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mia癌症：为什么是我？
“你是说我的病有60%的可能避免？”一位70多岁肺癌晚期的老太太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新长出来的头发是白色的。她不肯说自己的名字，不想让亲戚知道自己病了，因为她的哥哥、姐姐也重病缠身，经不住打击。“如果我年轻时不做车工，不磨机器零件，不吸那么多粉尘，很可能就不会得癌症。不过谁知道呢？”她对本刊记者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至于她的病是否真和几十年前的工作有关，现在已不可考。60%这个数字，也并非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病人。很多癌症患者在得知自己生病时，都会像祥林嫂一样反复念叨“为什么是我？”当医生无法确切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就自问自答了。
有人说：我工作需要，天天喝酒应酬得了食管癌；我感染乙肝几十年，慢慢变成肝癌；我妈是乳腺癌去世的，现在轮到我了；我生活不顺，常生闷气，得了淋巴癌；我喜欢吃咸虾蛄，太咸了，得了胃癌；我们那里污染严重，得什么癌的都有；我戒了几十次烟，都没戒掉，活该得肺癌。还有一些想破头皮也想不出为什么病人会是自己，卷进了宿命论的漩涡，“为什么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早餐吃饱晚餐吃少坚持运动生活健康热爱生命也得了癌，我真是命该如此！”
流行病学家也和这些执著的病人一样，追问着到底哪些因素会导致癌症。“虽然不能一一解答这些人究竟为何得癌症，但是从统计学上说，我们基本发现了我国癌症发病主要的危险因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告诉本刊。
9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上，乔友林公布了我国最新癌症危险因素的归因风险分析报告，首次系统评价了中国人群环境和行为危险因素对癌症发病和死亡的负担。报告显示，我国总体癌症死亡中的57.4%是可预防和避免的，明显高于全球35%的平均水平。“慢性感染和烟草导致的癌症都是可以避免的，与这两者有关的风险分别是29%和22%。这两个风险如果得以控制，一下就能减少51%的风险。”乔友林说。慢性感染导致癌症死亡的比例，男性和女性分别为32%和25%；吸烟是男性人群中主要的癌症死因，约占33%，在女性人群中占5%。
人们早已知道慢性炎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致癌因素，世界上最早的致癌因素实验就是用焦油反复涂抹兔耳皮肤，通过慢性刺激而引起癌症。“我国最常见的感染致癌因子是幽门螺旋杆菌、乙型/丙型肝炎病毒和人乳头瘤病毒，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乔友林说。
中国是乙肝大国，约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2000万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后，通过急性、慢性炎症过程进一步演变为肝硬化，部分患者最终可导致肝细胞癌。幽门螺旋杆菌是导致胃溃疡的主要原因，长期炎症可能会慢慢演化成胃癌，我国幽门螺旋杆菌的现症感染率平均为55%，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经济状况越差、居住越拥挤、文化程度越低，感染率越高。我国汉族妇女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率约为15%，HPV16和18等高危型很可能引发宫颈癌。
感染致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乔友林展示了一张宫颈癌慢性感染过程图，从癌前病变发展成癌，通常要通过宫颈不典型增生、原位癌、早期浸润癌、浸润癌连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要10年或更多的时间。如果能在前两个时期发现它，都能有效治愈。”
“对于这些涉及病毒的癌症，从原则上说，疫苗是首选的预防措施。21世纪初，用疫苗防治癌症的尝试在所有这些病毒性癌症中都取得了进展。”来自台湾的数据显示，自1984年对95%的婴幼儿及儿童注射乙肝疫苗，20年后乙肝带菌者从10%～20%降至0.2%，肝癌发病率也相应减少70%～80%。对于其他一些病毒，比如幽门螺旋杆菌，“可以用抗生素联合治疗来消灭它们，缓解胃炎、胃溃疡，这对进一步发展成胃癌有很好的抵抗作用”。乔友林说。
“针对癌症的防控措施有一个滞后效应，因为癌症是一个几十年缓慢发展的疾病，可能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才能看到效果。”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副主任陈万青告诉本刊。吸烟导致的肺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6年以后，美国男性肺癌的发病率显著下降，死亡率得到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政府近40年严格的控烟政策，整体人群吸烟率逐年下降。而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由于控烟措施不力，肺癌将成为一种可怕的流行病，中国也难逃一劫。
