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次别离》《推销员》，看伊朗电影奋斗史！

丨伊朗电影发展史 伊朗这个古老的国度，电影发展得并不算早，20世纪诞生后受限制与宗教和政治因素，一直发展缓慢，加之二战的爆发，直到1948年导演阿里·达里亚比的第一部有声片《生活的旋涡》开始，才显现出生机。 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有着极其严格的宗教规范。因而政治和宗教是伊朗电影发展的最大顾忌，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限制了伊朗电影的内容，但也催生出了一批以阿巴斯为代表的有志导演，他们规避国内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敏感话题，以一种温和的、远离政治的方式，拍摄以少年儿童为主人公的影片。题材的限制让这群电影人能够将有限的题材赋予最有力量的表现，让伊朗电影成为此类电影中的佼佼者，很难说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伊朗电影能获得以奥斯卡为代表的国际电影市场的青睐。 正是这种被限制的“逆境”造就了伊朗电影现在的格局，独树一帜的伊朗电影景观，又何尝不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出路。伊朗导演确实是带着脚镣在电影艺术中舞蹈，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创作与突破，也许缝隙中的光芒才更耀眼，伊朗电影以自己独特的舞姿展现在世界舞台。 纵观伊朗电影影史，“乡土写实主义”都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标签。20 世纪 60—70 年代，尽管社会动荡依旧，但富有责任感的以达鲁什·磨赫朱伊等为代表的一批伊朗电影人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开创了伊朗乡土写实主义电影的先河。达鲁什·梅赫朱的《奶牛》(1969)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大奖，伊朗电影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丨不得不提的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海子说：“你家中破旧的门，遮住的贫穷很美”。 1987年拍摄完成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在卢卡罗电影节获奖，这是阿巴斯首次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奖，这也开启了伊朗电影大放光彩的先河。穆森·马克马巴夫、贾法·帕纳西、马基德·马基迪、萨米拉·马克马巴夫等一批伊朗电影人的作品在国际A类电影节频频获奖。西方电影世界对于伊朗的异域文化青睐有加。 1991年，当年拍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村子发生地震，阿巴斯惦念着主演那部片子的小学生，于是他驾车返回震后的山区，去寻找那个小孩，并把整个过程拍成了一部融合记录和虚构两种风格的电影，名为《生活在继续》。该片获1992年戛纳影展罗西里尼奖。 1994年，阿巴斯再次返回那个村子，拍摄了《橄榄树下的情人》，该片与前两部合称为基亚罗斯塔米的“村庄三部曲”。 1996年，阿巴斯拍摄了探寻自杀主题的《樱桃的味道》，获次年戛纳影展的金棕榈奖。 阿巴斯善于运用“自我反映手法”捕捉当下的生活，他执导电影中的故事都有一种现实沉重感，通过对于生活的平凡刻画，让观众能在电影中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类似手法，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也很擅长。 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内，伊朗共有4096部（次）影片在国际各类电影节上放映，获得了276项不同级别的奖项。贾法·帕纳西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捧回威尼斯金狮、穆森·马克马巴夫凭借《坎大哈》荣获200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搁大奖、萨米拉·马克马巴夫的近几部作品多次获得戛纳评委会大奖、马基德·马基迪与巴赫曼·哥巴迪的多部影片也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 《一次别离》《推销员》分别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丨电影中的儿童 在张爱玲的眼里，成人世界庸俗暗淡，“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 受困于宗教和政治的伊朗，让儿童电影成了一个庇护所，一大批伊朗导演正是在“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组织组建的电影部门开展自己的创作的。也让他们将儿童电影拍摄到极致。在伊朗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十四个电影节中，直接以儿童和青少年命名或者直接涉及青少年教育问题的电影节就有四个，占28.57%。