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的爱

“我们所处的时代，离名义上的帝国已经遥远，但它离实质的帝国，还是那么接近。解决中国问题，就是要寻找出路，任何障碍中国寻求发展的人，都必须回避。”百年前的变法，十年前的台词，今时今日依旧发蒙振聩。 回首这段思变、求变、改变的历史，尽是个人抉择透出的种种无奈。清政府救亡图存亟待改革，但世界留给改革的时间已然不多，此时激进的变法势必引起民间的混乱和权力的恐慌。帝国的将军在顽固与维新之间面临抉择，帮助维新派围园劫后，则忤逆君臣之道，而帮助顽固派镇压变法，则背负毁变骂名。为了自保，袁世凯用告密换来了权力的信任，梁启超用流亡存续了改革的火种。但总有人需要留下来为变法正名，为变法失败承担应然的历史代价，谭嗣同等人便如是选择。“出世再入世为众生舍身，此即回向人间，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纵然人们常说“不立于危墙之下”，但这种我入地狱、舍身取义的“回向”仍在这些仁人志士的热血里传承，这也方可他理解死到临头时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两千年来，无非上面是强盗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狗，上面指鹿为马下面难得糊涂，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唤奴才，奴才献媚主子。”即便如此，保皇的，维新的，改革的，革命的，都不约而同“像一个女人一样，深深地爱着”中国。 看完戏，放下笔，这一夜的狂风暴雨，如同1898年六月那时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