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葫芦图书致 亲爱的布尔加科夫大师——阿丁
布尔加科夫（1891年5月15日—1940年3月10日），苏联作家
1916年从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被派往农村医院。1920年，毅然放弃医学投身文学。1921年辗转来到莫斯科，之后的三年里，开始确立他在苏联的文学地位，《红色王冠》、《狗心》、《不祥的蛋》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所有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是《大师和玛格丽特》。
阿丁
真名王谨，男，70后，河北保定人。曾为麻醉医师、新京报体育部主编、图书出版策划人。著有《软体动物》、《顺从的令人发指》等。
本周三（1月18日）下午15\:00-16\:00，阿丁老师将做客新浪微访谈，与朋友们聊一聊布尔加科夫的写作与自由。http\://weibo.com/1610362247/y11BeuIUt
致亲爱的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请允许我叫你老布，这个短促的称呼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恕冒昧，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你们俄罗斯人的名字太长了，长到在我幼年时，曾以背诵列宁的全名为荣。这是真的，尽管你未必喜欢那个名字，可我直到今天还能背得一字不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是不是完全正确？你，智慧的布尔加科夫，应该不会为一个中国人熟知列宁的名字而惊诧的，你一定知道你曾经生活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对你而言是个灾难，对遥远的我们，也没什么分别。
我确信你还活着，这就是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
厚颜无耻地说，我和你有很多的共同点，在这里我把这句话忐忑地说出来，不是要攀附一位大师，而是身处这个时代，的确有很多话要说，而你是最理想的倾诉对象，至少你不会隔着浩渺的时空送上嘲笑，还有就是你将为我保守秘密，你在人世的四十九年，已深知自由言说带来的恐惧。
就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不过对你而言或许算个好消息。一个叫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捷克人死了，自今日始，你又多了一个伙伴，他不光当过捷克第一任民选总统，还是位作家，相信在那个世界你们会找到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这是哈维尔在1990年的新年献辞，之所以把这段文字录于此，是为了能让你更清晰地了解这个“初来乍到”的伙计，你看，你和他是有共同点的，譬如你们终其一生都在跟谎言作战。
可对我来说，他的离去是一个生命的消逝。因此请允许我暂停这封信，我将敲下一行省略号，谨以此致哀。
……
我相信你会迎接他的，骑着沃兰德的天马，或者干脆骑一根玛格丽特的扫帚，掠过星空去迎接他，这是个配得上你庄重迎接的灵魂。祝你们聊得愉快，老布。
现在可以说说我和你的共同点了。跟年轻时的你一样，我也曾经是个医生，麻醉医生。曾有数不清的患者在我的人生中康复和死去，显然后者更能触动我。多年前的某个深夜，我和我的同事抬着一具正在失去温度的尸体去停尸房，我无声息地哭了。因为我见证了这个人生前蓬勃的活力，因此他的死击中了我，那一刻有句话在我心里冲撞，那是约翰•堂恩说的，曾被海明威所引用，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异样的悲哀涌上来，那个人的死，就是我的某一部分的死。
如今回忆起来，或许就是那一刻决定离开的。不久后我就离开了供职的医院，但我并没有弃医从文，而是像当年你被邓尼金裹挟一样，我被生活的压力裹挟，开诊所、做生意，直至有一天赔了个精光。我敢打赌，那天的我，比你笔下的大师还绝望。但我的绝望是小市民式的绝望，我那时的理想只不过是能赚到一笔钱，一笔能买一套不大的房子的钱，把妻女安置其中。那是我第一次屈服于命运，我证明了我没有长着一颗做生意的脑袋。这个证明令我悲哀，一种以加速度直坠谷底的悲哀。
我和你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写作，如今我做着和你一样的事，写写字，并憧憬着有一天我的文字能传诸后世，就像你的作品一样，被一代一代的人阅读。但我知道，这有点不切实际，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抵达的目标。这是因为我和你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不同，你可以忍受在生前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却依然能毫无怨怼地写下去，哪怕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构建的文学大厦在人世矗立。
“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就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
