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梦悠悠 何曾睡熟 —— 评喜剧“戏台三部曲”之《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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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之莺
我们似乎处于一个喜剧空前繁荣的时代。虽然晚会小品的辉煌岁月已经远去，但舞台上“开心麻花”式的演出和各类电视喜剧大赛层出不穷。这些作品大多基于几个无伤大雅的误会，小丑似的人物在台上左支右绌。观众哈哈一笑，再次证实自己比剧中人更为高明，获得精神上的快感。可若仅将现今充斥着荧屏和舞台的“笑剧”当成喜剧，把机械性地引人发笑作为喜剧的唯一功用，未免大大贬低了这一在黑格尔看来足以超越悲剧的戏剧类型。
至少陈佩斯与毓钺就坚信喜剧同样能承载并不轻松的话题。二人首次搭档创作的《戏台》便展现了强权与艺术之间的冲突，以笑声嘲讽权力的庸俗。《戏台》一票难求，既叫好又叫座，可见观众的确期待看到一出真正严肃的喜剧。《惊梦》作为陈佩斯“戏台三部曲”的第二部，从宣发之初便深受关注。而陈佩斯与毓钺也再次超越了观众的期待，《惊梦》毋庸置疑是当今中国舞台上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民间逻辑与战争逻辑
《惊梦》延续《戏台》，依旧讲述了一个戏班在民国乱世中挣扎求存的故事。历史悠久的昆曲大班和春社应富少常少坤的邀约，来到平州小城准备演出。怎料刚进平州，一场国共间的拉锯战便在此打响，将戏班困于其间。共产党野战军希望戏班能为战士演出《白毛女》以鼓舞士气，国民党也想用演出来提振涣散的军心。班主童孝璋为了众人的衣食，也为了和春社的金字招牌，只得艰难支撑。
编剧在《惊梦》中展现出超越前作的野心，正面碰触了喜剧较少涉及的一个话题——战争。《戏台》中也有战争。它赋予了军阀洪大帅至高的权力，使他可以随意改戏，决定众人的生死；也最终剥夺了这种权力，在一个必死的境地下解救了全戏班的性命。但《戏台》中的战争是隐形的，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戏院里照样三天戏票全部售空，名角儿还有余裕为情伤神。战争自身的残酷性被回避了，转而表现强权如何侵入这座仿佛遗世独立的艺术殿堂。《惊梦》则完全相反，童孝璋与和春社才是外来的闯入者，一头撞进战争的中心，常少坤修建的古戏台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丝庇护。他们困在枪林弹雨中无处可逃，成为这场拉锯战的受害者，战争叙事便从《戏台》里的隐在转为了显在。
《戏台》将喜剧中较为常见的由误认造成的角色错位作为核心手法。一个荒腔走板的包子铺伙计被没见过世面的洪大帅当成台上的名角儿，众人只能各出奇招来蒙混过关。《惊梦》中也有两次误认，穿着国民党军服外出找粮食的笛师邵武被共产党野战军的战士们当成残余敌军，拿着野战军司令给的通行证要逃出城的小生何凤岐又被军统当作共产党潜伏在城内的间谍，戏班两次被军队围捕。《戏台》中，观众实质上是以笑声对庸俗的洪大帅进行惩罚。但《惊梦》里，观众的笑声却不针对任何一方。穿着敌军军服、拿着通行证的自然可能是敌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战争逻辑。而套上军服免受乱军所害、拿着军方证明以便逃生同样是民间朴素的生存“智慧”。我们可以笑战士们过于神经紧绷，竟把戏班的刀枪把子当成真正的武器；也可以笑戏班众人在政治上太过天真幼稚，但两种行事逻辑都是合理的。
《惊梦》的喜感正是基于民间逻辑与战争逻辑在根本性上的冲突，所以即便误认几乎立刻被解开，故事也依然可以讲下去。陈佩斯饰演的童孝璋遵奉“应了的戏就得唱”这条祖宗定下的规矩，但细究之下，这条决定了童孝璋所有自发行动的规矩其实称不上是戏班的行事准则。当野战军请和春社演出对昆曲演员而言“哪儿都不是哪儿”的《白毛女》时，戏班的文丑坚持“师父没教过的戏不唱”，拒绝出演；当宣传科长提出用时装代替传统行头时，小云玲颤抖着以“宁穿破不穿错”质问童孝璋。这才是戏班的规矩，是艺人对艺术的强烈自尊。相较之下，童孝璋坚持的规矩更接近于买卖人走江湖时讲求的“信义”，允诺了主顾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商品，如此生意才能细水长流地做下去。他为贯彻这种质朴的民间逻辑甚至不惜破坏戏班的规矩，让众人最终做出艺术上的让步。这位主持着六十年大昆班的班主，实际首先是民间逻辑的化身，其次才是一名艺人。
只有这种最普世的，如同潜流一般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缓缓流淌的民间逻辑受到威胁时，它才有充足的力量去彻底松动战争的敌我逻辑。《惊梦》借由民间逻辑的视角，将战争中的双方从无限小的聚合体还原为无限大的个体，对每一个生命的境遇发出沉重的喟叹，完成了对战争的反思。所以观众无法再找到一个洪大帅般截然的反派，无法通过对某一个人物的嘲笑来缓解危机。因为造成一切危机的正是战争本身，人物不过是裹挟在其中，而观众正是通过笑声发现他们的无力。
