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审美回潮下的遗珠
[摘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荡后，迎来了一场短暂却深刻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戏剧创作尤为活跃，《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曹操与杨修》等作品以强烈的现实关怀重新唤醒了公众的精神世界，冲破国人荒芜的精神家园。而陈子度、杨健、朱晓平共同创作的《桑树坪纪事》，以其对乡土社会的冷峻白描与对人性的复杂拷问，成为这一浪潮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本文从编剧角度出发，以相关理论成果为参考，结合经典剧作分析与剧本创作实践，旨在通过分析剧本《桑树坪纪事》中对传统乡土叙事的颠覆与对复杂人性本质的探求，以及其与社会制度的批判性表达，表达远非正常状态下的人的生存，揭示该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并探讨其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土文学 人物行动 《桑树坪纪事》
一、传统乡土叙事：从“神圣化”到“祛魅”
对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降的乡土文学创作演变而言，厘定何为“乡土文学”是一个有关其本体论的重要概念。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最早来源自鲁迅，“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这一定义从创作主体的空间位移（侨寓）与情感投射（胸臆）出发，初步勾勒了乡土文学的基本形态：一种由离乡者创作的、关于故乡的记忆与书写。 茅盾继承了这一观点，并补充说：乡土文学的最主要特征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而在于展现生活在乡土上的人与我们普遍性的共同的命运挣扎。[2]将焦点从“田园牧歌”转向了“人的命运”，强调了乡土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普遍人性关怀，为后来的基于现实主义的乡土叙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沈从文则提供了另一种面向，他陶醉于湘西的田园风光，构建一个没有被现代文明污染过的乌托邦。这片宁静超脱的乡土中，人性是他表达的最高主题：“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3]。沈从文的创作是对鲁迅、茅盾所代表的关注现实痛感的乡土传统的一种诗意超越与补充，他致力于挖掘乡土社会中蕴含的朴素、健康的人性美，以此作为对现代文明弊病的批判。历代批评家对“乡土文学”赋予宽泛的内涵，大致分为四个层面：地域范围（相对于城市的乡土题材）、地域文化（审美特征）、乡土精神（传统文化内涵或其他从乡土生发出的文化理想、价值追求及其伴随的感伤情调）[4]。在这其中共同的叙述对象——农民——是其固有核心。农民形象如同一个棱镜，不仅折射出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与伦理变迁，更集中体现了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阵痛与抉择。农民作为乡土社会的主体、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现代化进程中最直接的承受者，其形象的塑造与变迁，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史，成为洞察社会变革、时代精神与文学观念演变的独特窗口。
新中国成立后的乡土题材文学创作中，农民形象被高度符号化，成为阶级话语的载体。这一转变源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即文学需要为政治服务，成为塑造新人、讲述新历史的工具。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钱文贵作为旧土地所有关系的载体被符号化后彻底否定，而农民则被塑造成革命的主体，只存在于简单的敌我矛盾中；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虽触及农村长期存在的包办婚姻问题，但最终以“新农村气象”的圆满结局消解了悲剧性。这种叙事模式旨在展示新政权带来的光明前景，但也不可避免地简化了社会变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现代化造成的乡土世界的分裂与消解——须知五十年代工业化进程开展以来，约有400万农村人口被转变为工业（准工业）人口，而这一过程中农民是被动“参与”而非主动“融入”，其个体命运的巨大转折、心灵世界的震荡、城乡鸿沟初显带来的迷茫，在当时的文学中几乎是缺席的。[5]文学叙事浪漫化地呈现了符合主流话语的部分，那些不适应的个体经验则被搁置或遮蔽了。这些作品以“阶级性”为唯一审美准则，将农民简化为政治正确的符号，难以从更高维度审视农民的现实生存状态；对农民的刻画局限于个体与个例，缺乏对农民群体内部丰富层次和普遍生存境遇的深刻描摹。人文关怀让步于政治符号化的渲染，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乡土社会的真实面貌和农民作为“人”的复杂性与主体性。
