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发部兴衰考略
✪雷广平
吉林省辉南县城东约十五公里处的辉发河东岸,有一座风光秀丽、草木葱茏、拔地而起的孤山—辉发山,又称扈尔奇山。这里曾是明代富有传奇色彩的扈伦四部之一,海西女真辉发部的都城。随着岁月的流逝,经风剥雨蚀、战火焚毁,当年宏伟的都城建筑风貌早已荡然无存,但以土石夯筑的内中外三道城墙,其断壁残垣仍依稀可辨。目前,这里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辉发部落的兴衰及其历史作用,史书虽有记载,但均所述寥寥,难见其详。笔者查阅大量史、志,多次进行实地考查,集众家之成,力求写出辉发部的兴衰始末。
▍一、汉唐以来辉发河流域的女真族
辉发河流域土地富饶,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处于九河下哨的辉发河,水流湍急,蜿蜒数百里注入松花江,两岸形成一片狭长的河谷平原,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据考古发现,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汉唐时代,这里是高句丽人的居住地,雄踞辉发山西南方约三十五公里处的钓鱼台古城及该城西南方向十五公里处的罗通山古城,都是高句丽人构筑的山城。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辉发山顶端的内城所采用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多属高句丽时期的产物,建筑方式亦符合高句丽人的筑城习惯和特点①。在唐代,辉发河流域属渤海国的领地。及至辽代,辽太祖天显元年(926年)三月,辽将“康默记与韩延徽下长岭府。军还,已下城邑多叛,默记与阿古之平之,破回跋城”③。辽征服辉发河流域后,这里便成为顺化国女真的居住地。“他们有大王,但受辽王封,向辽进贡”③。据《辽史》卷46《百官志》载:“女真国顺化王府,圣宗统和八年封女真阿海为顺化王。”其所辖回跋大王府之回跋城就设在与辉发山隔河相望的今永康乡小城子村④。如今尚能分辨出高于地面一点五米,周长约一千五百米的古城残垣。其近城有水曰辉发江,元明一统志称作灰扒江,清以后改称辉发江,今作辉发河。辽景宗时,女真人与契丹族关系开始恶化,“保宁八年(976)八月,女真侵贵德州(今抚顺)东境,九月又袭归州五寨(今辽宁熊岳),剿掠而去。这里所说的女真,就是居住在辉发河流域,后封为顺化王的女真部族”⑤。由此推断,当时顺化国女真及其回跋部族的势力强盛。其主要原因是,回跋城处于辉发河上游,南通柳河,西接海龙,北往磐石,是兵旅、商贾往来之交通要道;回跋部在辽时又享有相对的自主权,战时随辽出兵,平时可与契丹自由通商。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城内的一派兴旺景象。及至辽兴宗、道宗年间,地处混同江(今第一松花江)南岸的生女真完颜部日益强盛起来,女真各部逐渐为其控制。辽末天柞帝统治腐败,“阿骨打首先吞并了辉发河流域的辽籍女真部落,其酋长赵三阿鹘产奔诉于辽,生女真与辽关系破裂,阿骨打由此揭开反辽战争的帷幕”⑥。阿骨打灭辽后,建立大金国,辉发河流域的女真部族归属金咸平路所辖。金亡后,东北女真均受元朝统治,当时留居东北的女真人约二百余万。元代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省下设诸路总管府,其中的奚关总管府就设在辉发古城⑦。这里所说的辉发古城,经考证认为,并非辉发山上的辉发古城,而应为前面提及的小城子回跋古城。因为“小城子古城出土了大量辽金元的器物残片,古城的建筑方式也体现着辽金元的时代特征”⑧。元代在此设府,使辉发河流域的女真族又步人了一段中兴时期。
明代中叶,按照地域把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类,或称三大部。《明令典》这样写道:“盖女直三种: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直,各卫所外又有地面,有站有寨,建官赐救,一如三卫之制,其极东为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海西、建州岁一遣人朝贡’,⑨。开始女真各部大体分布在松花江上游,牡丹江和图们江流域,以及嫩江以东至海,北至兀的河。野人女真则更远。后来由于蒙古诸部不断侵扰北边,明廷因边廷战事而亦无暇他顾,女真各部得以逐渐南移。此时的辉发河流域应属建州女真地域。明正统七年(1442年),建州左卫一分为二,析出建州右卫,加之建州卫,史称“建州三卫”。“建州三卫在三土河(辉发河支流)与冬古河(浑江支流)之间的土地上集聚。女真人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使之成为建州女真的主要根据地”。成化之役,建州三卫受重挫,因辉发河一带“境连达达地面”常受侵扰,难得安宁,促使建州卫南迁婆猪江(今浑江)流域。“建州卫从辉发河上游南迁婆猪江,原因之一是鞑靼、兀狄哈部的侵扰”。随着建州卫南迁,兀狄哈女真的势力亦溯江而上向南推进到松花江上游和辉发河流域。兀狄哈即忽刺温兀狄哈,是海西女真之主体。建州卫的南移为海西女真势力的向南延伸提供了条件。海西女真南迁,在地域上接近辽东,加强了他们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使其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与此同时,迁徙过程中也破坏了原有的血缘关系,社会结构发生了分解、组合等较大变革。到十六世纪中叶(明嘉靖年间),迁至开原以北至第二松花江上游一带的海西女真,即忽刺温部,逐渐形成四个比较强大的部落集团,这就是所谓扈伦四部,即哈达、叶赫、辉发、乌拉部的由来。