“我国癌症的一个特色是癌症图谱正在发生变化，从‘穷癌’向‘富癌’过渡。”陈万青说。一些不发达国家常见的癌症被称为“穷癌”，比如肝癌、胃癌、食管癌等等，多由生活水平低下、卫生条件偏差所致。而发达国家常常出现的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则被称为“富癌”，多与优越的生活水平以及富营养化相关。但在我国，却存在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高发病癌谱并存的尴尬局面：肝癌、胃癌、食道癌的发病率仍旧缓慢上升，而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又明显上升。
“近一二十年中国癌症的总体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明显上升的，其中女性上升幅度大于男性，农村大于城市。但调整了年龄分布后，发病率只是略有上升，死亡率基本没有变化。我们认为，癌症总体发病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人口老龄化。”陈万青说。癌症被认为是一种老年人的疾病，在老龄化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想要知道疾病是否真正增加，唯一的方法就是为了老化人口而调整统计方式。
除去年龄因素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癌症发病率稍有上升，但死亡率基本没有变化，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年人类的抗癌斗争没有进步呢？陈万青否定了这种看法，他告诉本刊：“因为一些比较难治疗的癌症发病率上升了，比如肺癌、胰腺癌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抵消了医疗水平的进步。”
“事实上，癌症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很难说某个人得癌症就是因为某个确定的原因。”陈万青说，“我们所说的百分之多少的概率是一个公共卫生的概念，是对整个人群而言，用来提供群体预防的策略。但是这些数据对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你没得就是零，得上了就是百分之百。”
“为什么是我”仍旧是一个巨大的谜。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坏习惯、坏空气、坏老板、坏脾气、坏基因、坏运气……所有这些似乎都有关系，似乎又都没有关系。
Via 三联
至于她的病是否真和几十年前的工作有关，现在已不可考。60%这个数字，也并非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病人。很多癌症患者在得知自己生病时，都会像祥林嫂一样反复念叨“为什么是我？”当医生无法确切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就自问自答了。
有人说：我工作需要，天天喝酒应酬得了食管癌；我感染乙肝几十年，慢慢变成肝癌；我妈是乳腺癌去世的，现在轮到我了；我生活不顺，常生闷气，得了淋巴癌；我喜欢吃咸虾蛄，太咸了，得了胃癌；我们那里污染严重，得什么癌的都有；我戒了几十次烟，都没戒掉，活该得肺癌。还有一些想破头皮也想不出为什么病人会是自己，卷进了宿命论的漩涡，“为什么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早餐吃饱晚餐吃少坚持运动生活健康热爱生命也得了癌，我真是命该如此！”
流行病学家也和这些执著的病人一样，追问着到底哪些因素会导致癌症。“虽然不能一一解答这些人究竟为何得癌症，但是从统计学上说，我们基本发现了我国癌症发病主要的危险因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告诉本刊。
9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上，乔友林公布了我国最新癌症危险因素的归因风险分析报告，首次系统评价了中国人群环境和行为危险因素对癌症发病和死亡的负担。报告显示，我国总体癌症死亡中的57.4%是可预防和避免的，明显高于全球35%的平均水平。“慢性感染和烟草导致的癌症都是可以避免的，与这两者有关的风险分别是29%和22%。这两个风险如果得以控制，一下就能减少51%的风险。”乔友林说。慢性感染导致癌症死亡的比例，男性和女性分别为32%和25%；吸烟是男性人群中主要的癌症死因，约占33%，在女性人群中占5%。
人们早已知道慢性炎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致癌因素，世界上最早的致癌因素实验就是用焦油反复涂抹兔耳皮肤，通过慢性刺激而引起癌症。“我国最常见的感染致癌因子是幽门螺旋杆菌、乙型/丙型肝炎病毒和人乳头瘤病毒，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乔友林说。
中国是乙肝大国，约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2000万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后，通过急性、慢性炎症过程进一步演变为肝硬化，部分患者最终可导致肝细胞癌。幽门螺旋杆菌是导致胃溃疡的主要原因，长期炎症可能会慢慢演化成胃癌，我国幽门螺旋杆菌的现症感染率平均为55%，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经济状况越差、居住越拥挤、文化程度越低，感染率越高。我国汉族妇女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率约为15%，HPV16和18等高危型很可能引发宫颈癌。