这是你说的话，在作品被禁止发表、剧作被禁止上演，甚至工作权利都被剥夺时说的话。
看吧，这就是我和你最大的不同，那些是我想要的，让自己更富有，更衣食无忧，更无拘无束地活着，以及写作。尽管我羞于承认，但必须承认，假如活在你的时代，前路看不到一点亮光，我想我会屈服的，屈服于能够让我的书稿出版的人，为达到目的，阉割自己的文字也不在乎。可你在乎，你从来没有答应过阉割自己的作品，代价是在你死后多年才问世。
这也是我写给你这封信的原因之一。在读过你的作品之后，一个疑窦在我身体里扎了下来，像一根刺。我不知道在那个无比黑暗的年月和无比黑暗的国度，你是如何挺下来的，并且保持了内心的自由，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据我所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未必比你所处的时代更残酷，但我所知道的作家，是含泪的、羡鬼的，他们奉旨写作丰衣足食，过着你难以想象的优渥生活。这个时代，更适合谄谀者生存，而非出产揣一腔良知的写作者之沃土。
或许这段话能提供一个答案，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你说——“在苏联我成了文学旷野上唯一的一匹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染了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
说真的你的话令我惊诧，但还惊诧不过斯大林收到这封信后的结果，“伟大领袖”居然没有勃然大怒，并随即将你肉体消灭，在那年月这绝对是一个奇迹。要知道你的同行，写《骑兵军》的巴别尔，只因为在作协会议上说了一些话就消失了，他说“知识分子适应逮捕就像适应气候一样，顺从得令人发指”，然后就被逮捕被枪决，至今尸骨无存，他的家人后代甚至不知道他被枪毙的确切日期。
老布，我是不是该因此感谢那个格鲁吉亚人了？否则我今天又怎么有机会阅读你的著作。
知道吗老布，除了你的作品，你的不合时宜的倔强是另一个让我喜欢你的原因。
当你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出版的权利、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工作时，你对斯大林说，“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这是我见过的最凄凉、同时也是最有硬度的“求职信”，“请以任何方式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除死无大事，当一个人连死都不畏惧的时候，当然就能承受所有的孤独与困苦，你就是在一个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的时代写成《大师与玛格丽特》的。
中国人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老布你恰恰就生活在那种时代。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不独作家，每一个普通人都是不需要写这种求职信的，人类不该屈服于任何其他的个体，只应该屈服于自己的内心。
好吧，其实我不必美化你，你也有屈服的时候。那时你写了个叫《巴统》的东西，那里面的斯大林高大、伟岸，简直是正义的化身。然而依然被禁了，你是前苏的禁书之王。在这之前，帕斯捷尔纳克也在报纸上发表了送给斯大林的颂诗，两位伟大作家不约而同地向权力垂下了高贵的头。不过多年以后你们被谅解了，甚至不需要去谅解，你和帕斯捷尔纳克留下的文字说明了一切，你们仍然保持了灵魂的高贵。
当曾经迫害你们的作协领导被批判时，你拒绝了邀请，“我不会去迫害迫害者。”你说。
还有你的幽默。
幽默是你的武器之一。一条狗在你的想象力之下变成了人，然后这条人形狗开始像人类一样邪恶，能说满口脏话，并参加了“革命”，担任了领导职务之后，又勾搭上了一位女打字员。最后告发了它的主人，把狗变成人的科学家。在匈牙利作家久尔吉的《一头会说话的猪》里，那头叫尤日的猪当了农场场长，追求起了农场女党委书记，求爱未果后告发并诬陷了后者——这篇小说我高度怀疑是对你的模仿与致敬。
在《大师与玛格丽特》里，你的想象力达到了极致。我一直好奇你安排撒旦降临莫斯科而非上帝，后来我隐约明白了，撒旦比上帝更适合这活儿。撒旦的魔术诱惑了莫斯科公民们，当他们和她们抢穿华美的衣物时，我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只有魔鬼干得出，当公民们走出剧场发现自己身上的华服消失，变得赤身裸体时，我对你的“狠”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对人性的解剖，犀利得令人嫉妒。
还有你为大师安排的结局，那正是你梦想的结局。大师摆脱了肉身，和深爱他的玛格丽特飞升天国，得到了心灵的永恒自由。这大抵是世间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结局。
因此我确信你还活着，活在我从未履足却终有一天将与你会合的世界。
你一定在那个世界写着什么。
再说说我从你这儿学到了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自由，写作的自由。这个世界飞舞着太多太锋利的刀，等着阉割所有它认为应该阉割的文字，而你告诉了我，不要怕那些狰狞的刀，只管想你的，写你的，他们可以囚禁你的肉体，却永远也发明不出一种可以囚禁你思维的监狱。
就此止笔。假如还要说点什么，那就是感激，你的一个中国读者对从你的文字中摄取养料后的感激。