▍二、辉发部形成、中兴及衰亡
史称,辉发部源于明初海西女真之弗提卫,其祖姓益克得里氏,又称益革得里。“辉发国本姓益革得里,原系沙哈梁兀喇江(黑龙江)尼玛察部人”。根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辉发部的世系如下:始祖昂古里星古力(本姓益克得里),原系黑龙江尼马察部人。尼马察部系江夷,隶属于明代设置的弗提卫。约在明宣宗宣德年间,从弗提卫分出,南迁扎噜,投居璋地的扈伦部落,与其头领姓纳喇的噶扬噶图结拜,杀牛祭天,遂改姓纳喇。这就是后来的辉发那拉(纳喇)氏的由来。《清史稿》对此是这样叙述的:“辉发亦雇伦四部之一,其先姓益克得里氏,居黑龙江岸。尼马察部有昂古里星古力者,自黑龙江载木主迁于渣鲁,居焉。时扈伦部噶扬噶、图墨土二人居张城(即璋城),二人都姓纳喇氏,昂古里星古力因附其族,宰七牛祭天,改姓纳喇,是为辉发始祖”。关于昂古里星古力,有研究者认为系夫妇二人,男者为昂古里,女者为星古力,留臣、备臣为二人所生。根据《清史稿》记载分析,应视为一人,或称星古礼。星古礼生有二子,长子曰留臣,次子曰备臣;留臣之后无考,备臣亦生有二子,长名纳领噶,次名耐宽;耐宽之后无考,纳领噶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噶哈禅都督;噶哈禅生齐纳根达尔汉;齐纳根达尔汉生王机褚。
辉发一族举部南迁,改姓纳喇加人扈伦联盟是始于昂古里星古力时期,毕功于王机褚时期。历经六代,其起止时间,史书虽无详细记载,但借助其它资料推算,应在明正统至嘉靖约一百余年时间内。这长达一个世纪的辗转迁徙,历尽种种曲折,其间也不乏部落间的分离与兼并,最终才抵达辉发河流域。辉发地域水草肥美,物产丰富,宜农宜猎,宜牧宜渔,是人类良好的生息之地。兼之辉发山拔地而起,古有城垣,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王机褚部以此为基,征服了周围各零散部落,加固城墙而居。“王机褚收邻近诸部,度辉发河滨扈尔奇山,筑城以居,因号辉发”。此时的辉发部其周边情况是:哈达、叶赫、乌拉三部呈半月形居于辉发部的西、北及东北部;南与以努尔哈赤为主体的建州诸部相接。辉发部定居于辉发山后约三十余年,即王机褚统治时期,应视为部落的中兴时期,其原因有四:努尔哈赤对扈伦及蒙古诸部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由于辉发部的顺服基本相安无事,这为辉发部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此为其一。扈伦四部均为海西女真,其始祖有着密切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例如四部皆冠以“扈伦”,足可说明他们的始祖源于一族。哈达与乌拉同姓纳喇,其先共祖,同源于塔山左卫。叶赫先为塔鲁木卫,后被塔山征服,改姓纳喇。辉发原为弗提卫之一部,与塔鲁木卫结为兄弟后,亦姓纳喇。四部间相互通婚结盟,使其各自势力不断壮大。此为其二。辉发部族刚刚结束长期的游牧迁徙生活,有了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条件,加之王机褚较为清明的统治,得以休养生息。据载,努尔哈赤及周围部族的商队,经常出入该部,“以至后来在攻打辉发城时,他挑选精兵数十人,扮成商人,携带货物,混人城内,以作内应,竟然使辉发人深信不疑”,足见当时辉发城内的繁荣景象。此为其三。招抚或征服辉发河流域各部,使其统治地域不断扩大,南至坊州(海龙县)、北及纳丹(桦甸县)方圆数百里,均属辉发部所辖,筑有多壁城等卫城,形成了以王机褚部为主体,包容本地辉发部族的共同体。此间,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土门汗曾率大兵征辉发,辉发只凭五百精兵,与之迎战,竟使其“不胜而回,以后无复敢侵”。《清史稿》记载此役说:“辉发城负险坚峻,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土门汗尝自将攻之,不能克”。这说明当时的辉发城城坚兵强,实力雄厚,有抵御外来侵扰的能力。此为其四。
