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巴黎美学札记》： 另一种现代性的精神行旅
去哪里可以找到去年冬日的雪？
——弗朗索瓦•維永（法國中世紀詩人）
这本巴黎美学笔记，不是一般的欧洲游记，也不是一般的谈艺录，而是我生命中一段因缘的回报，是一种轮回式的精神行旅，是自我心灵的聚散修复，以及在此过程中生命与生命的彼此照面。
人一生的命运之旅，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逻辑。正如佛家所说的因缘与种子。我的生命中注定了要来巴黎这样的地方走一遭，然后留下这些带有长长短短的文字。
历史有时候要由个人生命来讲述的。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在正统的史家叙述里，似乎可以简化为：由革命到开放的历史，从政治运动到经济发展的历史。然而在我这样的亲历者看来，这个简化的叙述粗暴地遮蔽了其中的曲折与回漩：譬如：革命的主流中有不革命的活动，经济的转型中有文化的追求。指出这个“曲折与回漩”有什么意义呢？至少可以表明：现代化绝非单线、一种模式的，经济现代化的大潮，在八、九十年代，尽管完全淹没了其他现代化的需求，然而不可能根本消灭这种需求，历史记忆深处必定会留下文化生命的精神种子，而当事人的记忆书写，不仅是记录、保存，而且召唤深藏的精神复苏。
近四十年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青工人。一般人认为，那年头完全是文化浩劫与文化沙漠的时期，然而我们那里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文化的绿洲。这里是有一个特殊的机缘的。我所在的东方机床厂，原来是从山东济南迁入贵州黔东南自治州，远在都匀市郊剑江河畔的一间中型工厂。然而正因为它并非军工厂（迁入贵州的许多任务厂，大都是兵工厂，往往在深山里），因而可以大批招收来自全国南北各地许多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我们那小小的楼道里每天都要遇到的人物，真的是海纳百川。他们不仅有学文科的，而且居然有学美术、学音乐与戏剧的大学生，不仅如此，那些学工、学医的大学生，也都有着相当多的爱好与相当浓的读书兴趣。也正是因为这些来自北京、上海、重庆、长沙、武汉、哈尔滨等地身怀绝技的文理科大学生，相聚一地，彼此交流（他们都是单身），使得这座工厂的文化含金量，远远超过今天大学里的研究生院，简直就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才有可能出现的导师制的书院或自由民间的文化沙龙。我们在工厂的八年，几乎就是自修了从本科到硕博的社会大学。
因而，每个黄昏与周末，我们都会聚在单身宿舍开敞的大阳台上，一边吃饭喝茶吹风乘凉，一边自由讨论各种话题；每个夜班的休息时间，我们都会团团围坐在冬天的火炉或在夏夜的星光下，听口才与知识俱佳的师傅们讲莫泊桑梅里美高尔基或中国古代的故事。我们跟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生学习德语的同时到剑江边看星象，又跟同济大学的大学生学油画水彩画或跟重庆医学院的大学生学打桥牌。我们每个青工的枕头边，天天都新新不已，有西方或俄罗斯、日本的小说、诗歌戏剧作品或理论书籍，发黄的、翻得破损的、或手抄的，不停传阅着。不久从滇缅边境走私来了录音机，秘密传递中，还加上了邓丽君等人的磁带。我记得第一次在深夜的小屋子里，大家围坐着，屏息静心谛听从一个散发着塑料与金属混和气息的黑色小盒子里，如何摇漾而出的天籁般的歌声。
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毛姆、狄更生、斯汤达尔等作家的作品，就是那样走进我的世界。这确是此生读书最为享受的时期。对我们来说，这才是西方文化与艺术的真正启蒙时代。后来读大学，在八十年代的浓厚读书氛里，虽然书如海、思如潮，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消化不了，就是因为已经在工厂里炼成了一付强大的阅读胃。这个底子，也使得我们在中西文化新知的海洋中游泳不知疲倦。
可见，对时代的抵抗是各种形式的。封闭中的开放，革命中的不革命，政治暴力底下的文化追求，阴风苦雨中的阳光灿烂，这样的历史才是我们的亲历。也正因为历史是这样的，历史的多样性才是可能的。
