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失语——从朱晓平谈起

阅读《桑树坪纪事》的剧本的过程中，我们总会有非常丰富的关于其他文本的联想。之前，《生死场》在生存目的的至高无上性的阐释上与之呼应；之后，《白鹿原》与之共享了传统宗族血缘关系与纲常伦理压迫的命题；在异国，今村昌平的代表作品《楢山节考》都仿佛和它产生了对于人性与人类文明的共同思索。

以上三部作品中，《楢山节考》的故事处于古代日本封闭的贫困山村，《生死场》则根植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近郊村庄，《白鹿原》则以关中平原上不同势力的角逐铺开了云谲波诡的时代现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在内部都是一个可以圆融的体系性场域，矛盾冲突依然是在一个场域内部展开对话的。《桑树坪纪事》基本也可以看作同类型的作品。

但是《桑树坪纪事》实际上与以上作品存在着一个细微处的差异。在原著系列小说中，朱晓平是第一人称，他的主观视角将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串联而成，最终成为一幅精美而稍显松散的绣像[1]。改编后的剧本采用了“散文化”[2]的结构，使“人物的性格与行为屈从于戏剧结构”[3]，不再突出朱晓平的视角，而形成更为客观的群像式人物描绘。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中朱晓平作为知青“下乡”与“离乡”（乡下）的基本模式。在故事中，朱晓平作为“他者”的视角虽然被削弱，又不可避免地在开头结尾被提及。他的视角被压缩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先进的城市知识分子视角被改写的过程。而他无论作为主观的统摄还是退却为一个相对弱势的旁观者，我们似乎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作为先进的城市知识分子，他在桑树坪的话语权都是被更强大的力量所描绘、所驾驭的——或者说，他实际上是失语的。

“朱晓平”，既是《桑树坪纪事》原作者的名字，也是故事中十七岁知青的名字。朱晓平生于1952年，于文革初期1968年到1969年在陕西边远农村插队。这一段经历便成为了《桑树坪纪事》的原始素材。小说保留了十七岁的朱晓平的叙事视角，仿佛是作者对近20年前的往事的心境追忆；剧本虽然抽离了朱晓平叙事者的身份，却也从仅有的几次出场中构造了知识分子与底层农村环境的张力关系。

朱晓平第一次出场在剧本的第一章第一场。他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李金斗在估产组刘主任面前的姿态，之后又欲径直离开。显然，朱晓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心无城府。他不懂得官员与底层农民之间的高下关系，更没有讨好长官与表现自己的意识，他眼里只有当前已经做完的工作而已。然而当余粮制度的执行状况为他所知他表现出了之前未见的困惑，当李金斗被刘主任掌掴时这种不解直接上升为了极为单纯的正义感。他只知道“贫下中农”不可欺，只知道“打人不能白打”。用自己父亲权势身份震慑对方并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平等与道德逻辑，但却合乎最单纯的正义的达成。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李金斗作为偏远而底层的桑树坪之主对一个常年生活于城市的性格单纯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步步的引诱与控制。他先是以朱晓平见多识广、脑筋活络为由请他支应，接着借刘主任之口说出余粮征收的现状。之后他不惜以肢体接触可能造成的上海来激怒朱晓平的正义情绪，以“庄户人不算个人”示弱进一步达到催化效果。当朱晓平被彻底激怒后揭开其强力的身世背景，还“似拉非拉”地劝解来维护自身形象并坚定朱晓平的决心。最终，毫无疑问，单纯、善良、正直且有雄厚背景的朱晓平就这样成为了精明算计的李金斗在这一轮博弈中的一个棋子——客观上维护了贫下中农利益的结果并不能掩盖这种手段的机心本质，更不必说，真正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朱晓平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的正义、平等与良善的知识分子道德质性，而是他强有力的政治背景。他的两种身份中，政治身份压倒了他人的政治身份，而知识分子身份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作为知识分子，他的道德存在于他的最高理性之中，而在这个场景中，他的正义感以感性的方式发泄而出，并被李金斗另一种底层农村式的精明“理性”所言说，最终失语。