你的中国读者 阿丁
1916年从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被派往农村医院。1920年，毅然放弃医学投身文学。1921年辗转来到莫斯科，之后的三年里，开始确立他在苏联的文学地位，《红色王冠》、《狗心》、《不祥的蛋》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所有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是《大师和玛格丽特》。
阿丁
真名王谨，男，70后，河北保定人。曾为麻醉医师、新京报体育部主编、图书出版策划人。著有《软体动物》、《顺从的令人发指》等。
本周三（1月18日）下午15\:00-16\:00，阿丁老师将做客新浪微访谈，与朋友们聊一聊布尔加科夫的写作与自由。http\://weibo.com/1610362247/y11BeuIUt
 |
致亲爱的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请允许我叫你老布，这个短促的称呼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恕冒昧，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你们俄罗斯人的名字太长了，长到在我幼年时，曾以背诵列宁的全名为荣。这是真的，尽管你未必喜欢那个名字，可我直到今天还能背得一字不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是不是完全正确？你，智慧的布尔加科夫，应该不会为一个中国人熟知列宁的名字而惊诧的，你一定知道你曾经生活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对你而言是个灾难，对遥远的我们，也没什么分别。
我确信你还活着，这就是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
厚颜无耻地说，我和你有很多的共同点，在这里我把这句话忐忑地说出来，不是要攀附一位大师，而是身处这个时代，的确有很多话要说，而你是最理想的倾诉对象，至少你不会隔着浩渺的时空送上嘲笑，还有就是你将为我保守秘密，你在人世的四十九年，已深知自由言说带来的恐惧。
就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不过对你而言或许算个好消息。一个叫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捷克人死了，自今日始，你又多了一个伙伴，他不光当过捷克第一任民选总统，还是位作家，相信在那个世界你们会找到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这是哈维尔在1990年的新年献辞，之所以把这段文字录于此，是为了能让你更清晰地了解这个“初来乍到”的伙计，你看，你和他是有共同点的，譬如你们终其一生都在跟谎言作战。
可对我来说，他的离去是一个生命的消逝。因此请允许我暂停这封信，我将敲下一行省略号，谨以此致哀。
……
我相信你会迎接他的，骑着沃兰德的天马，或者干脆骑一根玛格丽特的扫帚，掠过星空去迎接他，这是个配得上你庄重迎接的灵魂。祝你们聊得愉快，老布。
现在可以说说我和你的共同点了。跟年轻时的你一样，我也曾经是个医生，麻醉医生。曾有数不清的患者在我的人生中康复和死去，显然后者更能触动我。多年前的某个深夜，我和我的同事抬着一具正在失去温度的尸体去停尸房，我无声息地哭了。因为我见证了这个人生前蓬勃的活力，因此他的死击中了我，那一刻有句话在我心里冲撞，那是约翰•堂恩说的，曾被海明威所引用，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异样的悲哀涌上来，那个人的死，就是我的某一部分的死。
如今回忆起来，或许就是那一刻决定离开的。不久后我就离开了供职的医院，但我并没有弃医从文，而是像当年你被邓尼金裹挟一样，我被生活的压力裹挟，开诊所、做生意，直至有一天赔了个精光。我敢打赌，那天的我，比你笔下的大师还绝望。但我的绝望是小市民式的绝望，我那时的理想只不过是能赚到一笔钱，一笔能买一套不大的房子的钱，把妻女安置其中。那是我第一次屈服于命运，我证明了我没有长着一颗做生意的脑袋。这个证明令我悲哀，一种以加速度直坠谷底的悲哀。
我和你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写作，如今我做着和你一样的事，写写字，并憧憬着有一天我的文字能传诸后世，就像你的作品一样，被一代一代的人阅读。但我知道，这有点不切实际，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抵达的目标。这是因为我和你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不同，你可以忍受在生前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却依然能毫无怨怼地写下去，哪怕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构建的文学大厦在人世矗立。
“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就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
这是你说的话，在作品被禁止发表、剧作被禁止上演，甚至工作权利都被剥夺时说的话。