因而我这一辈人学术思想的渊源并不单一。我对古典中国的亲近，有特殊的机缘。然而对西方艺术的接受，也更有一个特别的机缘，就是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学小提琴（后来曾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师从盛中国），一个学西洋画（后来曾考取中央美院壁画系，师从侯一民），我学文学，再加上一个崇拜文学的母亲，邻居们羡慕得要死。我们家就是沙龙，母亲就是沙龙的女主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些年，三弟兄常常在一起谈论什么是奏鸣曲，什么是毕加索的兰色时期。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成就都不止于今天。当然，后来很快变成一个美丽的泡沫。我们当时都喜欢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即又谈文学、又谈音乐与绘画的《傅雷家书》，后来，我在给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的《大师》写过一段文字：
《傅雷家书》不仅是一本神圣的书，我们刚刚从文化的浩劫中走来，对于那种用生命来守住文明价值的劫后余灰，有一种如见啼鹃之血的悲壮美感，而且，对于我们更为特殊的是，里面有三样那个时代最爱的东西：文学、美术与音乐。我的两个弟弟，与我读文学一样，正在艺术学校狂热地学习音乐、学习美术，我那时就感觉《傅雷家书》不仅是写给傅聪傅敏的家书，而且也是写给我们三兄弟的家书。
对于我们来说，那本书与西方以及现在谈艺术的书最大的不同，即它的又亲切随意，又高远正大，这是很难放在一起的品质，但是《家书》却奇妙结合在一起。《家书》的语气、内容，绝没有教科书式的、理论家式的或教师式的过于严肃、或过于高调、过于严谨系统的架子，总是娓娓道来，温暖有情，有一种似乎是灯下读私信的亲密感。然而家书的整个格调又是气味纯正、意思深长，来不得半点游戏心情，好象是灯下打开秘宝的神圣感。再一个就是我当时非常惊讶傅雷能够将孔子孟子、中国文化做人的道理、自然的哲思和隐秘的诗意，与莫扎特、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那么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人文主义者通过丰厚悠久的文明遗产，可以达到的思想深度，这决定性地引领了我走上人文主义的漫长道路。又随意又端然、又人情味又书卷气、对于中国与西方都有深度的理解，一路伴随着交响乐的回旋与五彩斑烂的油画风光，以中西文艺的美好来塑造现代人生的美好，这就是傅雷留给我们的印象。
但是这样的日子很快过去。八十年代中后期，整个神州大地，很快就进入了全球化过程的一个大市场。目标校正了，全国人民很快把刚刚打开的书本遗弃了。欲望如一头醒狮。不要说我们三兄弟，大部分中国知识人都变得实惠，进入所谓的职业化知识运作系统了，市场、金钱，成了中国人生活中最大的中心。市场法则就像万有引力，大家都逃无可逃。而金钱则是定海神针，摇动一下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会晃三晃。我每次回家，都发现家庭已经变得完全没有文化气息了，故乡的城市变得完全没有灵气了，真是恍若隔世。死相一般的疯狂，大家都要处心积虑想如何找钱。尽管妈妈还那样一如既往地从精神与经济上支持着我攻读学位，然而弟弟们的艺术开始有了某种不安与焦虑，亲戚们也会带着一种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快毕业吧？快了快了，快熬出来了。”
二〇〇七年夏天与秋天，我有一个机会到巴黎做访问学者。于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艺术，后来被抛弃的艺术，一下子全都复活，生命忽然有一个转身，朝着初恋的日子与曾经许过的愿。好像是本来一条路走到头，单调而重复，忽然有一个重新找路的机会，丘峦起伏、移步换形、柳暗花明。我忽然觉得成了自己生命可以暂时作主的主人，我也有一个机缘来将我个人的启蒙时期没有来得及写下的文字，重新写出，塞纳河的歌声、教堂的钟声，摇漾风前，就像那些年传递邓丽君歌声的黑盒子。双神咖啡馆里咖啡的香气，溢满字里行间。
二〇一一年在台湾中央大学做客座教授。中大有一个全台湾都非常羡慕的艺术电影院。我每周在其中看三四场电影。有一天，看完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我忽然怀念起巴黎的那些日子，随手写下一段博文：
那是八月暮色里的塞纳-马恩省河畔，我漫步桥头，/河上传来游艇的汽笛声声，/河边破旧的老钢琴，轻扬流浪艺人熟悉的琴声，/一群巴黎的天真老少，随着他的琴声欢声合唱。/美丽的白云变幻鬼脸，与游艇一起在波心飘荡，/泛舟的人与岸上的歌者相互挥手，兴奋致意，桥头上一个黑人笑着迎面走来，/树下那长发的姑娘在低头看书，/一群白鸽刚刚从水面掠过，往巴黎圣母院的尖顶上飞去———我深深呼吸一口气：一个诗的季节已经到来。
