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莉颖眼中的同志世界 舞台上的动人日常

去年四月的一个周末,我前往台北看台湾国际艺术节。刚落地,我马上跟在台北大学学戏剧的朋友说起,“晚上要去看简莉颖的新戏”。她在叹息自己没有买到票的同时,突然问我,“为什么每次大家提到简莉颖的戏时,都会说是‘简莉颖的戏’,而不说是XX导演的戏?”
或许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简莉颖独特的存在感。几年前就听过简莉颖的名字,实际上,她编剧的《春眠》和《五斗米靠腰》也都来过北京演出,风评不错,可不巧我全错过了。作为2017年度两厅院年度驻馆艺术家,简莉颖新作《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在大牌节目林立的台湾国际艺术节,创造了最快完售纪录。而再之前,她的一部BL音乐剧《新社员》成为爆款风靡宝岛,都不免提高了我的好奇心和期待值。

最近十年,两岸的戏剧交流颇为频繁,每年都会看到几部引进的台湾小剧场戏剧。我在北京看到的台湾剧场作品,多偏小清新画风。所以当我看到《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时,几乎是难以抑制的激动。这部作品至少在两个层面给我启发:一是如何创作出符合中文语言习惯的“现代口语戏剧”,二是年轻创作者何以突破自身经历的局限去创作。
《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大量素材来自作者历时一年多有关同志与HIV的田野调查,讲述了世纪之交“鸡尾酒疗法”出现,艾滋病不再等于被宣判死刑的背景下,台湾同志社群、HIV携带者的日常生活。故事以拍摄一部同志题材纪录片为线索,几位受访者以各自视角陈述HIV携带者社团“甘马之家”的兴衰历程。
150分钟里,几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蒙太奇式的组接中不疾不徐地展开,每个人物的生存方式、所思所想皆被暴露在观众眼前。借用一个摄影术语“私摄影”(私人纪实摄影),“叛徒马密”是一部以记录剧场(documentary theatre)的工作方法,糅合了创意性写作(creative writing),带来的“私戏剧”,我脑海中联想到的是筱山纪信、荒木经惟、娄烨、任航这样的影像创作者。“马密”使人仿佛误入一片私人领地,如透过针孔摄像机窥视着剧中人,直勾勾地冒犯他们,看见我们原本不应看见的真相和秘密:马密内心并不认同同志族群的生活方式,甘口暗恋着马密的男友阿凯并倾吐爱意,作为感染者伴侣的阿凯对被迫扮演模范情侣而感到困扰,异装癖梦梦实际上是异性恋,无法接受先生是同志的陈太太选择自我麻痹、均凡少女时代的意外怀孕……

在早年的同志题材文艺作品中,主人公更多背负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压力,故事充斥着悲剧的宿命论。如“马密”剧中人甘口所言,“一个跟疾病有关的故事,一定要有人死掉,不然不值得拍”。而时代在演进,科技在演进,在简莉颖看来,文艺作品却被“固定在原地”。
如今,互联网让人找到同类,主流文化与次文化的边界不断模糊。在此背景下,《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展现了比《费城故事》、《美国天使》、《平常心》等同志议题作品更贴近当下的时代感。而角色们与这个大都市里的其他人一样,身处诚品、夜店、公园、教会等城市公共空间,台北城市的质地也赋予了戏剧更鲜活的真实感。
简莉颖告诉我,原本在动笔前她以为自己会写一个悲剧,访谈中却很快发现,这个族群所面临的困境是日常而普世的。“如果我们只剩三天生命,我们可以很热情地爱彼此。但如果我们还一直活着,相处久了发现我们其实个性不合,或是产生爱恨纠葛,我们又没那么快死,可能就开始互相讨厌”。
在舞台上书写日常,却不那么容易。舞台上的日常模仿生活中的日常,但也必须有别于生活中的日常。“马密”最大的成功来源于对同志族群的日常进行了细腻精微的书写。剧中台词如同长在人物身上一般自然、不刻意,观者又能通过风格迥异的口语化台词很快认识人物,进入他们的世界。这让我想到日本剧作家平田织佐。平田的戏,也正是构建一个生活化的场景,让人物生活在其中,说着他们各自的语言。
说到口语化的台词,其对立面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舞台腔的台词。简莉颖也说起自己一度为剧场里舞台腔的语言感到困扰。平田织佐带给她启发,透过语言这种文化和身份的养成,去塑造人物。在“马密”的创作中,她从语言风格上做足工夫。田野调查是收集素材的起点,借由访谈,她开始了解人物的语言方式和世界观,进而去想象他/她会如何讲话。比如剧中一位异装者梦梦,自夸可以拿三个博士、五个博士的台词,正是来自一个采访对象。
平田说,我想要描绘世界,我觉知的世界。简莉颖也在“马密”中展示了她眼中的同志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猎奇的刻板印象,有的是日常的温馨,琐碎的嫌隙,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这是“马密”在情感上击中我的地方。剧作家处理了一个司空见惯又难以言明的情感议题:人们因种种机缘而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抱团取暖的背后是近到失焦的亲密关系的变异,最终对彼此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简莉颖说,这是曾经待过社运团体的人可能都有过的感受。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相当普世性的情感关系,一度过从甚密,到最终分道扬镳,相信每个人都自有体会。

曾看过一篇文章,将简莉颖描述为“剧场里的人类学家”,倒使我好奇起这位年轻剧作家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她的创作从哪里出发,可能去向何处。
在大学入读戏剧系之前,简莉颖曾有过在社运团体工作的经验。在台北市公娼自救会“日日春”当志工的五年间,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正常小孩,走访社会底层群体,与她们闲话家常,也为她们奔走游行。对社会问题的耳濡目染使“愤怒”成为她创作的源动力。她写出处女作《我们》,在“日日春”公演。也正因为这种外部刺激而来的创作动力,使得简莉颖的作品避免了陷入与同代人成长经历相似的俗套中,有更丰富的格局与面向。
写完“马密”,她说对于“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是怎么活着,越来越有感觉”。交谈间我越来越觉得有些嫉妒。在我的目光所及,在我们的环境里,这样的创作者依然稀少。
原载于《PAR表演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