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 诗
主人K
沉思的人最终会被诗所吸引及征服，唯有诗可超越自身的思的局限、满足思的需求及相应情感、情绪。诗以其驰骋无际的想象力、创造力不断点燃沉思之人的精神火花，在其才思枯竭之时帮助他索引矿藏，在其困顿孤独之时，独自来抚慰他的灵魂、和他对话。 诗是以其充满多义和歧义的语词来进入沉思之人的精神世界的。读诗的前提无疑要求对语言敏感。何谓对语言敏感？能把握字词之间的细微差别，这种差别更重要的是意思指向方面的差别。能对字词进行超越惯常方式的组合，赋予其新的含义，同时预设了多重含义甚至歧义。一句话，能按照自身的文学个性来创造语言或者具备创造语言的潜质。唯能创造语言的人能被自己或他人创造的语言所撩拨、所指引甚至震撼。 沉思的人不是在情感或情绪的范畴里故作沉思状的人，而是在思的征途上破除语言堡垒、指点语言迷途之人，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清洗语言进而创造语言。 诗歌的衰败，本质上不是文学或者诗意的衰败，而是世人对我们所依赖生存的语言的唾弃，这种唾弃是隐秘的、内在的，虽然外在的表象是承载语言的出版物的极大繁荣，但他们却远离了语言精致化的要求，从而失却了语言的基本精神——语言本就是为了表达的精致化而来。世人——当然首先是语言工作者的语言的普遍粗糙化的主要后果就是，诗成为束之高阁的怪物，脱离了对语言敏感这个媒介行为。思想浅薄之人进而将之解释为经济甚至文明进步使然。 相反，科技、经济的发展提升，总是应当伴随对这种提升给人原有精神生态的破坏的弥补的巨大需求，而这种需求又总是由文学，特别是诗歌——诗意（或者蕴含诗意的宗教精神）来满足。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的需要诗意。诗孕育思、就是思，而思终走向诗。 民族精神的根在诗。英雄主义是民族的基石，而英雄主义无不是以诗意为开端、以诗意为结束、以诗意存在于语言而成为后人精神中的永恒。 漫长的历史是以其中丰富多彩的差异性为特征的，他们是由诗人及诗意践行者来书写的。我国秦朝以后无可书写的历史，因为没有历史的承载者——人。秦朝以后的人是一个同质的、走向死亡（生命）的精神状态的生物人。几千年以来，人们以同一个腔调唱着同一首歌，而对歌词中的语词的含义的解释也由特定的人赋予唯一的含义。对语言的创造性被扼杀了。语言，这个人类共同创造、也应当共享的生存处所被残暴地垄断了。 马丁-路德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以和教皇辩论《圣经》中的语词涵义为发端，之所以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巨大影响，就在于破除了教皇对《圣经》条文解释的垄断，将对《圣经》的解释权还给普通大众，从而从根源上挽救并复兴了基督教，从根本上解放了西方精神，拯救了西方语言。 我国古典诗歌中无“人”的影子，也许陶渊明的诗中约略见到了人，但他却是以远离人群的方式来发现人的。杜甫的诗中也约略见到了人，但他却是以极大的同命相怜心态来体味人的苦难，没有精神救赎、没有精神出路，包括其自身，也没有。 我国古典诗歌中无爱的影子。只有诗人对自己的映水梳鬓式的自恋、自怜和自哀，并无对他人、他物之爱。偶尔闪现济世的情怀，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棵扭曲的怪树上结的发育不全的果子。它们既无英雄主义的浪漫，也无规则享受主义者（信仰者）的安宁，闪耀着强烈的没有信念只有权力的功利色彩，因此始终诞生不出完善的人格，故而无“人”。 武训，这个光芒万丈的人物——就像耶稣基督的身上，仿佛尚能不自觉地放射出爱的光辉，但却缺乏诗的阐释而没有作为民族英雄晋升为民族精神的渊源。 我国有英雄吗？也许远古时期有。英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名利格局中的强势者。英雄是以引领世人精神为自然特征的，而不是解救。如果硬要以解救来阐述英雄的使命的话，那么，他是以使世人恢复尊严和良知为目标的，使他人免受莫名恐惧和欲望膨胀的无序，而不是相反。 我国古典诗歌中无思的痕迹。满篇充斥的是以一知百式的情绪、情感。忧男怨妇大行其道，兜售千篇一律的怨愤、自慰和逃避。停留在生命表象和既定的标准性语词之中，少有窥探、质疑生命之意。诗中无思便少了诗的要义，思的土壤便荒芜不堪。没有思想，只有装神弄鬼似的道德训诫成为文化主流也就成为必然和自然了。
