感谢这些兄长们，是他们向推荐我崔健的《解决》，告诉我世界上有种音乐叫重金属，让我在中学课堂上偷闲读了卡尔维诺和华莱士·史蒂文斯。到95年的时候，我发现这批人已经堕落了，他们分散在各地，偶尔回北京。走向成熟的代价是内心的部分腐烂，几位大哥就这样慢慢变成他们曾经看不起的人。不能像他们那样，这是底线。怀着这个想法，我来到了北大。 学校把95级的文科生安排到了京郊的昌平，也是海子曾经生活的地方。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些同样年轻的好朋友。到了晚上，我们就去活动室抽烟，一遍一遍地用录音机放摇滚乐听，用烟头在冰凉的玻璃上写字，火化散落间，酒精的力量慢慢地涌了上来。有一天晚上，我刚爬到楼顶，回身去拿烟，不慎顺着楼梯跌了下去，半天才缓过来。我悠长的叫声，让几个哥们儿误以为我跳楼自杀了。有个同学飞踹开楼门前去营救，结果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当我再次回到楼顶，看到有个人穿着军大衣，在寒风中用手笼着一个小蜡烛。此人叫邵泽辉，后来当了导演。 大学一年级，我认真地听了几堂课，觉得上当了，北大不过如此。那些大学班主任们，现在想来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部分人在大一的小女生中间下手了。什么介绍入党啊，帮助进步啊，谈人生谈理想啊，都挺下流。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一起去燕园，同学们张罗着凑钱要请师兄们吃饭。我问为什么，答曰以后有好处，我说你们真丢人啊。所以，我至今都有个习惯，要跟年纪比我小的人一起吃饭，一定提前说好是我付钱。 当年五四文学社的社长，现在想来应是诗人胡续冬的继任，问95级谁的诗写得好，有人报了我的名字。该社长说，让他来我宿舍见见吧。我说他要想见我，可以来见我。这大概就是我晚了几年才认识胡续冬那些人的原因吧。 二 昌平园区与城市生活隔绝，到最近的车站需要走5里路。那一年，我头一次在乡间的道路上奔跑，看着金黄的麦地，听着当时的女朋友喊着《阿甘正传》里的台词，“Run，Forest，Run！”。我酒量很普通，但在昌平喝酒成了习惯。95年生日，我喝了很多啤酒之后，感觉自己是一架二战中受伤的飞机，摇摇晃晃从桌子上“斜飞”下来，继续喝白酒和红酒，直到救护车开来。 那时候去趟昌平县城就算进城，记得我在昌平的音像店买了两张盗版的磁带，U2 的《War》和Skid Row的《Slave to the Grind》。去燕园，看到当时还有柿子林，小木屋，老图书馆的草坪。晚上的学三食堂办舞会，看到师哥师姐们在门口排队。我想，等回到北大本部，日子就会很好。 96年我们回到本部学习，刚回来就发生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情。9月17日，一群北大学生组织游行，理由是保钓，北大校方严阵以待。我半夜酒后骑车路过三角地，像往常一样，边骑车边唱歌。突然有人个人老远朝我大喊，“这个学生，给我下来！”我下车跟他打了个照面，看他态度嚣张，我就跟他打了起来。 此人没想到我会动手，非常被动。这时突然跳出几个警察上来制止，我立即拿出学生证，说我是学生，警察带我去了保卫部。当时的保卫部长姓童，一见面不由分说就破口大骂。事后我才明白，童以为我是组织游行的学生。我很有礼貌地对他说，“你是北大老师吗，在这里做什么？”童说，“我是保卫部的部长。” 我说，“那你是不是没上过幼儿园啊，没人教过你好好说话吗？”只见老童蹿起一米多高，声嘶力竭地喊，我在北大就没见过你这种学生。我安慰他，那是你以前孤陋寡闻。童说，我一定会处分你。我说，千万别，有本事你开除了我，你以为老子稀罕个北大文凭啊。 几个小时过后，中文系领导来了，把我带了出来，嘱咐我写份材料。第二天，我去系里递交了一份材料。大意是说，昨天晚上12点左右，我在三角地发现一个40多岁身份不明的男性。觉得他形迹可疑，就对他进行盘问，因为对方出言不逊，造成肢体冲突。中文系领导告诉我，那个人是北大校长办公室主任范某。范某和童某后来在全校教职工会议上好一番控诉，并要求我当面向两个人道歉。我拒绝，并告诉系领导，除非他们先向我道歉。 大学二年级，我对北大的文科教育已经完全失望，失望但毫不惋惜，各走各路吧。经过“校长办公室主任”事件之后，我更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我不参加一切系里的活动，然后开始“系统地”不上课，也就是所有的课都不上，但按时交作业。