这一段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刘主任在得知朱晓平是“城里来的知青娃”之后，放出了“造反派”来桑树坪“搞武斗”的嘲讽——而朱晓平并不了解，或是并不认可。那么朱晓平的心理境况便值得探究。一方面，在城市浩浩荡荡的“革命”潮流中，他并不能获得自我的认同；另一方面，他在农村，他的知识分子身份并不被认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是父亲的权力。这就揭示了朱晓平实际上极为孤立的个体境况：他实际上处于城市与乡村两个环境的双重的割裂之中——但是在第一次出场中，他似乎获得了一种虚幻的身份满足感。而李金明的几句话则让他陷入了沉思，“要是你没有个好大呢”可谓最一针见血的告诫。

之后的两次出场中，朱晓平一次希望李金斗可以留下麦客，一次则以同样的方式指出“打人不对”被李金斗驳回。之后他帮助许彩芳，告诉她李金斗的计划。他也是在月娃离去时的打手电者。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朱晓平的心理变化：他意识到自己的道德逻辑在此处伸张的困境，与此同时又继续坚守自己的信条来帮助受难者；他哪怕不能改变他们既定的悲剧命运，也可以为他们黑暗的前路提供些许光明。

另一个颇为有趣的暗示是他和李金明的组合出现。李金明是桑树坪中颇为隐蔽的异质存在，他其实正是唯一的与朱晓平的知识分子素养可以相通的农村人，实际上也表明了生存困境中超越阶层身份与教育水平的人性的存在。他与朱晓平关于牛“豁子”的对话，充分体现了二人在人性观与生命观上的契合。其中潜藏着一组同构的对位关系。一是人与牲口，二是中上层与底层。牲口和人一样有休息的权利，有深厚的情感；无论是普普通通的农村饲养员李金明还是有家庭背景的城市知识分子朱晓平都有基本的人权与良善的人性。在“上坡”时，牲口与人要同时努力；而在当时如此困顿的生活中，需要努力的从来不只是底层农民，而是不同的却又是平等的社会群体——包括李金明，也包括朱晓平。朱晓平知识分子的话语在此处似乎找到了可以共振的声音，但这感应依然微弱，无法真正放声。

朱晓平再次出现已是尾声。他已经“懂了不少事”，已经决定了离开，但他依然鼓励着许彩芳做出自己的选择，依然关心着青女的安危。某种程度上来说，桑树坪的人们已经深深为这片土地所羁绊。无论对外面的世界有多向往，他们都无法逃出这片土地。但作为“他者”的朱晓平依然有这种选择权。不管他从桑树坪里懂得的是绝望还是希望，他自己的人生依然有更多的可能性。

作为知识分子，他的话语在桑树坪无法保持站立，但他尝试用实践去作了反抗，但是力量微薄。他的“失语”背后，是桑树坪作为一个体系难以突破的强大力量，又或许是知识分子在深入了底层之后获得的具体可感的经验与启示：他或许发现了底层农民的道德主动性，或许愿意去帮助底层农民积极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此种种，依然饱含着希望。因而他的离开，或许是一个问号，而不纯然是一个绝望的句号。

假如我们将朱晓平的人物重新回到作者朱晓平上来，我们便能发现朱晓平内心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即使客观世界并不会因主观精神而直接改变，他依然以主观上最大的真诚来描绘自己的亲身经历。两者之间的张力的表达，或许正是知识分子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相对次要的人物，朱晓平的知识分子身份依然是一个可以透视桑树坪众生相的窗口。某种程度上，如此的底层农村题材故事之中，知识分子的“失语”反而进一步促进了故事整体的“言说”。它反映的正是这种深刻的人性与社会矛盾，打开了不同阶层之间人物的张力与可能性。

[1] 陈文勇：《构建一座连接写实到写意的“金的桥梁”——评话剧<桑树坪纪事>的两度创作》，《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10卷第5期第126页。

[2] 陈文勇：《构建一座连接写实到写意的“金的桥梁”——评话剧<桑树坪纪事>的两度创作》，《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10卷第5期第126页。

[3] 徐晓钟：《在兼容与结合中嬗变（上）——话剧<桑树坪纪事>实验报告》，《戏剧报》1988年04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