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的周先生,章诒和的毛巾,章含之的大红门
正在读赵越胜的《燃灯者》(牛津版),虽然暂时只到四十页,但我想说:我真的很久没有读这么做作、这么爱夹带私货的书了,而且那么经不起推敲。好些想当然的地方,一是不值得推敲,二是一推到网上,文章就发不出来了。且从《辅成先生》这篇文章里摘录以下片段来说一说——
住房条件是恶劣的(按:指周辅成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买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第15页)
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第17页)
那时我是二级工,挣三十九块八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两百多块。(第21页)
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按:我没文化,查了查,父执就是“爹的朋友”的意思)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第37页)
虽然是断章,但义却是从整体取的——
第一,写的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也就是文革时期,但赵越胜比常说十年浩劫的人口气更大,说周辅成这一代人是被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文人总是喜欢修辞的,但反思历史的工作还得严谨些。不然算哪门子反思?只不过是个祥林嫂罢了。
赵越胜说周辅成住得不好,但1975年的周辅成却可以吃麦乳精。咖啡呢,是“很难买到”,而不是买不起——因为工资是照发的,一个月两百多块,也就可以请赵越胜去下馆子,而且是好馆子。但不去莫斯科餐厅,理由是,“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当然了,书中接着这话,赵越胜这么写——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第二,在这篇文章里,赵越胜多次表示自己是工人、糙人,虽然他提到他妈妈是清华毕业的,但当我看到他77年可以走后门直接去社科院时(赵越胜写得文绉绉,可说白了不就是走后门么?),才觉得不对劲:工人、糙人能有这能耐?随手一搜,找到篇访谈,原来是这样——
“沙龙当时对我最大的诱惑就是:那里有吃的。当然他们说的也很精彩,让我很佩服。他们看那么多书,对我来说如饥似渴,一方面是真正的食物进到肚子里——他们说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把东西都吃光,另一个方面是精神方面对我是一种补充。”范竞马所指的充满“诱惑”的食物,在那时不外乎西瓜、冰棍、馒头(按:但在那个年代,可以用这些东西管人饱,总是少见的。而在《燃灯者》第44页,周辅成告诉赵越胜,“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要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周对他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原来赵越胜的爹,是可以被称为“首长”的人物)。
“穿着花衣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在我印象里赵越胜还是第一人。”作家柯云路在第一次参加赵越胜沙龙时,对赵越胜的睡衣印象深刻,“我们那时候穿的都是一个颜色,都很素。他(赵越胜)很西方范儿,说话时也夹带英文,特别热衷于谈存在主义哲学。他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艺术哲学家。”当时的沙龙参与者甚至都忽略了赵越胜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天。他是个干部子弟,特别好客。”与朋友谈着话,赵越胜一定会设计一下接下来怎么招待朋友们吃顿饭,“很义气,也可能钱花得光光的,还要想着给朋友帮这个那个的忙。他也谈政治和改革,但是重点在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艺术。他还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发烧友,搞音响,我经常听说他又搞了一套什么什么的音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时兴的,新潮。”柯云路不否认:赵越胜这样的沙龙领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中是少数人,但却是一种潮流和风尚,吸引人们去追逐和效仿。
每当读这些知识分子的文章或者书籍时,我总想起当年《读者》上登载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选段。说的是五十年代,史良看到章家毛巾旧了,回头送了两打来,叮嘱章夫人:“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章诒和问父亲章伯钧:“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奢侈?”章伯钧回答:“这不是奢侈,是文明。”当然,我看到的是建立在奢侈上的文明。
而当这些知识分子读章含之那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时候,也怀着和我类似的心情。曾经就看到有人愤慨地表示:七十年代,那是什么年代?章含之竟然还可以和乔冠华躲在家里听西洋音乐!——言下之意是,我们被整得那么惨,十年、二十年的,你还可以这样逍遥?可反过来,同样是七十年代,周辅成两百多块钱月薪下的日子,差劲么?