然而,辉发部的中兴没有持续多久。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王机褚死,围绕着部落首领继承问题,辉发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一场骨肉相残的权力争斗。据史载,王机褚有子八人,然其名多不可考,仅据《八旗氏族通谱》得知有一子名古禄逊,古禄逊生子康喀拉。王机褚之长子早于他而亡,所生之子曰拜音达里。在争斗白热化、内江无可调合的情况下,拜音达里先发制人,杀掉了七位叔父,自立为辉发部主。《清史稿》对此记述说:“王机褚死时,其长子前死,孙拜音达里,杀其叔七人,自立为贝勒”。这场争斗不仅造成凄惨血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大幅度减弱了辉发部的实力。加之此时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扈伦各部为保住自己的利益,开始与之角逐,辉发部亦卷入其中,在屡屡失利中损失尤甚,从此辉发部走人衰落期。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遣兵攻长白山鸭绿江部,尽克之而归。叶赫贝勒纳林布禄十分震惊,感到努尔哈赤势力不断扩大,自己迟早有被吃掉的危险,遂遣部下伊勒当、阿拜斯汉二人去见努尔哈赤曰:“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尔国人众,我国人寡,可将额勒敏、札库穆二处择一让我。”努尔哈赤答日:“我乃满洲,尔乃呼伦,尔国虽大,我不得取;我国虽大,尔亦不得取。况国非牲畜可比,焉有分给之理?尔等皆执政之臣,不能竭力谏主,奈何腼颜来相告耶?”。二使者被斥连夜返回叶赫,报告纳林布禄。纳林布禄与叶赫另一贝勒布寨商议后,决定联合哈达、辉发两部,再派使者前去威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则以礼相待,并宴之。宴会上,叶赫使臣尼喀哩图尔德立向努尔哈赤谓:“我主有命遣我来言,欲言又恐触怒见责,奈何?”努尔哈赤曰:“尔不过述尔主之言耳。所言善,吾听之;如出恶言,吾亦遣人于汝主前以恶言报之。吾岂责尔乎?”图尔德又曰:“我主云,昔索地不与,令投顺不从,两国若成仇隙,只有我兵能践汝境,谅尔兵敢履我地耶?”努尔哈赤听罢大怒,掣刀断案日:“尔叶赫诸舅,何尝亲临阵前马首相交,破胃裂甲经一大战耶?昔哈达国蒙格布禄、代善叔侄自相扰乱,尔等乘乱袭取,何故视我如彼之易也?尔地四周果有边垣之阻耶?吾即昼不能往,夜亦能至彼处,尔其奈我何?”。三部使臣吓得面面相觑无言而归。从此,扈伦四部与努尔哈赤的关系逐步恶化,战争一触即发。在与努尔哈赤的纷争中,辉发、叶赫、哈达、乌拉四部结成更紧密的联盟。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扈伦四部联合出兵,约一万余人来攻,努尔哈赤亲率兵战而胜之。同年九月,扈伦四部又联络蒙古诸部,组成科尔沁部、锡伯部、卦勒察部、长白朱舍里部、纳殷部等史称“九部联军”约三万余人,分兵三路,发动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古勒山之战”。结果,九部联军惨遭失败,从而加速了辉发部的灭亡。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六月,努尔哈赤亲率兵攻打辉发部。“太祖攻辉发,取所属多壁城,斩城中守将克充格、苏猛格二人而还。”多壁城应属辉发部的卫城,所处位置无考,《满族大字典》的解释是:“满语多壁意为‘狐’。亦作多必城,属辉发部女真之城。明万历二十三年努尔哈赤派兵招服之,部众并人建州女真。”又有一说认为,多壁城即辉发部的都城(见《渤海国志长篇》卷十四,地理考)。按史料记载推断,多壁城的位置应在辉发山西南方向,沿辉发河上溯到今辉南、海龙、柳河三县交界处附近。它邻近建州地域,是辉发部一座前哨卫城,所以努尔哈赤从南面来攻辉发,必经此城,遂攻取之。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发兵灭掉哈达部。此时的辉发部,外患未除,内忧更甚。部族内将士不满于拜音达里的残暴统治,纷纷率族众投赴叶赫,其部属亦有叛谋。拜音达里以七大臣之子作人质从努尔哈赤部借援兵一千人来帮助镇抚。叶赫贝勒闻此消息,遣使臣游说拜音达里曰:“尔若归尔质子,吾即反尔叛族。”意思是说:你如果撤回交与努尔哈赤的七臣之子,我即可返还投往叶赫去的辉发叛族。拜音达里本想两头讨好,其结果既受到叶赫部的愚弄,又失信于努尔哈赤,遂将城垣修筑三层以自固。根据考古工作者实地考察,认为现今发现的辉发古城遗址之规模,最终完成于这一时期。辉发山古城确由内、中、外三道城墙所构成。其内城周长为706米,围绕着辉发山顶峰的绝大部分,墙体用两层河卵石夹一层沙土夯实而成,内壁高于地面1米,顶宽1.5米;外壁则借助四十余米高的山崖天险直垂而下,十分险峻。内城有门两处可与中、外城相通。中城周长约1300米,大部分建在山腰或平地上,沿着山势高低起伏,东北面与平原相接,西南部则环绕至山顶与内城墙相重合。外城周长2647米,西南部与中城一样伸向山崖顶端时与中、内城城墙相合,西北方则如一只大口袋状延伸到辉发河冲积平原,显得局势开阔。外城也有城门两座,门宽10米,现今辉南县城通往辉发城镇的公路就是越过辉发河大桥穿过西东两门而贯通于外城。这种建筑格局是充分利用辉发山的险要地势,借助辉发河、黄泥河两条天然屏障,三道城墙层层设防,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据分析,内城系辉发部的权力核心,贝勒及重臣居住地,战时的指挥中心。城内居高处建有瞭望台,现仍留有遗址高2.5米,边长4米的轮廓,站在台上可将近百余里平川一览无余。中城主要用于屯兵。外城除守城将士外,允许百姓杂居。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初九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往征,十四日将辉发城团团围住。努尔哈赤事先挑选精兵数十名,扮作商人,携带货物,混人城内,里应外合,迅速攻破辉发城。最后,拜音达里父子被杀,辉发国从此灭亡。