我自己制订了阅读计划，天天读书写作，同时跟几个青岛的哥们儿合伙做生意，比如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了不少书。 在北大，我最看不起的人是官僚。我哥的大学同学当时市团委书记，对我说可以安排我进学生会，估计是看我哥的面子，开始许愿，说最起码能当学生会副主席。我告诉他，我做了什么，让你跟我说这种话。这两年听说北大把三角地拆除了，我觉得，真不如把校长办公室拆了算了。 三 在燕园，我开始怀念昌平的日子，因为周围出现了更多蝇营狗苟的学生干部，满脸颓色的研究生，还有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让我愤恨的是，这时候连昌平都回不去了。简单说，我当时是个标准的愤怒青年。活在各种重型音乐里，体内冲动着近乎荒诞的力比多，每天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我无时无刻不想检测一下自己的爆发力，看谁不顺眼，一定要直接告诉他。我曾在一首诗里回顾过那时候的心态： 石头课 我的身体就像 我的一堆名字，其实并不属于我 流血的时候我猜我能 活到25岁，新石器时代 大家忙着寻找的星星难道就是 蘸满血液的石头吗…… 跟超级白痴 在一起，在一起 我们砸石头也砸对方 当时经常去北体找我发小的一个朋友玩，他是90公斤以上级的拳击运动员，有一帮从事重竞技项目的哥们儿。去北体看他们训练，我才觉得内心得到了短暂的平静。97年我哥回到北京，考取了清华的研究生，我很受鼓舞，跟他的老同学们再次玩到了一起。90年代前期，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迅速变成了商品社会里的弄潮儿，有些人转眼就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我在跟人合伙做生意期间，通过这些人看清了一些社会现实，觉得这种生活很不适合我。 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态度，比如吃喝嫖赌，我不能认同之外，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乡愿和势利眼。“我曾经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听到类似的话我就开始不耐烦，你曾经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一次，一个外表挺文雅的商人跟我说，“我当年也是个诗人，而且写的不比那些有名的诗人差。”我就不说话了。不料对方又加了一句，“可是如果现在谁跟我谈起诗歌，我就说一个字，Fuck！”我说，“Fuck yourself！你本来就不是什么诗人，别做梦了，就凭你也配啊。”我支持大家去赚钱，在商言商也很正常，让人浑身不爽的是一些人刚有点钱就想转身意淫一下，挤眉弄眼地好像说自己过去嫖过一个女人叫诗歌一样，纯属精神上的无赖。 这时候我开始考虑出国上学，同时读了不少西方诗。最常读的是里查德·艾尔曼编的诺顿现代诗选，还有小玻林编的美国当代诗选，这两本书为我打开了现代西方诗歌的视野。读完它们，回头再去读密尔顿和布莱克，更觉诗歌的力量在血脉中慢慢滋长。记得当时在图书馆读到一本旧的《耶鲁评论》，里面有哈罗德·布鲁姆的一篇论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关系的文章，读完以后大为叹服。此前读过《影响的焦虑》的中译，感觉不知所云，但读了这篇文章以后，觉得这真是大家手笔。多年以后我上了布鲁姆的几门课，还是清晰地记得在北大图书馆五楼看他文章的感觉。 但我当时很清楚一点，我想写的诗，我还写不了。或者说，我手上的功夫还远远不够，需要快点练，而且急需建立自己的风格，这对一个刚写诗的人来说是最关键的。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臧棣。此前不久，我还认识了一个蒙古族的吉他手巴特。这两个人让帮助我找到了方向。 四 97年春天，我和我哥在海淀的一个酒吧里喝酒，看到有两个人在弹唱，我哥说，那不是我同学巴特吗？巴特是北大88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是个面目清秀的蒙古人，看上去完全不像个摇滚青年。