这种符号化塑造的结果，是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单一化和神圣化。这种“高大全”的塑造方式，源于对“类型化人物”的片面理解，即要求人物形象充分体现阶级本质和时代精神，从而导致了概念化、类型化与抽象化的倾向。出于现实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舞台上的农民形象都是高大又正面的。比如赵树理笔下的新农民——小二黑与小芹。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压迫自己的封建礼教与农村不平等的分产关系，是具有主体意识的新型农民。然而，这种“主体意识”更多体现为对新的政治话语的认同与实践，而非个体独立思考和选择的觉醒。他们的反抗动力源自外部的政治启蒙，而非内在人性的自然生长，其形象更像是一种被赋予的“政治自觉”。 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相比小二黑与小芹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赵是反映中国农民在土地革命中从被动受压迫者走向主动革命者的转变过程，凸显政治动员对旧式乡村与农民的改造力量。这种“转变”被赋予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绝对的进步意义，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犹疑、痛苦或代价则被轻描淡写或忽略。革命叙事强调的是集体的胜利，个体的细微情感与内心冲突往往被视为需要克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6]，表现出的是将个体命运与集体事业绑定，将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农民”转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社会主义建设者与主人翁”，强调其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克己奉公的理想人格。梁生宝的形象达到了这一时期“新农民”塑造的顶峰，他几乎成为无私奉献、无限忠诚、高度政治觉悟的完美化身，其作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个人诉求被极大压缩，成为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梁生宝的形象标志着农民形象塑造从“翻身解放”的政治诉求向“献身建设”的道德诉求的升华，但其高度的理想化也使其与现实中的农民产生了距离。
综观这一阶段，中国文学中的“新农民”形象始终与时代语境紧密互动。在革命年代，他们是政治理想的载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身”与“解放”是革命文学永恒的主题。人物的价值是以作为“个体”之于“集体”而产生作用。在文学作品中，农民形象经历了一个清晰的演变轨迹：最初他们是反抗压迫的个体（如觉醒的佃农），随后在革命洪流中转变为战斗的战士（如赵玉林）。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和稳固，这些革命战士又顺应时代要求，化身为新中国的建设者——投身于农村集体化与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如梁生宝）。无论身份如何更迭，形象始终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其个体生命的意义完全依附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人物关系的塑造趋于扁平化。新时代的农民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描绘为革命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乃至倡导者，是剧烈社会变革（尤其是人地关系变动）中的必然胜利者。这类作品普遍存在一种模式：具有政治觉悟和思想先进性的“先知先觉者”（新一代农民，或党的基层干部）对思想“后知后觉”的群体（老一代农民，如梁三老汉、宋老定等）进行改造和斗争。作者不约而同地赋予前者不容置疑的正确性与先进性，而将后者塑造得愈发单薄、类型化，突出其落后、保守的特征，对其保守性背后可能蕴含的生活智慧、对土地的深情眷恋、对剧烈变革的本能恐惧等复杂心理，缺乏同理心和刻画。像《狗儿爷涅槃》那样对土地真实的渴望与贪婪，勤勉与狡黠并存的老一辈农民的形象几乎无所循迹。
