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读后感

两年前，我想稍微认真一点地训练自己写作。当时我自以为有一条独到的见解：很多同龄人和我一样，读着关于约翰彼得玛丽的故事长大，伦敦巴黎纽约似乎比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更让他们感到亲切。对于这些读者，与其给他们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故事，还不如刻意去编造一些全然发生在异邦的与中国毫无关系的故事。因为这样的想法，两年来我写了一些这样的异邦故事。这些故事对我来说不算太难，我在国外生活已经有几年了。
与此同时，在个人生活上我遇到了困难。在上海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我发生和目睹的私人生活，似乎在当时只是被经历了，而在多年后，情节不断重放，不断被审视，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已经成年的我去为过去的经历提供解释。当时我难以理解的长辈，很多都故去了，我却仍然在心中不断面对他们，无法与之和解。我发现我难以解释大部分私人生活，尤其是全然用沪语沟通沪语思维的家庭生活。“爱”“恨”这样的大词似乎更适合出现在波澜壮阔的俄国小说里，上海人使用更暧昧的“欢喜”或者“厌弃”。是非善恶的问题是狄更斯和霍桑的专项，可是家庭生活中我经历到的道德账本远比这些要糊涂纠缠得多。除了这些感情上或者道德上的暧昧，更可怕的是，当我回忆起在上海的十几年生活，大段大段的往事中我甚至找不到感情或者道德本身，不是“坏感情”、“坏道德”，而是“无感情”、“无道德”，一片空白。人们说着话，你以为他们有什么目的而说这些话，可是他们戛然而止——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们只是突然站起来了。
当我把写作的容易和私人生活的困难联系在一起思考，我意识到写作对于我之所以还不够困难，是因为我归根结底不相信作品能折回过来影响到我的私人生活。反过来说，如果文学作品负担着对生活做阐释的重任，我的确还没有读到这样能阐释我的私人生活的作品。许多小说和诗歌让我感动，可我从没有在其中找到我的父亲母亲。语言的不同——文本是用普通话读写（甚至是下意识中的英语转译），而私生活大部分是用沪语沟通——固然是两者之间难以交流的困难之一，可是我隐隐觉得，这中间还存在更深更不可逾越的困难。
于是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对我的震动是巨大的。这是一部大量运用沪语的小说，（不过并没有多到让其他地区的读者难以读懂），可是它远超出方言小说的水平。它讲的是风俗、市井，可是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比《海上花列传》这样的方言市井小说要高明得多。它的存在并不仅仅为了表明沪语的文学魅力，而是试图用沪语的内在逻辑去解释从六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大历史和私人生活史，用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判断生活的美丑对错。对于我曾经所持有的写作观，《繁花》是当头一喝，让我意识到仅仅用翻译式的语言书写“异邦故事”存在着巨大缺陷。而对于如何再次在心中回忆在上海度过的童年少年，如何面对那些没有道歉和原谅便逝去的长辈，《繁花》提供了一种慈悲的拯救的力量。