二、“喜剧”的忧郁
《惊梦》中有一处耐人寻味的处理。和春社稀里糊涂却出色地为野战军演成了《白毛女》，大大鼓舞了士气。于是，当再度占领平州的国民党军官要求演一场能提振军心的戏时，政治上极度天真的艺人们便重演了一场《白毛女》，险些招来杀生之祸。在情报处长下令开枪的千钧一发之际，短暂阻挡死亡的竟是《牡丹亭》里的一支《山桃红》。和春社青梅竹马的小生小旦在生死之际解开误会，无视包围着他们的枪口，自顾自地演唱起这支于他们而言戏里戏外皆是定情的曲子。士兵们也当真被他们的表演吸引，将长官的命令抛诸脑后，放下了手中的枪。
艺术之美竟能战胜暴力，这是一种梦幻式的理想主义。但喜剧的妙处在于，观众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冷静抽离时才会发笑。虽然此时观众笑的是因无法掌控士兵而抓耳挠腮的情报处长，但我们也清晰地意识到其中的违和。我们一边紧张地等待那声必至的枪响惊碎这虚幻的梦，一边徒劳地期望这场美梦能够延续下去。原剧本中，枪响没有来临，艺术之美获得了一次微小却完全的胜利。但演出时，虽然创作者们终究没有舍得将子弹直接射向身在梦中的情人，只是让情报处长朝天放了一枪，可那震耳的响声无疑揭露了艺术之美的脆弱。
《戏台》相信艺术之美是一种坚固的存在。强权即使能用武力短暂侵入它，也必然会沦落为观众的笑柄。但在《惊梦》里，创作者已然发现了艺术之美的脆弱，所以处处展现出一种犹疑与忧郁。编剧笔下的和春社有着与契诃夫的樱桃园类似的象征意味。班主童孝璋、“小云玲”童佩云和小生何凤岐都是理想化的艺人形象，爱戏爱得不问世事。我们也毋需考虑当时早已濒临消亡的昆曲是否可能存在一个名震大江南北的大班社，或者说编剧有意识地选择了更为曲高和寡的昆曲作为至高至纯却脱离时代的艺术之美的化身。
而与这种艺术之美对立的是时势。童孝璋自豪地拿出厚厚一本戏单，但一句“战士们看不懂”便彻底打消了他与戏班众人的艺术自信。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出在艺术上“哪儿都不是哪儿”的、夹生的《白毛女》竟然这么叫座。艺人们用考究的穿扮、声腔、文辞筑成的美的高塔在时代大潮面前轰然坍塌，突然就成了不合时宜。和春社在此面临的困惑是永恒且无解的，既是民国末年一个昆曲戏班的困惑，也是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困惑，更是所有艺术在某一时刻必将面临的困惑。当然，编剧仍创作出两位立场不同但真正懂戏爱戏的将领，创作出连昆曲是什么都不知道却不自觉地被“小云玲”的表演吸引的野战军女战士，以保留一丝希望，希望艺术之美即使一时被抛弃也终能拥有超越时势的力量。《惊梦》的结尾极富诗意，漫天大雪中，古戏台独自矗立在战争遗留的废墟之上，和春社为所有逝去的生命正正经经地演了一场戏，演了一折在他们看来真正称得上“戏”的《牡丹亭·惊梦》。这的确是相当美的一幕，可当童孝璋直接面向观众恳切陈情时，创作者们实际上背离了喜剧，开始呼唤观众完全的共情。他们盼望观众同剧中人一起认同、相信艺术之美能凌驾于一切
但我注意到，原剧本中发了疯的常少坤在最后那场为亡灵的演出前是念着《牡丹亭·惊梦》里花神的台词上场，而实际演出时改成了睡魔神的“睡魔睡魔纷纷馥郁，一梦悠悠何曾睡熟”。在我看来，这一改动堪称神来之笔，完全提升了作品的格调。花神以落花惊醒柳梦梅，睡魔神则是引柳梦梅入梦者。一句台词的改动，实则完全颠倒了剧中究竟何者是梦，何者是现实。如果沿用花神的台词，那么和春社此前遭遇的不合时宜不过是战争这一特殊情境造成的噩梦。战争结束，人们终于从噩梦中醒来，艺术之美还能继续散发它恒常的光辉。而改以睡梦神的台词，则尽管童寿璋还在向着观众竭力呼喊，创作者们仍是犹疑地承认了此前的不合时宜才是避无可避的现实，这场超越战争、超越时势以至超越生死的演出不过是一场徒劳的幻梦罢了。
《戏台》或许因其结尾而没能成为一部最优秀的喜剧。不知情的演员没有改戏，仍照着老本子演出。戏班班主看得热泪盈眶，自我感动之余又再次确认了其艺术信仰的崇高性，没能跳脱出来反观自身。《惊梦》却凭着一句台词的改动，以相似的结尾完成了半步的超越。虽然我们仍未能在《惊梦》中找到莎士比亚笔下福斯塔夫那样颠覆一切、真正超脱的喜剧人物，但至少创作者们已经展现出了这个趋向。讽刺的是，创作者在剧中一面自我安慰式地希冀昆曲作为一种美的象征能拥有超越时势的可能，一面又不自知地在最后这场本应充分展现其光辉的演出中让柳梦梅和杜丽娘穿上了渐变色行头。这种完全不符合戏曲基本服化审美的新式行头，恰恰是戏曲焦虑于自身衰落，强行追赶潮流的产物。《惊梦》的创作者们却将其当作昆曲美学固有的一部分来接受与展示，岂不是已经自证艺术之美在时势变化面前的确是无力的吗？
原载于《上海戏剧》2021年第6期 第13-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