二、 《桑树坪纪事》的祛魅书写
如前文所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文学舞台上扮演高大正面的农民形象不同。《桑树坪纪事》中凸显出的却是野蛮与愚昧。这些村民对贩卖人口视若无睹，对被迫嫁给阳疯子的青女戏弄侮辱，为了一间废弃的磨坊可以去戕害一个无辜的鳏夫。他们麻木不仁，锱铢必较，他们对旁人的苦难冷眼旁观，却在苦难降临在自己身上时哭天抢地，活生生是鲁迅笔下那群“被提着脖颈的鸭”。贫苦的黄土地滋养着愚昧又麻木的扭曲的人格——对于传统乡土文学创作这无疑是颠覆性的。对比那些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劳动人民，《桑树坪纪事》冷静白描，不置褒贬却又草灰蛇线的为我们揭露了桑树坪世界的病态。李金斗最为鲜明，他既是桑树坪的支书又是封建的家长，社会身份的二重性注定了这个角色充满了矛盾。他可以为了一点点乡亲们的口粮和上面的干部争个死活。为了给大家省点钱，他和麦客斗智斗勇机变百出，甚至为了抢救公家财产被坍塌的窑洞砸断了腿。可他也逼迫守寡的大儿媳嫁给残疾的小儿子，不惜毒打无辜的麦客榆娃，因为这女人“是用20斤玉米换来的”。人物的塑造有一条红线，但这条红线并不区分好人坏人。事实上，最成功的人物是那些不好不坏的人，他们会按照故事的走向出于各自的自由意志行善或作恶。而这条红线构成了人性的复杂。李金斗作为村支书，既表现出对集体的忠诚（如为抢救公粮断腿），又展现出封建家长的残暴（逼迫儿媳改嫁）。这种矛盾性揭示了权力结构下人性的异化，而非简单的“善”或“恶”的二分。
《桑树坪纪事》的突破在于彻底撕破了这一层“神圣化”的面纱。剧中桑树坪的村民不再是革命史诗中的英雄，而是呈现出野蛮、愚昧与麻木的群体特质：他们默许贩卖妇女，为争夺资源戕害同村。这种对农民形象的“祛魅”，直接挑战了传统乡土文学的创作范式。而这一观察并非无的放矢，《桑树坪纪事》的冷峻视角与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一脉相承。剧中村民对苦难的麻木，恰似《药》中围观革命者就义的群众；而陈青女被扒裤取乐的场景，则令人联想到《阿Q正传》中“未庄”的愚昧生态。不同的是，《桑树坪纪事》将这种批判置于集体化时代的背景下，揭示了制度变革未能根除的文化痼疾。这一点尤其重要——《桑树坪纪事》的悲剧核心并非是简单的“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极“左”路线猖獗的年代，封闭压抑的环境对当时民众的思想产生着负面影响......极“左”思潮中民众的无知和愚钝得以显现”[7]。主创与导演徐晓钟老师曾说桑树坪是块“活化石”，“它使人想起远古，远古的灿烂文化，远古的蛮荒，在这块‘活化石’中凝固着黑暗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及农民千年命运的踪迹”[8]这一悲剧性主题是由话剧本身精心构建的。剧本开端对舞台的叙述便埋下了伏笔：左后方崖畔上堆积着的古石雕与老井旁牛衣对泣的意象，共同营造出一种亘古的苍凉与沉重。这暗示着桑树坪的悲剧远比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古老得多，它根植于我们民族灵魂深处的某些结构性顽疾之中。在桑树坪，暴力（无论是身体的殴打、精神的摧残，还是制度性的压迫）并非偶发的异常事件，而是维系宗族秩序、争夺稀缺资源、宣泄生存压抑的常规手段，是这片土地上千年未变的生存法则的一部分。如果说王志科的悲剧更多源于村民在极端贫困下对利益的锱铢必较（争夺窑洞），那么彩芳的悲惨遭遇（被买卖、被逼婚、被虐待、最终自杀）就无法仅仅用“贫瘠”二字来解释，其背后是更为顽固的、基于血缘宗法的权力结构和对女性作为“物”的彻底剥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9]提出了“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的概念。不同于现代物权法，传统中国农村对于所有权的定义是流转性的，对物权的认定依赖于社会之共识——即“村民们认可某物属于你，你才对某物具有所有权”。作为国家干部的李金斗同时触犯了人口买卖，强迫婚姻与故意伤害三项刑事犯罪，但在乡土社会的旧秩序中，李金斗的身份首先是彩芳的公公（“买主”和宗族家长）。依据根深蒂固的“礼治”逻辑，他天然拥有对彩芳（作为用20斤玉米换来的“财产”）的处置权，那么他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在村民眼中都是天经地义的。