《繁花》追随一对好友阿宝和沪生，交错地铺开两条线：六七十年代的少年、八九十年代的壮年。随着阿宝和沪生的日常生活，读者又认识了其他几十个血肉丰满的人物：饭局上临时凑数的陪客、晚班公交车的售票员、弄堂小学的女老师……所有人都似乎是通过偶然事件临时聚起的，又会因为另一个偶然事件分开。在那些浮于表面的交往中，他们几乎不谈论自己，不表露内心世界，而是在不断地讲他人的故事。
《繁花》一开篇，讲的是九十年代，步入中年的沪生赴约见阿宝，路过菜场，被卖蟹小贩陶陶拦住。陶陶是谁。阿宝前女友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陶陶拉着沪生，目的是给他讲菜场里的本埠新闻，而作者不紧不慢，让两人先闲聊了一会陶陶的老婆、再聊了一会来光顾蟹摊的女主顾，还让沪生慢悠悠地回忆起了自己和前女友的往事。这些都讲完，陶陶才开始讲菜场里卖鱼的女人和卖蛋的男人偷情的故事。在沪生“我有事体”“讲得简单点”的催促下，陶陶噱头摆足，一个小故事讲了三千字，讲到最后，赶时间的沪生已经被故事完全吸引了：
“沪生说，慢慢讲，卖蛋男人，又不是陶陶，紧张啥。陶陶说，太紧张了，我讲一遍，就紧张一遍。沪生说，弄别人老婆，火烛小心。陶陶说，是吧，沪生跟我仔细讲讲。沪生说，啥，我现在是听陶陶讲，脑子有吧。陶陶笑笑。沪生说，一讲这种事体，陶陶就来精神。陶陶说，有精神的人，第一名，是卖鱼女人的老公，弄堂里白天人少，师徒咚咚咚跑上楼梯，房门哐啷一记撞穿，棉纺织厂保全工，力气用不光，门板，斯必令门锁，全部裂开，下面望风小徒弟，喉咙山响，因为车间机器声音大，开口就喊，不许逃，房顶上有人，看到了，阿三，不许这个人逃，不许逃，我看到了，这一记吵闹，还了得，前后弄堂，居民哗啦啦啦，通通出来看白戏，米不淘，菜不烧，碗筷不摆，坐马桶的，也立起来朝外奔，这种事体，千年难得。沪生说，好意思讲到马桶，再编。陶陶说，真是事实呀，居委会干部，也奔过来，四底下吵吵闹闹，轰隆隆隆隆，隔壁一个老先生，以为又要搞运动，气一时接不上，裤子湿透。沪生一笑说，好，多加浇头，不碍的。陶陶说，句句是真，只是一歇工夫，老公跟徒弟，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老公捉紧卖鱼女人，徒弟押了卖蛋男人，推推搡搡，下楼梯，女人不肯出门，老公说，死人，走呀，快走呀，到居委会去呀，卖鱼女人朝后缩，卖蛋男人犟头颈，等男女拖出门口，居民哇一叫倒退三步，为啥，两个人一丝不挂，房子里暗，女人拖出后门，浑身雪雪白，照得人眼睛张不开，女人一直缩，拖起来，蹲下去，老公说，快走，搞腐化，不要面孔的东西，去交代清爽，快，老公强力一拖，女人朝前面走两步，上下两手捂紧，蹲了不动，卖蛋男人拉出门口，跌了一跤，周围老阿姨小舅妈，忽然朝后一退，吃吃穷笑，小徒弟说，娘皮，走不动了是吧，起来。居委会老阿姨，脱一件衣裳朝女人身上盖，高声讲，大家不许动，回去冷静解决问题，快点回去，听到吧。此刻老公回转头来，忽然推开徒弟，朝卖蛋男人扑过去，两手一把捏紧男人脐下这件家生，用足力道，硬拗。卖蛋男人痛极，大叫救命。大家方才看明白，卖蛋男人从楼上房间捉下来，拖到后门口，这件家生，不改本色，精神饱满，十足金的分量，有勇无谋，朝天乱抖。老公一把捏紧家生，像拗甘蔗，拗胡萝卜一样穷拗。老公讲，搞，搞呀，搞得适意是吧，再搞，搞。卖蛋男人大叫。户籍警跑过来，运足力道，穷喊一声说，喂，文明点好吧，让开，大家快让开。”
如果这个故事只是到此为止，那么《繁花》只能算是一篇精彩的市井小说，然而作者让律师沪生紧接着卖蟹小贩陶陶讲出了这样的话：