他大学毕业后辞去了工作，跟来自南昌的吉他手栗子（也就是竹文）一起以音乐为业。据说他们两个吃住都在一起，连看电视的时候都在一起弹琴，几年后配合无比纯熟，进入了化境。 看巴特和栗子弹琴唱歌实在是一种享受。除了已经去世的阿兰，巴特应该是北大有史以来出产的最好的吉他手，他的声线非常迷人，很多翻唱歌曲到了他那里甚至可以超过原唱。栗子的吉他技术尚在巴特之上，可以说在当时的北京是数得上的高手，后来去给“水木年华”的专辑当了制作人。 他们两个演出之后，我哥介绍我们认识。栗子问我认不认识音乐青年许秋汉，我说不认识，又问我知不知道文学青年胡续冬，我说没听说过。我问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栗子说，等以后你认识了就知道了。 巴特当时经常去北大勺园的留学生宿舍，找他的韩国女朋友，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有次他从勺园出来，正好我骑车路过遇到，就聊了起来。巴特说最近手头比较紧，想教学生弹吉他补贴一下，我答应帮忙。我回去找学经济的吉他手熊育竹，商量着组织了一个音乐协会，原始动机就是让巴特来北大教吉他。 很快，我们都成了巴特的第一批学生。熊有过几年的基础，本来已经能弹一些“枪花”和“金属”乐队的曲目，经过巴特的指点，更上层楼。我以前学过点吉他，但并没有花时间多练习，这回算是开始认真弹了。跟巴特学的第一首歌是Eric Clapton的Wonderful Tonight，跟熊育竹合奏一番，感觉不错。此后，我弹节奏，竹子弹主音，我们开始了对练，一直到毕业。 音乐协会办起来以后，团结了一批人，包括北大的胡斌（95信管），乔力加（95城环），还有一些已经毕业的乐手。我们定期举办演出活动，组织音乐人来做讲座，很多社会上的摇滚青年前来交流。香港的Channel V 曾经采访过我和竹子，并播出了我们演出的片断。记得当时采访我们的是吴大维，因为不看电视，所以不知道他是谁。后来98年北大出了张纪念百年校庆VCD，里面有我和竹子在弹琴。 那年夏天，我在静园遇见许秋汉和张慧生。许秋汉气度不凡，谈吐超迈，让人一见就生好感。我和秋汉从认识到现在，一直是肝胆相照，在一起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关于已经去世的张慧生，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现在提起他，仍然无限惋惜。慧生当年把海子的《九月》写成了一首歌，后来广为传唱。 通过音乐，我结识了一大批朋友，从北京摇滚圈的江湖人士，到流浪的民谣歌手。有时候我不在宿舍，来了人就把乐器放下，自己先出去了。等我回来，最多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多了五六把吉他。在鱼龙混杂的乐手中，人也慢慢自动区分了出来。有些是真正的音乐人，有些动机不纯的，也被我们淘汰出去。我和竹子都看不惯那些通过搞音乐去搞女人的行为，所以有演出都让女朋友坐在第一排。 摇滚多年，我开始养成了更全面的听音乐的习惯，逐渐从布鲁斯，爵士到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我也开始严肃地考虑，应该写出一种什么样的诗。我写了两首诗，感觉语感正在形成，就像最基本的音符，正在从内心的乐器中飘出。97年9月，我认识了臧棣。我写诗并不是跟臧棣学的，但他的不断鼓励，成为了我当时写诗重要的推动力。十几年来，跟臧棣在诗歌上的学习和交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五 很多人说诗人是天生的，但并有谁见过刚出生的婴儿写下一首十四行诗。可是，我仍相信，诗人绝对是天生的，因为只有真正的诗人才会让诗焕发绝对的生机，纵横无碍，而且浑然一体，就像苹果树会结出苹果，狮子是肉食动物一样。那么，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诗人呢？ 我在21岁的时候找到了答案。那时候，我已经阅读过很多中西方的诗人，写过20万字的小说习作，写诗却并不多。因为我知道写不了我想写的东西，读的越多越难下笔，所以长期处于轻体力诗歌劳动的状态，只能偶尔来一首测测感觉。97年9月，我决定开始投入写诗，因为找对了感觉。 下面谈一下我当时的经验，可以给初学写诗的朋友参考。