▍三、历尽沧桑后的辉发古城
清王朝建立后,把辉发山一带辟为围场。围场地面属盛京将军管辖,故曰“盛京围场”。盛京围场南从三通河沿起,北至伊通河沿止,东始于辉发城,西至威远堡边门止,大约在400华里直径的方圆内。围场共设105围,其中辉发河上游一段约十余围。所以辉发山一带又成为清廷长达260余年的皇封禁地。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盛京将军派人调查流民私垦情况,明确了留用的大围场和放垦的鲜围场的界限,在朝阳镇设总管衙门,将海龙、辉南的20围102万亩荒地放丈”,辉发山一带方拨荒弛禁,开放于民。
清朝历代皇帝,都视辉发山为祖宗发祥地之一,每到盛京、兴京渴陵,往往都要亲临辉发山,凭吊古城,行围打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圣祖玄烨因平定噶尔丹叛乱,亲往盛京拜渴祖陵。“于冬十月丁未日,上行围,枪毙二熊。是日,驻跸辉发”。他触景生情,写下了《行围辉发诗》:“铁马金戈百战时,戎衣辛苦首开基。榻边鼾睡声先定,始布中原一著棋。”乾隆十九年(1754年)八月,高宗弘历东巡,又亲临辉发故城,写下了《辉发故城怀古》诗一首:“天教草昧起英雄,开创艰难自大东。铲削蓬篙基景远,驰驱险阻立丰功。谕盟徒恃营三窟,不战惟劳举一戎。荒堵秋风怀昔日,钦承统绪凛予衷。”此后辉发山不断有皇亲贵胄登临,及至咸丰年间内忧外患丛生,辉发山从此再无皇族临幸。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经过挖掘,在辉发古城内外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如唐代高句丽时期的砖瓦等建筑材料;辽金元明时期的器皿,如三彩印花瓶、黑釉瓶、五彩罐、各种碗盘、金银首饰等;战争遗物,如铜马蹬、铁甲片、金属箭头以及带有创伤的兵士骨骸等,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辉发古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沧桑变迁。直到文革前期,辉发山顶端东北角还保留着一座古庙,即马发庙(俗称锣开道庙)。相传乾隆皇帝巡幸辉发山时,因迷失路径,是山民马发执铜锣在前引路,才把皇帝一行带出山林。乾隆帝欲赏赐马发引路之功,可马发不要金银财宝,只要皇帝赏给他这座辉发山。皇帝轻信佞臣之言,怀疑马发心怀反意,将其追杀。待到弄清真相时马发已死,乾隆帝遂颁旨封马发为“引路侯”,并在辉发山顶救建马发庙。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辉发山东面山脚处建海云宫道观,供奉着关帝、三霄娘娘,有道人主持,每逢农历四月十八、二十八庙会,香火日盛,热闹非凡。“文革”时,马发庙和海云宫同时被毁,现今庙址仅存一片瓦砾。只有海云宫一口铸铁大钟幸存下来,人们将它悬于崖顶新落成的凉亭中央,俯瞰着辉发古城的全貌,伴着辉发河涛涛的流水,仿佛倾诉着古城的兴衰往事。
注释:
[1]《辉南县文物志》第二节《古城址》。
[2]《辽史》卷七十四,康欧记传。
[3]《女真史》第五节,女真和辽、宋、高丽的关系。
[4]《辉南县文物志》关子小城子古城遗址。
[5]《女真史》第五节,女真和辽、宋、高丽的关系。
[6][7]《女真史》第二章:辽代女真。
[8]《辉南县文物志》小城子古城。
[9]见《女真史》明代女真。明代称女真为女直。
[10]《女真史》,明代女真一章。
[11]见《李朝实录》。
[1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尼马谄即尼马察。
[13]《女真史》扈伦四部的形成一节。
[14]《清史稿》卷223,列传十,拜音达里传。
[15]《清史稿》卷223,列传十,拜音达里传。扈尔奇山即辉发山。
[16]《满洲实录》卷二。
[17]扈伦又称为呼伦,源自古时忽刺温江.即今呼兰河。
[18]《李朝实录》宣祖四十一年十月庚辰条。
[19]《满洲实录》卷八。
[20]《清史稿》卷223,列传十。
[21]《清史稿》卷223,列传十,拜音达里传。
[22]以上详见《满洲实录》卷二,额勒敏、扎库穆位于辽宁新宾下营子一带,古时伊勒登河西岸,为浑河部女真人聚居地。
[23]以上摘自《满洲实录》卷二。
[24][25]《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3。
[26]见《辉南县志》盛京围场考。
[27]见《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第250页。
[28]见《辉南县志》文物古迹篇。