“沪生说，这对男女，太可怜了。陶陶说，老公发怒了。沪生说，拖了赤膊老婆出门，有意思吧。陶陶说，上海人对老婆好，啥地方好。沪生说，法国人发觉老婆有情况，轻轻关了房门。陶陶说，这难了。沪生说，关键阶段看素质。陶陶说，恶形恶状，又骂又打，心情可以理解。沪生说，这老公太龌龊，不让老婆穿衣裳，等于自家剥光，有啥面子。陶陶说，其实坍台。沪生说，上帝晓得吧。陶陶说，耶稣，还是玉皇大帝。沪生说，以前有个农村女人做了这种事体，广大群众准备取女人性命，耶稣就讲，啥人是好人，现在可以动手，结果呢，大家不响了，不动了，统统回去睏觉。陶陶说，耶稣辣手。沪生说，只要脑子里想过，耶稣的眼里，就等于做过，有啥呢，早点回去烧饭烧菜，坐马桶。陶陶说，耶稣有道理，以后碰到这种事体，我回去睏觉。沪生看看表说，好了，我走了。陶陶说，再讲讲嘛。沪生说，已经十足金，甘蔗萝卜，加油加酱了，还不够。陶陶说，这是事实呀。”
相较于卖鱼女人和卖蛋男人偷情这样活色生香的“低俗小说”，更让我钦佩的是作者让沪生在这样的语境下讲起了基督教，轻轻几句，一点即过，宽恕了卖鱼女人的罪恶，也让所有人一失神，扪心自问。沪生口中的耶稣既得基督教精髓，又夹杂上海里弄阿姨户籍警察的腔调：“以前有个农村女人做了这种事体，广大群众准备取女人性命，耶稣就讲，啥人是好人，现在可以动手，结果呢，大家不响了，不动了，统统回去睏觉。”“ 只要脑子里想过，耶稣的眼里，就等于做过，有啥呢，早点回去烧饭烧菜，坐马桶。”沪生的话，似乎也是在面对着读者：所有方才在陶陶的故事中得到乐趣的读者，都无法再去指责卖鱼女人。而陶陶的评论则意味深长：“耶稣辣手”“耶稣有道理”。
然而《繁花》并没有说教意味，不借万能的作者之手去惩罚任何罪行，也没让任何人物站在道德标杆上。全篇小说上百位人物，罕有修得美满婚姻的例子。沪生的妻子抛下他移民国外；陶陶将不久后经历两段婚外情。而整篇小说中显得最真挚最细腻的感情，则是工人阶级小毛和海员妻子银凤的偷情。在作者的娓娓展开下，这段婚外情成了血肉有情之品。
写银凤和处子之身的小毛做爱：“世界忽然静下来，空气凉爽，雨声变小，银凤缩小了尺寸，只有身下篾席，水漫金山。银凤说，不要动，姐姐会服侍，人生第一趟，要休息。姐姐服侍小毛，想了好几年。讲心里话，姐姐欢喜。小毛不响。银凤浑身亮光，到脚盆里拎起毛巾，银凤说，小毛。小毛转过头去，不看银凤。”
写忐忑不安的小毛去找自己的武打师父，武打师父却为银凤辩护：“拳头师父说，樊胖子，屁不懂一只，啥叫童子鸡，女人是不讲年龄大小的，只要对男人好，就可以了。做人为啥不可以回头，回头最味道，最有气量。老祖宗的屁话，我是一句不相信的。做人方面屁话最多，一句勇往直前，一句是回头是岸，退一步海阔天空。好马要吃回头草，搞我脑子嘛，子孙到底相信啥呢。大丈夫宁死不屈，大丈夫能屈能伸，瞎搞三千。小毛不响。师父说，银凤这种邻居小阿嫂，小姆妈，最讲情分。”
写银凤对这段关系的分寸：“银凤说，我晓得小毛，喜欢大妹妹。小毛说，不可能的。银凤叹气说，这是应该的。小毛不响。银凤说，小毛将来，会交女朋友，结婚，但每个月，最好看姐姐一次，最好是两三次。小毛不响。”
这三段，相较于银凤和武打师父的滔滔不绝，更醒目的是一再重复的“小毛不响”，处在事件中心的小毛只有选择不响。这句话在小说中满目皆是，阿宝不响，沪生不响，陶陶不响。面对困境的人物，唯一能做的反抗便是“不响”。这句上海话在小说中显得余音缭绕，不是沉默的失声，而是“不响”，一个较轻的却仍然被能听见的声音，出现在小说中情绪最饱和的地方。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在上海经历的家常生活，那么多曾让我困惑着的大片空白：在最需要辩解和宣泄的地方，没有眼泪，没有争吵，父亲不响，母亲不响。我想到长辈念叨了一辈子的许多故事，最后的着重点就是“不响”，祖父会不厌其烦地强调，“当时我只好不响了，我只好不响了，我只好不响了。”