简言之，真正的诗人有很多特点，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有能力主动地建立跟语言的特殊关系，并由此建立了跟自我的特殊关系，从这两种关系的张力中生长出独特的诗性空间。换言之，诗人的语言一方面是所有人共享的，另一方面也是母语中内在的外语。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办法是仔细听每一个词。先不要考虑一首诗要传达什么意义，也不要在自己读过的诗歌作品之间瞻前顾后，寻找风格的折衷点。需要做的是把词语放大，集中精力倾听它们滚动，摩擦，碰撞的声音。然后体会它们的质感，尝试它们的温度，辨析不同的色泽。让每一个词语，都变成微型的诗，它们不是生物，却有生命，要尽可能跟它们成为朋友。多想想这些词给自己造成的心理感觉，它们曾经意味着什么，还有可能有什么别的意味。然后，在自己技能允许的范围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信任语言自身的声音，成败在所不计。在这种状态下，不停地写一段时间，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但在刚开始写的时候，我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策略。我只是在一些较小的范围里把握语感，制造层次，但我写的绝对数量很大。97年臧棣在北大开了门诗歌写作课，听了同学的介绍以后，选了这门课，但并没有去上。当时并不知道臧棣是位诗人，只知道他博士毕业后当了96级中文系班主任。 同宿舍的人告诉我臧棣要求每人交几首诗当作业，我就请他代交了几首。听说臧要在课上分析学生的诗，我很好奇，决定去看看。臧棣在课上仔细讲解了我的两首诗，我发现他的分析很细致到位，有几处跟我不一致的想法，但都不是重点，我知道这回遇到行家了。 课后一些人还在围着他讨论，我都没法跟他打招呼。刚要走，臧棣说，“你们到底哪个是王敖？”我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臧棣说，“你写东西感觉很成熟，我也不知道你这成熟是哪里来的。”我怎么回答的不记得了，臧棣说能否再拿一些作品给他看。我说当然，于是回去写了一个礼拜，写了几十首诗，打印出来交给臧棣。 臧棣课上讲的很多是当代诗人，我的兴趣并不大，因为觉得不少诗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些现象表征是有意义的，但就诗论诗无法让人满意。所以，我去他的课就是为了听他对我的诗有什么看法。结果臧棣并没说看法，只说我是选课的人里写得最好的，我心说这还用说吗。臧赞扬了我的创作量，并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我说当然有，于是回去又写了一百多首诗。对年轻诗人来说，一挥而就是常态，有修改的时间，不如再写一个新的。 我挑选了一些作品，送去商店打印，去拿的时候，看到一个字条，上面写着很漂亮的字，比我的字，臧棣的字都好很多。大意是说，他叫胡续冬，也写诗，看到我打印的诗集，希望能够见面交流，并留了宿舍号。我买了些水果，是给自己买的，然后就去了。 去了胡的宿舍，从床上叫起一个长得精灵古怪的研究生，他伸手把我的水果接下，然后就聊了起来。原来胡曾经打趣臧棣，你开诗歌写作课真有什么发现吗？臧棣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胡续冬说到诗歌就激动起来，眼睛瞪得很园，而且有点凸出，我心说这人好玩，眼睛瞪得跟得了甲亢一样啊。聊完约好以后再一起玩，我提起水果就走了。 胡误以为我带水果去是为了找他拜码头，越聊越开心，结果水到果却不成，觉得有些郁闷。下午我去澡堂洗澡，又遇见他，赤身裸体互相打量了一下，说真巧啊。后来我们搞音乐活动，都会通知胡子来玩。在静园草坪上，在小四川，马嘉丽等饭馆，胡子，我，许秋汉，巴特，张慧生，陈涌海，海淀的大杨，还有杨一等人经常啸聚。 胡子跟秋汉配合特别默契，就像哼哈二将。两个都是满场飞的人来疯，但风格不同。秋汉号称不是诗人但是诗歌本身，以无比的啰嗦征服听众。胡子有模仿天赋，学各种人都惟妙惟肖，擅讲各种级别的黄笑话。陈涌海是中科院半导体所的研究员，常年从事民谣演出，他唱的《将进酒》豪气万丈，很受文艺青年欢迎。 通过胡子，我认识了当时还在报社工作的冷霜，人称帅哥诗人的姜涛，在读博士的周瓒，社科院的周伟驰，还有其他一些诗人。冷霜后来到北大继续读书，跟我成为至交，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冷圣人”。