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有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巴黎现代性初起时的生香活色，天才艺术家精灵的光彩照世，有的是几千年欧洲文明精彩的厚积而发。对比我们今天时代的平庸、苍白、单一与金权霸道，以及反讽所谓“黄金时代思维”方式的无奈、无力与无智慧，生命就该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做对的事情，老伍的小布尔乔亚式的老欧洲浪漫情结，亦令人一唱三叹。海明威名言“巴黎是一座流动的盛宴”，对我于这样在盛宴边上渡过夏天与秋天、饱看四十多座博物馆，多少领略欧洲文明的深厚积累于万一的人来说，是心里永远珍藏的美好意象。我决定把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整理出来出版。
怀特海在《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里说，尽管古典文学艺术的才能成为能力的代名词，这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以古典文学艺术为主要基础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得到愉悦和品德修炼，这已为近代几百年以来的经验所证明。然而，这样的古典教育，必须从特定的、对个人理解来说是具体而明确的事实开始，必须逐步发展成为一般的思想概念。
这里面的要义是：第一，任何真正的人文主义的艺术素养，都应该在个人经验、生命体悟与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艺术教育与修养，绝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与专业的事情，而是生命本身的事情，是与记忆、回想、直觉、想象力、感受性、细节、梦思、幻觉或激情以及诗歌意象与戏剧感等个人心理形式相联系而完成的，从艺术本身去学艺术，往往学不到真正的艺术。第二，真正的古典艺术教育，不是玩玩而已，而是要发展出某种论述，找到一般的思想概念，要找到形象背后的思想大义。
我想，这两点，正是我这本巴黎美学札记的特点，同时也是我学习艺术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经验。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胡晓明
（本文为作者自序）
【作者其人】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
——弗朗索瓦•維永（法國中世紀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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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美学札记》，胡晓明著 |
这本巴黎美学笔记，不是一般的欧洲游记，也不是一般的谈艺录，而是我生命中一段因缘的回报，是一种轮回式的精神行旅，是自我心灵的聚散修复，以及在此过程中生命与生命的彼此照面。
人一生的命运之旅，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逻辑。正如佛家所说的因缘与种子。我的生命中注定了要来巴黎这样的地方走一遭，然后留下这些带有长长短短的文字。
历史有时候要由个人生命来讲述的。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在正统的史家叙述里，似乎可以简化为：由革命到开放的历史，从政治运动到经济发展的历史。然而在我这样的亲历者看来，这个简化的叙述粗暴地遮蔽了其中的曲折与回漩：譬如：革命的主流中有不革命的活动，经济的转型中有文化的追求。指出这个“曲折与回漩”有什么意义呢？至少可以表明：现代化绝非单线、一种模式的，经济现代化的大潮，在八、九十年代，尽管完全淹没了其他现代化的需求，然而不可能根本消灭这种需求，历史记忆深处必定会留下文化生命的精神种子，而当事人的记忆书写，不仅是记录、保存，而且召唤深藏的精神复苏。
近四十年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青工人。一般人认为，那年头完全是文化浩劫与文化沙漠的时期，然而我们那里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文化的绿洲。这里是有一个特殊的机缘的。我所在的东方机床厂，原来是从山东济南迁入贵州黔东南自治州，远在都匀市郊剑江河畔的一间中型工厂。然而正因为它并非军工厂（迁入贵州的许多任务厂，大都是兵工厂，往往在深山里），因而可以大批招收来自全国南北各地许多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我们那小小的楼道里每天都要遇到的人物，真的是海纳百川。他们不仅有学文科的，而且居然有学美术、学音乐与戏剧的大学生，不仅如此，那些学工、学医的大学生，也都有着相当多的爱好与相当浓的读书兴趣。也正是因为这些来自北京、上海、重庆、长沙、武汉、哈尔滨等地身怀绝技的文理科大学生，相聚一地，彼此交流（他们都是单身），使得这座工厂的文化含金量，远远超过今天大学里的研究生院，简直就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才有可能出现的导师制的书院或自由民间的文化沙龙。我们在工厂的八年，几乎就是自修了从本科到硕博的社会大学。