感染致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乔友林展示了一张宫颈癌慢性感染过程图，从癌前病变发展成癌，通常要通过宫颈不典型增生、原位癌、早期浸润癌、浸润癌连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要10年或更多的时间。如果能在前两个时期发现它，都能有效治愈。”
“对于这些涉及病毒的癌症，从原则上说，疫苗是首选的预防措施。21世纪初，用疫苗防治癌症的尝试在所有这些病毒性癌症中都取得了进展。”来自台湾的数据显示，自1984年对95%的婴幼儿及儿童注射乙肝疫苗，20年后乙肝带菌者从10%～20%降至0.2%，肝癌发病率也相应减少70%～80%。对于其他一些病毒，比如幽门螺旋杆菌，“可以用抗生素联合治疗来消灭它们，缓解胃炎、胃溃疡，这对进一步发展成胃癌有很好的抵抗作用”。乔友林说。
“针对癌症的防控措施有一个滞后效应，因为癌症是一个几十年缓慢发展的疾病，可能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才能看到效果。”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副主任陈万青告诉本刊。吸烟导致的肺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6年以后，美国男性肺癌的发病率显著下降，死亡率得到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政府近40年严格的控烟政策，整体人群吸烟率逐年下降。而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由于控烟措施不力，肺癌将成为一种可怕的流行病，中国也难逃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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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群癌症归因风险值图（癌症的病发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有遗传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因素） |
“我国癌症的一个特色是癌症图谱正在发生变化，从‘穷癌’向‘富癌’过渡。”陈万青说。一些不发达国家常见的癌症被称为“穷癌”，比如肝癌、胃癌、食管癌等等，多由生活水平低下、卫生条件偏差所致。而发达国家常常出现的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则被称为“富癌”，多与优越的生活水平以及富营养化相关。但在我国，却存在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高发病癌谱并存的尴尬局面：肝癌、胃癌、食道癌的发病率仍旧缓慢上升，而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又明显上升。
“近一二十年中国癌症的总体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明显上升的，其中女性上升幅度大于男性，农村大于城市。但调整了年龄分布后，发病率只是略有上升，死亡率基本没有变化。我们认为，癌症总体发病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人口老龄化。”陈万青说。癌症被认为是一种老年人的疾病，在老龄化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想要知道疾病是否真正增加，唯一的方法就是为了老化人口而调整统计方式。
除去年龄因素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癌症发病率稍有上升，但死亡率基本没有变化，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年人类的抗癌斗争没有进步呢？陈万青否定了这种看法，他告诉本刊：“因为一些比较难治疗的癌症发病率上升了，比如肺癌、胰腺癌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抵消了医疗水平的进步。”
“事实上，癌症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很难说某个人得癌症就是因为某个确定的原因。”陈万青说，“我们所说的百分之多少的概率是一个公共卫生的概念，是对整个人群而言，用来提供群体预防的策略。但是这些数据对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你没得就是零，得上了就是百分之百。”
“为什么是我”仍旧是一个巨大的谜。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坏习惯、坏空气、坏老板、坏脾气、坏基因、坏运气……所有这些似乎都有关系，似乎又都没有关系。
Via 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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