[作者简介]雷广平,满族,1953年生,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首钢长白机械厂党委书记。多年来业余从事满族文化、清代历史以及《红楼梦》研究,现任吉林省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篇。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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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辉南县城东约十五公里处的辉发河东岸,有一座风光秀丽、草木葱茏、拔地而起的孤山—辉发山,又称扈尔奇山。这里曾是明代富有传奇色彩的扈伦四部之一,海西女真辉发部的都城。随着岁月的流逝,经风剥雨蚀、战火焚毁,当年宏伟的都城建筑风貌早已荡然无存,但以土石夯筑的内中外三道城墙,其断壁残垣仍依稀可辨。目前,这里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辉发部落的兴衰及其历史作用,史书虽有记载,但均所述寥寥,难见其详。笔者查阅大量史、志,多次进行实地考查,集众家之成,力求写出辉发部的兴衰始末。
▍一、汉唐以来辉发河流域的女真族
辉发河流域土地富饶,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处于九河下哨的辉发河,水流湍急,蜿蜒数百里注入松花江,两岸形成一片狭长的河谷平原,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据考古发现,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汉唐时代,这里是高句丽人的居住地,雄踞辉发山西南方约三十五公里处的钓鱼台古城及该城西南方向十五公里处的罗通山古城,都是高句丽人构筑的山城。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辉发山顶端的内城所采用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多属高句丽时期的产物,建筑方式亦符合高句丽人的筑城习惯和特点①。在唐代,辉发河流域属渤海国的领地。及至辽代,辽太祖天显元年(926年)三月,辽将“康默记与韩延徽下长岭府。军还,已下城邑多叛,默记与阿古之平之,破回跋城”③。辽征服辉发河流域后,这里便成为顺化国女真的居住地。“他们有大王,但受辽王封,向辽进贡”③。据《辽史》卷46《百官志》载:“女真国顺化王府,圣宗统和八年封女真阿海为顺化王。”其所辖回跋大王府之回跋城就设在与辉发山隔河相望的今永康乡小城子村④。如今尚能分辨出高于地面一点五米,周长约一千五百米的古城残垣。其近城有水曰辉发江,元明一统志称作灰扒江,清以后改称辉发江,今作辉发河。辽景宗时,女真人与契丹族关系开始恶化,“保宁八年(976)八月,女真侵贵德州(今抚顺)东境,九月又袭归州五寨(今辽宁熊岳),剿掠而去。这里所说的女真,就是居住在辉发河流域,后封为顺化王的女真部族”⑤。由此推断,当时顺化国女真及其回跋部族的势力强盛。其主要原因是,回跋城处于辉发河上游,南通柳河,西接海龙,北往磐石,是兵旅、商贾往来之交通要道;回跋部在辽时又享有相对的自主权,战时随辽出兵,平时可与契丹自由通商。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城内的一派兴旺景象。及至辽兴宗、道宗年间,地处混同江(今第一松花江)南岸的生女真完颜部日益强盛起来,女真各部逐渐为其控制。辽末天柞帝统治腐败,“阿骨打首先吞并了辉发河流域的辽籍女真部落,其酋长赵三阿鹘产奔诉于辽,生女真与辽关系破裂,阿骨打由此揭开反辽战争的帷幕”⑥。阿骨打灭辽后,建立大金国,辉发河流域的女真部族归属金咸平路所辖。金亡后,东北女真均受元朝统治,当时留居东北的女真人约二百余万。元代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省下设诸路总管府,其中的奚关总管府就设在辉发古城⑦。这里所说的辉发古城,经考证认为,并非辉发山上的辉发古城,而应为前面提及的小城子回跋古城。因为“小城子古城出土了大量辽金元的器物残片,古城的建筑方式也体现着辽金元的时代特征”⑧。元代在此设府,使辉发河流域的女真族又步人了一段中兴时期。
明代中叶,按照地域把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类,或称三大部。《明令典》这样写道:“盖女直三种: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直,各卫所外又有地面,有站有寨,建官赐救,一如三卫之制,其极东为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海西、建州岁一遣人朝贡’,⑨。开始女真各部大体分布在松花江上游,牡丹江和图们江流域,以及嫩江以东至海,北至兀的河。野人女真则更远。后来由于蒙古诸部不断侵扰北边,明廷因边廷战事而亦无暇他顾,女真各部得以逐渐南移。此时的辉发河流域应属建州女真地域。明正统七年(1442年),建州左卫一分为二,析出建州右卫,加之建州卫,史称“建州三卫”。“建州三卫在三土河(辉发河支流)与冬古河(浑江支流)之间的土地上集聚。女真人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使之成为建州女真的主要根据地”。成化之役,建州三卫受重挫,因辉发河一带“境连达达地面”常受侵扰,难得安宁,促使建州卫南迁婆猪江(今浑江)流域。“建州卫从辉发河上游南迁婆猪江,原因之一是鞑靼、兀狄哈部的侵扰”。随着建州卫南迁,兀狄哈女真的势力亦溯江而上向南推进到松花江上游和辉发河流域。兀狄哈即忽刺温兀狄哈,是海西女真之主体。建州卫的南移为海西女真势力的向南延伸提供了条件。海西女真南迁,在地域上接近辽东,加强了他们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使其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与此同时,迁徙过程中也破坏了原有的血缘关系,社会结构发生了分解、组合等较大变革。到十六世纪中叶(明嘉靖年间),迁至开原以北至第二松花江上游一带的海西女真,即忽刺温部,逐渐形成四个比较强大的部落集团,这就是所谓扈伦四部,即哈达、叶赫、辉发、乌拉部的由来。