因而，每个黄昏与周末，我们都会聚在单身宿舍开敞的大阳台上，一边吃饭喝茶吹风乘凉，一边自由讨论各种话题；每个夜班的休息时间，我们都会团团围坐在冬天的火炉或在夏夜的星光下，听口才与知识俱佳的师傅们讲莫泊桑梅里美高尔基或中国古代的故事。我们跟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生学习德语的同时到剑江边看星象，又跟同济大学的大学生学油画水彩画或跟重庆医学院的大学生学打桥牌。我们每个青工的枕头边，天天都新新不已，有西方或俄罗斯、日本的小说、诗歌戏剧作品或理论书籍，发黄的、翻得破损的、或手抄的，不停传阅着。不久从滇缅边境走私来了录音机，秘密传递中，还加上了邓丽君等人的磁带。我记得第一次在深夜的小屋子里，大家围坐着，屏息静心谛听从一个散发着塑料与金属混和气息的黑色小盒子里，如何摇漾而出的天籁般的歌声。
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毛姆、狄更生、斯汤达尔等作家的作品，就是那样走进我的世界。这确是此生读书最为享受的时期。对我们来说，这才是西方文化与艺术的真正启蒙时代。后来读大学，在八十年代的浓厚读书氛里，虽然书如海、思如潮，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消化不了，就是因为已经在工厂里炼成了一付强大的阅读胃。这个底子，也使得我们在中西文化新知的海洋中游泳不知疲倦。
可见，对时代的抵抗是各种形式的。封闭中的开放，革命中的不革命，政治暴力底下的文化追求，阴风苦雨中的阳光灿烂，这样的历史才是我们的亲历。也正因为历史是这样的，历史的多样性才是可能的。
因而我这一辈人学术思想的渊源并不单一。我对古典中国的亲近，有特殊的机缘。然而对西方艺术的接受，也更有一个特别的机缘，就是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学小提琴（后来曾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师从盛中国），一个学西洋画（后来曾考取中央美院壁画系，师从侯一民），我学文学，再加上一个崇拜文学的母亲，邻居们羡慕得要死。我们家就是沙龙，母亲就是沙龙的女主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些年，三弟兄常常在一起谈论什么是奏鸣曲，什么是毕加索的兰色时期。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成就都不止于今天。当然，后来很快变成一个美丽的泡沫。我们当时都喜欢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即又谈文学、又谈音乐与绘画的《傅雷家书》，后来，我在给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的《大师》写过一段文字：
《傅雷家书》不仅是一本神圣的书，我们刚刚从文化的浩劫中走来，对于那种用生命来守住文明价值的劫后余灰，有一种如见啼鹃之血的悲壮美感，而且，对于我们更为特殊的是，里面有三样那个时代最爱的东西：文学、美术与音乐。我的两个弟弟，与我读文学一样，正在艺术学校狂热地学习音乐、学习美术，我那时就感觉《傅雷家书》不仅是写给傅聪傅敏的家书，而且也是写给我们三兄弟的家书。
对于我们来说，那本书与西方以及现在谈艺术的书最大的不同，即它的又亲切随意，又高远正大，这是很难放在一起的品质，但是《家书》却奇妙结合在一起。《家书》的语气、内容，绝没有教科书式的、理论家式的或教师式的过于严肃、或过于高调、过于严谨系统的架子，总是娓娓道来，温暖有情，有一种似乎是灯下读私信的亲密感。然而家书的整个格调又是气味纯正、意思深长，来不得半点游戏心情，好象是灯下打开秘宝的神圣感。再一个就是我当时非常惊讶傅雷能够将孔子孟子、中国文化做人的道理、自然的哲思和隐秘的诗意，与莫扎特、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那么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人文主义者通过丰厚悠久的文明遗产，可以达到的思想深度，这决定性地引领了我走上人文主义的漫长道路。又随意又端然、又人情味又书卷气、对于中国与西方都有深度的理解，一路伴随着交响乐的回旋与五彩斑烂的油画风光，以中西文艺的美好来塑造现代人生的美好，这就是傅雷留给我们的印象。