看吧，这就是我和你最大的不同，那些是我想要的，让自己更富有，更衣食无忧，更无拘无束地活着，以及写作。尽管我羞于承认，但必须承认，假如活在你的时代，前路看不到一点亮光，我想我会屈服的，屈服于能够让我的书稿出版的人，为达到目的，阉割自己的文字也不在乎。可你在乎，你从来没有答应过阉割自己的作品，代价是在你死后多年才问世。
这也是我写给你这封信的原因之一。在读过你的作品之后，一个疑窦在我身体里扎了下来，像一根刺。我不知道在那个无比黑暗的年月和无比黑暗的国度，你是如何挺下来的，并且保持了内心的自由，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据我所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未必比你所处的时代更残酷，但我所知道的作家，是含泪的、羡鬼的，他们奉旨写作丰衣足食，过着你难以想象的优渥生活。这个时代，更适合谄谀者生存，而非出产揣一腔良知的写作者之沃土。
或许这段话能提供一个答案，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你说——“在苏联我成了文学旷野上唯一的一匹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染了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
说真的你的话令我惊诧，但还惊诧不过斯大林收到这封信后的结果，“伟大领袖”居然没有勃然大怒，并随即将你肉体消灭，在那年月这绝对是一个奇迹。要知道你的同行，写《骑兵军》的巴别尔，只因为在作协会议上说了一些话就消失了，他说“知识分子适应逮捕就像适应气候一样，顺从得令人发指”，然后就被逮捕被枪决，至今尸骨无存，他的家人后代甚至不知道他被枪毙的确切日期。
老布，我是不是该因此感谢那个格鲁吉亚人了？否则我今天又怎么有机会阅读你的著作。
知道吗老布，除了你的作品，你的不合时宜的倔强是另一个让我喜欢你的原因。
当你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出版的权利、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工作时，你对斯大林说，“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这是我见过的最凄凉、同时也是最有硬度的“求职信”，“请以任何方式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除死无大事，当一个人连死都不畏惧的时候，当然就能承受所有的孤独与困苦，你就是在一个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的时代写成《大师与玛格丽特》的。
中国人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老布你恰恰就生活在那种时代。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不独作家，每一个普通人都是不需要写这种求职信的，人类不该屈服于任何其他的个体，只应该屈服于自己的内心。
好吧，其实我不必美化你，你也有屈服的时候。那时你写了个叫《巴统》的东西，那里面的斯大林高大、伟岸，简直是正义的化身。然而依然被禁了，你是前苏的禁书之王。在这之前，帕斯捷尔纳克也在报纸上发表了送给斯大林的颂诗，两位伟大作家不约而同地向权力垂下了高贵的头。不过多年以后你们被谅解了，甚至不需要去谅解，你和帕斯捷尔纳克留下的文字说明了一切，你们仍然保持了灵魂的高贵。
当曾经迫害你们的作协领导被批判时，你拒绝了邀请，“我不会去迫害迫害者。”你说。
还有你的幽默。
幽默是你的武器之一。一条狗在你的想象力之下变成了人，然后这条人形狗开始像人类一样邪恶，能说满口脏话，并参加了“革命”，担任了领导职务之后，又勾搭上了一位女打字员。最后告发了它的主人，把狗变成人的科学家。在匈牙利作家久尔吉的《一头会说话的猪》里，那头叫尤日的猪当了农场场长，追求起了农场女党委书记，求爱未果后告发并诬陷了后者——这篇小说我高度怀疑是对你的模仿与致敬。
在《大师与玛格丽特》里，你的想象力达到了极致。我一直好奇你安排撒旦降临莫斯科而非上帝，后来我隐约明白了，撒旦比上帝更适合这活儿。撒旦的魔术诱惑了莫斯科公民们，当他们和她们抢穿华美的衣物时，我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只有魔鬼干得出，当公民们走出剧场发现自己身上的华服消失，变得赤身裸体时，我对你的“狠”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对人性的解剖，犀利得令人嫉妒。
还有你为大师安排的结局，那正是你梦想的结局。大师摆脱了肉身，和深爱他的玛格丽特飞升天国，得到了心灵的永恒自由。这大抵是世间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结局。
因此我确信你还活着，活在我从未履足却终有一天将与你会合的世界。
你一定在那个世界写着什么。
再说说我从你这儿学到了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自由，写作的自由。这个世界飞舞着太多太锋利的刀，等着阉割所有它认为应该阉割的文字，而你告诉了我，不要怕那些狰狞的刀，只管想你的，写你的，他们可以囚禁你的肉体，却永远也发明不出一种可以囚禁你思维的监狱。
就此止笔。假如还要说点什么，那就是感激，你的一个中国读者对从你的文字中摄取养料后的感激。
你的中国读者 阿丁
顶！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