▍二、辉发部形成、中兴及衰亡
史称,辉发部源于明初海西女真之弗提卫,其祖姓益克得里氏,又称益革得里。“辉发国本姓益革得里,原系沙哈梁兀喇江(黑龙江)尼玛察部人”。根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辉发部的世系如下:始祖昂古里星古力(本姓益克得里),原系黑龙江尼马察部人。尼马察部系江夷,隶属于明代设置的弗提卫。约在明宣宗宣德年间,从弗提卫分出,南迁扎噜,投居璋地的扈伦部落,与其头领姓纳喇的噶扬噶图结拜,杀牛祭天,遂改姓纳喇。这就是后来的辉发那拉(纳喇)氏的由来。《清史稿》对此是这样叙述的:“辉发亦雇伦四部之一,其先姓益克得里氏,居黑龙江岸。尼马察部有昂古里星古力者,自黑龙江载木主迁于渣鲁,居焉。时扈伦部噶扬噶、图墨土二人居张城(即璋城),二人都姓纳喇氏,昂古里星古力因附其族,宰七牛祭天,改姓纳喇,是为辉发始祖”。关于昂古里星古力,有研究者认为系夫妇二人,男者为昂古里,女者为星古力,留臣、备臣为二人所生。根据《清史稿》记载分析,应视为一人,或称星古礼。星古礼生有二子,长子曰留臣,次子曰备臣;留臣之后无考,备臣亦生有二子,长名纳领噶,次名耐宽;耐宽之后无考,纳领噶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噶哈禅都督;噶哈禅生齐纳根达尔汉;齐纳根达尔汉生王机褚。
辉发一族举部南迁,改姓纳喇加人扈伦联盟是始于昂古里星古力时期,毕功于王机褚时期。历经六代,其起止时间,史书虽无详细记载,但借助其它资料推算,应在明正统至嘉靖约一百余年时间内。这长达一个世纪的辗转迁徙,历尽种种曲折,其间也不乏部落间的分离与兼并,最终才抵达辉发河流域。辉发地域水草肥美,物产丰富,宜农宜猎,宜牧宜渔,是人类良好的生息之地。兼之辉发山拔地而起,古有城垣,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王机褚部以此为基,征服了周围各零散部落,加固城墙而居。“王机褚收邻近诸部,度辉发河滨扈尔奇山,筑城以居,因号辉发”。此时的辉发部其周边情况是:哈达、叶赫、乌拉三部呈半月形居于辉发部的西、北及东北部;南与以努尔哈赤为主体的建州诸部相接。辉发部定居于辉发山后约三十余年,即王机褚统治时期,应视为部落的中兴时期,其原因有四:努尔哈赤对扈伦及蒙古诸部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由于辉发部的顺服基本相安无事,这为辉发部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此为其一。扈伦四部均为海西女真,其始祖有着密切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例如四部皆冠以“扈伦”,足可说明他们的始祖源于一族。哈达与乌拉同姓纳喇,其先共祖,同源于塔山左卫。叶赫先为塔鲁木卫,后被塔山征服,改姓纳喇。辉发原为弗提卫之一部,与塔鲁木卫结为兄弟后,亦姓纳喇。四部间相互通婚结盟,使其各自势力不断壮大。此为其二。辉发部族刚刚结束长期的游牧迁徙生活,有了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条件,加之王机褚较为清明的统治,得以休养生息。据载,努尔哈赤及周围部族的商队,经常出入该部,“以至后来在攻打辉发城时,他挑选精兵数十人,扮成商人,携带货物,混人城内,以作内应,竟然使辉发人深信不疑”,足见当时辉发城内的繁荣景象。此为其三。招抚或征服辉发河流域各部,使其统治地域不断扩大,南至坊州(海龙县)、北及纳丹(桦甸县)方圆数百里,均属辉发部所辖,筑有多壁城等卫城,形成了以王机褚部为主体,包容本地辉发部族的共同体。此间,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土门汗曾率大兵征辉发,辉发只凭五百精兵,与之迎战,竟使其“不胜而回,以后无复敢侵”。《清史稿》记载此役说:“辉发城负险坚峻,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土门汗尝自将攻之,不能克”。这说明当时的辉发城城坚兵强,实力雄厚,有抵御外来侵扰的能力。此为其四。
