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很厉害”吗？

当有人告诉我，布莱希特很厉害，但我又不知道布莱希特是谁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是谁？他哪里厉害？” 这时如果旁边还有人说：“布莱希特真的很厉害！包括马克思、爱因斯坦、薛定谔、弗洛伊德、撒切尔夫人都说，布莱希特很厉害”的时候，我大概率的回复是： 哦哦哦， 行行行， 是是是， 好好好， 对对对， 你们说的都对。 由此，我便成了与马克思、爱因斯坦、薛定谔、弗洛伊德、撒切尔夫人，还有两位朋友一样的，认可“布莱希特很厉害”的人！ 但如果这时，布莱希特知道了，他并不会同意我加入他们，他会告诉我：“在‘对对对’的赞同之词背后，你曾有过质疑。别只停留在赞同之词上，你也应该看到，质疑。” 句号的后面什么都没了，而问号的后面，还可以有很多。 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正是站在了肯定与句号的对面，对它们提出挑战。他确信，肯定与句号里面，一定还有否定与问号。因此，他用间离、陌生化的戏剧手段，来激发众人。让观众都能在站到句号的对面，亲自去揭开被掩盖的问号。 柏林剧团的这场戏剧，集合了各种能产生间离效果的戏剧手段。当一个鬼魂来告诉我们“布莱希特很厉害”的时候，我们还会拿出肯定的回答吗？当台上的人表露出，她就是一位演员，她的表演只是一种假定的时候，我们还会肯定她的结论吗？当音乐在故意渲染一种情绪，招呼我们去沉醉其间的时候，我们还会对它的表达抱以肯定吗？ 我们会不自觉地脱离，那个充满着肯定的集合，去审视眼前的他们，并审视自身。在审视中提出否定的可能性，斟酌自我个体的否定与舞台上那个肯定之间的矛盾。 而更绝的是，整部剧并没有就此结束。它还在更深的，潜移默化间考验着我们。 剧的一开始就在强调在场和共时。舞台和观众之间没有第四堵墙，我们和那个撒切尔的鬼魂处在同时在场的状态。就好像我跟撒切尔鬼魂一同坐在沙发上，她告诉了我她的想法，而我一个活生生的普通公民，能当面质疑她吗。显然，剧作的结构是让我们在暴露否定之后，身处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看看自己，还愿意继续附和，还是果断提出质疑。而一旦质疑在此刻出现，不确定性便随即而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质疑，而她也可能对不同的质疑给出不同的回复。 个体与集体，同样是该剧探讨的核心。“对对对”背后的集体，与暴露问号的个体之间，必然有隔阂，单与众该如何对抗。而个体又要面对阶级差异，话语权的不对等，也会出现下与上的对抗。句号中释放的问号，如果毫无实际用途，甚至带来麻烦，那布莱希特为什么还要去探寻呢？ 这就像薛定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等理论所倡导的——一切确定的物理定理或秩序的背后，都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可能性，正是这些量子态的可能性碰撞，产生了万有引力，产生了人类，产生了意识和文明。问号是一切不确定和可能性的开始。 这种对可能性的探求，也是布莱希特作为诗人的本能。诗中的一轮月，从来都不只是那个望远镜下，表面坑坑洼洼的天体。它对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可能性。 最后，有意思的是临近结尾处，三位劳工代表在讨论电梯的时候，间离所排斥的共情，又在舞台与观众间产生。个体依然会走向集体吗？此时的我们，对走近他们，必然会产生质疑。但质疑过后获得的肯定，比“对对对”确实坚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