但是这样的日子很快过去。八十年代中后期，整个神州大地，很快就进入了全球化过程的一个大市场。目标校正了，全国人民很快把刚刚打开的书本遗弃了。欲望如一头醒狮。不要说我们三兄弟，大部分中国知识人都变得实惠，进入所谓的职业化知识运作系统了，市场、金钱，成了中国人生活中最大的中心。市场法则就像万有引力，大家都逃无可逃。而金钱则是定海神针，摇动一下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会晃三晃。我每次回家，都发现家庭已经变得完全没有文化气息了，故乡的城市变得完全没有灵气了，真是恍若隔世。死相一般的疯狂，大家都要处心积虑想如何找钱。尽管妈妈还那样一如既往地从精神与经济上支持着我攻读学位，然而弟弟们的艺术开始有了某种不安与焦虑，亲戚们也会带着一种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快毕业吧？快了快了，快熬出来了。”
二〇〇七年夏天与秋天，我有一个机会到巴黎做访问学者。于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艺术，后来被抛弃的艺术，一下子全都复活，生命忽然有一个转身，朝着初恋的日子与曾经许过的愿。好像是本来一条路走到头，单调而重复，忽然有一个重新找路的机会，丘峦起伏、移步换形、柳暗花明。我忽然觉得成了自己生命可以暂时作主的主人，我也有一个机缘来将我个人的启蒙时期没有来得及写下的文字，重新写出，塞纳河的歌声、教堂的钟声，摇漾风前，就像那些年传递邓丽君歌声的黑盒子。双神咖啡馆里咖啡的香气，溢满字里行间。
二〇一一年在台湾中央大学做客座教授。中大有一个全台湾都非常羡慕的艺术电影院。我每周在其中看三四场电影。有一天，看完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我忽然怀念起巴黎的那些日子，随手写下一段博文：
那是八月暮色里的塞纳-马恩省河畔，我漫步桥头，/河上传来游艇的汽笛声声，/河边破旧的老钢琴，轻扬流浪艺人熟悉的琴声，/一群巴黎的天真老少，随着他的琴声欢声合唱。/美丽的白云变幻鬼脸，与游艇一起在波心飘荡，/泛舟的人与岸上的歌者相互挥手，兴奋致意，桥头上一个黑人笑着迎面走来，/树下那长发的姑娘在低头看书，/一群白鸽刚刚从水面掠过，往巴黎圣母院的尖顶上飞去———我深深呼吸一口气：一个诗的季节已经到来。
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有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巴黎现代性初起时的生香活色，天才艺术家精灵的光彩照世，有的是几千年欧洲文明精彩的厚积而发。对比我们今天时代的平庸、苍白、单一与金权霸道，以及反讽所谓“黄金时代思维”方式的无奈、无力与无智慧，生命就该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做对的事情，老伍的小布尔乔亚式的老欧洲浪漫情结，亦令人一唱三叹。海明威名言“巴黎是一座流动的盛宴”，对我于这样在盛宴边上渡过夏天与秋天、饱看四十多座博物馆，多少领略欧洲文明的深厚积累于万一的人来说，是心里永远珍藏的美好意象。我决定把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整理出来出版。
怀特海在《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里说，尽管古典文学艺术的才能成为能力的代名词，这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以古典文学艺术为主要基础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得到愉悦和品德修炼，这已为近代几百年以来的经验所证明。然而，这样的古典教育，必须从特定的、对个人理解来说是具体而明确的事实开始，必须逐步发展成为一般的思想概念。
这里面的要义是：第一，任何真正的人文主义的艺术素养，都应该在个人经验、生命体悟与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艺术教育与修养，绝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与专业的事情，而是生命本身的事情，是与记忆、回想、直觉、想象力、感受性、细节、梦思、幻觉或激情以及诗歌意象与戏剧感等个人心理形式相联系而完成的，从艺术本身去学艺术，往往学不到真正的艺术。第二，真正的古典艺术教育，不是玩玩而已，而是要发展出某种论述，找到一般的思想概念，要找到形象背后的思想大义。
我想，这两点，正是我这本巴黎美学札记的特点，同时也是我学习艺术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经验。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胡晓明
（本文为作者自序）
【作者其人】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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