李金斗社会身份的二重性（国家干部/封建家长）正是这种新旧秩序交织、冲突的集中体现，也注定了这个角色充满了矛盾与撕裂。他可以为了一点点乡亲们的口粮和上面的干部争个死活，展现出对“集体”（这个集体在桑树坪等同于宗族）近乎本能的忠诚与责任感。也毫不犹豫地逼迫守寡的大儿媳彩芳“转房”嫁给残疾的小儿子，不惜毒打无辜的麦客榆娃，因为这女人是他李家的私有财产。桑树坪就像一个光怪陆离的试验场，把对弱者的欺凌、在权威面前的怯懦与在更弱者面前的凶残，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集体化时代。它深刻地揭示出，尽管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变（从封建王朝到人民公社），但深植于乡土社会的顽疾——基于血缘宗法、小农封闭性、精神蒙昧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并未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自动根除。政治运动的狂潮退去后，裸露出的依然是那片贫瘠的文化荒漠和坚硬的封建岩层。这使得《桑》剧的批判具有了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意义。
三、集体无意识下的暴力循环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概念，为我们理解桑树坪村民行为模式的深层根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透镜。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既非源自个人经验，也非个人后天习得，而是遗传而得的，其内容与行为模式在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体身上大体相同[10]。换言之，集体意识具有先验主义色彩与普适性。具有超越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普遍作用于人类身上。然而，在桑树坪这个被封建主义宗法观念、“左”的激进思潮和极端物质贫困三重枷锁牢牢控制的封闭环境内，某些源自古老农耕文明、适应极端匮乏环境的特定行为模式（如对资源的极度争夺、对“异己”的排斥、对暴力的依赖与顺服、对女性的物化），并非荣格意义上普世的人类原型，而是被特定历史文化土壤反复筛选、强化、固化的地域性集体无意识。而这种带有先验色彩的观念在桑树坪这个高压釜中被恶性循环、不断放大，最终铭刻进一代代村民的精神构成中，固化成一种近乎本能的、难以撼动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准则。在这个特殊的人性试验场中，易妹换妻的买卖婚姻、不顾伦理的转房亲都是寻常事。这种集体无意识最触目惊心的爆发，莫过于第三幕结尾处村民疯狂围杀老牛的场景。 真正惹怒村民的是那些要吃牛肉的估产干部（上位者的贪婪与压迫），然而这些长期被欺凌践踏的弱者，却无法、也不敢直接向压迫者发泄愤恨，只能将满腔的屈辱、恐惧和暴戾倾泻向一个更无力反抗的弱者——那头为桑树坪耗尽气力的老牛。此段舞台表现力极强，达到了表现主义高度： 村民们原始的嚎叫、扭曲的面孔、挥舞的农具，与大块泼洒的、刺目的红色（牛血）和铺满舞台的、贫瘠的黄色（土地）交相辉映，形成强烈的视觉与心理冲击，甚至让一些观众感到生理不适。这不仅仅是一场杀牲，更是一场扭曲的献祭，一场弱者向更弱者施暴的集体仪式。然而，当我们被眼前血淋淋的杀牛场景所震撼时，却容易忽视那些在桑树坪日常中“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被当众扒下裤子取乐、尊严彻底粉碎的陈青女；因莫须有罪名锒铛入狱、家破人亡的外姓鳏夫王志科；被当做丑角肆意耍弄、毫无尊严可言的阳疯子福林；因与彩芳相爱而被吊在树上毒打至奄奄一息的麦客榆娃——他们哪一个不是比老牛更无助、更悲惨的“更弱者”呢？他们的悲剧，正是“杀牛”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的预演与重复。这段“杀牛”场景极具象征意义：村民因上位者的压迫而产生愤怒，却将暴力倾泻于更弱者——老牛。隐喻了乡土社会中的权力链条：被压迫者通过压迫更弱者释放愤懑。青女、榆娃、鳏夫等角色的命运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逻辑。他们的悲剧不仅源于个体的不幸，更源于结构性暴力的再生产。这与建国以来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工农形象大异成趣。