姜涛比较低调，当时交流不多。周瓒和周伟驰都和善可亲，让人喜欢。当时还见过一次颜峻，但没交流。2001年，他在网上跟我联系，自己设计印刷了我的一本诗集《黄风怪》。 98年校庆期间，我在北大偶然遇到耶鲁教授孙康宜，聊了一会儿，她说你以后来耶鲁跟我读书吧。回美国后，孙教授把自己的学术著作邮寄给我，让我先读一下。我在北大基本上是自己按计划看书写作，跟老师们并不熟悉。因为我觉得做人贵在彻底，要不去上课就都不去，当然臧棣是个例外。臧棣认识我以后，花了80块钱请我吃了顿饭。考虑到当时北大青年教师的工资水平，还有臧棣一向简朴的消费习惯，实属难能可贵。 1998年，我出了本诗集。出了以后略有悔意，因为我已经写了更有说服力的作品。诗集送给我大学班主任王宇根的导师乐黛云教授一本，乐教授读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不但热情夸奖了我，还给我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此后，我每出一本诗集都会给她邮寄一本，她收到后都给我写电子邮件，说谢谢你出国后还能记得我，我说那当然。 那本诗集里，有我大三的时候的一首诗，送给臧棣。十多年来，我们君子之交，以诗交流，并期许以远大的目标。这首少作，仍能表达我对他作为一个诗歌教育家的敬意： 他的翅膀 ——向臧棣致敬 他的翅膀 经过他的默许，飞过来 刚好插在我 墩实的想象力上 让我看上去更像 一架风车 我用欣赏的目光 喂养它，用香烟 给它吐出白色的笼子，而夜晚 我们用睡眠 相互抚摩…… 它在我的房间里坐着飞 躺着飞，甚至背起整个房间飞 然后它笑眯眯地码好 我蜂窝煤一样的嘿嘿声 它趴在我的背上说，想不想当天使 我说不想，我想当翅膀 1998 六 大三的时候，我答应给戏剧社写一部戏剧。戏写出来以后，信管系的邵泽辉当了导演。《缪斯的丈夫》在北大南门外的“潜水艇”公演，现场非常火爆，各位演员都发挥出了最佳水平。在剧的结尾，全场黑灯，我拎起电吉他以类似“涅磐”早期的《Bleach》的风格一顿狂砸，气氛达到白热。邵泽辉是一位非常干练的导演，当时就觉得他会在戏剧电影上大有作为，现在果然成为现实。邵北大毕业后去了中戏，我曾问他中戏的姑娘如何，他笑道，不错，不过有点贵。前些日子，我们还在网上商量，期待着再合作一次。 这年我也认识了信管系其他的几位朋友。 申思成为音乐协会的第二任会长，他和胡斌，林健等人组织的“信风”非常出色。搞摄影的李实经常来给我们活动拍照，他现在是著名戏剧制作人，经常办莎剧演出。张向东毕业后创业，跟同学办了3G 门户，现在做有趣的自行车700Bike。这些人都出自北大信管系，巧合中自有原因。 大学四年级，我继续无休无止地写诗，同时准备出国留学。巴特跟韩国女友订婚后，开始打理韩国老丈人在北京的生意，逐渐淡出。我跟许秋汉来往更加密切，看他经历过一些人世变迁之后，自称许秋老汉，但仍然充满童心。我去他家玩，看见他在墙的四周写了一部《道德经》，开始字迹粗糙，到把五千言写完，已经圆润有体。许秋汉对我说，“王敖，你永远要像现在这样有激情！” 毕业前，有个中文系的同学突然跟我说，你知道这些年系里的人叫你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大笑着说，我们一直都叫你混世魔王，不过没人当面跟你说而已。我虽然没有参加毕业照相，但听他这么一说，决定去毕业聚餐上跟大家喝一杯。 1999年我毕业了，出国的事情因故推迟，所以我又在北大活动了一年。我在西门外的挂甲屯租房子，很多好友都去我那个小院里住过。我经常请朋友到家里玩，早晨去西苑早市买好羊肉，中午炖上，晚上10点打电话邀请各位到我处一聚。我隔壁住的是一对常年出来偷情的激情男女。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喝酒弹琴，说话间隙中听到叫床声音越来越响，而且女的不断鼓励男的，呼欢之余还为男方数数。大家哑然，于是我按照他们叫唤的音高开始伴奏。我对门住的是一位风尘女子，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工作，我们见面都都很客气地打招呼。夏天很热，她常脱光了在院子里洗澡，身材颇佳，让我感叹民风之纯朴。 七 99年北大出了件事情，由于学校管理不善，昌平园区的大一女生邱庆枫同学被杀。当99级的学生在昌平组织悼念的时候，园区领导竟然下令禁止，引起全校学生的愤慨。