小毛不响。小毛对于和银凤的关系仍然心存犹豫。小毛住三楼、银凤住两楼、一楼是理发店，银凤约定两人见面的信号是银凤房间半夜十二点开电灯。于是作者写小毛深夜下班，“无精打采踏进理发店，坐进理发椅，转动扳手，椅背慢慢放低下来，放平。此刻，楼顶出现几道亮光，银凤拖鞋移动，或漆黑无声。不管如何，小毛感觉，只要踏进理发店，银凤就透过地板缝，朝下面看，目光有如电力，笼罩下来，难以逃遁。窗外的路灯光，同样映进店堂里来，镜子斑斑驳驳。白天的所有景象，锁进镜台下的抽屉与小橱里，包括理发工具，顾客的面孔，对话，王师傅咯咯咯干笑，江淮戏调门，水垢气，肥皂水味道，爽身粉味道，金刚钻发蜡的甜俗味道，烫发铁火钳的焦毛气，完全锁进黑暗，异常宁静。小毛调正了角度扳手，椅背就朝后面靠，铸铁踏脚板上升，直到身体摆平，理发椅浑身发出摩擦声，镜子慢慢升高了，映出对面墙头褪色价目表，及酱油色地球牌老电钟，一跳一抖的秒针。此刻，整个店堂间，包括所有男女顾客的气息完全消失，银凤的气味，从楼上飘下来，无孔不入，雾气一样细密弥漫，雪花一样无声铺盖下来，清爽而浓烈。与此同时，银凤全身的热量，忍不住泄漏，从楼板缝里蒸发开来，辐射下来，覆盖下来。二楼爷叔醒了，拖痰盂的声音。窗外有人咳嗽。银凤的热气直逼下来，滚烫，贴近小毛，枕头一样的蓬松前胸，丝绵一样软弱呼吸。小毛抬头，只见理发店四面镜子，椅背，走廊。有时，楼梯口无声无息，朦胧一团白影，镜里也白云飘过，影子移动了，其实，是实在的肉体，解开的纽扣，近靠面前的温度，两腋的暖风，汗气，头发慢慢散开，堆叠过来，最后，完全盖没小毛的面孔。坐椅的漆皮已经老化，金属构件经不住压力，发出摩擦声。”
小毛不响，小毛仍然疑虑重重，于是整个空间的摆设、气味、声音都调动起来，是作者为了让小毛从“不响”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作者用极其耐心的手笔来白描这个空间，让这个七十年代的理发店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二十一世纪读者的眼前，让读者看到小毛是置身于如此详细的景物之中，有情的不再只是银凤，而是整个空间。如果要否定这种感情，就是否定了那个空间的生色之美。当作者精确地描绘下这个七十年代的理发店，语言的美学战胜了社会道德，小毛和银凤得以正名。
当一个人看到一只渔网然后思索网是如何编织的，捕鱼的乐趣便打了折扣。而当一个人开始琢磨写作，阅读的快感也会打折扣 。《繁花》让我体验到了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双重喜悦：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惊喜，以及作为一位写作学习者的领会。然而不只是喜悦，还有痛苦。《繁花》中鲜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只用轻飘飘的一句对话，或者一句“不响了”，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痛苦。这种痛苦揭开了生活的表皮，向伤口上倾倒酒精，然后治愈它。
我是在行走的途中阅读《繁花》：开始的几章是在上下班的波士顿地铁上，后来的几章是在柬埔寨的旅途中。在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不安之中，一本小说渐渐铺陈，为我的过往生活提供了解释和依靠。这也许是我所能经历的最幸运的阅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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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修改稿载于2013/3/26 文汇报 笔会。
金宇澄《繁花》小说单行本已于近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