然而,辉发部的中兴没有持续多久。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王机褚死,围绕着部落首领继承问题,辉发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一场骨肉相残的权力争斗。据史载,王机褚有子八人,然其名多不可考,仅据《八旗氏族通谱》得知有一子名古禄逊,古禄逊生子康喀拉。王机褚之长子早于他而亡,所生之子曰拜音达里。在争斗白热化、内江无可调合的情况下,拜音达里先发制人,杀掉了七位叔父,自立为辉发部主。《清史稿》对此记述说:“王机褚死时,其长子前死,孙拜音达里,杀其叔七人,自立为贝勒”。这场争斗不仅造成凄惨血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大幅度减弱了辉发部的实力。加之此时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扈伦各部为保住自己的利益,开始与之角逐,辉发部亦卷入其中,在屡屡失利中损失尤甚,从此辉发部走人衰落期。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遣兵攻长白山鸭绿江部,尽克之而归。叶赫贝勒纳林布禄十分震惊,感到努尔哈赤势力不断扩大,自己迟早有被吃掉的危险,遂遣部下伊勒当、阿拜斯汉二人去见努尔哈赤曰:“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尔国人众,我国人寡,可将额勒敏、札库穆二处择一让我。”努尔哈赤答日:“我乃满洲,尔乃呼伦,尔国虽大,我不得取;我国虽大,尔亦不得取。况国非牲畜可比,焉有分给之理?尔等皆执政之臣,不能竭力谏主,奈何腼颜来相告耶?”。二使者被斥连夜返回叶赫,报告纳林布禄。纳林布禄与叶赫另一贝勒布寨商议后,决定联合哈达、辉发两部,再派使者前去威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则以礼相待,并宴之。宴会上,叶赫使臣尼喀哩图尔德立向努尔哈赤谓:“我主有命遣我来言,欲言又恐触怒见责,奈何?”努尔哈赤曰:“尔不过述尔主之言耳。所言善,吾听之;如出恶言,吾亦遣人于汝主前以恶言报之。吾岂责尔乎?”图尔德又曰:“我主云,昔索地不与,令投顺不从,两国若成仇隙,只有我兵能践汝境,谅尔兵敢履我地耶?”努尔哈赤听罢大怒,掣刀断案日:“尔叶赫诸舅,何尝亲临阵前马首相交,破胃裂甲经一大战耶?昔哈达国蒙格布禄、代善叔侄自相扰乱,尔等乘乱袭取,何故视我如彼之易也?尔地四周果有边垣之阻耶?吾即昼不能往,夜亦能至彼处,尔其奈我何?”。三部使臣吓得面面相觑无言而归。从此,扈伦四部与努尔哈赤的关系逐步恶化,战争一触即发。在与努尔哈赤的纷争中,辉发、叶赫、哈达、乌拉四部结成更紧密的联盟。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扈伦四部联合出兵,约一万余人来攻,努尔哈赤亲率兵战而胜之。同年九月,扈伦四部又联络蒙古诸部,组成科尔沁部、锡伯部、卦勒察部、长白朱舍里部、纳殷部等史称“九部联军”约三万余人,分兵三路,发动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古勒山之战”。结果,九部联军惨遭失败,从而加速了辉发部的灭亡。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六月,努尔哈赤亲率兵攻打辉发部。“太祖攻辉发,取所属多壁城,斩城中守将克充格、苏猛格二人而还。”多壁城应属辉发部的卫城,所处位置无考,《满族大字典》的解释是:“满语多壁意为‘狐’。亦作多必城,属辉发部女真之城。明万历二十三年努尔哈赤派兵招服之,部众并人建州女真。”又有一说认为,多壁城即辉发部的都城(见《渤海国志长篇》卷十四,地理考)。按史料记载推断,多壁城的位置应在辉发山西南方向,沿辉发河上溯到今辉南、海龙、柳河三县交界处附近。它邻近建州地域,是辉发部一座前哨卫城,所以努尔哈赤从南面来攻辉发,必经此城,遂攻取之。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发兵灭掉哈达部。此时的辉发部,外患未除,内忧更甚。部族内将士不满于拜音达里的残暴统治,纷纷率族众投赴叶赫,其部属亦有叛谋。拜音达里以七大臣之子作人质从努尔哈赤部借援兵一千人来帮助镇抚。叶赫贝勒闻此消息,遣使臣游说拜音达里曰:“尔若归尔质子,吾即反尔叛族。”意思是说:你如果撤回交与努尔哈赤的七臣之子,我即可返还投往叶赫去的辉发叛族。拜音达里本想两头讨好,其结果既受到叶赫部的愚弄,又失信于努尔哈赤,遂将城垣修筑三层以自固。根据考古工作者实地考察,认为现今发现的辉发古城遗址之规模,最终完成于这一时期。辉发山古城确由内、中、外三道城墙所构成。其内城周长为706米,围绕着辉发山顶峰的绝大部分,墙体用两层河卵石夹一层沙土夯实而成,内壁高于地面1米,顶宽1.5米;外壁则借助四十余米高的山崖天险直垂而下,十分险峻。内城有门两处可与中、外城相通。中城周长约1300米,大部分建在山腰或平地上,沿着山势高低起伏,东北面与平原相接,西南部则环绕至山顶与内城墙相重合。外城周长2647米,西南部与中城一样伸向山崖顶端时与中、内城城墙相合,西北方则如一只大口袋状延伸到辉发河冲积平原,显得局势开阔。外城也有城门两座,门宽10米,现今辉南县城通往辉发城镇的公路就是越过辉发河大桥穿过西东两门而贯通于外城。这种建筑格局是充分利用辉发山的险要地势,借助辉发河、黄泥河两条天然屏障,三道城墙层层设防,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据分析,内城系辉发部的权力核心,贝勒及重臣居住地,战时的指挥中心。城内居高处建有瞭望台,现仍留有遗址高2.5米,边长4米的轮廓,站在台上可将近百余里平川一览无余。中城主要用于屯兵。外城除守城将士外,允许百姓杂居。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初九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往征,十四日将辉发城团团围住。努尔哈赤事先挑选精兵数十名,扮作商人,携带货物,混人城内,里应外合,迅速攻破辉发城。最后,拜音达里父子被杀,辉发国从此灭亡。