（它们分别为‘全国青年电影节’、‘国际少儿电影节’、‘国际发展教育训练电影节’、‘地方青年电影节’) 伊朗第三代导演马基德·马基迪电影《小鞋子》，通过对孩童世界的刻画，将伊朗社会的点滴呈现出来，故事中孩子们的单纯和美好，相较于贫穷和苦难是一种慰藉，也是一种希望。难能可贵地表现了平民世界可贵的人性善良。他们在困境中的关爱、宽容、怜悯和理解，纯良的天性和相濡以沫的情感安慰了在困苦中的人们。生活化的场景和朴素的拍摄手法将导演对于生活的感知传递给每一位成年人。 该片获得当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观众票选最佳影片的巨大荣誉。 伊朗儿童电影在叙事风格上，与“好莱坞式”的精心设计的虚构故事、节奏紧张、强烈戏剧冲突和奇观化的视觉效果的影片有着截然相反的艺术追求。伊朗儿童电影有着鲜明的叙事风格：简单的情节、儿童化视角、张持有度的叙事节奏、极富张力的开放性结局。伊朗儿童电影往往通过构图、光影和色调等视听语言形式使得整部电影体现出一种诗意的美学表现，展现出了一种清新、自然简约和质朴的风格。 丨《一次别离》和《邮递员》 阿斯哈·法哈蒂在《一次别离》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获奖感言：“此时此刻，全世界有很多伊朗人正在看着我们，我猜想他们一定非常开心。让他们开心的绝不仅是一部电影或者一个电影人得到了一项重要的大奖，而是在这个时刻，当他们的祖国在政客口中正背负着战争、恐吓、侵犯等一系列非议时，我们在这里跃过了政治上沉重的阴影来讲述她那隐藏在下面的辉煌的、丰富的、古老的文化。我骄傲地把这个奖项献给我祖国的人民，献给那些尊重所有我们文化和文明、鄙视敌意和怨恨的人们。” 真正让伊朗电影走进大家视野中的，就绕不开阿斯哈·法哈蒂导演的《一次别离》，这部片子不仅在当年的国际电影节中斩获多座奖杯，更是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对于惯常以“奥斯卡”作为评判标准的普罗大众来说，阿斯哈·法哈蒂的时代来了。 影片讲述了一对准备离婚的夫妻纳德和西敏，面对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流产的女钟点工等诸多问题，他们在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中痛苦挣扎的故事。《一次别离》的故事围绕在三个关键词：家庭、宗教和人性。 有人问如标题的一次分离体现在哪儿？《一次别离》的第一句台词就是法官的宣判：“以上原因都不足以使离婚成立。”离婚是分离的第一个表象。社会阶层的分离是第二个表象，根据唯物主义史观，底层（群体）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私有制的产生加剧了人类群体的分化，表现为不同阶级的对立斗争和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敏和纳德是伊朗的中产阶级，而为金钱所奔忙的瑞茨是典型的的社会底层，从故事发展的开端，到故事发展，以及影片中的诸多细节都体现了这种分离。 通过一个离婚案件的故事，导演探讨了伊朗社会最需要探讨的话题，西敏的逃离，瑞茨的宗教信仰，纳德对于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的挣扎，以及孩童视角的世界刻画，放式的结局，润物细无声地发起拷问。 尹麦德是学校里教授文学的老师，同时，他和妻子蕾娜一起在剧团里表演话剧，夫妻两人感情十分深厚。蕾娜在浴室遭到陌生男子的袭击，尹麦德找到了罪魁祸首巴巴克，却发现他当时亦只是一念之差走错了路，并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愧疚。尹麦德要求巴巴克在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面前坦白罪行，没想到却酿成了所有人都无法承受的惨痛后果。 因为阴差阳错的猥亵而发生的复仇故事，这样的故事最终搬上了伊朗的大银幕，可见伊朗的电影市场对于某些话题的开放性试探。正是因为在伊朗这个保守的国家，这样的故事才显得具有伊朗烙印。从这个故事引起的伴侣被侵犯后另一半应该怎么做的大讨论，就让觉得这个片子很有意义。 丨对于中国电影的拷问 相较于伊朗电影的顺风顺水，中国电影的冲奥之路却显得漫长而渺茫。就目前中国电影技术现状而言，远没有美国好莱坞的技术的成熟与发达。一味追求好莱坞式的商业大片模式，号称好莱坞团队打造，几亿制作费的中国商业片看起来有点像偷穿了大人鞋子的小孩，不伦不类，流于表面。而西方人一向喜欢的中国风在《夜宴》《金陵十三钗》都接连碰壁后也显得落寞而不讨喜。 一味的迎合和模仿并不能拍出好片子，中国导演需要沉下心来，摒除杂念来讲一个好故事。反观这些年国内导演在国际A类电影节斩获大奖的片子。早在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现实主义题材内容的中国电影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等，就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并同时兼备大众化电影特征。因此在当时获得广泛好评，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拍纪录片出身的贾樟柯早期的很多作品在现实主义方面获得了肯定，《三峡好人》、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都表现了个体在飞速发展的中国下所面临的挣扎与困境。 中国不缺好故事，但缺讲好故事的人，希望若干年后的中国也能像现在的伊朗一般，以别样的中国姿态给世界递上一张不可忽视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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