我们回顾二十世纪乡土题材创作就更能体会《桑树坪纪事》的伟大。丁玲的“第一个打碎阶级敌人狗头”的钱文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笔下追求自由恋爱的小二黑（有趣的是，在赵的一稿中此故事更接近桑树坪纪事里榆娃和彩芳的爱情悲剧，后被要求重写以体现新农村的新气象）。蒋光慈的《短衣工》：“放下枪头，拿起锄头；从枪头上得了自由，从锄头上要栽培这自由”。建国后的戏剧舞台上更是充斥着诸如此类的劳动群众，他们铁石心肠，一心奉公。信仰赋予他们不容置疑的正确性，比如《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毫不利己破私念，专门为人公在先”，《海港》中“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人伦已经颠倒了。
事实上，回顾这些号称“现代京剧”的作品，除了舞台形式外我们很难读出其现代性，反而更像17世纪古典主义。而这些创作也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教化的考量。一元化的审美情趣影响下自然会赋予人类社会终结式的，天堂式的最高审美，而对于这种审美本身，艺术作为人类行为必须要具有“意义”（有趣的是现代主义作品恰恰是在解构意义），而这种意义本身出于社会性[11]。一元化的审美必然导致对事物的标签化，就像提起农民起义我们想到的是“可歌可泣”，提到民国我们想到的是“三座大山”。建国后的剧作家们想当然的认为完美的制度建立起来后人自然也会变得高尚起来，这标签化后逻辑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仿佛“制度”成了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万能答案。但事实上，制度是手段而不是结果。人性太复杂，也远不是几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能被改变的。
而这恰恰是桑树坪纪事的题中之义。我们可以看到，酒足饭饱的的干部们大讲“阶级斗争”“形势大好”，转手就开始摊派交租与旧社会的地主别无二致。砸碎了封建祠堂的村民脑子里仍然是是哪一套宗族理法，觉得与别村械斗，抢夺水井是天经地义。他们不会觉得贩卖妇女，私刑麦客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几千年来他们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作者的明智在于没有迷信社会性改造对人本质的决定性的改变。人性是比社会更复杂更顽固的东西，而建国后大量作品都只是把它当做了可以被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仿佛乌托邦的制度建立起来所有人都会勤劳勇敢舍己奉公。但事实上，朝代更替，沧海桑田，桑树坪还是那个桑树坪。
在文学政治化审美回潮的今天，《桑树坪纪事》这样讨论人性本真的作品无疑是珍贵的，不仅仅在于它所塑造的光怪陆离却又真实可触的乡土世界，更在于他所提出的永恒的的疑问——我们所等待的“东方的巨龙何日才能猛醒”，还是说我们根本就是在“等待戈多”？
[结语]
《桑树坪纪事》以冷峻的笔触，完成了对中国乡土文学中农民形象的一次深刻“祛魅”。它超越了特定时代的政治批判，直指深植于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痼疾与集体无意识，揭示了乡土社会权力链条下结构性暴力的循环与人性在极端环境中的异化，无情地戳破了“制度万能论”的幻象。它的价值不仅在于颠覆性的乡土叙事和深刻的人性探求，更在于它提出的永恒诘问：关于文化基因的桎梏与民族灵魂觉醒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8-9
[2] 茅盾.《茅盾全集》[M].湖北：黄山书社，2015：89
[3]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M].北京：北京出版社，2022：16-17
[4] 刘雪萍.百年乡土文学视域下的农民形象小论[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2023
[5] 冷倩.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研究[J].商讯 2024
[6] 柳青.《创业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7] 闫璐璐.论话剧《桑树坪纪事》的意象表达[J].剧影月报 2023
[8] 朱晓平《桑树坪纪事》[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9] 费孝通.《乡土中国》[M].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
[10]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
[11] 巴枯宁.《上帝与国家》[M].朴英，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