后来听杨铁军说，他读研的时候跟该领导是同学，当时就看他很不顺眼。胡续冬说，此人后来去云南大理做官去了，社会黑暗可见一斑。 记得当时许秋汉在没听清楚受害学生姓名的情况下，拍案而起，怒道，“邱淑珍同学就这样被害了！”我连忙拦住他，“许秋汉，不许胡说！”晚上，我骑车飞驰而过各个宿舍楼，喊了一路，“同学们，都出来游行吧。” 有段时间考古系外出实习，空出宿舍。我，许秋汉，邵泽辉，韩少华和汪洋组织了临时宿舍，一起住在41楼。汪洋曾经是一位中学生诗人，当时只有他大学四年还是处男，到了晚上，几位哥哥轮番开导他，向他传授经验。当时我们晚上基本不睡觉，许秋汉会讲评书，讲到早晨，大家去旺福楼吃早饭，然后回来睡觉，觉得很快活。现在我还记得秋汉说评书时得活灵活现，“我许秋汉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双手能写梅花篆字，擅使一对镔铁轧油锤。” 当时他已经开始发胖，我就说，“你那是胸前一对镔铁轧油锤吧。”想听许秋汉的音乐，可以去网上搜索《未名湖是个海洋》，算是北大近20年来的非官方校歌。 99年冬天，我遇到一些不痛快，心情极其糟糕。开始酗酒，而且不吃饭，体重越来越轻。不小心自行车被人偷走，胡续冬把他的一辆自行车给我了，我每天骑车在海淀漫无目的地乱转。本来我跟许秋汉在海淀的酒吧驻唱，一小时有一百块的收入，可是这时候我已经失去兴趣。很快日子开始潦倒，我把吉他卖给了哲学系的张鼎，听说他后来毕业工作受人欺负，精神失常，令人痛心。 有一天我骑车带着一同学从挂甲屯出来，车把坏了，结果车子一歪，我们都摔倒。我把车推进北大，突然很生气，就把它扔了。后来，胡续冬问我怎么不骑车了，我说扔了。胡子默默不语，他花了不少时间寻车，后来在未名湖后面的小土坡上找到，拿回家好好擦洗修理，又骑着出来了。有次我遇见他，说没钱吃饭了，他当即从上衣口袋掏出一百块钱给我。还有一次，我又断炊了，正在马路上发愁，低头捡到50块钱，去书店买了本书，然后去吃了顿烤肉串。 最后一次在静园弹琴，汪洋跟我在一起。一曲弹完，我放声痛哭，我知道，在北大这几年的日子算是结束了。2016年，我们再次见面，在深圳合作举办了诗公社的第一场演出，他担任导演。活动结束后搂着他喝酒，瞥见他圆头上几丝白发，不禁鼻酸，虽然酒量有限，无人劝酒，也多喝了数杯。 在2000年出国前，我回了趟青岛，再回北京就完全振作了起来。临别吃饭的时候，告诉大家，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家各奔前程去吧。离开北大的时候，老远听见艺术系老师朱青生叫我，他问我去哪儿。我说我要去国外了，朱说，“好，王敖，我们就此别过！”几年后又遇到他，他大手一挥，来了句，“好，风采不减！”，老朱颇有情怀。 熊育竹毕业后投身金融投资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跟唐朝的首任主音吉他手郭怡广的公司比邻，没事儿就讨论怎么弹吉他。如今，熊已经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这几年，他和胡斌等人又在北京重组了乐队。曾经跟我们合作的鼓手祖辉毕业后当了律师，多年从事死亡金属的演出。 一晃10年过去了，每当好友的MSN头像换成了婴儿，我就知道又有人当爸爸了。近日有老同学建议我写写当年的事情，刚好放假有时间，就写了这篇。回想旧日时光，觉这么多年来，其实并无多少改变，我觉得自己高中刚毕业，来到昌平，看到斜月星光，拉着美妙的弧线模糊了我的视野。一切得失，本来就不会计较，唯一觉得惊心的，是时光的无法挽留。 北大的文科生比较浪漫，自视又高，所以走进社会以后很多人不适应。我们都有无数美好梦想，文有与天下才子争锋的气概，武也有路见不平，拔拳相向的勇敢。然而，这些年我也悟出一些道理。一个是要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有自己怀才不遇的心理。社会不公平，自己更应该清醒和努力。否则文变成孔已己，武变成堂吉诃德，空有牢骚，一样阻碍社会进步。 记得有次跟葛兆光教授在波士顿的海边吃饭，他说，“一定不要以为现在是一个小时代，这是个大时代，你们这代人需要抓紧时间努力。”这话非常对，我远不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写下这些，无非是为了化过去为力量。 为纪念大学毕业十周年写于2009年6月 2016年6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