这问题问得酸,但我觉得,酸度还赶不上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世界里,你看不到人民,尽管他们号称自己多么关心人民。
* * *
我写得不好,有朋友回复得好,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明白——
事情的大小都是相对的,自己生活水平下降到什么水平,要放在全国平均生活水平在什么程度上这个大环境里讨论。没有多少人会觉得那个年代好,反思和批评都是应该的。但反思和反思不一样,有的反思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有意思也有意义;有些回忆——比如章怡和写的东西——就是在怨念自己家的那些小事,既没有对深层次原因的思考,也没有对于同一时代劳苦大众的关心,往小了说是矫情自恋,往大了说就是肤浅庸俗。至于把自己家那点事情怨妇似的说出来算不算无聊,取决于阅读者自身的品味和视野——没追求的人觉得八卦看西洋景不无聊,肤浅庸俗的人看起肤浅庸俗的东西反觉怡然自得,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就像屎壳郎觉不得粪臭。
住房条件是恶劣的(按:指周辅成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买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第15页)
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第17页)
那时我是二级工,挣三十九块八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两百多块。(第21页)
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按:我没文化,查了查,父执就是“爹的朋友”的意思)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第37页)
虽然是断章,但义却是从整体取的——
第一,写的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也就是文革时期,但赵越胜比常说十年浩劫的人口气更大,说周辅成这一代人是被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文人总是喜欢修辞的,但反思历史的工作还得严谨些。不然算哪门子反思?只不过是个祥林嫂罢了。
赵越胜说周辅成住得不好,但1975年的周辅成却可以吃麦乳精。咖啡呢,是“很难买到”,而不是买不起——因为工资是照发的,一个月两百多块,也就可以请赵越胜去下馆子,而且是好馆子。但不去莫斯科餐厅,理由是,“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当然了,书中接着这话,赵越胜这么写——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第二,在这篇文章里,赵越胜多次表示自己是工人、糙人,虽然他提到他妈妈是清华毕业的,但当我看到他77年可以走后门直接去社科院时(赵越胜写得文绉绉,可说白了不就是走后门么?),才觉得不对劲:工人、糙人能有这能耐?随手一搜,找到篇访谈,原来是这样——
“沙龙当时对我最大的诱惑就是:那里有吃的。当然他们说的也很精彩,让我很佩服。他们看那么多书,对我来说如饥似渴,一方面是真正的食物进到肚子里——他们说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把东西都吃光,另一个方面是精神方面对我是一种补充。”范竞马所指的充满“诱惑”的食物,在那时不外乎西瓜、冰棍、馒头(按:但在那个年代,可以用这些东西管人饱,总是少见的。而在《燃灯者》第44页,周辅成告诉赵越胜,“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要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周对他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原来赵越胜的爹,是可以被称为“首长”的人物)。
“穿着花衣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在我印象里赵越胜还是第一人。”作家柯云路在第一次参加赵越胜沙龙时,对赵越胜的睡衣印象深刻,“我们那时候穿的都是一个颜色,都很素。他(赵越胜)很西方范儿,说话时也夹带英文,特别热衷于谈存在主义哲学。他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艺术哲学家。”当时的沙龙参与者甚至都忽略了赵越胜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天。他是个干部子弟,特别好客。”与朋友谈着话,赵越胜一定会设计一下接下来怎么招待朋友们吃顿饭,“很义气,也可能钱花得光光的,还要想着给朋友帮这个那个的忙。他也谈政治和改革,但是重点在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艺术。他还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发烧友,搞音响,我经常听说他又搞了一套什么什么的音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时兴的,新潮。”柯云路不否认:赵越胜这样的沙龙领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中是少数人,但却是一种潮流和风尚,吸引人们去追逐和效仿。
每当读这些知识分子的文章或者书籍时,我总想起当年《读者》上登载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选段。说的是五十年代,史良看到章家毛巾旧了,回头送了两打来,叮嘱章夫人:“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章诒和问父亲章伯钧:“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奢侈?”章伯钧回答:“这不是奢侈,是文明。”当然,我看到的是建立在奢侈上的文明。
而当这些知识分子读章含之那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时候,也怀着和我类似的心情。曾经就看到有人愤慨地表示:七十年代,那是什么年代?章含之竟然还可以和乔冠华躲在家里听西洋音乐!——言下之意是,我们被整得那么惨,十年、二十年的,你还可以这样逍遥?可反过来,同样是七十年代,周辅成两百多块钱月薪下的日子,差劲么?
这问题问得酸,但我觉得,酸度还赶不上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世界里,你看不到人民,尽管他们号称自己多么关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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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得不好,有朋友回复得好,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明白——
事情的大小都是相对的,自己生活水平下降到什么水平,要放在全国平均生活水平在什么程度上这个大环境里讨论。没有多少人会觉得那个年代好,反思和批评都是应该的。但反思和反思不一样,有的反思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有意思也有意义;有些回忆——比如章怡和写的东西——就是在怨念自己家的那些小事,既没有对深层次原因的思考,也没有对于同一时代劳苦大众的关心,往小了说是矫情自恋,往大了说就是肤浅庸俗。至于把自己家那点事情怨妇似的说出来算不算无聊,取决于阅读者自身的品味和视野——没追求的人觉得八卦看西洋景不无聊,肤浅庸俗的人看起肤浅庸俗的东西反觉怡然自得,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就像屎壳郎觉不得粪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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