▍三、历尽沧桑后的辉发古城
清王朝建立后,把辉发山一带辟为围场。围场地面属盛京将军管辖,故曰“盛京围场”。盛京围场南从三通河沿起,北至伊通河沿止,东始于辉发城,西至威远堡边门止,大约在400华里直径的方圆内。围场共设105围,其中辉发河上游一段约十余围。所以辉发山一带又成为清廷长达260余年的皇封禁地。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盛京将军派人调查流民私垦情况,明确了留用的大围场和放垦的鲜围场的界限,在朝阳镇设总管衙门,将海龙、辉南的20围102万亩荒地放丈”,辉发山一带方拨荒弛禁,开放于民。
清朝历代皇帝,都视辉发山为祖宗发祥地之一,每到盛京、兴京渴陵,往往都要亲临辉发山,凭吊古城,行围打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圣祖玄烨因平定噶尔丹叛乱,亲往盛京拜渴祖陵。“于冬十月丁未日,上行围,枪毙二熊。是日,驻跸辉发”。他触景生情,写下了《行围辉发诗》:“铁马金戈百战时,戎衣辛苦首开基。榻边鼾睡声先定,始布中原一著棋。”乾隆十九年(1754年)八月,高宗弘历东巡,又亲临辉发故城,写下了《辉发故城怀古》诗一首:“天教草昧起英雄,开创艰难自大东。铲削蓬篙基景远,驰驱险阻立丰功。谕盟徒恃营三窟,不战惟劳举一戎。荒堵秋风怀昔日,钦承统绪凛予衷。”此后辉发山不断有皇亲贵胄登临,及至咸丰年间内忧外患丛生,辉发山从此再无皇族临幸。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经过挖掘,在辉发古城内外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如唐代高句丽时期的砖瓦等建筑材料;辽金元明时期的器皿,如三彩印花瓶、黑釉瓶、五彩罐、各种碗盘、金银首饰等;战争遗物,如铜马蹬、铁甲片、金属箭头以及带有创伤的兵士骨骸等,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辉发古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沧桑变迁。直到文革前期,辉发山顶端东北角还保留着一座古庙,即马发庙(俗称锣开道庙)。相传乾隆皇帝巡幸辉发山时,因迷失路径,是山民马发执铜锣在前引路,才把皇帝一行带出山林。乾隆帝欲赏赐马发引路之功,可马发不要金银财宝,只要皇帝赏给他这座辉发山。皇帝轻信佞臣之言,怀疑马发心怀反意,将其追杀。待到弄清真相时马发已死,乾隆帝遂颁旨封马发为“引路侯”,并在辉发山顶救建马发庙。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辉发山东面山脚处建海云宫道观,供奉着关帝、三霄娘娘,有道人主持,每逢农历四月十八、二十八庙会,香火日盛,热闹非凡。“文革”时,马发庙和海云宫同时被毁,现今庙址仅存一片瓦砾。只有海云宫一口铸铁大钟幸存下来,人们将它悬于崖顶新落成的凉亭中央,俯瞰着辉发古城的全貌,伴着辉发河涛涛的流水,仿佛倾诉着古城的兴衰往事。
注释:
[1]《辉南县文物志》第二节《古城址》。
[2]《辽史》卷七十四,康欧记传。
[3]《女真史》第五节,女真和辽、宋、高丽的关系。
[4]《辉南县文物志》关子小城子古城遗址。
[5]《女真史》第五节,女真和辽、宋、高丽的关系。
[6][7]《女真史》第二章:辽代女真。
[8]《辉南县文物志》小城子古城。
[9]见《女真史》明代女真。明代称女真为女直。
[10]《女真史》,明代女真一章。
[11]见《李朝实录》。
[1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尼马谄即尼马察。
[13]《女真史》扈伦四部的形成一节。
[14]《清史稿》卷223,列传十,拜音达里传。
[15]《清史稿》卷223,列传十,拜音达里传。扈尔奇山即辉发山。
[16]《满洲实录》卷二。
[17]扈伦又称为呼伦,源自古时忽刺温江.即今呼兰河。
[18]《李朝实录》宣祖四十一年十月庚辰条。
[19]《满洲实录》卷八。
[20]《清史稿》卷223,列传十。
[21]《清史稿》卷223,列传十,拜音达里传。
[22]以上详见《满洲实录》卷二,额勒敏、扎库穆位于辽宁新宾下营子一带,古时伊勒登河西岸,为浑河部女真人聚居地。
[23]以上摘自《满洲实录》卷二。
[24][25]《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3。
[26]见《辉南县志》盛京围场考。
[27]见《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第250页。
[28]见《辉南县志》文物古迹篇。
[作者简介]雷广平,满族,1953年生,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首钢长白机械厂党委书记。多年来业余从事满族文化、清代历史以及《红楼梦》研究,现任吉林省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篇。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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